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失衡的特点与通货膨胀的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的失衡有其特殊性：(1)在需求方面结构性失衡突出，即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在供求相互关系方面，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但同时市场相对过剩及失业率上升的矛盾突出；(3)在内外经济的相互协调方面，外需(出口)增加迅猛，严重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同时内需不足的矛盾仍有待缓解(刘伟，2007)。上述宏观失衡的特殊性之所以存在，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和发展背景。这种宏观失衡的特殊性对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治理现阶段通货膨胀提出了特殊的体制和政策要求。
一、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通胀压力和通缩威胁
就长期而言，我国经济潜在的通货紧缩威胁是巨大的。出现通缩的主要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价格指数持续负增长，考虑到统计误差，一般物价上涨率在2％以下即为负增长，或者说进入物价负增长的临界状态；另一是经济持续负增长，也就是持续地衰退，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会出现负增长，但会产生衰退现象，比如市场需求疲软及相应的相对产品过剩及产能过剩，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失业率的持续攀升，甚至显著地超出通常所说的失业警戒线(7％)等，对于这些，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一般而言，严格意义上的通缩是指上述两个负增长同时出现，但如果出现其中一个负增长，如价格指数持续在2％以下，即使GDP仍然保持正增长，但失业率显著上升，或出现其他严重衰退现象，那么就可以认为是出现通缩的迹象了。
表1 1996～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996108.3
1997102.8
1998 99.2
1999 98.6
2000100.4
2001100.7
2002 99.2
2003101.2
2004103.9
2005101.8
2006101.5
2007104.8
1998年以来平均指数101.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6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上，但到了1997年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从1998年开始我国出现了长期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到2007年这10年间，大部分年份(8年)我国物价上涨幅度是处于通货紧缩临界值(2％)以下的，只有2004年(3.9％)略有超出，2007年较为显著(4.8％)，但相对应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2004年为10.1％，2007年为11.4％)，仍然可以说是高增长、低通胀。而从1998年以来的年均消费价格指数(101.1)来看，明显看出10年来我国的消费价格的整体变动处于通缩的临界状态以下。而在这一期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42％，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保持如此高的增长和这么低的通胀，在战后的各国经济发展中是罕见的。
与这种临界以下的状态相对应，价格通缩还有一系列经济衰退的事实作为支撑：(1)消费品市场长期低迷，消费需求疲软，总体上内需不足。整个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增长拉动效应相对偏低的格局仍然存在，尽管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各国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于其他发展时期也相对较高，但我国现阶段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无论是与当代世界经济的一般状况比，还是与发达国家历史上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状况比较，都显示出更高的速度和强度，长期积累下去，在市场经济的约束下，相对迟缓的消费需求增长必然从根本上对投资需求产生约束，并由此形成过剩的固定资产投资。(2)失业率不断上升，而且是在经济增长上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失业率不仅不下降反而几乎是成倍地增长。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为例，在1998至2002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同期的年失业率仅为2％强，但2003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6％，失业率却显著提高，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4％，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却达到了4.1％。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工业化的深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排斥劳动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二是现代化的深入，技术进步加快，技术壁垒对劳动，特别是简单劳动的排斥越来越普遍。如果说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导致的失业与空位并存在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领域同样存在，那么，在我国这种现象就不仅发生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而且更普遍地发生在一般的工业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三是市场化的深入，竞争不断加剧，竞争性效率的提高对劳动的排斥，特别是使“隐蔽性失业”迅速显性化的过程更加突出；四是城市化的深入，农业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我国目前的实际，每年约有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五是“人口红利”的客观存在，人口基数与年龄结构的客观实际，使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能不面对每年新增劳动力数千万的事实。这就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等方面，加剧我国社会经济的就业压力。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新带来的就业岗位为240万左右，而进入21世纪，GDP每增长1％则只能带来9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朱之鑫，2004)。产品过剩及相应的产能过剩矛盾日益尖锐，消费品普遍过剩，特别是工业消费品库存积压日益严重，投资品严重过剩，除了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快直接相联系的煤、电、运、油等原材料、能源、动力外，相当部分的投资品过剩的局面在不断加剧。而且特别要关注的是，我国制造业当中许多企业的设备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闲置，或者说是生产能力远未达到生产设计规模的条件下，其产出已经面临日益严重的市场相对过剩，这本身表明，相对市场需求而言，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日益显露。甚至前些年紧张的电力都有可能出现相对过剩。在2003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4.4亿千瓦，超过同期日本2.8亿千瓦约1.6亿千瓦，截止2007年底，更是突破7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伴随着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调控、单位能耗水平的降低等，相对于我国的GDP规模，如此巨大的发电装机容量，很可能表现出相对过剩。(3)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而高收入群体的特点是消费倾向低。本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财富增加后用于现值消费的比例应该是较大的，但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越是没有钱的群体越不敢花钱。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在高速增长，公众的购买力在提高，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应当是活跃的，但实际上消费品市场并没有体现出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增长，但增长成果的分配出现了一定问题，使公平原则和经济增长的均衡都受到了伤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
上述三个方面的客观事实表明，我国自1997年底以来大多数年份的价格指数低迷，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价格现象，它反映出我国经济蕴藏着进入通缩甚至衰退的危险和压力，只要上述经济事实的客观存在是长期的，特别是失业率升高的长期压力和产品及产能过剩的普遍性客观存在，通缩的可能就不可低估。
与通货紧缩威胁的长期性相对应，从经济周期性特征上看，2008年可能是我国进入通胀周期性压力最大的年份。如果说从2003年以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住宅和房地产价格已经先后开始上涨，那么进入2007年以后，这种价格波动开始延伸到其他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2007年，按我国初步核算的GDP计算的平减指数，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达到4.98％，而消费价格指数(CPI)已经达到了104.8，按照一般国际标准(超过3％)，这已经是形成了值得关注的通货膨胀，或者说，通货膨胀已经从结构性转化为总量性了，只是尚未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2004年我国的CPI也达到了103.9，但通过宏观调控，特别是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很快便降了下来。2005年和2006年CPI的涨幅都落到了2％左右。2007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则难以在短期里迅速降低，因为目前的通胀更具周期性特征，而这种周期性特征既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又受体制性因素影响；既有长期因素作用，又有短期因素作用；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又有供给方面的原因；既有其一般周期性的特征，又有其特殊阶段性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大体上经历过三次较大的通货膨胀，而每一次又都有其不同的体制和增长性的原因。
第一次通货膨胀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5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体制下，中国对商品价格实施着严格的管制，物价的变动只服从于政府指令，与市场供求无关。历史数据表明，1951年到1979年，我国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不到20％，年均上涨幅度不到0.7％。在这一期间，除1961年因商品极度紧缺使物价上涨了20％以上外，其余年份价格水平与价格关系是长期固定的。虽然商品供应十分短缺，但由于实施了严格的价格管制，供给不足形成的供需失衡不能表现为价格上涨，而是表现为“票证经济”和“排队经济”。从1980至1984年，政府采取“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方法，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产品价格到工业品价格，由消费品价格到服务品价格，先调后放，层层推进，实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价格体制的第一次革命。这一阶段出台的价格改革项目主要有：逐步提高和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逐步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零售价格；逐步放开日用工业小商品价格等。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开始编制消费价格指数，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是用零售价格指数反映的，从1980年至1985年，中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为102.0、106.0、102.4、101.9、101.5、102.8、108.8；而到了1985年，中国开始公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当年的指数为109.3。从这一时期序列可以看出，在这一期间，价格总水平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有两个，一是1982年，一是1985年，零售价格的变动分别达到了6.0％和108.8％。
第二次通货膨胀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6-1989年)。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价格改革也逐渐由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扩展到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方针也开始以由以调为主逐渐变为“以放为主，放调结合”。经过1985年的通货膨胀后，我国的价格指数有所回落，CPI由1985年的109.3下调到1986年的106.5和1987年的107.3。这时候，我国进行了一次“价格闯关”，其主要特征是继续提高计划内生产资料价格，放开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全面实行“双轨制”。与此同时，放开生猪收购价格和猪肉消费价格、改革粮食统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放开电视机、电冰箱等大件耐用品价格；放开名烟名酒价格等等。1986年至1989年，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6.5、107.3、118.8和118.0，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第三次通货膨胀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2-1996年)。1992年，我国进入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固定资产投资迅速上升。1992年到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分别为44.43％、61.78％、30.37％、17.47％、8.85％。而对应年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为106.4、114.7、124.1、117.1、108.3。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动了后续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这一现象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再一次得到了反映。
从这三次较大的通货膨胀的长期效果来看，它们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理顺各种价格关系、促进中国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体制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在进入90年代的时候，摆脱由于短缺为我们带来的“票证经济”，同样地，如果没有90年代初的价格波动，我们就无法完成始于80年代中期的生产资料的“价格闯关”，也很难更进一步地开展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造。但是应该看到，剧烈的价格波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居民生活(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而通货膨胀下企业得到的扭曲的价格信号，会使人们对未来的供求形势产生错误的预期，从而导致经济资源的不当配置，形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浪费。在80年代的前两次通货膨胀中，抢购成为居民对抗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第一次是抢购生活必需品；第二次则是抢购电视、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这种抢购使暂时的紧缺表现得更加明显，并鼓励相关企业扩大生产，但扭曲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所进行的非理性投资却可能造成生产能力的浪费。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供需关系的变化等复杂原因的影响，各种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价格间的比价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同时，由于经济规模的加大和相应的金融活动的扩张，货币供应量应该快于经济增长，因此，适度的价格总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平稳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实际情况经常是，由于各种因素(如价格管制、外部因素、发展失衡等)的作用，经常出现总量和结构上的供需失衡的现象，这就有可能表现为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情况。而且某一种现象(如通货紧缩)持续的时间越久，出现反转时(如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力度也就越大。因此，无论是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应该加以治理，以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平稳变动，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二、影响当前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需求和供给因素
中国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需求方面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过快、银行流动性过多和国际收支失衡等方面：
1.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过快。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一直在20％以上。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6.7％，2004年为26.6％，2005年为26％，2006年为24％，2007年是24.8％。这为现实经济活动带来了一系列失衡。投资增长过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向轻纺工业、制造工业转型都已经实现，接下来是向重化工业转型。如果再进一步，中国的重化工业还应该实现向高新技术工业的升级，并伴随着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较大的提高进入第三阶段，完成工业化。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离不开较高的投资增长率，而在目前这一重化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对包括社会基础产业、重工重化工产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就会更大。(2)地方政府的冲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除了企业的招商引资之外，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是地方政府。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责任也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利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地方政府越办越像一个企业，行为目标也越来越像企业的行为目标。企业是盈利最大化，地方政府是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所以尽管在货币政策方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银行收紧银根对遏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作用之所以不显著，是因为商业银行和地方投资之间的关系与市场化国家不同，关系并不深入。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很大的原因恰恰是地方政府所主导的投资过多。(3)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投资意愿增强。中国过去企业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直接融资)的比重比较小，主要是靠间接融资。近两年来，国家开始重视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结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很快，加大了企业资本形成中直接融资的比重。另外一方面，国企改革及新一轮经济增长使企业的效率有明显提高，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上升，民营企业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企业存留的利润增大和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规模扩大，都扩大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2.银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2003年以来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都明显增长。这些收入除了用于投资和消费外，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储蓄，它的直接结果是商业银行的存贷差持续加大，增大了商业银行的寻贷冲动。广义货币M2的投放量和增长速度虽然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并没有都兑现到价格上，没有物化到投资品和消费品的购买上，而仍然是储蓄或者是货币，这就是流动性。这也是资产价格这几年为什么会波动这么大的原因。大量的货币没有投入到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而是集中到了资本市场中。一方面由于消费疲软，另一方面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这就将大量的M2被推到了资本市场中，而资本市场是通过银行结算的，就银行而言，就是把流动性冻结到了银行体系，要么在直接融资市场要么在间接融资市场，总之是在金融市场内部，没有真实吸纳到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
3.国际收支失衡。中国作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大，外资进入较多(2007年FDI超过700亿美元)，同时由于中国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本币价格偏低，又导致大量热钱进入中国市场投机，等待人民币迫于贸易等方面的原因而升值，这样，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就产生了大量的顺差；另一方面，2003年开始的增长周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得非常快。经常项目下贸易出超不断增加，形成出现大量的外汇节余。一方面是资本项目下大量外资流入，一方面是大量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明显的失衡。2007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5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3.3％。为维持外汇储备所需占用的人民币就越多，即外汇占款越大。维持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需要10万多亿元人民币，如此多的外汇占款，意味着M2投放除了正常的基础货币供给的通道银行信贷外，外汇储备的增大也使得人民币的投放额度不断增大，实际上是通过两条通道投放货币，从而使得流通中的货币迅速增加。
从供给方面看，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导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最终将导致国民经济成本结构的变化，从而部分地转化为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由于市场背景、增长背景和发展背景的长期变化所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周期性变化，也可能从供给方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经过30年的长期高速增长，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处于下中等水平，但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活动中。这种经济规模的扩大使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新的课题：一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二是我们在解决商品短缺问题的同时，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短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从发展背景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提出了全社会如何共同分享改革与经济增长成果的问题，而改善民生、社会福利事业、环境等方面的支出客观上会加大现在的生产成本，从而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所有这些变化所导致的生产过程中的供给因素的变化，正在对我国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
1.市场化进程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由商品改革开始的，从整体上看，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商品市场化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和取得了成功，95％以上的商品(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都已经实现市场定价。相对于商品市场化的改革而言，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是滞后的。在各类要素市场发育中，劳动市场化速度相对较快，但资本、土地及公共用品的市场发育速度仍显迟缓。相应地，在基础设施、公共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由于产权界区含混等原因，导致普通的市场失灵和严重的外在性，因而真实消耗难以充分通过市场内在化为厂商的成本，而政府职能转换和机制改革的滞后又难以弥补这种外在性，使中国经济中大量的真实成本和费用是以隐蔽形式存在的，没有计入现实的价格。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对环境的破坏、对基础设施的超前折旧，这都是成本，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应当计入到现在的价格中。但由于体制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原因，这些成本并没有计入到现在产品的价格中，而是把这些费用留给了将来。将来再用的时候要弥补现在的损失，这就增大了未来的生产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治理环境、改造城市或进行基础建设的很多支出，都是在为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经济增长买单。我们当时获得的GDP，现在要用更多的中间投入去冲抵。
2.增长因素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与前三次通货膨胀相比，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尽管已经有了改革开放，但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仍然是比较低的。尤其是能源和自然资源方面，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本国的资源，而且对于这些资源而言，我们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开发利用，而不是考虑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规模，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已经使我们面临着国内资源枯竭的威胁，在东北的很多资源开发型城市里(如辽阳、阜新等)，自然资源已经枯竭，有限的供给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价格上涨；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国内能源和自然资源满足不了需求时，我们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寻求资源，而随着中国成为新的国际制造业中心和迅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对于这些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据测算，1990年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为5％，到了2004年已经达到50％以上，一半多的矿产资源需要进口(张卓元，2005)。而国际市场上目前出现的能源、矿产资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象，必然会加大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的中间成本，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3.看发展因素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体制背景是制度创新，而实现赶超目标的条件则在于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由于生产要素上的价格优势，我们可以通过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甚至体制，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获得超常的经济增长，实现我们的赶超目标。但是这种比较优势不是不变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生产资料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会不断调整。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从居民家庭看是收入增加，但在企业看来就是成本的提高，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的同时，企业、地方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成本必然也是提高的。而这部分生产成本的提高，不可能完全用生产率的提高来冲抵，所以价格总水平逐渐地、适度地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济活动中积蓄的成本压力，就会在一定时候集中地释放出，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冲击。
世界银行的研究(世界银行，1989)表明，在经济发展史上，低收入穷国阶段通胀通常很低，因为增长速度慢，也因为市场化程度低，但当经济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于需求持续扩张，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要素成本持续上升，通胀进入高水平，经常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当经济发展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之后，通胀会回落到一位数之内。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8％之间，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能完成这一过程。在这一阶段，按照一般规律，经济增长本身是会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因此，对于价格总水平如何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给予更多的注视。
三、新的失衡要求我国宏观政策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2004年我国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以来，对于需求方面的调控一直没有停止过，近两年来更是加大了调控的力度，尤其是通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由过快转为过热，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方面的政策还应该积极稳妥地执行下去。而在供给方面，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政策选择。因为在需求方面，我们进行的主要是总量管理，关键是掌握力度和节奏，但在供给政策上，我们则要处理好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又要解决我们遇到的一系列发展难题。我国目前的社会和经济战略，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增长导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甚至通过牺牲市场经济的原则来保证经济增长。从2003年起，能源短缺就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大问题，开始是很多省份的拉闸限电，目前在南方的许多省份则出现了柴油紧缺。而在解决这种短缺的过程中，电力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倒挂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经常依靠行政手段解决供给问题，这虽然能在短期内缓解普通厂商成本的压力，但在另外一方面却牺牲能源企业的利益以及它们的正常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济活动中的能源消耗。从长期来看，这不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
2008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发生重要调整的一年，原因在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升高两者之间寻求均衡状的条件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而：(1)由于前几年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的特征，使得淡化总量、强化结构调整的政策成为自然，也就是对总需求难以明确是紧缩还是扩张，进而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调整，这种政策是否要调整为总量从紧注重结构的政策倾向？(2)同样原因，前几年“松紧”结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格局，即财政政策总体上仍在扩张而货币政策则持续收紧，是否要向“双紧”政策转变？(3)国际收支领域中的失衡所导致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大，远远超出正常储备所形成的大量外汇占款，进而大大地增加了通胀的压力，由此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仅是来自国外力量，尤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我们的外部压力，同时也是我国经济自身降低通胀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由以往的外部压力，转变为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汇率政策是否会有大的调整，以加大加快人民币升值的程度。
标签：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供求关系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