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输入型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我国政府尽管采取全面紧缩国内需求的对策，但通货膨胀之势仍然有增无减，无论是通货膨胀率，还是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理论界便把眼光放在涉外经济的影响上，形成了所谓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观点。
1994年，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过量投放，中央银行基本上停止了对国家财政的透支和贷款，大规模收缩了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削弱了部分专项贷款，开办了对各个金融机构的特种人民币存款等等。就这一渠道的货币供应而言，增长甚微，甚至出现过负增长，照理是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但是，同一时间中国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收购了大量的外汇（这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因而通过这一渠道增加了相当大量的货币供给。在全年新增4024亿元基础货币中，有70%以上（约3000亿元）是由增加外汇储备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增加，除了出口增加和外资投入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量过去滞留在境外的外汇，在1994年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环境下被调入境内，以缓和许多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但也致使货币供给量增加，构成当年物价水平较大幅度上涨的一个货币条件。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正是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盈余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物价水平的确产生了上涨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可能主要不是通过货币供应渠道，即增加总需求而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相对减少了国内市场的总供给。
应当这样看，1994年以外汇体制改革为标志，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够被人们直接感觉到的是，外汇储备的动态变化对国内货币供应从而对物价波动产生较大的影响。更进一步的影响是，人民币同外汇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了更广泛、更紧密的联系。如果说，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过去主要只考虑“对内”平衡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就必须同时考虑“对内”和“对外”两个平衡。这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1994年年末以来，恰好在大洋彼岸的墨西哥，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外资、外汇、汇率问题，通货膨胀问题。那么，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会不会冒出一个类似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墨西哥是一个与美国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60年代进入了关贸总协定，加入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圈。与此相适应的是降低了关税税率，放开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增强了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对国外经济结构调整重视不够，国内经济基础甚为脆弱，经不起震荡，所以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墨西哥此次金融危机是以政府制止外汇大量流失而出现的比索大幅度贬值（即严重通货膨胀）所引发的，但是，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墨西哥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经济结构问题。
墨西哥在经济改革中，没有注意协调贫富差别，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农业生产持续衰退，农民暴动不断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使投资者对其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信任下降，纷纷抛售比索，抢购美元。因而从1994年2月份开始，外资已基本停止流入墨西哥。 加之国际市场利率相继提高，促使外资闻风而动，仅1994年第二季度流失的资金就达1-00亿美元。而政府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又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致使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尤其是1994年的最后两个月， 其外汇储备从170亿美元猛降至60亿美元，导致比索汇价大幅度贬值。
过份依赖海外市场资金，尤其是短期性的游资，是导致墨西哥经济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从数量上看，1989年为10亿美元，1994年猛增至730亿美元。 大量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导致投机性资金大量涌进，即从海外市场筹集到以债券、股票为主要形式的短期游资，占外资比重很大。在墨西哥的外来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投资占80%，而直接投资仅占20%。在这种外资结构中，一旦投资家对其丧失信心，游资的不稳定性就会导致资金的大量外流，造成资金周转的严重困难。
前墨西哥政府在1988年执政之后，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进口开放政策，致使资本货物和原料进口的猛增。尤其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美国的商品大量涌入墨西哥，使墨西哥1993年的进口猛增到490亿美元，出口仅为294亿美元。1994年进口高达730亿美元， 远远超过出口，其贸易逆差高达280亿美元， 贸易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8%左右，而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1987年的9.4%上升到1994年的31%。这种状况导致墨西哥政府用外汇储备支付巨额的进口贸易赤字，使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直至被迫将比索大幅度贬值，触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在墨西哥的经济改革中，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了第一产业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全国消费食品的1/3依靠进口； 第二产业除与美国关系极为密切的少数出口加工业发展较快外，其余的发展均极为缓慢；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却相当快速。过度依赖进口，盲目依赖市场，而忽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性市场支撑着经济的发展，是墨西哥经济不稳定的深刻根源。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加上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一旦在资金需求上出现问题，就必然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由于墨西哥国内储蓄增长缓慢和外贸赤字过于庞大，对外资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使墨西哥陷入依赖外债的恶性循环。而以具有较强投机性的证券投资为主的结构，犹如给墨西哥经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情况，与墨西哥有相当大的不同，因而是不会发生像墨西哥那样严重的金融危机的。主要理由是：
1.我国的经济结构是比较合理的。改革开放10多年来，尽管我国农业也出现过短期的滑坡现象，但从总体上来说，发展较快，而第二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与墨西哥第一产业长期停滞落后、第二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的情况明显不同。因而，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经济基础是较为稳固的。
2.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10%左右，这是我国经济的最大成就。它大大改善了有效供给和产品结构，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成为战胜一切困难的基础。近年来我们在注意抓好农业的同时，基础工业也得到加强。基础工业有效供给的大幅度增长，是抑制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积极因素。
3.我国自筹资金、自我发展的能力比较强，这就有利于减轻外资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我国顺应居民储蓄倾向强的有利国情，实施了有效的储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储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在国民储蓄结构中，个人部分占23.55%，1988年迅速上升为62.5%，1994年继续上升为70%。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一直大大快于工资总额的增长。1995年8月， 我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已达25000亿元，预计1995年年底可达30000亿元。由此而形成的较高的居民储蓄水平，是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支持，也是抑制通货膨胀、克服通胀预期的主要积极因素。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居民普遍存在存款货币幻觉，在真实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较高的储蓄倾向。如果不注意抑制通胀持续发生的势头，这种民心是难以持续维持下去的。
4.我国的外资利用结构中，是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辅。可以这样说，我国的外资、外债基本上是生产型的，而且也是创汇型的。这就使得我们引进外资后，就能够生产，能够出口，这样就能创汇，大致求得平衡。当然，在1994年我国引进的外资中，也有一部分纯粹是为了绕过国内贷款规模限制，而利用银行间外汇市场来换取人民币资金的，也有一些是以套利和套汇为目的的短期国际“游资”，但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综上所述，我国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产生类似墨西哥那样严重的“引进型”通货膨胀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的。但是，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的确值得深思。我国正处在大量引进外资的时期。外汇体制改革导致汇率的较大变化；同时我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复关”，现在中美又时断时续地进行贸易、知识产权的谈判，美国要求我们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进一步放开限制等等。在这种背景下，认真总结墨西哥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吸取墨西哥的教训，集中到一点来说，就是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投资及消费需求的需要、国家外汇收入及外债偿还能力，适度地引进外资。如果不注意考虑我国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及外债增长的幅度，盲目地、不适度地引进外资，将会造成经济增长过热，加剧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当前中国“复关”谈判未果的实质障碍，除了少数缔约方要求中国接受一些歧视性条款外，还在于它们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国按明显超出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和投资领域。这显然是中国难以接受的。我国对外开放这条路子肯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步子越大越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进行贸易自由化的时机和政策不当，在开放后短时期内进口迅猛增加，出口增长缓慢，导致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外汇储备急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其结果又不得不放慢贸易自由化的速度，甚至退回到一种更加封闭的状况。因此，中国应当选择一种渐进式的开放政策，步子要稳健一些。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即1994年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共引进外资270亿美元。 同时我国国家银行存款增加7957亿元，而银行贷款却只增加5734亿元。两者相比较，竟有2223亿元的银行存款被闲置在银行之中。银行的存款增量明显大于贷款增量，直接原因是我们对银行贷款实行严格的规模控制，它或许对抑制通货膨胀有某种作用。但是，外资的大量引入和国内银行用高成本吸收的存款却被闲置不用这两种现象的同时并存，不仅会增加我们未来对外还本付息的负担，而且还会使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国内金融机构“雪上加霜”。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看，在紧缩国内金融机构创造货币供应能力的同时，却敞开利用外汇买卖创造货币供应渠道，其反通货膨胀的综合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如何从严控制外债规模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外债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债务国。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外债警戒线，为当年还本付息额占本国当年出口额的15%。按此标准推算，中国每年偿还外债本息应控制在180 亿美元以内。中国从1993年起进入偿债高峰期，1995年偿债本息预计120—140亿美元，接近偿债率警戒线，今后的若干年更可能高达200亿美元。 虽然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资金需求甚为迫切，表明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对外债警戒线控制可放宽至20%。但权威人士认为，债台高筑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特别是在目前日元急升情况下，地方企业擅自到境外举债更需从严控制。由于目前中国外债七成属于产业资本，发生“引进型”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正在申请“复关”，服务贸易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正在推进之中，加之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已成为全球外资流入热点地区。因而理所当然要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对诸如证券、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是国际短期游资，的确可解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之急；另一方面，这种投资追逐高回报，投机性和流动性很强。当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时便蜂拥而来，一有风吹草动即大量撤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外汇储备骤减等困难。因此，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应持慎重态度，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并把国际短期金融投资控制在外资总体结构的较小比例。
实践经验表明，我国在申请“复关”中所坚持的立场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市场的开放只能按国力水平逐步进行，任何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必然会危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从长远看也将损害其它缔约国的利益。能否把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控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是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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