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金岳霖的经验
安 谧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 本文考察金岳霖如何接受、推进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并加以反转式运用，构建一种道论新形上学，而此种新形而上学如何能够应对反形而上学的诸多诘难。完整的逻辑分析法包括狭义逻辑分析和逻辑构造两部分。罗素和卡尔纳普曾用此方法反对形而上学，而金岳霖却反转式使用该方法去构建了新形而上学。金岳霖的形上学构造始于“式-能”，进一步还原为能-可能，经现实化过渡到具体、个体等环节，环环紧扣地展开为“道”的逻辑演绎。金岳霖的新形而上学摒除传统逻辑带给形而上学的弊端，警惕任何无意义的或虚假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率先冲出了反形而上学的重围。金岳霖的工作展示了逻辑辑分析方法的魅力与意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树立了一种特色鲜明的典范。
关键词： 金岳霖；方法论；形而上学；逻辑分析；概念系统；演绎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人筚路蓝缕，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金岳霖的工作无疑值得关注。本文尝试详细考察金岳霖如何接受、推进、改造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并以此构建一种道论新形上学，① 金岳霖久负“中国的摩尔”之盛名，胡军曾把他放在“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个思潮中来加以研究。参见胡军.分析哲学在中国[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7-228。杨国荣也考察了金岳霖如何把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元学问题联系起来。参见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6-317。 而此种新形而上学如何能够应对反形而上学的诸多诘难。我们将看到，金岳霖的创造性工作，一方面证成了高瑞泉教授的以下论断：现代汉语已经是一个十分成熟的语言，足以满足哲学家进行严密说理、创造体系之需；② 参见高瑞泉.中国哲学以何等样式再度登场？[N].文汇报，2012-12-27；高瑞泉.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J].探索与争鸣，2017（5）。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逻辑辑分析方法的魅力与意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树立了一种特色鲜明的典范，对于当下的“做中国哲学”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罗素与卡尔纳普的逻辑分析法
众所周知，罗素哲学对金岳霖的影响非常大，故我们先有必要先来看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20世纪初，罗素围绕逻辑分析方法和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展开讨论，突显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开了主张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事‘分析’的广义分析哲学[1]的序幕。借由罗素的论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广义的（完整的）逻辑分析事实上包括逻辑分析和逻辑构造两部分。
就逻辑分析而言，罗素曾给出一个一般性的描述[2]，他指出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回答问题，不是要对问题给出独断的答案，只是对所论问题做分析和陈述，指出可在其中找到证据的一些方面；也许这么做并不能给问题以全新的解答，但这种工作不仅是寻求解答问题所必需的，而且可预先确定在我们的提问中哪些部分可得确定的回答。[2]这就是说，逻辑分析作为一种方法，从哲学讨论的必要条件着眼，它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其一，对已有问题进行分析以达到厘清问题的目的；其二，在陈述和解答问题时，注重经验证据或逻辑推论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就逻辑构造而言，作为逻辑构造法的创始人，罗素对点、瞬、事物进行了构造，他把物理学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构造系统而不是一个推论。以对事物的构造为例：罗素借用莱布尼茨单子论中每个心灵都从特有视点看世界这个观点，构造了有别于传统哲学中的物自体和绝对实体那样的“事物”。他以视觉为例说明每个观察者在瞬间均看到一个复杂的世界，但彼此所看到的世界不同。即便观察者们看同一事物，由于着眼点不同，所见也相异，尽管差异可以小到观察者们可能选用相同的词描绘自己之所见。他们之所见的差异，不包含谁对谁错，世界正是如观察者所指明的那般存在的世界。每个已被感知的世界称为“私有的世界”。接着，罗素设想有无数未被感知的世界存在。这些被感知和未被感知的世界呈现出来的一切景象构成了“视景系统”。现在，罗素引导我们设想在两个已知的相似“视景”之间，有别的更相似的“视景”，它们连续地形成系列。借助相似性，他把上述不同“视景”中的相似对象互相关联起来。在众多“视景”中，常包含着相互关联得足以被认为属于同一事物的一些东西：“假定在一个视景中有一对象，把一切视景中与这一对象相互关联的一切对象的系统组织起来，这个系统就可以看作是常识的瞬间的‘事物’。”[4]
卡尔纳普是继罗素之后企图全面地“从一个简单经验的基本概念，引申出其他经验科学概念，从而构造一个概念系统的第一人”[3]。他选择以自我心理的东西为基础开始逻辑构造① 卡尔纳普认为也可以选择物理基础、或一般心理的基础，但是这两种选择没有自我心理基础所有的优点：不仅表现对象的逻辑构造次序，而且表现认识次序，并且使系统中的所有对象都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基础上构造出来。同时，他将以自我心理基础开始的构造称为“唯我论的”开始方式，尽管他不同意唯我论本身的观点，即认为只有一个主体及其经验是实在的，其他主体是非实在的。 。受韦特墨和柯勒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卡尔纳普认为感觉首先是感官瞬间的完整体验。不可分的“原初经验”就是卡尔纳普构造系统的基本要素。在众多原始经验中，人们可以发现部分相似性，于是有了原初经验类。如果两个原初经验类K、J 属于一个性质类，那么K、J 被认为是有部分同一性的，这说明K、J 这两个原初经验在某个成分上一致。两个性质类中，一类中所包含的分子与另一类中所包含的分子部分相似，这两性质类就是相似的。基于相似性记忆，某些经验被我们发现是基于同一的“感觉道”，进而我们得到官觉类。借助维数② 此处“维数”按一般视图片为二维、空间为三维的这种理解即可，深究下去会遇到艰深的数学问题。 对视官觉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可以得到时间次序、视野位置次序，以及由位置次序而得来的空间次序。这种时空次序可能被用作实在的个体化原则。由此，概念的构造由低级的自我心理对象向中级物理对象过渡。比喻而言，时空和世界是卡尔纳普为了由心理对象向物理对象过度而建立的通道，而他真正最先确立的物理对象是“视觉事物”。与罗素关注“视景”相似，卡尔纳普提出了“视点”。他把n 维实数空间的点称为世界点，一系列突出的世界点，被他称为“视点”。他尽可能给每一原初经验的每个视觉配置一条与之相应的视点的视线，使彼此间夹角小的那些视线属于具有邻近视野位置的感觉。对所构造的一束世界线而言，当邻近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保持不变时，其所属的世界点被称为一个“视觉事物”。[3]随后，他以视觉事物为基础构造了“我的身体”，再以“我的身体”为中介构造其他官觉事物。
二、对罗素的接受与推进
1.金岳霖的逻辑观与哲学观
20世纪40年代前，金岳霖基本全面接受了罗素对传统逻辑和旧形而上学的批评。金岳霖明确地肯定逻辑是哲学的工具。这既与他对逻辑本质的看法有关，也与他对哲学的一些看法有关。对于逻辑，金岳霖坦言“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逻辑是什么，我们不能在任何严格程度上定义它。”[5]虽然如此，金岳霖还是给出了一个他对逻辑所持有的算不上定义的看法：逻辑是从一个作为前提的命题或判断，得出另一个作为结论的命题或判断的必然的① 对于必然的，金岳霖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如果经过对给定前提的最后分析，一个并且仅有一个能从这些前提得出的结论保留下来，那么一个序列就是必然的。” 序列。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金岳霖把这种观点认作是逻辑的本质。此外，与把逻辑作为哲学的工具密切相关的是金岳霖的另一个关于逻辑的重要论断，即“逻辑是一种结构，是一种联系”[5]。
CKF是基于高斯假设的贝叶斯滤波估计的基本框架，通过容积准则能将非线性滤波问题转化成为高斯概率密度函数加权的多维几何体的容积计算。
逻辑是怎样帮助哲学的呢？金岳霖认为在建构哲学体系层面，逻辑虽不发明思想，但它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在哲学批评方面，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把命题拆分为词项，审视它们是不是清晰明确，是否有意义；再把它们重新组成命题，审视命题的意义；最后观察该命题与其他命题一致与否，来检验它的真假。以期待可以澄清或清除含混、模糊、无意义的思想。[5]
2.对罗素逻辑分析法的推进
金岳霖的新形而上学从最高概念起始。这个最高的概念是“道”。他给出的最基本表述是“道是式—能”[7]，之后又强调了“道非式”、“道非能”[7]。“式-能”表现的是式与能之间的关系架构，道非式非能，则用以表明道不由式和能来定性，不是具有式、能两种性质的某种实体。“道无生灭，无新旧，无加减，无终始，无所谓存在”[7]，道既不是有某种性质的实体，也并不存在于特殊的时空中，它仅仅是逻辑构造出来的最高哲学概念，可被还原为“能”与“式”之间的关系以得到理解。
冷、热源系统在运行中，虽然按规定安装了排气装置，但往往还会出现管路水流噪声高、个别部位出现气堵等现象，即使操作人员不断地手动排气，问题依然存在。其原因是由于系统中的一部分气体是以气泡形式存在，并未完全从水中析出成为气体。这些气泡随着水流在管道中流动，且流速较快，集气罐和普通的自动排气阀无法捕捉和收集它们。尤其是在冷水机组、换热机组的进出口管道、系统主管道上尤为明显。
跟叶剑英一同入学的，还有几位来自朝鲜半岛的学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李范奭，这位1948年韩国独立后担任过韩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的革命家，到讲武堂读书时，还是一个17岁的青年。
三、逻辑分析与新形而上学构建
在直接经验与包含推论和想象的宽义经验的变更程序中，金岳霖抓住了贯穿其中的X，它是纯粹抽象的，不能摹状只能命名。金岳霖给这抽象的X 命名为“能”。能是潜在的、是活动本身，不是活动着的质料。[7]能常动，出入于可能。所谓“可能”是可以有而不必有能的架子。“可以”意味着没有逻辑矛盾。[7]能虽可以出入于各可能，但能不逃于式。“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式中包含的可能的数目在理论上是无量的。就各可能都可以有而不必有能而言，它们一样；就它们或许有包含关系而言，它们不是平等的可能。[7]可能是可以套入能的形式，可用类似函数的形式F（X）表达。另外，有的可能仅仅是可能，有的可能是现实。所谓“现实”是可能之有能，即活动的能进入某可能，则该可能成为现实。以现实与否为标准，可能被分为四类：不可以不现实的可能、老是现实的可能、轮转现实的可能和老不现实的可能。
金岳霖对哲学持有以下看法：其一，“哲学与作为思想的思想无关；与科学一样，哲学的兴趣在于那些获得这些思想和使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的方法。”[5]他认为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基于此，金岳霖说“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5]金岳霖认为很多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受到批评，而是因为他们展示思想的方式缺乏或僭越了逻辑约束。“逻辑是证明一些正确的基本命题的工具，通过采用逻辑规则，这些命题可以成为不容置疑的。”[5]其二，他说：“除专门定义外，哲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或多或少系统化的世界观。”[5]一方面，系统化的世界观涉及哲学家们对世界的终极信念。而在金岳霖看来“我们对世界的终极信念是不能证实的”[5]，那么基于理性的证明，或者说推理的可靠性，则决定了他们的信念是否站得住脚。另一方面，世界观之所以能够系统化，这与逻辑的帮助分不开。前文提到过“逻辑是一种结构，是一种联系”，金岳霖也曾说逻辑是科学的结构，人们正是通过逻辑将感觉数据组成事实。在系统化、结构化方面，逻辑确实有组织能力。这一点不仅对科学适用，在金岳霖那里② 金岳霖承认相信逻辑的力量其实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假设。那些因传统逻辑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感到失望的实证主义者、在休谟引导下攻击逻辑的怀疑论者，以及以生机论为代表的反唯理智主义者，他们有各自的理由不相信逻辑的力量。逻辑本身不能在逻辑上证明自身是正确的，因此金岳霖说他们是基于容易地生活、进行哲学研究和认识世界而实用地选择相信逻辑，特别是优于传统逻辑的数理逻辑。 对哲学体系的构造和哲学批评也同样适用。
就狭义逻辑分析而言，金岳霖基本与罗素在用法上保持了一致。他通过分析去澄清问题、阐明自己观点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对因果问题的讨论。首先，因果在金岳霖眼中是对两个相对词项地引用。人们可以说“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但是“事必有因”不能由因必有果，果必有因推论出来。其次，他把“一切都各有其因果关系”视为一个假设，其前提是一切被决定论。一切都各有其因果关系，表示的是没有无因无果的事体，而不是说一切都彼此有因果关系。再次，他分析在“甲因必有乙果”中，甲、乙都是任指词，指的是任何，不是所有。其中“必”字，与“因必有因果，果必有因”中的“必”字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必”是就逻辑的和意义而言的。它也不是由“因必有果，果必有因”或“一切都各有其因果关系”推论出来的。其实，“甲因必有乙果”不是从任何普遍命题直接演绎出来的，但是它是可以证实的。需注意的是，证实了“甲因必有乙果”这一命题，不代表证实了“一切都各有其因果”这一命题。次之，金岳霖讨论“因果的先后问题”。有时间上的先后，有理论上的先后。时间上的先后又分为直接经验中的时间上的先后，以及事实上的时间上的先后。理论上的先后有两种相反的说法：一种是以必要条件为先以充分条件为后；另一种是以充分条件为先以必要条件为后。最后，他揭示了休谟和康德纠结于因果问题的实质是“秩序底困难”的问题。他们紧张的是“找不出因果之间的必然关系来，找不出必然的关系来，是否就表示没有必然的关系呢？因果不必然，是否就是世界没有秩序呢？世界没有秩序，科学是否就推翻或者就不可能呢？”[6]应对这种紧张，金岳霖的回应方式始于转换问题：假如因果之间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是否因此懂得自然，也容易驾驭自然？假如因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应付环境？
如果说狭义的逻辑分析尚且徘徊在厘清问题、解答问题的初始阶段，那么用现代逻辑所提示的诸成果去构造世界图景的逻辑构造法，是逻辑分析方法回应哲学问题的进阶工具。透过卡尔纳普对世界的逻辑构造，可见逻辑构造方法要求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有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作为构建系统的基础。在构造过程中，哲学家们不可避免地运用抽象并遵守一定的构造原则。同时，系统地构造是分层次进行的、各层次间有推进关系，不是断裂的。逻辑构造的最终成果是完整的、无矛盾的概念系统。作为一种哲学研究方法，广义逻辑分析当然不仅仅被金岳霖加以运用，然而金岳霖对其的运用无疑有着的鲜明特点。这突出表现在他反转式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孕期保持理想的体重增长，这样在分娩时胎儿体重在3～3.5千克，只要骨盆正常，顺利分娩的几率大，产程时间长度中等，胎儿对盆底的压迫时间短，利于产后恢复。
诸多可能联合在一起构成可能世界。“可能世界”，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逻辑规定性而言的，另一方面是就经验而言的。直接经验着的是老是现实的和现实了的可能，即“现实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从经验中感觉到轮转现实的可能。至于经验中的预测和推理，其依据是可能世界的逻辑规定和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形，这两者均指向已现实过的和现实的可能。逻辑许可的可能世界，其外延最广，内涵最狭。内涵狭所以它很好地为经验世界提供逻辑基础，外延最广所以它包含经验世界的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现实的部分。而曾经现实过的及任何现实着的可能，都是现实了的“现实”这一可能，它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金岳霖称之为“本然世界”。[7]可能世界是先天的，这意味着是无逻辑矛盾的和必然的。本然世界是先验的，这意味着只要有经验的世界，就要承认它的实有。现实世界是经验的，它既被先天的逻辑约束又可验证先验的本然。
现实并行不悖和现实并行不费被金岳霖作为现实底原则。[7]但是，落实这两原则的方式是什么呢？金岳霖指出“现实底具体化所以使现实并行而不悖”[7]，“现实底个体化所以使现实并行而不费”。[7]所谓现实底具体化指多数可能之有同一的能；现实底个体化指具体底分解化、多数化。现实底具体化是现实并行不悖的方式；现实底具体化和个体化联合作为现实并行不费的方式。无论是具体化还是个体化，归根结底都与能套入可能有关。所以不悖与不费间接地是金岳霖对能的活动所给出的规则方面的逻辑设定。关于能的活动，金岳霖还给出了“会出会入”和“即出即入”两种本然陈述。“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7]就能会出会入于可能而言为理数，就能会出会入于个体底殊相而言为势数。[7]其中，“会”虽不表示必然，但表示无所逃和一定。“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7]，就能即出即入于可能而言之为理几，就能即出即入于个体底殊相而言之为势几。[7]其中，“即”不表示必然和一定，带点将要和恰适的意思。金岳霖说“现实之如此如彼均几所适然数所当然”[7]，其实，也一定无违于逻辑必然。仔细分析金岳霖对能的活动的三方面陈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均涉及到可能和个体底殊相两个方面。事实上，按金岳霖的行文顺序，他也的确先交代了可能、共相、个体和殊相之间的关系。
金岳霖强调了两种“现实的可能”：“具体是一现实的可能”，如果把“多数可能之有同一的能”当作定义的话，具体是可能。从“道是式—能”这种逻辑规定性角度讲，具体是必然的。但是“具体是一现实的可能”所强调的是有实实在在现出来的具体，从本然世界着想，具体是本然的。“个体是一现实的可能”，这里的“个体”是所谓个体的个体，从逻辑规定性来讲是具体的分解化、多数化。与存在于特殊时空中的“这个”、“那个”表示的个体不同。在经验中，人们耳闻目见的个体，是具体的东西。“个体是一现实的可能”所强调的是有个体那样的东西存在。正是通过这两种现实的可能，金岳霖区别了由逻辑规定的、实在的、概念形态的具体、个体，和经验中的、存在的、作为具体的东西的个体。前者是后者之为后者的根据。“普通所谓共相是各个体所表现的、共同的、普遍的‘相’；或从文字方面着想，相对于个体，共相是谓词所能传达的情形……”[7]金岳霖又提出“共相是个体化的可能，殊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底各个体”[7]，说共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强调的是共相是现实的可能，它有具体的、个体的表现。而殊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底各个体，这个表述的骨干可简化为殊相是个体，其中的“个体”表示某共相范围内的某个个体之所表现的相。“殊相是与共相相对待的。这本书的底‘黄’，这张桌子底‘红’都是此处的殊相”[7]，黄和红分别是共相。
借助共相和“殊相底各个体”，金岳霖定义了性质和关系：“分别地表现于个体的共相是现实的性质”，“联合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个体的共相是现实的关系”[7]。个体间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关系，以便定性和划界。关联表示关系和关系的相关性。可能与可能之间、共相与共相之间有关联。在金岳霖的话语体系中，“可能与必然有彼此定义底关系”[7]，可能与可能之间有一部分必然的关联，式-能这种架构就是必然的关联，“逻辑就是式”，式必然的蕴涵式-能这种架构，这不仅仅关注了逻辑的形式，而且关注了逻辑的实质。这样的逻辑被金岳霖视为“任何事实底最高（最低）限度”。[7]共相底关联有现实的关联，它表现于个体。个体底关系与共相底关联层次是不同的，共相底关联与共相底关联底关联层次也不同。因此总的共相系统是分层次等级的，也就是说知识论的概念体系是分层次等级的。
通过上述例子，人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罗素在分析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时所极力实践的逻辑分析被金岳霖极大的继承和发扬了。但是，罗素和卡尔纳普用逻辑分析、特别是逻辑构造的目的在于否定形而上学。然而，金岳霖却敏锐地察觉使用逻辑分析与构造的确可以绕开旧形而上学，却不必然地导致终结一切形而上学。罗素持“逻辑实际上等于形而上学”③ 罗素以黑格尔为例加以说明：黑格尔用先天推理指出世界必有不同的重要特性，因为不如此世界是不可能的和自相矛盾的。黑格尔所谓的逻辑是对宇宙本性的研究，其前提是“宇宙必然逻辑地自相一致”这个原则。黑格尔关于哲学命题必然具有‘绝对是如何如何’的形式的学说是依赖于认为主谓式具有普遍性这一传统信念的。罗素不相信仅凭这个原则能够对现存宇宙推出任何重要的东西。即使黑格尔的推理都是正确的，他也仅是逻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应用，而不必是真正属于逻辑的。 的观点，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许多谬误其根源在于传统逻辑所固有的缺陷。“……是……”这个共同的联结方式，是传统逻辑的基本形式，其特点是“每个命题都把一个谓词归之于一个主词”[2]。在罗素看来，这至少带来三方面① 其实，罗素认为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模糊了对判断和推理的研究。 的问题：第一，因缺少进一步的“抽象原则”，而使事物与其性质、具体存在与抽象概念、感官世界与理念世界这三个维度中的关系变得暧昧。第二，受限于传统逻辑的能力，只能严重忽略至少是与性质同等重要的关系。第三，传统逻辑预先规定实在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把初看似乎可能的假设都公然扼杀掉。很明显，问题的关键实际在于解绑旧逻辑和形而上学，应该采纳疏离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或建构基于现代逻辑的形而上学之类的解决方案。就理论层面而言，这两种方案均与逻辑分析法不相矛盾。金岳霖最终选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构了新的形而上学，相较于罗素和卡尔纳普而言方法虽一，目的却相悖，是一种反转式的运用。
金岳霖通过逻辑分析建立起来的新形而上学，其实质是关于概念系统之形成和被引用之规范的演绎系统。这套演绎系统不假设现实世界的基质，不谈现实世界的生成规则和过程，不预设、甚至排斥任何决定论立场。它对现实世界所具有的通透的解释力，经由给知识论的概念体系提供理论支撑而发挥出来。使人们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世界时，可以在经验上感到适然，在理论上讲出必然如此或固然如此的一番道理。这个演绎系统以构造最抽象的道为起点，以还原的方法向次一级构造规则逐渐过渡。这显然不是按照认识在先的顺序而是按逻辑在先的顺序进行的构造。这种逻辑在先的构造方式，得益于他此前对知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① 《论道》成书之前，金岳霖对逻辑学和知识论问题有过深入思考，1928年至1936年间，他发表了不少于六篇的知识论方面的论文，其中涉及外物、官觉、事实、自然、记忆、习惯、抽象、意象和意念、时间、关系、因果等内容。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早于《论道》出版前已单独刊发过的那些章节。 他以这样的方式肯定了必然的纯理、本然的元理和非元理② 本然的理，“此即本然陈述或先验命题之所表示”。本然的理又分为元理和非元理。非元理由先验命题（本然命题）表示，这类理老是实现的，比如“现实并行不悖”、“时间是一现实的可能”。元理部分由本然陈述表示，金岳霖似乎认为只有“能有出入”、“能是纯活动”这类谓述能的句子是本然陈述，但本然陈述却不是命题。 、以及固然的理或自然律的实在。同时，它使可能界、本然界和现实界在同一个体系中获得关于彼此关系的合理解释。
四、道论如何避免反形而上学的诘难
与数理逻辑的发展密切相关，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有反形而上学倾向。罗素捆绑传统逻辑与形而上学，因传统逻辑的缺陷而否定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说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其中充满由语言的误用引起的问题。他要求说可说的，“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代之”[8]。金岳霖把“式-能”关系架构作为逻辑构建的基础、运用了能入于可能这种颇具谓词逻辑原子公式风格的基本构造元素、给关系以至少与对性质一样的关注等做法，体现他警惕着传统逻辑带给形而上学的弊端。而在其新形而上学中对维特根斯坦所言的不可说的部分，他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如区分了本然陈述和命题。
逻辑实证主义者在20世纪激烈地拒斥形而上学，认为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石理克说旧形而上学的严重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9]在他眼中，哲学是种“通过行动实现的授意活动”。① 如果我们提出命题，必然包含一定的意义，那么就需要用新词语去解释和说明，进而又需要用新词语去解释和说明那些新词语。如此不断深究下去，直到它止于实际活动。石理克认为，实际活动不能够、也不需要作进一步说明。 旧形而上学妄想说不可说的、需要体验的东西，所以才犯下了错误。石理克对形而上学的反对与他的哲学观密切相关。一方面，他的哲学观不代表唯一正确的哲学观，由这样的哲学观质疑形而上学的存在价值不代表形而上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体验的东西是否完全无法清晰地表达是很有疑问的。金岳霖用本然陈述和经验事例相结合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使不能用摹状词去形容的“能”易于被人们把握到。
综上所述，供应链管理体系是新兴的管理模式，对我国中药材种植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我国中药材种植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又因为属于农业产业范围内，对气候、土壤条件依赖性较大，通过供应链管理体系可以有效提高集约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抗市场冲击能力，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助力。
卡尔纳普在反对形而上学这一点上比石理克更激烈。他说“形而上学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首先他确定了什么是严格的无意义的。如果在某特定语言内，一串词不能构成一个陈述，那么这串词就是无意义的。之后他陈述无意义的两种情况：一个陈述包含貌似有意义但实则无意义的词或一个陈述以违反句法的方式凑在一起。[10]卡尔纳普总共给出了三类共四种假陈述用以说明形而上学为什么是无意义的：第一类是包含无意义的词的假陈述。他给出使一个词有意义的充要条件：对任何词a 而言，包含这个词的句子表示为 S（a），要求如下：1.已知 a 的经验标准；2.已知规定了 S（a）可以从什么记录句子推出；3.S（a）的真值条件确定了；4.已知S（a）的证实方法。[11]在卡尔纳普看来，旧形而上学中的很多核心术语，如本源、开端、神等，都因不满足上述条件而引发没有意义的陈述；第二类是违反语法句法的假陈述。以他所举“凯撒是和”为例，语法上要求主、谓、宾格式，而连词“和”语法上而言不能作宾语，可见“凯撒是和”违反语法句法。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违反任何语法规则都可构成此类假陈述；第三类是符合语法却违反逻辑句法的假陈述。卡尔纳普认为这种错误源于“to be”一词在用法上的毛病，② 卡尔纳普认为对“to be”的使用有两方面问题：其一是对它究竟是作为谓词前的系词还是作“存在”讲的理解上面常有歧义；其二，把它当存在讲容易犯把这种动词形式误解为一个谓词的错误。 特别是存在作为一种动词形式容易使我们误以为它可以是一个谓词。这是违反逻辑句法的一种错误。接触过现代逻辑的人都知道，“存在”现在被作为量词。没有“a 存在”这个形式，只有“存在着如此这般的a”。另外一种是对谓词的使用违反了类型论。如在“凯撒是一个质数”这个陈述中的人名和数名其实是不同类的，这样使用造成了概念的类型混淆；第四类假陈述与伪造理论形式有关，即“把一套陈述当作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的形式”[10]，好像可以谈一些东西，表达一些事态，其实不过是虚构的内容。
⑮对此，有学者对信息删除权做了系统的构建，包括删除的内容、边界等。参见余筱兰《民法典编纂视角下信息删除权构建》，《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
金岳霖的新形而上学并不包含卡尔纳普所谓围绕本源、开端、神等展开的无意义的陈述。金岳霖构建新形而上学体系的相关陈述没有违反逻辑句法和语法，他还特别地分析了实在与存在、先天、先验和经验等容易被错误引用的概念间的区别，并无卡尔纳普所谓的第二、三类错误。他开始于“式-能”，进一步还原为能-可能，再由现实过渡到具体进而个体等等环节的构造过程，逻辑链条完整，环环紧扣。他以逻辑链条为线索澄清可能世界、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真实的理论形式，展现了道的逻辑演绎过程，确有理论内容。换言之，金岳霖有效地避免了卡尔纳普所谓的无意义陷阱。卡尔纳普极端地认为即便躲过上述陷阱，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个结论基于认为形而上学以“发现和表述一类与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为任务。显然，金岳霖的形而上学并不以表述与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为任务的。相反，金岳霖的新形而上学正是要确立四种理的实在性，从而实现依理解释经验中的一切现象，并对未来加以合理预测。
参考文献
[1]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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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03-0026-06
收稿日期： 2019-01-19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通过-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的冯契哲学研究”（16JJD720005）、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中国现代哲学话语创新机制研究”（2016BZ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安谧（1985-），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哲学、金岳霖哲学思想、中国哲学语境下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