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雄辩——也谈我国传统译论的成就和译学建设的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雄辩论文,也谈论文,事实论文,现状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6038（2000）07—0034—05
大连外国语学院《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10月号上 发表了张经浩的《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颇多“妙”论，编辑部加写了按语，号召译界同仁参加讨论。在参加讨论之前，我想先谈几点关于学术研讨所一贯抱有的粗浅看法：
第一，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均应予以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补其不足，为我所用，不断充实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闭关保守、敝帚自珍固然是错误的，而照搬洋货、食而不化也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第二，所有学者专家，都各有千秋，有其长，亦有其短。无所不知的万能专家，古今中外都未曾出现过，连中外圣人孔仲尼和亚里斯多德也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而在研讨学术的过程中，应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而不是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否定一切，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真正有学问的大师名家，无不谦虚谨慎，因为他们深刻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人生哲理。
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10月号上读到张经浩的大作《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其中颇多与众不同的论点，不敢苟同，现根据批判继承的原则和平等切磋的精神，仅就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成就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谈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一、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成就
我同意张后尘教授在上面提到的《难圆的梦》的“奇文”之后发表的题为《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一文中所讲的对待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正确看法，因而整段录来作个引子：
“探讨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我们不能丢掉中国这样一个翻译大国的贡献。从佛经翻译到现代翻译，从实践到理论，对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建立均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中国传统译学的许多论点精辟，内涵深刻，饱含中国文论、文艺美学的精髓，而且体现了中国哲学积极能动的互补作用，而不像西方某些哲学流派的极端主义。可惜，我们在论战中却忽视了对中国传统译学的理论挖掘。我们需要创新意识，但决不是切断历史，仅凭引进一点只言片语，就妄下结论。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好，其他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别人的研究走上了绝路。”讲得真好，甚合我意。令人遗憾的是，张经浩的大作，却对我国大多数受到译界认可并对翻译理论较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不加分析的低估以至全盘否定，如此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窃以为不符合与人为善、取长补短的学术交流的态度。下面拟根据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摘引数例，以窥全貌：说王东风、楚至大“认为‘已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翻译学分支系统’……有个常识性错误”，说杨自俭推崇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和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等两部专著为“出言大胆”，说陈宏薇在主编的《汉英翻译基础》中给翻译下的定义“欠准确”，说范守义在《中国翻译》发表的题为《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的文章“叫人越看越‘模糊’”，说董秋斯于1954年发表的题为《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中讲“‘翻译是一门科学’看来有些欠妥”。所举例证已足以说明《难圆的梦》的作者居心所在，无非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因为上述遭到无理点名批评的译界同仁，多数都是得到公认的多年从事翻译实践和中外翻译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成果累累，为中国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抹杀不了的巨大贡献。正如张后尘教授在《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批译论家借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文体学、比较文化学、美学等某些供体学科探索、总结翻译规律，旨在建立科学的翻译学的尝试，都是可取的，也是值得敬仰的。”而遭到无理批评的多数专家学者，也正是这类值得敬仰的较具有继承性同时也具有先进性的代表人物。
在《难圆的梦》一文作者的“横扫”之下，想不到我这个已届耄耋之年的译坛老兵也没有能够幸免，只不过没有直呼其名罢了。虽未点名指责，也只好应战，因为是非不能不辨，真理愈辩愈明。《梦》文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信、达、切’和者甚寡。”“信、达、切”三字是笔者在1979年湖南师院学报第1 期发表的题为《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的，只不过是个人研究中外两家译论——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翻译三总则”——的基础上所抒发的一孔之见的读书心得而已。事过15年之后，我发现原来对“信、达、切”三字所下的定义还不够精确，遂于1993年在上海《外国语》第3 期上又发表《翻译原则再议——在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把原来的“一、信——保全原文意义；二、达——译文明白通顺；三、切——切合原文风格”进一步修订为“一、信——信于内容；二、达——达如其分；三、切——切合风格”。可见，“信、达、切”三字原则提出者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译论看作是什么可以垂范后世的成熟的学说，实际上，它仍有其不足之处。不过，在翻译标准问题研究的长河中作为苍海一粟，在百家争鸣中聊备一格，似无大碍，未可厚非。但若把它不顾事实地无端地判定“和者甚寡”，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信、达、切”说到底是一文不值因而“和者甚寡”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尚有一些和者？事实胜雄辩，请看下面所举事实：
“信、达、切”三字原则1979年发表以来，受到赞同的专题评介和论述到的文章，仅就我看到的来说，就有多篇（注：顾延龄《刘重德教授的翻译观》，《外国语》1991年第1期。楚至大、 林玲帼《信达两全形神兼顾——评文学翻译十讲》，《外国语》1993年第3期； 佘协斌《三湘译论述介》，《外语与翻译》1994年第3期； 曾海帆《“切”也是科技翻译应遵循的原则之一》，《中国科技翻译》1994年第4期； 刘罗颐《对信达切论的共鸣》，同上；刘罗颐《刘重德教授新著〈浑金璞玉集〉赏析》，《外国语》1995年第3期； 夏平《读〈浑金璞玉集〉》，《外国语》1995年第5 期； 黄任《重温“信达雅”》， 《外语研究》1996年第4期；谭卫国《以“切”代“雅”，切合实际， 恰如其分——评介刘重德教授关于风格翻译的原则》，《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8月。），对“信、达、切”给予好评的专著也有三种（注：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谭云杰《英译汉技巧与实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摘录，仅按发表或出版先后次序摘要引述如下：
1.楚至大、林玲帼教授在《信达两全》（1993）一文说：
“多年来，翻译界对严复首创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看法不一，有褒有贬，见仁见智。刘重德教授则于1979年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原则，并在“十讲”中又一再加以强调。他认为，‘信达’两字仍可沿用，只将‘雅’字改为‘切’字便可，因为‘切’字是中性词。刘教授给‘切’字下的定义是：要切合原文的风格（closeness——to be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style as possible）。他认为，原作风格有雅俗之分，人物对话也有雅俗之分，一律雅之，显属不妥。我们觉得这种提法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对这个‘切’字的理解是：在翻译时要‘贴切’，要‘切合实际’，要‘切中要害’。因为并不是所有翻译都能用一个‘雅’概括得了的，汉语里有‘雅俗共赏’一说，这恰好证明了有‘雅’就会有‘俗’。同样，作品的风格有‘庄’就会有‘谐’，有‘细腻’就会有‘粗犷’或‘豪放’等。若一律求‘雅’，无异于千人一面。只有‘切’才能宜‘雅’宜‘俗’，宜‘庄’宜‘谐’，宜‘粗’宜‘细’。………”
2.黄任教授在《重温信达雅》（1996）一文中说：
“通过对严复信达雅说的简要回顾，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三难说，充分加以肯定，同时结合新的情况继续进行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前人的理论。我国翻译界前辈刘重德先生在《浑金璞玉集》中全面评析了严复‘信达雅’三字原则，并概括道：
‘严复在翻译原则的提法上，固然如上所述，有些不足之处，但据史论事，他当时无论是在翻译理论上，还是在译述实践上，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并做出巨大贡献，应予充分肯定。至于不足之处，乃是由于他的历史局限性所致。作上述的剖析，旨在更好地吸收其精华。’”紧接着，黄教授又引了刘宓庆根据中国文艺美学对‘信达雅’所作的阐释，为节省篇幅，引文从略。然后，黄作结论说：“我认为，像两位刘先生（指刘重德和刘宓庆——笔者）这样的分析，和自严复以来许多学者的论述一样，都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认识严复的信达雅，有助于推进我国的译论研究和提高整体翻译水平，有助于进一步发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为翻译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3.周仪、罗平教授在《翻译与批评》（1999）专著中以《刘重德的‘信、达、切’》为子目作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现将他们所写的5 段文字照引于下：
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新三字原则，虽然是受了严复“信达雅”三字经的启示，却可以回避长期以来对“雅”的争论。
信——信于内容。即严复所谓意义“不倍原文”、泰特勒所谓“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完整的再现。”
达——达如其分。译者翻译文章或书籍的目的，当然是让人家阅读的，译文如果是结里结巴，使人看了不知所云，那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正如严复所说，“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切——切合风格。“我之所以不采用严复所讲的‘雅’字，而改用‘切’，是因为‘雅’即所谓的‘尔雅’或‘文雅’，而‘雅’实际上只不过是风格中的一种。因此，翻译起来，不能一律要‘雅’，应该实事求是，酌情处理，恰如其分，切合原文风格。‘切’是个中性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风格。”（《翻译原则再议》，《外国语》1993 年第3期）。
对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在“信”和“达”方面是争论不大的，而“雅”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一直是悬而不决。许多学者先后提出不同的理解，比如周煦良先生说：“雅就是和原文的内容和体裁相称，要得体。”但是，要与“信达雅”一样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精练与概括，只有到刘重德先生提出“信达切”才解决了。……
以上5段文字都是周、罗两教授的原话。 而笔者本人一向对自己提出的“信达切”三字原则的看法，只不过认为是在严复译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而聊备一说罢了。
此外，“信达切”三字原则在翻译教学上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例如谭云杰教授在主编的教材《英译汉技巧与实例》（1996）一书的首章首节《翻译的标准》中重点介绍了“信达切”三字原则后，结论写道：
“刘老还指出：圆满地实现‘信达切’三原则，诚然不易。但是，只有圆满地实现这三原则，才能达到别林斯基提出的标准：‘翻译是把另一种民族的文学作品用本民族的语言完整无缺地复制过来的一种艺术，一种纯粹翻译的创作。”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译作的三“忠实”：忠实于作者、忠实于原文、忠实于读者。
“刘老的新三字原则提出后，在我国译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不少专论、文章称：‘新三字原则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易‘雅’为‘切’，将‘切合风格’明确地作为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之一，更是翻译理论上的一大突破，‘信达切’的翻译原则，主张切合原文风格，做到雅俗共赏，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刘老在继承优秀的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在努力开拓翻译研究的领域中，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我们认为，明确翻译标准，即翻译原则，是我们学习翻译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有了标准，也就有了方向。在学习和实践具体方法或技巧时也就有了准绳。‘信达切’新三字原则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准则。……”
对于《梦》文说的“‘信、达、切’和者甚寡”的断言，仅引数位专家学者对“信达切”的三字原则的部分评论如上，作为答复。至于张经浩竟然在“和者甚寡”的评论之前气势汹汹地责问“切什么？”就不值一驳了，因为只要读过笔者《试论》和《再议》两篇论述翻译原则的论文，或专著《翻译漫谈》（1984）、《文学翻译十讲》（1991）、《浑金璞玉集》（纪念八十寿辰文集，1994）中任何一本的同行，无不知道“切”指的是“切合（原文）风格”。《梦》文作者如果真的连“切”字的定义都不知道，竟来妄加指责，真是不可思议。没有调查，何来发言权？
中国两千年来的译论研究的成就，堪称博大精深，切不可自暴自弃，数典忘祖，我认为不分古代、近现代以至当代，也不管成就大小，都应该给予适当的评价，因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这方面，陈福康教授的专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和周仪、罗平两教授的专著《翻译与批评》都写得比较好，既全面又客观，值得一读。
二、我国译学建设近况
“译学”似乎是个广义用法，相当于“翻译理论”这个术语，例如早在我国30年代林语堂博士等学者就多次用过；从当代中国译学理论史研究专家陈福康教授的近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书名及其分章《中国古代译学理论》、《中国近代译学理论》、《中国现代译学理论》、《中国当代译学理论》等标题来看，凡是有关古代佛经翻译到以后各时期自然科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等诸种翻译经验的总结均可视作译学理论，已是司空见惯； 唯独提到《翻译学》（translatology），就有人认为是“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而笔者的看法是，“翻译学”一词应该谨慎使用，但也不可认为高不可攀，其实所谓翻译学，也只不过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的代称而已。我国两千年以来的传统译论以及上个世纪末叶西方比较先进的译论的研究和引进，均已日趋成熟而且系统化，因此，译界不少专家开始议论构建中国翻译学这一伟大设想，并非空穴来风，“天方夜谭”，而是具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的，我很赏识杨自俭、谭载喜、刘宓庆、许钧、穆雷等等中青年专家对中国译学理论研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梦》文说“董秋斯先生对‘科学’（注：指责是针对董秋斯在《翻译通报》1951年第2 期发表的《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中所说的“翻译是一门科学”这句话而发的。）的理解看来有些欠妥”。这种轻率的评价，适与我的看法相反，我于1995年在《外国语》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一些看法》（注：刘重德《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一些看法》，《外国语》，1995年第2期第28页。）， 其中看法之一所阐述的也同样是董这句话的提法，现在看来，仍有现实意义，笔者当时是这样写的：
“董秋斯对建立翻译学的提法，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分析、理由略）。
看法之二是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指导思想、途径和基本理论。
首先谈指导思想。我说：
“除前面提到的翻译理论无用论以外，还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倾向：一是忽视传统的研究；一是忽视现代西方译论的研究。前者容易招致‘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的恶果，而后者则可能造成‘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结局。只有抱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样正确思想的人，才能在译论建设方面突飞猛进，取得巨大的成就。”
其次，谈应采取的途径与确立的基本原则，我赞同谭载喜、刘宓庆等人的意见，现分别予以摘录：
在[论途径的]众多意见中，我比较欣赏谭载喜、奈达的提法。他们1987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题为《论翻译学的途径》一文中，首先指出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途径有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等。接着又说翻译学途径与其他途径具有不同的功能……总而言之，翻译学途径所要建立的翻译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因而是多功能的模式，它既具有语言学模式的特征，又有文艺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的特征。它的适用范围广，使用功效高，是翻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
“关于建立中国翻译应该确定的基本原则，刘宓庆讲得比较实事求是。他提出如下六项基本原则：‘1、重描写， 而不是重规则（或规定）；2、重对策研究，强调理论的实践性；3、重汉外对比研究；4、 重传统研究，立意于开拓；5、重论证，扬弃唯心主义；6、重综合，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注：穆雷《开拓与创新——刘宓庆的翻译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翻译》，1993年第3期第46页。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
看法之三是建立中国翻译学所具备的理论基础，在论述了中外近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之后，我表示完全同意扬自俭对我国1983—1992十年翻译理论研究的评价，并非所谓“出言大胆”，他是以深入调查研究的事实为基础的。笔者在1995年《看法》一文中写道：
“关于我国近十年来理论研究的情况，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杨自俭也作了深入调查研究。他说：‘这十年（1983—1992），我们的理论研究意识有明显增强，学科建设在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题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注：杨自俭《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国翻译》1993年第6期第11页。）
看法之四是关于建立翻译学的初步设想。首先介绍了黄龙、刘宓庆等人的设想，然后评论说：“上述意见，各有千秋，发人深思，但为了写出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比较完善的构建中国翻译学的纲领性文件，还需各有关专家聚会一堂，取长补短，求其大同，弃其小异，分工编写中国翻译学及其分支，赶上并超过西方翻译学的成就，这是上策。与此同时，也应该鼓励各个学派的理论家撰写自成一家之言的理论专著。我现在说这句话，决非妄自尊大，而是有近年来的大量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为根据的。上面提到的融会贯通、兼取众长的研究，有主管单位出面组织，当然事半功倍。如一时尚无人出面，有基础的中青年翻译理论家也可以自觉主动地担负起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写出完备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翻译学而献身，这是长远的设想。”
总之，数年前我认为，直到此刻我仍然认为，译界不少同仁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敬佩和表扬的，而且在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同时在《看法》一文中还提出了编写出版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初步设想，其中心书籍为《中国翻译学》，似应由两部分（上下卷）组成，上卷可标称《中国传统译论》，从维祗难、道安、鸠摩罗什一直到当代从传统译论出发并运用新观点对之多少有所发现而且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及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说，都应包括在内。下卷可标称《现代翻译理论》。凡运用西方新的学科理论于解决汉外互译这一基本矛盾之种种问题，并体现了“洋为中用”之精神者，均在此列。我当时提出的建议不一定合乎理想。但起码看出我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成就的肯定和对我国译界同仁能够于不久的未来在我华夏大地上建成中国翻译学所抱的乐观精神和助成其事的积极态度，绝不认为翻译学永久都是一个“难圆的梦”。
最后，再附带谈两点意见：
第一，关于翻译（translating）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久以前我发现黄振定博士所写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注：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刘《序》第1页。 ）一书从哲学的深度以辩证的方法比较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在为他这部专著所写的序文中对他的创见和论证作了如下的评介：
“为了阐明问题，作者引人注目地给我们分辨了两对最基本的概念：艺术性与科学性，艺术论与科学论；前者用于说明翻译实践的根本性质；二者互为照应，实践的艺术性决定理论的艺术论，实践的科学性决定理论的科学论。由此看来传统的‘翻译’、‘艺术’、‘科学’之说，至少失之笼统，而实际是大大地模糊了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不消说，基本概念的廓清，是极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的。
“如果就此简单地把艺术性与艺术论、科学性与科学论分别对应起来，那无疑是一种机械论。作者竭尽全力论证艺术性与科学性、艺术论与科学论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语言一般规律、双语转换活动以及关于它们的理论的矛盾的有机统一，是作者紧紧扣住的问题；这看来也的确是解决翻译学理论建设的关键。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辩证的道理并不陌生，但要像本书那样集中深入地探讨，则需要有相当的眼光和勇气。”
第二，关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一向认为我们对它应该有个正确的看法，既不应有所偏废，也不应有所偏重。我早就于1989年李鄂在题为《刘重德教授谈翻译》（注：李鄂《刘重德教授谈翻译》，《中国科技翻译》，1989年第2卷第3期。）一文中谈过，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特转引如下，以供参考：
“我们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从实践升华出来的真知与理论，必能回过头来指导实践，有助于实践。就学习翻译来说，实践当然是第一位的东西。要想学会翻译，首先就要勇于实践，多加实践。正像学游泳一样，首先必须敢于下水，不怕喝它几口水，游来游去。在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导下，重视理论学习或轻视理论学习，便会效果不同。重视理论学习者，必将少走弯路，事半功倍；轻视理论学习者，则定会多花时间，事倍功半。这已是久经考验的真理，毋庸争辩。”
收稿日期：200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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