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切人生，近乎人情——丰子恺关注现实人生的艺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论文,关切论文,人情论文,现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1)01-0072-04
丰子恺是一位综合型的艺术家，他在绘画、散文、音乐以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都有着重大的贡献。纵观丰子恺的艺术人生，我们发现在其丰富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实践背后，始终贯穿着“关切人生，近乎人情”的艺术创作原则，有着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本文将围绕丰子恺艺术观中密切关注现实人生这一特点展开分析，并试图从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两方面寻求原因，确立丰子恺关注现实人生的艺术观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丰子恺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统的儒家观念和佛学思想对丰子恺世界观的影响处于主流地位，佛学思想让丰子恺始终饱含着对“人”的关怀，而儒家观念使他把“仁”视为艺术的最终指向，“仁者爱人”成为丰子恺艺术人生观的中心旨趣，正因如此，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观主要围绕艺术对“人生”的意义，以及艺术对社会的作用而展开。
“人”、“人生”一直都是丰子恺所关注的，他的艺术创作、艺术理论观点无不以此为中心。针对20年代盛行的“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的观点，丰子恺指出：“我们不欢迎‘为艺术的艺术’，也不欢迎‘为人生的艺术’。我们要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1]因此他认为，艺术的根本原则是“关切人生，近乎人情”。
一、主张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
丰子恺认为艺术具有亲和力，用途很大。“可知一切艺术在人生都有用。不过其用的性状不同：有的直接有用，有的间接有用。即应用艺术是直接有用的，纯正艺术是间接有用的。……世间一切文化都为人生；岂有不为人生的艺术呢？”[2]可见，重视艺术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是丰子恺艺术审美观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后来实施艺术教育的理论依据。
丰子恺指出艺术要关注现实，要反映现实中人的生存状况，主张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与这一艺术观点相一致，丰子恺还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艺术创作，无论绘画、文学、音乐，都要与生活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丰子恺的漫画、散文、音乐等作品大都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以写实为主的，在整体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丰子恺的漫画，例如《病车》、《高柜台》、《馄饨担》、《卖花女》、《二重饥荒》、《贫民窟之冬》等，它们或刻画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人情世态，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仅从这些漫画的标题就可看出它反映生活面之广，体察社会之深；丰子恺的散文也大都关乎生活，取材广泛，有探究人生和自然玄理的，有回忆自己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的，有描写日常生活见闻、反映世态人情的，体现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这些可以看作是丰子恺艺术“人生化”理论在创作上的实践。
丰子恺反对远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他认为艺术不讲社会意义，一味仿古守旧，就会陷入形式主义与复古主义，针对艺术在当时的状况他提出批判：“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专写古代社会的现象，而不写现代社会的现象呢？例如人物，所写的老是高人、隐者、渔翁、钓叟、琴童、古代美人；为什么不写工人、职员、警察、学生、车夫、小贩呢？”“现代人要求艺术与生活的接近，中国画在现代何必一味躲在深山中赞美自然，也不妨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歌，使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愈加密切，岂不更好？”[3]正因如此，丰子恺提倡活的艺术，在他看来，所谓活的艺术，就是能活用于万事而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艺术，即艺术“人生化”。
丰子恺不仅主张艺术要关注现实、反映人生，而且还倡导以艺术的态度关照人生，也就是把人生“艺术化”。他强调艺术家需要以艺术为生活，把艺术活用于生活，用处理艺术的态度来处理人生，用写生画的看法来观看世间，丰子恺认为这是他从事艺术教育的重要目的：“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4]可见，丰子恺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即人生“艺术化”。
二、提出艺术“大众化”
正是由于注重艺术对于人生的意义，丰子恺主张艺术应该真正走进人生，走向大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艺术“大众化”。
托尔斯泰认为凡最伟大的音乐，最有价值的杰作，必广被民众所理解，广受民众的批判，丰子恺非常认可这一观点，他进一步提出应该从民众入手提倡艺术，艺术要由“曲高和寡”走向“曲好和众”，要兼有《阳春白雪》与《高山流水》之高，与《孟姜女》和《五更调》之易才能使更多的民众通过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来获得艺术精神的提升。正因如此，他才对法国画家米勒推崇备至，他在《米勒艺术颂》中说，米勒艺术的伟大在于两点：第一是艺术的“大众化”，第二是艺术的“生活化”。在谈到将来的绘画时他还强调：今后世界的艺术，显然是趋向着“大众艺术”之路。
对于如何实现艺术的“大众化”，他在《深入民间的艺术》一文中指出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大众的理解力，二是降低艺术的程度。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通过艺术教育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和接受艺术；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艺术走出艰深，成为民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当然，丰子恺所谓的降低艺术的程度并不意味着使艺术“易浅化”、“低级化”，如果让艺术一味地“低就民众”，就等于毁灭了艺术。在丰子恺看来，艺术只有走向“大众化”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生的意义，艺术作品引起同感的人愈多，理解的人愈众，其价值也就愈高，愈具有不朽性。
丰子恺艺术“大众化”的主张指导着他的艺术实践，他所涉及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创作都结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的文化水平，力求通俗易懂，便于普及。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深入民间、走向大众，丰子恺把绘画和文学结合起来，因为在他眼中文学是最易大众化的艺术，把反映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绘画加上富有文学意味的画题，就会被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同样考虑了大众的接受，坚持使用白话文写作,他曾把自己的散文比作“爆炒米花”，因为用爆炒米花的方法，可使质地致密、不易嚼碎的硬年糕片变得香脆酥松，又好吃又好消化，而白话文写作可使文章深入浅出、趣味盎然，好读又好懂。丰子恺还把艺术创作的标准定为“茯苓糕”，既甜美又能滋补身体，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创作标准，才使得丰子恺的创作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所喜爱。
三、注重艺术的社会作用
正是因为看到了艺术对现实人生的重要意义，丰子恺十分强调和注重艺术的社会作用。
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一直都是中西方艺术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中国“诗教”观和西方“寓教于乐”说的总体精神都是强调文学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意义。居中国传统文化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正是因为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积极的入世思想而大受推崇，“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核心思想把文学艺术纳入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轨道。我们知道，丰子恺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教育家，丰子恺终其一生所推行的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了艺术的“教化”作用，他曾指出艺术要深入民间，并说“深入民间的艺术，不是严格的，是泛格的；不是狭义的，是广义的；不是纯正的，是附饰的；不是超然的，是带实用性的。灌输知识，宣传教化，改良生活，鼓励民族精神，皆可利用艺术为推动力”[5]。由此可见，丰子恺看到了艺术对于人生会起到重要作用，他承认并重视艺术的实用性。
丰子恺对于艺术社会作用的强调，不仅是他所禀赋的儒家精神的外在表现，也是他所身处的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对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时代需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丰子恺期望通过发挥艺术的“实用性”达到“治国安民”甚至“抗战救国”的目的，他非常重视抗战文艺的普及工作，他根据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认为漫画可作为“笔杆抗战的先锋”，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流于全身一样”可称为抗战文艺的“主力”。不可否认，丰子恺的艺术观点是适时实用的，他的艺术创作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
丰子恺关注现实人生的艺术观贯穿着他的创作实践，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反映现实、批判社会。但是，与鲁迅等文人面对黑暗现实所发出的激烈抨击不同，丰子恺对社会的批判相对温和得多。如同西方的传教士，他把对人们精神的感化作为目标，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达到对现实的影响，因此，他的漫画中讽刺画占了很大比重。国学大师马一浮与丰子恺交往甚深，他对丰子恺的画集《人间相》有过这样的评述：“君尝题其画曰‘人间相’，其实今之人间殆与地狱不别。予尝谓君：画师之任在以理想之美改现实之恶，故欲其画诸天妙庄严相，以彼易此，使大地众生转烦恼为菩提，则君之画境必一变至道矣。”[6]马一浮是希望丰子恺改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视角，而“以理想之美改现实之恶”，从佛学感化角度普度众生。但丰子恺则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我的画集《人间相》所描的实在是地狱相，非人间相。明知讽刺乃小道，但生不逢辰，处此末劫，而根气复劣，未能自拔于小道，愧恨如何！”[7]这里所说的因“生不逢时”而不得不描绘人间的“地狱相”的创作原则表现了丰子恺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
丰子恺的艺术是面向人生的艺术，是指向现实的艺术，同时也是作用于社会的艺术，他对于文艺社会作用的观点在抗战期间表现得更为鲜明。他不仅通过艺术创作表达对战争的愤恨、对胜利的信心，还通过论述表达了“以仁克暴”“以杀止杀”的儒家精神。他认为，和平时代谈艺术，讲的是艺术的陶冶、教化功能，而到了抗战建国，最重要的是精诚团结，大家有艺术，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所以“艺术必能救国”。
可见，在丰子恺的艺术观中，围绕着“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关于艺术对于人生、对于民众、对于社会的论述是十分丰厚的，它展现着丰子恺作为真正儒者的入世思想和身为优秀艺术家的时代精神。
四、关注现实人生艺术观的思想根源
丰子恺艺术创作和艺术观始终体现着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究其原因是其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时代思潮相互融合的结果。
朱光潜在讨论“文艺与道德”时曾指出：“在中国方面，从周秦一直到现代文艺思潮的输入，文艺都被认为道德的附庸。这种思想是国民性的表现。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他们不喜欢把文艺和实用分开。”[8]如其所言，重视文艺的实用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儒家学说也正是因为强调文艺的实用价值而备受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向来重视礼乐教化，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诗教”“乐教”以达到对“礼”的推行，孔子意识到艺术可以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因此主张通过“诗”和“乐”的教育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感化人的内心，从而达到从善去恶，礼乐治国的目的，正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学说较早地向我们指出了文艺的社会作用需要通过它的审美功能得以实现。
丰子恺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有着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他坚信艺术能涵养精神、陶冶情感、健全人格，他曾说：“我在太平时代谈艺术，只是暗示地讲它的陶冶之功与教化之力的伟大。”[9]在抗战期间，身受国难家仇之痛的丰子恺更感受到了艺术具有“救国”“建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国家存亡危机的时刻，艺术可以通过它的陶冶作用从精神上感化国民，达到救亡兴国的功能。他还认为孟子所曰“仁者无敌”与孔子所曰“一言兴邦”是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原动力。
著名学者王德胜在谈到中国近代美学时曾说过“中国20世纪的美学从来都没有纯粹过”，这说明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身处于20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往往以“启蒙”为己任，以“救亡”为目的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国近代艺术理论是在思想启蒙的浪潮中诞生的，它的出生就预示了它的成长趋势——与思想启蒙同步，为现实斗争服务。
作为身处时代浪潮中的艺术家，丰子恺艺术思想观念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他与那个时代的多数知识分子们一样适应时代需求自觉地注重着艺术的现实功用，正如梁启超所说：“美术的功用，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换句话说，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的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收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健康。”[10]由此可见在早期启蒙主义者那里，艺术活动，乃至艺术的意义都是服务于启蒙的，改造国民、强国建国就是他们所谓艺术的功用。从丰子恺艺术审美理论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理论的阐述始终关注着社会，指向现实人生，他对当时艺术现状的分析，如《谈抗战艺术》、《艺术必能建国》；对过去时期艺术教育的回顾，如《卅年来艺术教育之回顾》；对艺术发展未来的展望，如《艺术的展望》、《将来的绘画》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艺术状况的理论阐发。
丰子恺艺术观的时代性是显而易见的，是他关注现实精神的具体体现，他力图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来古为今用，为提升民众思想、改变社会现实发挥一点作用。但是，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丰子恺既没有积极投入激烈的社会斗争，也没有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而是采取了温和的说教方式，用嘲笑和讽刺来劝善修己。
总之，丰子恺艺术观中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既来源于他的传统儒学思想，也来源于那个时代救亡图存的需求。也许由于丰子恺远离政治的缘故，有人曾说他受佛学出世思想的影响而逃避于现实之外，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因为大量的艺术创作和理论观念向我们证实，丰子恺虽然游离于政治之外，却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
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上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丰子恺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漫画及散文在问世伊始就备受关注和欢迎，“子恺漫画”和“缘缘堂随笔”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丰子恺秉承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紧扣时代步伐，密切结合现实人生所阐发的艺术思想观念却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时代几经变换，艺术发展虽已呈现出崭新、复杂的面貌，但不可否认的是，丰子恺所倡导的艺术“人生化”和人生“艺术化”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关切人生，近乎人情”的艺术观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仍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继承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