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写实化建构中的寓言介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写实小说风行文坛之后，小说家似乎普遍地追求那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写法，平淡人生，平淡故事，平淡讲述。“原汤原汁”“反抗虚构”，“叙述情感隐匿”等等，即便未被列于新写实圈内的作家，也如同被这只无形的魔手抚摸过，很少有人能漠然置之。为意义而营造，为意义而虚幻荒诞好象已是昨天的潮流，昨天的故事。让人不禁疑惑，眼下的小说，在“写实”的墨香中，真的就“实”到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不能动弹？“实”到徙具别无歧义的一种解构：“还原生活”？我们的读者是否因了某些评论的关系正在产生错觉：以为小说虚构的本质业已丧失？
应该坚信，能够称之为“本质”的东西是决不会此一时彼一时的。新近的小说，虚构依然从无数或隐或显的缝隙中顽强伸展头角。其中，寓言介入以写实为基本建构方式的小说便是建构“非真”故事的一种，或曰：另一种真实的话语类型，亦或曰：建立现象与话语间的新型关系。
寓言介入写实化作品，使这类小说出现了如下的矛盾：一方面，以反抗虚构去求“真”──讲述历史或现实故事；另一方面，又借虚构的力量去演示很容易让人看破或许还是有意让人看破的“非真”──寓言。在此必须强调：有无虚构是寓言和历史故事的分水岭。然而对立的双方均不以毁灭对方以立足，而是互融，互补，异质同构，支起一篇小说的完整框架。
其实，寓言这种别具特色的文学样式除了独立成篇外，介入其它的文体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我国，寓言起步之时更如此。我国先秦寓言，只有一部分是完全独立的，大部分只赋有相对独立性，被专家们称作“依附寓言”，也叫“穿插性寓言”。①
先秦无现代意义的小说，寓言多穿插于他文之中，穿插的方式有多种，但寓言都可单独剥离，独立成篇；不同的是当今文坛寓言一旦介入小说，便融入小说的血脉，单独剥离已决无可能，先秦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改编成寓言，程式为由繁到简，寓言的载体简单扼要，满足清晰就行──得其灵魂；寓言介入小说，程式则由简到繁，寓言载体必得丰腴生动，要满足小说形式对它的种种要求──灵魂与肉体同在。
寓言介入写实化建构的小说，一类是寓言的局部介入，寓言成为“还原”“再现”基调中的“假语村言”，寓言破坏了小说建构方式的和谐，成为小说中触目的“点”。另一类是寓言精神贯注写实化小说，不破坏原有的小说“再现”法则和整体结构。欣赏图景和追求图景意义听君自便，就象登楼既可看楼内设施装璜，又可观楼外楼，楼外天地风光。
先谈第一类。
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写实的笔墨，叙述着地远天荒的湖洼小村里，男女老幼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女人生娃，病孩夭折，亲子恋母，养女逃婚，寡妇再嫁，鳏汉续娶，青年写文，孤老唱古……鲍氏家族里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全写得实实在在，贴紧生活，这时的王安忆已失却往昔诗的抒情，诗的纯真、感伤与追怀，由建构在情绪世界里的小说转向建构在坚坚实实的足下土地上的小说（难怪有人推举《小鲍庄》为开“新写实”先河之作），而这“写实”之中偏有一虚幻的精灵，这就是那个叫“捞渣”的孩子，他俨然是人类仁义道德的化身，连模样都“看上去仁义”。小小年纪，就知把本不富裕的食物让给老人，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哥哥，把游戏时的赢家让给别的孩子，以至在大水袭来时，他把生的希望让给五保户，自己被淹死在大树下。捞渣的生存是为了一种精神，小说用穷野僻壤上一个朴实少年的形象寓指一种精致的完美无缺的精神。小说开篇的“引子”中提到小鲍庄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治水时却缺乏大禹式的虔诚。对照之下，捞渣以他的虔诚实现了古老的理想。同祖共宗的芸芸众生活着，仁义的孩子却死了──人类趋善的品性和返朴归真的纯良为何会如此悲凉？就表现手法而言，捞渣这个艺术符号也一如周围其它人物一样现实化地生存着，这倒正暗合了拉封丹的主张；富有诗意的故事总是力求加强寓言的肉体或躯壳，加强所描述的内容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但是，决不能把寓言故事的这种现实性或具体性同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混为一谈。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纯假定的、读者自愿陷入其中的幻觉的现实性。”②《小鲍庄》正因有了与通常意义的现实性不同的“现实性”，才在坚坚实实之中透出一股虚幻的空灵之气。
与捞渣寓指的精神相悖谬的另一个寓言人物是《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写实层面上的赵炳比起捞渣来写得更加血肉丰满。他“过人的聪颖，国学的根基，最高的辈份，贵人的相貌，庄重的风度，审时度势的精明，应对事变的从容，收买人心的狡狯，逼人自戕的阴险，造孽而能自救的平静，和谐地集于一身，是一个洼狸镇人敬之如神的人物。”③小说写实之际有意露“假”，虚构世医对他的诊断是生有“怪疾”，情妇张王氏则更具体地断言：“腹内藏蛇”。四爷爷的寓言蕴含了千百年农村封建宗法家长制的种种特征和本质，以及它向现代社会延伸、侵蚀的可怕情景。
新写实作家池莉的新作《白云苍狗谣》，寓言象征碎片似地抖落在有意无意之间，讽喻的意味却是明显的。作家让一些政治故事发生于“流行病研究所”，于是，流病所里便发生了当代中国曾经发生过，有的单位还在继续发生着的流行病。小说从流病所里的政治学习日写起：大伙一边轮流念报纸一边在取暖炉上烤出黄铮铮香味四溢的馒头。人们显然对吃烤馒头比对例行公事念报纸更感兴趣。遭到上级批评还振振有辞谐谑：“我们胃疼”，“胃疼就用馒头中和一下”。当今社会究竟哪里“疼”？用什么方式医治这个“疼”？采取流病所里小黑板上写着的：“全天政治学习停止办公”就能治“病”么？小说还有寓言残片意味深长：以研究如何为群众防病治病为本职的流病所的李书记，自己年年冬季生病，每年象候鸟一样飞到内科单间病房过冬。作为窝里斗的落马者，他被调出流病所，赴新任的岗位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一去就捞着了公费去美国考察的美差。“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母国本土上的新生事物，却要出国考察，这种“病”，流病所怕是既治不了，也治不起。小说的表层琐琐碎碎地讲述着关于单位的故事，小说深层一会在这一会在那地展示关于“病”的图景，“有病”和“治病”，“治病方式”和“能否治好病”聚合成一些非确定的意义。作家本人好象不在乎有什么“非确定的意义”，甚至连“确定的意义”也不指望有，她在篇后语中只强调：“这就是现实，我们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以为我应该用文学作品反映出真实的现实。”④而事实上，从作者决意让故事发生在流行病研究所开始，便开始了一种寓言式的扭曲模仿。毋庸置疑，寓言形象所表达的意义，肯定会远远超过作者主观灌注于它的内涵。
再来谈谈第二类，寓言精神贯注写实化小说，或者说，由写实故事整体构成新寓言。
王朔的长篇《我是你爸爸》属于那种具有多元审美层面的作品。王朔小说的火爆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不同层面可以满足不同层次欣赏者需求：“通俗文学”性质的故事；紧贴生活的京味语言；寓言般的指涉能力，等等。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充盈着通俗文学的娱乐性，更在语言与现实之间，故事建构与现实之间创造着张力，这种张力弹性地冲击着小说创作的既定法则。
《我是你爸爸》（下称《爸》）是一部贯注了寓言精神的小说，是新寓言。是寓言便得有海绵吸水般的蕴含能力，《爸》的表面却只是一块普通的海绵，看不出“水”蕴藏在哪里。就作品的叙述方式和语言而言，《爸》与王朔以往的作品没有多少差别：忽而没正经忽而又正正经经地讲述着父与子──马林生与马锐的故事。象世上无数的父子一样，他们有难以割舍的血缘之情；有居同一屋檐下的休戚与共，互为依傍；有近距离观察对方的便利因而能将对方的里里外外拐拐角角都看个明白弄个透彻。但他们更多的是隔膜，是相互间的不理解，不信任，磨擦，矛盾、冲突。直至子对父的出言不恭，软抵硬抗；父对子的呵斥训戒，拳脚相加。读罢全篇，掩卷相思，我们很难对马林生、马锐的关系作言在此意亦在此的单纯性、封闭性审美。只需稍稍挤一下这块“海绵”，我们会发现，二马父子关系可推及众多其它家庭里的父子关系──审美倘若只能终结于这一层次，二马至多能被称作典型；事实是，二马父子关系已然可推及社会上种种其它的关系：有辈份之别，等级之差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被指挥，尊严者与无尊严者，权势者与无权势者等等的关系──这一开放性蕴含最终使二马父子成为寓言的载体。尽管寓义的指向时断时续，忽明忽暗，多向且多义，但无论如何，我们已感受到那些隐喻和暗示，那些依存于故事又游荡于故事之外的东西。爸爸，儿子，这两个角色作为象征项的作用，就象《伊索寓言》中的两只什么动物。
《爸》向我们揭示，世上各种“关系”间的传统秩序是如何建立的：在家里“一直是同时扮演上帝和护法金刚这两个角色”的爸爸，最怀念的是儿子童年时代，小鸟依人，温顺听话，当长大了的儿子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活法，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心中骤然萌生恨恨的失落感“我怕我儿子干吗！这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也有能力摆平他！”在自古君臣父子尊卑长幼阵线分明的古国，爸爸想要“摆平”儿子简直太正常也太有传统了。换而言之，没有这种“摆平”的想法和做法，也就丧失了千年古国固有的秩序。
《爸》向我们展示，“关系”间的沟通总是暂时的，差异却是永恒的：譬如，对待老师课堂出错的问题。天真的儿子当场纠错，弄得老师下不了台。爸关心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而是儿子对待老师的态度。他强令儿子写检讨并谆谆告诫：“大人和小孩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孩可以没脸大人是一定要有面子”。当权威仍然是权威时，不管他的错误多么确凿，你尽可以腹谤但一定不要千万不可当面指出来。权威出错犹如重载列车脱轨，除了眼睁睁看着它一头栽下悬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所有努力都将是螳臂挡车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这是“尊重真理”与尊重大人、老师、权威之间的差异。正是爸爸式的陈腐、世故，扼杀了真理，助长了“权威出错”。再譬如，关系的双方都要求对方理解自己，而理解的过程却很艰难：爸大事小事都要做赢家（包括玩），爸做完大事小事都想听到儿子的夸奖和感谢，爸满腹委屈指责儿子忘恩负义。对此，儿子愤愤不平，难以理解：“你见哪个工人、农民做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尽了他们的本份譬如炼了钢种了庄稼嚷嚷着要格外得到感谢？解放军战士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要求了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每做一件该做的事都要听到一声谢谢？”“你生我养我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吧？不是像资本家到咱们国家来投资老百姓到银行去存钱去保险公司投保想着总有一天能捞本再大大赚上一票吧？”──儿子式的冷峻、冷酷阻碍了理解，他却朴素地接近了事物的本质。
《爸》还向我们揭示：关系间的关系是在和谐──冲突──新的和谐──新的冲突……中演进，织成历史。二马有过父子间的“密月”，他们一度建立起朋友式的平等关系，因为爸爸经不住邻里老友“家有家规”的劝诫指责，经不住儿子学校的老师告刁状，更经不住自身地位下降，心理失衡的挑战，再一次向儿子挥起了拳头。事后爸惊讶于如何会忘记当年自己挨老父毒打时立下的誓言：“将来我有了孩子，我永远不打他！”──历史总在不断地前进，历史又总会不断重演。纲常伦理，准则规范，群体意识，传统秩序，代代沿袭是顺理成章的，摧毁与变革却是极其艰难的。小说无奈地结束在父子言归于好，爸爸还是爸爸，儿子还是儿子的假像平静之中，就象篇末的动物园风景：狮虎都“趴卧”着，或者“回笼子里吃饭去了”。
王朔以写实化的整体建构，聚合成包孕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历史经验的新寓言。或许我按寓言式的表意程式拆解它并非符合作家的本意，但这不妨碍什么，恰体现了寓言自身的特征。寓言是网状思维的具象化而非链状思维的具像化，不可能如形式逻辑般地推理和得出明明白白的结论。寓言摒弃意义的单一、单纯，寓言的各种元素都会在不经意时触动意义这只球，以形成“图景的意义”或“意义的图景”。杰姆逊作过这样的概括：“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对符号作单一的表述”。⑤由此我联想到王蒙《坚硬的稀粥》引出的争议。这篇可划入现代新寓言的小说，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链条断裂之后，修复的方式具多重可能性。倘若必得搬上法庭裁决，便意味着允许在多重可能性中筛选一种，进而也意味着，把作品逐出新寓言之列。文学家和评论家们千万不要忘记：文学尽可以释梦，法学却无法依梦作出判决。
当代小说家们何以纷纷看中寓言这种十分古老的文学样式？以写实为基本建构方式的作品在追求“实”的过程中为何借助寓言替“虚拟”留下一片空间？究其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
其一，当代小说家们希冀把小说操作成更为开放的文体。新时期小说，文体革命的步伐明显加速，晚近又出现了任何“主义”都没有绝对标准的叙事法则的状况──一“先锋派”从为既定的意义寻找（虚构）故事向写实化退却，“新写实”又不时地扣响通向“先锋派”间的那道门。写实于虚构，具象与抽象，“原生态”的生活与“原生态”的叙述，为生活与为意义，异构同质，交叉整合，寓言就是在小说悄悄拆除了种种对立要素的樊篱时向写实化作品走来。因此还须一提，在我国，寓言自古偏好用人类的故事，这一传统，便利了寓言介入中国当代小说。
其二，看重寓言自身品质，借助寓言的包装。小说家们青睐寓言具备的与后现代主义相通的某类品质：隐喻性能，象征性能以及它指涉能力的滑动变幻、闪烁不定。寓言叙述把作家试图给予的和试图回避的统统包装起来，使故事意味无穷。寓言式的包装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例如，在“一言可以至卿相，一言可以毁身家”的先秦，诸子百家纷纷假借寓言委婉含蓄表达观点，进退自如保全自己。这才有了那个时代“以厄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⑥的文学特征。
其三，诱惑审美主体参与虚构和想象。在小说的重心由故事、主题、向意义叙述，结构，技巧转化时，寓言介入写实故事，是从“结构”入手，迂回地指向“意义”，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在结构的间隙、空白处相聚或错位，都使小说从创作到审美的全过程更具个性化色彩。
其四，作家劝喻讽刺教化的心态难泯。作品处于写实状态时，叙述者貌似宁静淡泊，所谓“零度情感”“不介入状态”，实际上“载道”的传统仍溶于中国大多数作家的血液骨髓之中，他们既不忍舍弃主观的价值取向，又欲以客观掩饰价值取向。于是，平静之中的激情，言说者生存感受之中的难以言说，言语传达之外的传达，便转而交付给寓言，交付给本文结构的张力。从这个角度说，寓言介入写实故事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换一角度，在完成了这种创造之后，作家们或许会有一种类似孩童找到新的游戏方法的快慰。在模糊了（决不是消解了）价值向度，情感向度之后，新的游戏法则将他们的渴望与焦灼，绝望与希望，惶惑与无奈，心灵的低泣与喧哗，智慧的狡黠与闪烁，一缕缕一丝丝地透露出来，作家的“主观”终于在客观故事中伸展胳膊腰腿，作家的“主观”能不快慰么？
结构是属于时代的，结构包裹了时代的生活，结构便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一一种不靠语言说教而获取的间接的意识形态意义。
注释：
①参见刘城淮《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65页，第46页－47页。
②〔苏〕列·谢·维戈茨基著，周新泽《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1页－152页。
③金汉《中国当代小说史》杭州大学出版社，第300页。
④池莉《中国不需要矫情》中篇小说选刊92年第5期。
⑤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89年第6期。
⑥《庄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