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相对“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言，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
所谓“文化中国”，至少包括三个意义世界：
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华人所组织的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根据《经济人》（The Economist）的报导，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的人数已经超出三千六百万，他们的年均所得和日本相等，但却拥有高于日本三分之一以上的资产。
第三个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及民间机构。对这一提法的争议较多，尤其最近在香港讨论文化中国，大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不仅是经济实体，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同时是一个文化理念。它长期受到国际上各种不同资源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英文和日文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中文相等，有时甚至更大。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文化中国也应该包括第三意义世界。
提出“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背景
近年来有关“文化中国”的讨论比较热烈，尤其是在北美，这一讨论配合“大中华”（Great China）观念的提出。在英语世界极有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曾刊出“大中华专号”（“Great China Special Lssue”），也涉及到文化中国的课题。
对于“文化中国”的提出和发展，需要有一个背景的了解。从经济学和比较社会学角度来看，东亚之兴起这一事实，即二战以后日本和所谓“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发展，不仅有极大的动力，而且威胁了西欧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但我特别重视的是东亚兴起的文化涵义。对此，我在英文方面提出过几次报告。特别是1988年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专题演说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一些反响。
我所说的东亚，包括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和共产东亚（中国大陆，北朝鲜和越南）。所谓东亚兴起，和日本、四小龙、东南亚，以及最近五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经济上是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的出现。美国一位知名度很高但立论基础并不坚实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梭罗（Lester Thurow）教授在91年出版的《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区：北美，西欧和东亚（仅注重到日本）。书出版不到半年就过时了。因为他忽视了华人即文化中国的因素。这一因素不能只从地缘（即华人所组织的社会）来了解，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因为华人世界已散布全球。
在五、六十年代日本起飞时，西方普遍认为日本因其特殊性而发展。但当时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要了解日本，不能将它当做一个特殊的地域，要了解广大的中国文化圈（Sinic World）。他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中华世界透视”（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一文，从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来理解日本的兴起，遭到不少美国和日本学者的非议。但七十年代，由于四小龙的兴起，引出关于儒家伦理和工业东亚兴起之可能关系的广泛讨论。首创“未来学”的赫门·康（Hermen Kahn）预言受儒家伦理影响的社会已在兴起，争议很大。普遍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无法证实。当时认为最大的否定因素是受儒家伦理影响理应最深而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大陆。由此证明二者关系是偶然的。最近因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这一课题又被重新提出。不少港台学者认为把大陆当作“儒家社会”毫无理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心灵的积习”，也就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和生命形态在中国人的行为、态度和信仰中是否仍发挥作用。
1993年哈佛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发表题为“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论文，在北美、欧洲和亚洲都引起很大回响。我不接受他的基本立场，但他的观点却值得作进一步的分解。面向二十一世纪，人类分成七、八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歧义是否有关。他认为，西欧和美国属同一个文明体系，日本为一独立单元；拉丁美洲为一单元；俄国、东欧为一单元；儒家地区为一单元；伊斯兰为一单元；印度为一单元。他根据“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的思维框架，认为将来对现代西方的霸权论道可能提出挑战的是两个文明体系：代表回教文化的中东和代表儒家文化的东亚。很多人认为他是后冷战时代的冷战论说，我不反对。
值得注意是马若然（Rodenck Mac Farquhar）（《中国季刊》的创办人，哈佛政治学教授）八十年代在《经济人》发表题为“后期儒家的挑战”（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的论文。他认为在对欧美形成的挑战中，苏联基本是军事的，中东是经济的（因当时的石油问题），东亚社会（即受儒家文明影响的社会）的挑战将是全面的，是生命形态的挑战；是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挑战。这一论点引起很大震动。亨廷顿将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当代西方价值体系和生命形态将提出的挑战作了一个有刺激性的论说，和马若然的“危言耸听”是有联系的。
这中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梭罗在90年代初期讨论国际经济发展时尚不把中国大陆列入考虑。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是日本的10%，和印度相等；他认为等到2020年才考虑中国大陆的因素还不迟。四小龙的经济力量和日本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他突出日本，对华人社会不加理会。当时较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大陆学者最担忧的是被开除球籍，因为经济太落后了。当时按年均所得算出的中国的人均收入是＄300左右，和东非相似。由此，《河殇》的出现是有悲愤的情绪因素在内的，即认为中国一定要彻底改变，从黄河流入蓝色的海洋，即全盘西化，方能避免因贫穷落伍而被逐出先进国际社会的危险。具有讥讽意味的是1992年，亚洲银行和世界银行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和非洲完全不同，是否以人均收入方式来统计有错误，于是改用“购买力的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alysis）的方式，计算的结果十分惊人，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至2010年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这是否只是数字游戏？我的同事柏金思（DwinghtPerkins，一位研讨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资深教授）认为，后一方法较切近实际，尽管有估计过高的危险（中国人年均所得因这一方式已提升到＄1800—＄2000的高度）。
除了经济动力以外，东亚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变化也非常大，突出体现在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文化上的自信。李光耀等提出“亚洲价值”的问题，认为亚洲价值和西方不同。现在在联合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辩论。在曼谷和维也纳国际人权讨论会上，亚洲价值已被提上议程，即人权问题不仅是政治上而且是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考虑，联合国正筹组一个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将在哥本哈根举行。毫无疑义，亚洲人的声音会获得一定的重视。
华人因素的文化动力，最突出地体现在“汉字的生命力。”五四时，陈独秀写信给钱玄同，鼓动要打倒孔家店。钱很赞同，但认为不够，并强调一定要废除汉字，只有把这封建落伍的文化载体彻底废除，使中文拉丁化，中文才会有生命力，汉字才能西化。当时日本一些西化知识分子更激烈，一位文化部长甚至提倡以英文为国语的极端论调。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痛切的说法，是因为要脱胎换骨才能生存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节节败退，从工业到政治，到社会组织，最后到文化认同。于是认为最大的勇气是废除汉字。语言学家赵元任曾写了一副对联：“废除汉字，中文万岁。”废除了汉字，中文可以用于打字机，电报机等现代化工具，中文才可能永远发展。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电脑的发展，汉字不但没有被废除，并且反而有突出的发展。如日本，在美国控制时期把汉字压缩到800，后来不断发展，一直恢复到2000以上。现在日本通用的汉字已和中国相等，在3000之谱。当然汉字只是现代日文传递信息的一个渠道，它还有许多外来语，资源更丰富。
由于汉字的生命力和汉文的普及化，在美国已兴起了中文热。各大名校学中文的学生增加很快。此外，业余中文学校也不断发展。北加州有300多教师课余教授中文，比一年前只有80多人的情况热闹得多。中文报纸，如《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都已全球化。这都表现了汉文国际化的情况。
“五四”以来启蒙心态的检讨
虽然有以上颇为乐观的现象，我的基本判断却是：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面向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考虑，人类社会最有影响力、生命力的价值状态是什么？应该说还是代表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Enlightenmentmentality）。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来看，这仍是最强势的意识形态。60年代柏深思（Talcott Parsons）认为现代性（modernity）有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不是狭隘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启蒙运动所体现的和自由、平等、公义、人权、法治等价值紧密联系的个人尊严）。现在，如果在美国、台湾、香港和北京以启蒙时代价值系统和儒家传统价值系统（孝义忠信）同时出现，绝大多数中学生和大学生都会认同前者，因为由启蒙所导出的价值已经成为普世文化的价值。
五四初期，有两个价值非常突出：自由和人权。但不久即被德、赛二先生所取代。在我看来，将自由与人权转换为民主与科学是思想和理论层次的堕落。可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认为，传统文化（包括儒佛道和民间宗教）已无生命力可言；而所有和中国传统有关的文化，面对西方的挑战，资源都很薄弱。传统文化被边缘化，那么我们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什么呢？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应和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配套。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三代以后启蒙心态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便我们今天的语言，外来语极多，而且是从日本输入的外来语，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术语，今天就无法对话。
在这一时代氛围下，知识分子占主导的是三种思潮：1.强烈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2.科学主义（scientism，不是指科学技术，而是指意识形态）；3.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身处危机存亡之秋，一切都和救国联系，鲁迅的“拿来主义”体现了这种急切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强调富和强，即金钱与权力。吴稚辉说要“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三十年”，因为人家用机关枪打我们，我们同样要打回去，所以要建立一个干枯无味的物质文明才能谋求生存之道。这体现了当时救国图存的精神。
这三种思潮以富强为核心，所以很容易导致全盘的政治化。谁能够使中国富强，谁就有生命力和说服力。丁文江曾说，如果蒋介石独裁可以使中国富强，打倒日本，那独裁有什么不好？民主，自由，人权都可暂时放弃。在这样的氛围下，知识分子放弃了反思能力，以救国为最高价值，导致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结果是知识分子自己也被边缘化了。
科学主义的力量配合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以后逐渐上升。如教育体系，当时教育部做了一个很明确指示，学科技就可拿奖学金，短期内便将教育重点从人文社会转向科技，如西南联大等。49年以后，物质主义思想和唯物论结合，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更加明显。中国大陆的大学如从美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来看，基本都是科技大学，有的所谓重点综合大学，科技教师和学生占全校师生三分之二以上。在72年世界环保大会上，中国代表拒签环保的基本原则，因为其中有一条说发展是有限的，科技是有限的，而中国代表却认为，科学万能，技术无限，即使破坏生态也在所不惜。他们对匹兹堡被污染的天空中奇艳的太阳竟赞叹不已，认为那是中国的未来。
这一历史进程导致了精神性、宗教性的价值不仅被边缘化，而且在知识界几乎丧失合法性。例如钱玄同赞成全盘西化却不理会基督教，好像认为西方的发展和基督教无关。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对日本十分敬重，对印度则鄙视，因为他们更穷。
这一心态的杀伤力很大，它使得整个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都解决得不好。所谓古今中西之争，正常的途径应该把精华的传统通过复杂的方式传下来并剔除糟粕；把西方真正深刻的价值带进来并排除浮面的欧风美雨。这四课题应该同时解决。只注意富强，对传统文化精华看不到。如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要发扬其民主科学的精华，去其封建糟粕。这个提法是以西方标准评价传统的典范。中国近代以后的千疮百孔，被归约到因为中国缺少科学民主。
而且因为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西方的科学民主，所以要引进。前提是大家承认这是我们所没有的，现在却反过来以此为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断言，其结论是糟粕何其多，精华何其少。
问题出在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所以该继承不能继承，该扬弃不能扬弃。从鲁迅的国民性到柏杨的“酱缸”，传统文化的糟粕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糟：裙带关系，小农意识，三纲礼教等等。49年以后的台湾在处理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好像稍全面，但儒家伦理被充分政治化之后，能继承的精华还是很少，糟粕较多。新加坡是英文世界，要发展儒家伦理，更是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文化中国各地区所拥有的传统资源相当薄弱。对西方是完全实用主义，拿来主义。
其实西方讲科学有求真的一面，基于对真理追求的需求，而有深刻的宗教性。自由，人权都是基本价值，不是社会运转的浮面程序，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粗暴的，所以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正因为对其阴暗面照察不够，欧风美雨的诱惑力极大，致使完全丧失了选择的能力。
文化中国不仅资源薄弱，价值领域也非常稀少。最突出的是政治。知识分子在一起，真正谈思想、艺术、理想、价值、人生理念大概不会高于五分之一。
其他都谈政治。并且并不解决问题，只是满足个人感情上的一些需要。他们批评儒学是泛道德主义，但讨论道德问题的机会并不多，应说是泛政治。最杰出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不得超越奢望政治人物青睐的心态。如不被政权势力认可，便觉意味索然，所有价值都是政治形态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作为结论的三个命题
1.儒家传统面对这一困境，要争取第三期发展，应该如何做。儒家的传统价值，不必高谈成圣成贤，只是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一个能发展价值和智慧的人，这在现代自由民主的社会，要比一个传统的权威社会和专制社会更能发展。必须承认，儒家基本的价值——做人的价值，要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氛围下才能发展。假如人格不能独立，没有自由发言的权利，没有集社的权利，没有突出自我价值的权利，谈什么儒家的第三期发展？
2.假如儒家传统还有现代的生命力，就说明它还能突破三纲，突破吃人的礼教，把西方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吸收进来。如不能（李光耀便认为它和西方价值一定是冲突的），那儒家则无法进一步发展。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使西方现代最核心的价值在儒家社会的土地上不仅生根，而且开花结果。
3.假如儒家传统中对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的个人发展，对社会的人际关系、家庭、团队的精神，义务伦理，责任伦理的重视等等，这些价值不因为吸进了自由、人权、公义、法治而丧失，尚有生命力，我们就争取到能对西方社会过分的个人主义，过分的法律治章，过分的私利；人情淡薄，社会冲突等弊端的批判的权利。假如不能，则自救还不够，哪里有资格批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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