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进程与陈独秀的“造国”理论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进程论文,陈独秀论文,理论论文,造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政权、变革等问题是清末民初以来诸多仁人志士孜孜求索的重要问题，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亦同样面临着这种时代性问题的挑战。中共最初的核心领导者陈独秀在笔杆子和枪杆子的交错实践中，艰难地开始了他的“造国”理论的构建和实践。从当时的社会情势来看，他对国民革命进程、前途以及新型国家的理论构想有不少是真理的颗粒，关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思想形态，不应漠视陈独秀的“造国”理论探索。
陈独秀的“造国”方案演进和“造国”实践的进行，是在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未成正果，中国的社会政治日渐黑暗的情况下，伴随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步入拯救民众的政治舞台而逐次拓展的。摆在陈独秀面前的革命道路和未来国家的建构目标只有两个：一个是在国民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中产阶级民治主义的国家；另一个是在国民革命胜利以后，立即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独裁”，这两种建国构想类似和接近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与十月革命目标，这两种目标的思想萌芽可以从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宣言中隐约地显示出来。宣言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第一步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国民革命胜利以后，将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是否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宣言并未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宣言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宣言也推测说：“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这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77页。）就当时而论，并没有第三种建国构想可供共产党人选择。中共初始阶段的核心领导者陈独秀只能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程度，根据共产党人对这种发展和变化的把握与认识，在上述两种建国构想中进行比较和抉择，而在实际上，二大宣言所构想的两种建国目标又不尽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质上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的“造国”方案和“造国”实践是艰难的，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
（一）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造国”理论构想
1921年中共成立后，立即把组织和发展工人运动，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半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产生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至1922年9月份，中国工人运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全盛时期。这一巨大的时局变奏导致陈独秀对革命基本问题之一的建国目标和建国途径作了较多的思考，他在这年9月20日刊发的《造国论》中乐观地阐释了他的“造国”方案，提出了构建“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在陈独秀此时的造国理论视野中，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是容纳各革命阶级的政府。尽管这个政权的领导者的界定在此文的论述中并未给以明确化，但在工人运动高涨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他也有意识地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地位作了谨慎的价值提升，并且隐隐将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作了降低。在这一估价背景下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造国方案倾向于避开“单纯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制度，而“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注：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12期。）。考察陈此时的经济造国理论架构，“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更清晰地折射出他的探索深度，这种深度是由其所勾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界定而显示出来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界定，比较清晰详尽的阐述是在《造国论》发表的前三天，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他给张东荪的一封答信，信中明确地说：“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注：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9月17日。）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规模和权限划分，此信也作了弹性估测，“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注：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9月17日。）。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实现步骤，陈独秀在信中确定了两个步骤：“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注：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9月17日。）陈独秀此时为什么会将“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经济“造国”的主要方案呢？他在给张东荪的答信和随后刊发的《造国论》中作了阐述。陈独秀认为，首先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同一幼稚的前提下，要发展中国经济，使社会政治、文化健康良性发展，应不可回避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世界总体形势的演化走势。陈独秀比较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将来会发*
的重大变异，即“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弟以为必须经过这个时代，但无很强大的力量，而且不久必生他种变化”（注：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9月17日。）；其次，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陈独秀认为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注：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12期。）再次，缺少发展机会的私人资本主义因其幼稚根本不可能支撑起孱弱的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满足实业富国的需求；最后，尚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那就是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斗争实力的乐观估计。他说，“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注：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12期。）因此，他断定“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应该说，陈独秀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理论构想，比较接近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构想。因而，也更接近和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独特国情。即便是在无产阶级政权问题上，陈独秀在此的阐述也颇具有倾向性，对无产阶级的价值提升和对资产阶级恶性发展倾向的权衡，使得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后取得政权地位的重要结论呼之欲出。
（二）“造国”理论探索中的曲折
国民革命时代是一个矛盾迭出、风云涌动的时代，它要求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革命政党来审视社会发展走势，把握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政派力量，真正成为时代的驾驭者。然而，中共此时确实是一个未经大风大浪淘洗的年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担当中共早期核心领导者的陈独秀恰恰是一个兼跨新文化启蒙与国民革命两个异质时代的典型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言：“前半期，即‘五四’之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注：陈独秀：《辩诉状》，原载《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既是兼跨异质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么，表现在他身上即是兼容了前后两个时代的不同历史特质，有时笃信社会发展的典型程式并且受制于国民革命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实践过程，使得他在“造国”方案的探索问题上呈现出坎坷曲折的征象；阶级根性的启蒙思想积淀和对时局发展的某种失落感促使他对原来探索的“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国家社会主义”这种“造国”方案也失掉了信心，尤其是在《造国论》发表5个月后，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因“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而暂时转入低潮。这种历史变局对陈独秀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他对顺利实现他初始的“造国”方案的失落和怀疑，而这种失落和怀疑除了来自国民革命对象的残忍、顽固和强大，主要的还在于他从五四启蒙和国民性批判时期即积聚起来的根性认识因素。根性认识直接导致了他对无产阶级所做出的总体评价：幼稚而非强固。“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的4月份，他曾作过这样的推测：“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注：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这种不确定的国家前途认识在12月份的一篇专论中得到印证。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在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此时，陈独秀已陷入了不想“预见”国家前途的失落心态。
1924年国共合作顺利实现，1925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工人阶级奋起抗争的勇猛斗志暂时激励了陈独秀曾一度失落的心态，但国民党内极右派人士屡屡制造党际矛盾，防范和遏止中共的倾向日趋抬头。极富封建性的研究系分子曾发难质问道：“国民革命成功后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既然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被反动者明了地提出来，陈独秀也就只好作答，他的答疑虽然带有反击“中国半封建势力”的主旨，但其革命色彩已经暗淡了，撰写《造国论》时的积极乐观情绪荡然无存，陷入了他“造国”理论探索与实践的低潮时期。他在反击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9月21日的时论时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在国民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陈独秀在文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造国”方案探索也是史学界对陈独秀大为非难的问题。（注：史学界称其为“二次革命论”，并认为它代表了陈独秀在国民革命中的主流思想，其实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二次革命论”仅仅存在了半年左右时间。）
（三）工农阶级民主独裁制与四种经济成分并行的“造国”理论演成
1926年底至1927年初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角逐对峙的时期，政局演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在革命阵营中也孕育着不稳定因素。国民党内的右派屡屡挑起同共产党对立的事件，中共中央面临着种种“危险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其中心议题就包括了如何应对中国的变局问题，会议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也就是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推动了陈独秀“造国”理论的演进，促使他终于提出了在政治上构筑工农阶级民主独裁制度，在经济上保持四种经济成分并行的新型“造国”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实现了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最为接近的融通和对接。它标志着陈独秀在国民革命时期，对造国理论探索的开创性贡献。
1927年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案，这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一份对应性文件《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在这份文件的讨论制定过程中，陈独秀的“造国”思想有了重要的战略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文件的基本精神中。它提出了“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的重要概念，实质上它是陈独秀在造国问题上进行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思想标志，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极为关键的因素，也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重要的政治前提。文件认为：“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13～14页。）这种“工农民主独裁制”在实际上已切近我党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虽然它在性质上尚不属于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与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相通的，其最大特征在于它是作为“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的政权建构。
政治构造确立起来，那么，“经济造国”又是怎样的呢？陈独秀在1927年4月6日给沈滨祁等人的信中曾就未来国家的经济制度构建作了阐释，明确地提出了“四种经济成分并存、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思想。陈独秀的信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信中说：“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注：陈独秀：《答沈滨祁、朱近赤》，《向导》第193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思想，陈独秀的信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将来国家的经济制度主要取决于某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并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搞一种经济的垄断，排斥其他生产方式。就未来中国而言，革命成功后的主要经济成分应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陈独秀：《答沈滨祁、朱近赤》，《向导》第193期。）。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功能和历史地位，陈独秀此时有了更深邃的认识。这表现在将封建帝国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工农民主独裁社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了严格的性质区分。他说，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由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构造性质而决定的，“譬如在封建军阀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仅只是官僚经营，而且更便于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更易消灭本国的工业；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更集中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注：陈独秀：《答沈滨祁、朱近赤》，《向导》第193期。）在这里，陈独秀实际上是发展了五年前《造国论》中没有认识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属性和历史地位问题。工农阶级民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与四种经济成分并行、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经济制度一起构成了陈独秀在国民革命时期“造国”理论探索上的卓越成就，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式的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思想了，从党的思想发展史角度来看，这是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性价值的。
可以看出，陈独秀“造国”理论的探索依据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生产力视角的关视，也有对中国独特国情的估计，其创立和笃信新型造国方案的程度与其本身的思想特质、与共产国际这种外来因素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关联。史家共知，陈独秀在沦为“托陈取消派”之后，曾经轻易地抛弃了他所构建的新型造国方案，此足以证明他在此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这种摇摆性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时局变奏，个人素质良莠因子的积变，个人政治生命的跌宕荣衰，都足以影响其思想观念的变化。前车之鉴当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结合”自觉性提高的前提下，逐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奠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造国”方案。但是，从近现代革命史的思想价值来看，我们除了肯定毛泽东等人伟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陈独秀在造国理论演进方面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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