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光宣之交的檄文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檄文论文,之交论文,事件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7-0143-07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远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朱增澹等5人印制檄文(传单)，向国内各地寄送。该檄文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攻击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暗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该檄文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紧急防范措施。笔者曾撰文对此檄文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探讨。①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没有想到，自己被平白无故地牵涉到檄文事件之中。梁启超被日本警察当局作为檄文事件的嫌疑人进行了秘密调查。梁启超在日本收到上海同党发来的檄文一件。该檄文冒用梁启超名义进行传播，其内容除激烈攻击袁世凯外，还对载沣颇有微词。梁启超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 一、日本警察当局对梁启超的秘密调查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慈禧两宫先后崩逝，身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朱增澹、沈家康、章梓、张鹏和顾宝湖5人得知消息后，迅速印制了两份檄文，立即向国内各地寄送。这两份檄文对两宫崩逝前后的清廷朝局妄加猜测，宣称袁世凯谋杀了光绪皇帝并可能杀掉继位的皇帝，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掉袁世凯为光绪报仇。该檄文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载沣为谋其子继承帝位大肆活动。驻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于1908年11月26日即收到了该檄文。次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井原真澄也收到了同样的檄文。28日，端方拜访井原，认为檄文来自日本，请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对檄文制造者严密监视并将其驱逐出日本。井原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檄文内容和端方的请求。②不久，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檄文，并向外务省作了报告。③收到井原领事和伊集院公使的报告后，外务省转请内务省饬令东京警视厅对檄文事件展开调查。 朱增澹等人的檄文之一落款为“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宪政公会为杨度1907年在东京创立，1908年宪政公会总部迁往北京，东京成立了宪政分会。东京警视厅起初曾将东京宪政分会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但该会会员否认向国内发送檄文，并对冒用其名义者表示愤慨。东京警视厅认为宪政公会拥护袁世凯，不应当发送攻击袁世凯的檄文。东京警视厅转而对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党人进行了调查，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可疑行动。接着，东京警视厅又将梁启超等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1908年12月3日，东京警视厅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广东人、明治大学学生冯霈(原名冯林若)、卢柱生、赵灼及正则英语学校学生陈宗孟、崔哲文5人“均为梁启超之属下，常与梁有书信往来。此外，据密查确认，在井原领事致外务大臣电报中所报之向南京地区官方、公私立学校寄发申讨袁世凯檄文，即要以袁之首级敬慰皇灵者，均乃以上这帮学生”。④1908年12月11日，东京警视厅的内部报告认为： 政闻社，则是因袁世凯一派之命令被解散。在保皇党所崇拜之光绪皇帝驾崩后，政闻社几乎完全失去了后台之支持。结果该党为想要中伤宪政公会，便利用其名义，散布排斥袁之檄文。因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檄文发送者实乃保皇党政闻社一派人等。据说此前其领袖梁启超曾乘两宫驾崩之凶变，归罪于袁，向清国各地总督发去声讨袁之电报。其后又以自己本人名义向北京方面发去数封电报。另据说梁之胞弟、在美国留学之梁启勋，日下已遵其兄之旨意抵日，往来于东京、横滨，以及其兄所居之兵库县须磨村之间，为保皇党进行各种活动。上述檄文即是在其指挥下炮制出来的。⑤ 不久，日本东京警视厅对早稻田大学学生李榜忠进行了监视，其1908年12月17日的内部调查报告认为，“李耀忠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是“檄文发送嫌疑人”。⑥1909年2月1日，东京警视厅的内部报告中，最终确定朱增澹等5人是檄文的制造者。至此，梁启超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尽管梁启超确实不是檄文事件的制造者，但日本警察对梁启超的调查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朱增澹的檄文主要攻击对象是袁世凯，而梁启超与袁世凯此时势同水火，并且有过攻击袁世凯之举动。诚如上述1908年12月11日东京警视厅内部报告所言，1908年8月清政府解散政闻社一事大大激化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矛盾。自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试图在君主立宪体制下，通过政党合法活动取得清朝政府的部分政权。1907年清廷内部发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凯以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涉为词，不仅整垮了岑春煊一派，同时加大了对康梁党人的打击力度。在康梁看来，只有去掉袁世凯，他们才有希望重返朝廷掌握政权。为此，康梁采取联络满族权贵等多种策略进行倒袁活动，但迟迟未见成效。袁世凯促使清廷解散政闻社，更使康梁失去了进身之阶，加深了康梁对袁世凯的仇恨。康有为得知慈禧、光绪相继崩逝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袁世凯谋杀了光绪。他立即写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讨袁檄文》等文件，向党内发出讨袁动员令。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中，康有为声称“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而袁世凯毒死光绪动机在于，“西后老病渐危，袁世凯惧皇上一旦复权，已将不利”。他号召各埠党人“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而谢天下”。⑦在《讨袁檄文》中康有为再次声称光绪帝为袁世凯毒杀，指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行路皆知之”，号召党人“结团上书，声罪讨贼”。⑧光绪死后四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1908年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称：“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⑨ 在此期间，身居日本的梁启超一举一动都处于日本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有日本政府监视梁启超行踪和书信往来的详细记录。日本警察当局洞悉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矛盾缘由和康梁一派反袁活动的具体情形。从日本东京警视厅1908年12月11日的内部报告中可知，梁启超1908年11月18日发给各省督抚请杀袁世凯的电文内容为东京警视厅获悉。朱增澹的檄文声称袁世凯“潜通内侍，酖弑皇上”“将又弑新帝篡位”，号召国人“枭袁逆之首以慰皇上在天之灵”。梁启超11月18日电文也有号召杀掉袁世凯的内容。这就难怪日本东京警视厅怀疑梁启超制造了檄文。 二、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应为朱增澹等人所印制 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间给蒋观云信中写道： ……夫己氏之所以陷吾党者，方日出而不穷。昨日上海寄来一匿名檄文(石印物，其纸张系中国制)，内多侵及监国之语。而信面写“横滨某缄”，遍寄各处。其必出于夫已氏之手无疑……⑩ “夫己氏”指袁世凯。梁启超猜测檄文为袁世凯党伪造，盗用自己(“横滨梁”)的名义进行散发，目的在于“陷吾党”。《梁启超年谱长编》编者同意梁启超的说法，认为袁世凯“假造匿名檄文中伤”梁启超。(11)该信中对檄文的内容的转述仅有“内多侵及监国之语”几个字。梁启超致蒋观云另一信中提到，檄文“并未指实弟名，不过外有‘横滨梁缄’字样，其措词狠毒，然亦隐约”。(12) 梁启超在报端公开发表的《饮冰室启事》对檄文内容有间接描述，全文如下： 饮冰室启事 顷得内地友人来书，言有人作匿名檄文，遍寄各处，外写“横滨梁缄”字样，中多诡诞之语。闻之不胜骇异。先帝龙驭上宾，凡有血气，莫不悲痛。矧如鄙人曾受一日之知者，椎心泣血，更胡能已！幸而今上皇帝以正当之系统绍登大宝，监国摄政王以亲贤行周公之事，宗社危而复安。先帝所诒谋之宪政，实行有期。此举国臣民于悲恸之余继以欣慰者也。今观该檄文种种悖谬之语，实非鄙人所忍闻。鄙人虽无似，然素性不畏强御，且以有光明磊落自矢，从不屑为鬼域之行。苟有所不慊于当道，自当直抒己见，不避怨敌。十年来之言论无不与天下共见，岂肯为蝙蝠阴飞之行，作射工喷血之举。今见该伪檄文文字芜杂，鄙人虽不文，当不至滥劣若是。稍有识者应能辨之。况鄙人自两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读书养志，与横滨相隔千余里。凡在知交皆所深悉。而该伪檄乃写“横滨梁缄”字样，其心劳日拙之伎俩亦可笑也。要之，今日中国万不容再有内乱暴动之举。苟有之，则是自速其亡。鄙人年来于各报中所撰论文，痛论此义，已不啻瘏口哓音。况当国恤叠遭，厄难洊起，岂可更为无谋之举，危及国家。诚恐国中贤士君子或有阿好鄙人者，误认作伪之言，谓为鄙人志事所在，三言市虎，致酿事端，爰登报章以发其隐。鄙人所知只有此檄，此外尚有他等文件与否，僻居海外，非所尽知。其有用贱名或匿名影响以发函件者，皆属伪讬。凡我同志，幸勿轻信。(13) 由于迄今尚未发现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原件或抄件，对于其内容，仅能依据前引梁启超致蒋观云两封信和《饮冰室启事》对檄文内容所作间接性描述进行了解。将梁启超间接描述的檄文内容与朱增澹等人印制檄文内容进行比较，如果三者吻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就是朱增澹等人所散发。为便于对比，在此全文转录朱增澹等人印制的檄文。朱增澹等人印制的檄文共两件，其中一件无标题，全文如下： 拜启者：昨于公使馆员处探悉北京密电云：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酖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革匪乘机起事云云。案此则皇上确系被弑。凡我臣民，当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况革匪入京，大乱在即，我四万万同胞从此无召集国会之望。与其奄奄待毙于刀兵之下，不如各出死力，大兴义师，直捣燕京，声罪致讨，枭袁逆之首以慰皇上在天之灵。生则为义民，死则为义鬼。我四万万同胞其各奋戈而起，毋失此时机，使逆贼得志，我侪受祸。中国幸甚，四万万同胞幸甚。 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 另一件檄文标题为《皇上驾崩之可疑》，全文如下： 皇上驾崩之可疑 龙驭上宾，万姓骇愕。普天率土，哀痛[无]涯。我先皇帝天亶聪明，圣文神武。冲龄践祚，揽万机于发逆初平；大政亲裁，秉国钧于强邻四逼。忧勤宵旰，图治不遑。痛甲午丧师之奇辱，而图强之圣虑益坚；有戊戌更政之壮图，而中伤之贼臣窃发。十年来神京召祸，翠盖西巡；辽左兴戎，腥风东至。圣廑悲愤，果何如耶？方以为皇上春秋鼎盛，臣民被泽之日正长，何期宫车晏驾，遽抱乌号之痛也。呜呼哀哉！惟是变起仓猝，疑窦殊多。哀痛之余，谨以一一质诸天下： 一、朝中立储，党派纷歧，其著者曰醇党、庆党。醇党谋立今帝，而庆党意在溥伦。党醇者为肃邸、铁良、张之洞等诸人。党庆者乃袁世凯辈。 一、自今帝诞生以来，醇邸恩眷特隆，福晋等出入禁闱宫廷间颇为密切，宫嫔宦官莫不交口称德。试问何故须得宫中之欢心？ 一、自皇太后训政以来，佞臣权阉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而佞臣权阉亦不自安，虑皇太后百年后。试问皇太后百年后佞臣权阉如何始克自安？ 一、皇上未崩之前，以国家柱石老臣之庆邸而使往东陵视。皇太后万寿冗及皇上，已崩之后即喧传太皇病，既而病重，甚而病危，再甚而崩。试问视陵何故？何以须派庆邸？两宫驾崩先后之究竟若何？皇上临崩果病耶？ 一、皇上驾崩之夕，仓皇册立太子。时庆邸未回也，试问其时宫廷间大权谁属？ 一、数月前某报曾有皇上无疾，而遍国名医颇难揣其作用之说。今乃仓皇两宫先后驾崩，果先者而后乎？抑后者而先乎？ 种种疑窦，实使人疑外间喧传岂属尽虚。则先皇帝临崩之惨，尚堪设想耶！凡我臣民，天良具在，盍速兴以慰先帝在天之灵。(14) 从内容上进行对比，梁启超收到的檄文与朱增澹等人印发的檄文，应为同样的檄文。理由如下： 其一，朱增澹等人第二件檄文提出六项质问，其中第一项质问中有“醇党谋立今帝”一语；第二项质问说，醇邸“恩眷特隆”，其福晋出入宫禁“颇为密切”。将两项质问结合起来看，这实际上是说，载沣及其夫人，为谋其子继承帝位，在宫中大肆活动，积极拉拢宫嫔、太监。第五项质问意思是说，清廷册封皇位继承人时，庆亲王奕劻不在场，而掌握“宫廷间大权”的载沣借此机会立其儿子为“太子”。朱增澹等人檄文的这些内容都可谓“侵及监国之语”。梁启超收到的檄文与朱增澹等人印制的檄文在这一点上是吻合的。 其二，由于檄文煽动暴乱，《饮冰室启事》对于该檄文“种种悖谬之语”不便直接引述。但《饮冰室启事》隐约透露出，檄文对当时两宫驾崩、新皇帝即位、监国摄政等朝廷政局妄加议论。这与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内容相符合。《饮冰室启事》中“今日中国万不容再有内乱暴动之举”一句，这明显是针对檄文而言，由此可知梁启超收到的檄文有煽动暴乱之内容。而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大兴义师，直捣燕京”的内容，可谓“内乱暴动”。 其三，梁启超说“该伪檄文文字芜杂”。再看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其文字确实显得“芜杂”粗劣，缺乏条理和逻辑性。 其四，檄文信封只写“横滨梁缄”，没写“横滨梁启超缄”；朱增澹等人的檄文无一字提及梁启超，没有直接攻击、影射梁启超的内容。梁启超说檄文“未指实弟名”，“措词狠毒，然亦隐约”，这也符合朱增澹等人的檄文的内容。 其五，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大肆攻击袁世凯，对载沣也有微词。这足以使梁启超怀疑檄文为袁世凯党制造。梁启超当时激烈反对袁世凯，与檄文态度一致；檄文攻击载沣，在梁启超看来，袁党冒用自己名义发送这样的檄文意在离间梁启超与载沣的关系。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檄文内容所作间接描述与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内容相符，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所收到的檄文应当是朱增澹等人所寄送的檄文。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验证。 其一，梁启超收到朱增澹等人之檄文具有时间上的合理性。查日本邮政部门对梁启超通信的逐日登记簿，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8年12月16日)，梁启超收到上海来信一封，寄信人署“上海李氏二姐寄”，收信人署“须磨怡和别庄阿八贤妹收折”。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7日)，梁启超寄往上海信件两封。其中一封寄信人署“神户泶町一二怡和缄”，收信人署“上海美界铁庄公馆后南海宁路顺征里香山何寓何老爷清逸启”；另一封寄信人署“神户下山町同文学校”，收信人署“上海美界铁庄会馆后南海宁路顺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篆启”。(15)梁启超极有可能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6日)收到上海“李氏二姐”寄来的檄文。“李氏二姐”是化名，真实身份应当是梁启超上海党人、经营广智书局的何擎一。据日本东京警视厅之调查，朱增澹等人最早于1908年11月18日、19日开始寄发檄文，寄发行动持续过一段时间。檄文从东京寄到上海，上海党人收到檄文后寄给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需要20天左右。梁启超于12月16日收到上海党人寄来的檄文，这距离朱增澹等人开始寄发檄文有20多天。考虑到朱增澹等人寄发檄文延续数天时间，上海党人给梁启超寄送檄文可能会有几天拖延等因素，梁启超收到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具有时间上的可能性。 梁启超应当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7日)致上海何清逸(真实姓名为何擎一，又名何天柱)两信中将《饮冰室启事》寄往上海。信件从日本寄到上海需要近十天左右。康梁党人掌控的《时报》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2月27日)最早刊布了《饮冰室启事》。 其二，上海梁启超党人何擎一等有收到朱增澹等人檄文的可能性。梁启超在致蒋观云信和《饮冰室启事》中说“匿名檄文，遍寄各处”。朱增澹等人的檄文，确曾遍寄国内各地。现有确切史料表明，南京、北京、武汉、苏州、杭州等地都发现了从日本寄来的朱增澹等人的檄文。朱增澹等人将檄文寄往上海康梁党人的机关，如《时报》报社、广智书局等处，完全有可能。 其三，冒用“横滨梁”的名义发送檄文，符合朱增澹等人寄送檄文的做法。为了隐蔽自己，朱增澹等人在将檄文寄往国内各地时，用了不同的寄信地址和寄信人姓名，从不同的邮局发出。寄给日本南京领事的檄文“由东京九段及麴町邮局寄出”。(16)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见到的檄文“邮寄人冒用的是东京下谷区下车坂町三十一番地松冈方林之名”。(17)江苏巡抚陈启泰称檄文“信面写‘日本留学同窗会缄’或书‘某校缄’”。(18)湖广总督陈夔龙则称“叠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暨宪政会支部寄来匿名函檄”。(19)据此，朱增澹等人在其寄发檄文的信封上借用一下“横滨梁”的名义完全可能。梁启超在《饮冰室启事》自称“两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读书养志，与横滨相隔千余里”，而“该伪檄乃写‘横滨梁缄’字样，其心劳日拙之伎俩亦可笑也”。梁启超于1906年11月从横滨移居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山庄。尽管梁启超当时不在横滨居住，但毕竟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曾在横滨居住过。对于朱增澹等人而言，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梁启超已不在横滨居住一事，他们冒用其名都没必要太过严谨和认真。 其四，如果梁启超收到的檄文不是朱增澹等人的檄文，而是袁世凯党人所造另一份檄文，但至今没有发现袁世凯党人陷害梁启超的檄文的实物。当时袁党伪造此种檄文，应当广泛散发才能达到陷害梁启超的目的。而檄文既经广泛散发，必然会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当时报界和中外政府会有所反应。但是，查阅当时报纸和中日两国政府档案，只有关于朱增澹等人檄文的大量记录，而未见对其他檄文的记录。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应当是朱增澹等人散发的檄文。 三、梁启超收到檄文后的反应 梁启超收到檄文的第一反应是，认为此檄文应是袁世凯党所造，目的是“陷吾党”。寄送檄文的信封上写“横滨梁缄”字样，虽未指明“梁启超”，但梁毕竟在横滨住过。檄文攻击载沣，并煽动暴乱，这种罪名却是梁启超难以担当的。梁启超此时一心联络载沣倒袁，必须使载沣相信，这个檄文不是自己印发的。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间梁启超致蒋观云信中说： ……顷见此匿名件，更不能不亟辩白。拟除从内疏通外，更登一广告于各报，先生谓何如？(20)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间，梁启超再致蒋观云信： 所示各节有已办者，有当即照办者。其已办者，则辩诬一事，已遍登各报，今剪出一纸呈阅……(21) 前一信提到“登一广告于各报”，后一信说辩诬一事“已遍登各报”。梁启超所言登报辩诬事，有实物为证。《时报》(1908年12月27日)、《新闻报》(1908年12月30日)和《中外日报》(1908年12月30日)都刊布了《饮冰室启事》。时为学堂学生的王家瑞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909年1月8日)日记中写道：“见初八日《中外日报》载梁启超启事一则。噫！梁启超固无叛志也！”(22)“初八日”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908年12月30日)。可见，上海《中外日报》和《新闻报》同一天刊载了《饮冰室启事》。但那个时间段的《中外日报》原报现已难觅，笔者未能获见该报所刊载之《饮冰室启事》。 在《饮冰室启事》中，当时尚属朝廷逃亡罪犯身份的梁启超竭力否认自己是檄文制造者的同时，陈述了自己忠于朝廷的立场。这也难怪王家瑞看了《饮冰室启事》后，发出“梁启超固无叛志”的慨叹。 两宫崩逝后，联络载沣推倒袁世凯成了康梁党人政治上谋求进取的重要方略。由于檄文“内多侵及监国之语”，因此，“从内疏通”载沣等人，使其相信檄文并非康梁党人所造，显得至关重要。当时，梁启超派党人常住北京，与肃亲王善耆建立了经常性联系。梁启超发函给善耆，把收到的由上海党人寄来并作了眉批的檄文寄给善耆，请其转呈载沣，并陈明此檄文绝非梁启超印发。党人有人主张再给北京发电报进行辩白，蒋观云甚至拟出了电文。但梁启超认为此事已经登报、发函辩白，没有必要再发电报。他拟将蒋观云所拟电文抄录下来，函寄善耆，称“本欲如此发电，以迹涉于渎，故中止”。(23)善耆是否曾就檄文一事在载沣那里为梁启超开脱，尚不得而知。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载沣罢免回籍，但康梁仍担心袁世凯日后东山再起，与己不利。为此康梁掀起新一轮的倒袁高潮，试图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其定罪，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再次致函善耆，请向载沣转达他们对处置袁世凯的主张。善耆是否曾把康梁的主张转告载沣，不得而知。不过，由于善耆与袁世凯存在权力矛盾，他可能向载沣陈述自己进一步打击袁世凯的主张，但不一定用康梁的名义向载沣说项。载沣本人何尝不想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受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种种因素的制约，载沣最终没有能够按照康梁的意愿处置袁世凯。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朱增澹等5人，对光绪皇帝之死因心存怀疑，对清朝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为了发泄情绪，他们印制了两份檄文向国内各地发送。在檄文中，朱增澹等人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檄文还影射指责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大做手脚。梁启超在上海的党人收到这样一件檄文，将其寄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收到檄文后，怀疑此檄文是袁世凯党为了中伤自己而散发。为此，梁启超在上海《时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报纸上刊布声明，表白自己与檄文毫无关系。同时，梁启超还给北京的肃亲王善耆写信，请其向载沣说项，辩白檄文并非自己所造。梁启超竭力辩白自己没有攻击载沣，是想拉近与载沣的关系，为重返朝廷创造条件。康有为、梁启超得知光绪死讯，怀疑光绪为袁世凯谋害，当即发电各省督抚，并试图上书载沣，请求杀掉袁世凯。袁世凯被载沣驱回原籍后，康梁又推动载沣进一步将袁世凯治罪，以彻底扫除他们重返朝廷的最大障碍。但康梁的愿望无法实现。 将梁启超转述其收到的檄文的内容与朱增澹等人所印制的檄文内容进行对比，二者基本吻合。梁启超收到檄文的时间在朱增澹等人散发檄文的时间之后20多天，梁启超收到檄文有时间上的合理性。从朱增澹等人散发檄文做法来看，上海梁启超党人有收到檄文的可能性，朱增澹等人也有冒用“横滨梁”的名义散发檄文的可能。朱增澹等人的檄文也足以使梁启超产生该檄文由袁世凯党伪造陷害自己的怀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梁启超收到的檄文，正是朱增澹等人所散发的檄文，而并非袁世凯党人伪造。梁启超1909年1月12日致蒋观云信中说：“前来函索原文，适已将此间所得之一纸寄往北京，转呈监国，因纸上有沪中同人眉批也。”(24)梁启超将上海党人作了批注的檄文原件寄往北京。但是檄文是否留下抄件，梁启超信中未明说。很遗憾，迄今未发现梁启超所言檄文原件及抄件或对檄文内容更为详细的引述。如能在梁启超留存文献中发现梁启超收到的檄文的原件或抄件，就可以验证或推翻笔者的结论。笔者期待学界能有这样的发现。 日本警察当局深知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矛盾以及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态度，对于这份内容重点攻击袁世凯的檄文，日本警察当局一度怀疑梁启超是檄文制造者，并对梁启超展开秘密调查。直到日本警察当局找到真正的檄文制造后，才排除了梁启超的嫌疑。不过，日本警察当局没有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敦促日本政府对檄文事件进行调查的清政府一直没有获悉事情真相。梁启超终其一生既不知道自己收到的檄文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被日本政府当作制造檄文嫌疑人进行秘密调查一事。 ①参见李永胜：《光绪慈禧崩逝后檄文事件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②《南京领事井原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8年11月28日午后5时20分，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National Archives Japan)，Ref B03050066200(第10-11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146页。 ③《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8年12月4日午后6时15分，JACAR：B03050066200(第30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49页。 ④《关于清国保皇党员之情况》，1908年12月3日，JACAR：B03050066200(第29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49页。 ⑤《关于檄文发送者之情况通报》，JACAR：B03050066300(第16-17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54页。 ⑥《关于清国留学生外出旅行之情况》，JACAR：B03050066300(第39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55页。 ⑦⑧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1-632页，633-634页。 ⑨《康有为、梁启超致各省督抚电》，1908年11月18日，JACAR：B03050066100(第9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此电报发至清政府电报局后，被扣留，未能到达各省督抚。 ⑩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5页。梁启超该信提到，曾收到蒋观云“阳历十一、十二两书”，“阳历十一、十二”即1908年12月11、12日，则梁致蒋此信写于12月12日后；而信中又说“昨日上海寄来匿名檄文”，梁启超在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6日)收到上海来信，梁此信当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7日)。 (11)(12)(20)(23)(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5页，476页，475-476页，476页，476页。 (13)《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908年12月27日)；《新闻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908年12月30日)。各种已刊梁启超文集都未收录该《饮冰室启事》。有论者发现《时报》所刊《饮冰室启事》，但没有将《饮冰室启事》所说的檄文与朱增澹等人的檄文相联系。参见张仲民：《梁启超的一篇佚文——辛亥前梁启超同袁世凯关系之一例》，《史林》2012年第4期。 (14)《南京领事井原真澄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件》，1908年11月28日，JACAR：B03050066300(第3-6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又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52-153页。“哀痛[无]涯”一句，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没有“无”字，《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一书中多了“无”字；“以国家柱石老臣之庆邸而使往东陵视。皇太后万寿冗及皇上，已崩之后即喧传太皇病”一句为外务省档案原文，《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一书中“往东陵视”误为“往东陵视察”，“已崩之后”误为“驾崩之后”。 (15)《梁启超来往邮件登记簿》，JACAR：B03050066400(第21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6)《南京领事井原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8年11月28日午后5时20分，JACAR：B03050066200(第10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46页。 (17)《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8年12月4日午后6时15分，JACAR：B03050066200(第30个图像)，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三卷(1.6.1.4-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中译文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149页。中译文将“松冈方林”误为“松冈正林”。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册，第210页。 (19)《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4册，第200-201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6页。截止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12月30日)，《饮冰室启事》被三家报纸刊登，可谓“遍登各报”，梁启超此信当写于1908年12月30日以后。 (22)《王家瑞日记》，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警视厅论文; 袁世凯论文; 光绪论文; 爱新觉罗·载沣论文; 新闻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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