财政幻觉假说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实证论文,幻觉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财政幻觉假说(Fiscal Illusion Hypothesis)从需求方面为政府规模增长提供了解释。该假说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认为，直接税易于观察，而间接税容易使纳税人低估纳税规模，从而产生“财政幻觉”导致“过多”的公共产品需求。[1](P19)20世纪初，阿米卡尔·普维亚尼(Amilcare Puviani，1897，1903)将财政幻觉概念引入现代财政学分析领域，将其分为课税中的财政幻觉和公共支出中的财政幻觉，用以解释政府规模增长。
近几十年来，对“财政幻觉”的实证研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奥茨(Oates)最早将税收弹性作为衡量财政幻觉的指标引入公共支出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税收弹性对政府支出存在正的显著影响。[2]而Ashworth将赤字幻觉(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幻觉的唯一变量，对英国1955～1991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赤字幻觉与政府支出显著负相关，即税收融资的比例越低，纳税人对政府支出的需求就越大。[3]此外，Henrekson将债务(赤字)幻觉、税制的复杂性、可察觉性作为衡量财政幻觉的变量，利用瑞典1950～198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作为财政幻觉衡量指标的所有解释变量与公共支出的相关性的符号方向同理论预测一致，但税制的复杂性、可察觉性两个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1](P22)
近几年来，Rupert Sausgruber和Jean Robert Tyran(2005)遵从穆勒假设直接将间接税作为财政幻觉的诱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间接税相关联的税收负担被低估了，而与直接税相关联的税收负担则并非如此。同时他们证实了财政幻觉能够扭曲纳税人的偏好水平，从而产生“过多”的公共需求。
在国内，探讨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刘金全、潘雷、何筱薇利用中国1989年1月～2003年12月间的数据采用Ashworth的公共物品需求方程，将“赤字幻觉”与“预期幻觉”作为衡量财政幻觉的指标，在协整关系检验中得出证据支持了财政幻觉的存在，而且证实“赤字幻觉”和“预期幻觉”同公共支出的关系与理论预测一致。[4]
在国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利用中国1978～2004年间的相关数据，检验财政幻觉假说在解释中国政府规模增长方面的适用性。
二、理论分析
政府规模反映了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程度，概念上可等同于财政规模。1978～200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绝对额增长明显，分别由1978年的1 132.26亿元和1 122.09亿元上升至2004年的26 396.47亿元和28 486.89亿元，增长倍数分别达到23.31倍和25.39倍。且其年增长率大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平均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3.5%和13.11%。可见，以绝对指标和增长率来衡量，中国政府规模增长的趋势相当明显。
(一)“财政幻觉”的模型推导
财政幻觉假说从需求角度解释政府规模的增长。一般认为，立法机构能够将税负分担伪装，使纳税人对自己的真实税负估计失真，从而扭曲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水平，导致政府规模因纳税人对公共品需求扩大而增长。[5]其理论基础是：政府支出规模反映出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现假设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表现的唯一功能，并且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由纳税人投票决定，而纳税人将依据自己的实际收入和其必须为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税额)以及消费者总量来决定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假设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方程(依据Turnovsky(1996)采用的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经验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X为税价的待估参数，它体现了公民对自己税负估计的误差程度，也体现了“财政幻觉”的程度。如果X＜1，则表明公民低估了实际税负，因而“财政幻觉”存在。将式(3)引入经验方程(1)得方程：
根据刘金全、潘雷、何筱薇的论述，消费者对所支付税价的低估原因可分解为两方面，因而X可进一步分解。假设X可表述为：
其中：Z表示因纳税人无法识别赤字形成的真实原因而导致的“赤字幻觉”；W表示税收当中“可预见”和“不可预见”原因造成的“预期幻觉”。将式(2)、式(5)代入式(4)，变换后政府支出的总量方程(财政幻觉模型)可描述为：
为进一步量化Z，W，下面对其进行界定(依据刘金全、潘雷、何筱薇的论述)：
Z=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支出
W=政府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由界定可见，Z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税人判断的一国的赤字规模，当“赤字幻觉”存在时，表明纳税人低估了财政收入，若纳税人认为该低估值等于实际财政支出，那么实际财政收入应该大于实际财政支出，理论上即Z＞1；另一方面，以政府收入度量纳税人能够预期的税负，而由于纳税人通常不知道自己购买的商品与服务总额，因此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表示纳税人不可预见的税负，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应满足W＜1。
从理论分析上看，赤字规模越大，对“短视”的纳税人来说，其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就会越大，因此φ应为负值；而纳税人估计的公共产品税价越低，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就会越大，所以ψ应为正值。因此，若φ＜0，ψ＞0同时成立，即满足0＜Z[φ]＜1，0＜W[ψ]＜1，根据式(5)，则X＜1成立。这样，在对经验方程进行实证检验时，假如参数满足：φ＜0，ψ＞0，或X＜1，便可证明“财政幻觉”存在。
三、“财政幻觉”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设定财政幻觉模型如下：
这是一个对数形式的多元回归模型，虽然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原有数据的协整关系，但能使变量间的趋势线性化，且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其中：G表示政府支出，以财政支出代替；Y表示国民收入，以名义GDP代替；P表示总税价即公共物品的价格水平，以税收总额代替；N表示人口总数；Z表示“赤字幻觉”；W表示“预期幻觉”，分别由前文定义的公式计算得出；a表示截距项；α，β，σ，φ，ψ，分别为自变量系数；μ表示随机扰动项。所有变量的数据范围为1978年～2004年，数据来源于1978年～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年度公报。所有数据都作了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处理，并且取数据的人均值从而将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从模型中剔除。
(二)实证分析
由于取人均值的处理，使得lnN被剔除出模型，因而原模型变形为式：
1.邹氏转折点检验
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首先需要检验在整个样本的各子样本中模型的系数是否相等，即模型中是否存在转折点，文章使用邹氏转折点检验(使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3.1)，结果表明2001年是模型中的转折点②，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避免多元回归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现采用简单系数法检验模型(8)，发现数列lnP与lnY有较高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因此将模型进一步修正，经尝试后发现，可以将lnY剔除。因而回归模型变为：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假回归，需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对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做出判断。
表2、表3的结果表明，lnG，lnP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平稳，因而它们都有一个单位根，是一阶单整过程，而lnZ，lnW则都是平稳序列。
4.协整检验
由于lnG，lnP是I(1)的单位根过程，因而需要进行协整分析以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笔者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检验方法，选择滞后阶数为2，变量中仅含截距项的检验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lnG，lnP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政府支出与纳税人支付的总税价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是协整分析的扩展，它通过差分的方法将非平稳的水平序列化为稳定序列，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反映对变量短期偏离均衡状态的调整与变量的长期特征。这里为便于分析将lnZ，lnW两个平稳序列作为外生变量引入误差修正模型。
表5显示，误差修正项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而且检验结果拟合优度较好。
变量序列lnW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测一致。但lnZ的参数显著性较低，且系数为正，与理论假设不符。然而由于1978年～2004年间，除了个别年份外，中国一直存在财政赤字，且规模逐渐扩大，尤其近几年的赤字总额甚至比1990年以前的财政收支总额还大。大规模的赤字使得以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比来度量的“赤字幻觉”指标Z实际上小于1，区别于理论上的Z大于1，因而当Z的弹性大于零时，依然可以得到Z[φ]∈(0，1)，而同时W[φ]∈(0，1)显著成立，因而可知X＜1成立，这说明财政幻觉假说在中国成立，但由于t统计量太小而没有得到“赤字幻觉”存在的可靠证据。
又由于Dln G是差分序列，实际反映的是财政支出的人均年增长情况，由表5可知，“预期幻觉”指标每增加1个单位，财政支出将增加0.48 1247个单位。这表明，在中国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态度偏于保守，需求上较为谨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程度低于因“预期幻觉”低估税负的程度。同时可见，在中国财政支出的人均年增长情况还与其前一年的增长情况正相关，与其前两年的增长情况负相关。
四、政策建议
前文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中国存在财政幻觉，基于此结论得出了以下几点削弱“财政幻觉”影响，合理控制政府规模的政策建议：
首先，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例，调高直接税比重。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通常是纳税人能准确衡量的，但这部分税在中国税收结构中所占比例过低，而且公民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识不强，税收总额偏低；间接税中纳税人的税负分担很难判定清楚，且个人的纳税总额也很难测算，极易引起税负低估。因而间接税占的比重越大，纳税人估计的税负失真的程度也就越高。因此合理调整税收结构将有效降低“预期幻觉”，从而抑制政府规模的非正常增长。
其次，合理运用赤字政策，适度控制赤字规模。中国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赤字规模逐年增加，一方面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复建设、资源利用率低、资源配置扭曲等情况。尽管“赤字幻觉”未能在模型检验中得到证实，但大规模赤字必然会对纳税人的公共品偏好水平造成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随着赤字规模的增加而增强，最终形成“赤字幻觉”影响政府规模。
最后，应加大力度推动财政体制的法制化建设，增强其透明度。目前，中国预算外资金收支的管理使用程序相对模糊随意，影响了整个财政体制的规范性，降低了其透明度，使纳税人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真实估计自身税负的难度增加，也使得“财政幻觉”的程度不易降低，政府规模难以有效控制。同时，增强财政体制的规范性也有利于统一口径，使中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最终更加合理地控制政府规模，削弱“财政幻觉”的影响，以防止政府规模过度膨胀。
注释：
①模型(8)中所有变量的系数及常数项与扰动项均与模型(7)中对应值的含义不同，但为免变量过多，保留了原模型中的表述形式。
②2001年成为模型转折点的原因尚不明晰。但为使模型系数一致，文章将2001年及其以后的样本数据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