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_社会学论文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_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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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经过18年的恢复和重建,到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今后当然还要扩大队伍,开辟新的领域,形成新的分支学科,但是主要任务、主要困难不在这里,而在于加强学术建设,而学术建设的灵魂是学术意识。

前18年的学科建设,是要解决这个学科要还是不要、有还是没有的问题。有了,还要解决它的规模大小问题。今后的学术建设,是要解决这个已经有了的学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定位问题,解决它的质量高低的问题。

学术建设和学科建设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简言之,在学科建设中,有些是学术性的,有些不是学术性的。像分支学科的设置、研究手段的更新、组织机构的建设和管理,等等,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却不能说它们就是学术建设。学术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强化学术意识、确立问题意识、健全学术规范、承续学术传统、开展学术对话。

强化学术意识是近来许多社会学者的共同心声。他们指出“社会学不等于社会调查”,应当把“社会学的研究”与“社会(问题)评论”区别开来,如此等等,表明了大家都在思考社会学的学术建设问题,学术意识正在增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社会学学科成长和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客观上,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要求社会学确定它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学必须表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确认自己在社会上、在社会科学学科群中的恰当形象。

什么是社会学的学术意识?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提炼、不断澄清的问题,这里只能提出若干初始界定。一般来说,所谓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就是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回答在社会学的学术体系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这样一种自觉的意愿和要求。

这首先就要求把自发的社会思考与自觉的社会学研究区别开来。思考和回答社会问题并非社会学家的专利,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在研究社会,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也在研究社会,极而言之,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都在思考社会问题。社会学家与非社会学家的区别何在?或如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自发的社会学家与自觉的社会学家的区别何在?是社会学家的回答一定最高明吗?不一定。许多人,运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实践经验,或者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很可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十分高明的解答。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也是由非社会学家去回答和化解的,真正由社会学家回答的问题恐怕只占少数。那么,社会学家挑选什么问题认为是自己必须回答的呢?这首先就涉及到学术定位。只有在社会学的学术系统中可以定位的问题,才具有学术意义。这就和实践家不一样。对于实践家来说,比如汽车已经生产了100台,再造第101台,只要市场上能够卖得出去,它就是有意义的,这叫实践意义。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不要说已经回答过100次了, 严格地说,只要在学术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再去重复一次,就无法定位了,那个位子已经被占住了。再做,就是重复劳动;重复多了,就导致低水平循环。这些一再重复的事情或许还有某种社会效益,如宣传效益,但是绝对没有学术价值。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规范的社会学论文,在提出问题以后一般都有一个文献综述或理论搜寻,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别人已经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解决,或是没有解决好。看起来比较繁琐,其实是给自己的研究定个座位。

其次是掌握和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也许很丰富、很生动,而且在任何一篇论文中也不能不使用,但是学术意识却要求必须有概念,并且把概念看成一门科学或学术的主要结晶。概念的成熟程度代表了这门学术的成熟程度,概念的解释能力标志着这门学术的解释能力。这就要求去做把日常词语转化为概念语言的工作。

最后,还有学科视角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学科的视角不是由我们来定的,而是由公认的学科奠基人和主要代表者所给定的,并且是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积累和定型化的。我们既然入了这个学科的“门”,就要自觉地从这个学科的角度来看问题。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进行一些创造性的发挥和丰富,但就根本而言,却不能改变基本的路径、基本的角度,否则就不是这一门学科了。这里就有一个学术传承的问题。为了掌握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自觉地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我们就必须依据经典,了解社会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者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概括地说,社会学诞生和发展的15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研究现代社会的产生、发展、结构化和再结构化(或解构),是古往今来的社会学大师们据以开展学术思考的轴心,这也就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本的视角,形成了这门学科的浓重的问题意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构成社会学学术意识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科视角、概念语言和学术定位,是社会学的学术意识的几个基本要素。自觉地意识到这些要素,运用它们,遵循它们,在它们的引导下从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才能被称作为社会学的成果,才能具有在社会学学术系统内积累起来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学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的时空条件,又必定使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带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正在发生2000年以来亘古未有之巨变。在建国初期,不过是那么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业已观察到了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传统社会如何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格局;而在当代,可能也不过用在人类历史上不算太长的时间,我们又能目击一个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如何进入世界性的市场经济。这就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复杂关系:在现代化先行者那里属于历时性的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维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却交织在一起,转变为共时性的关系。因此,对中国社会学来说,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如何转变为现代社会,如何进行结构化和再结构化,自然也就更为复杂一些,更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复杂,如何具有多样性,中国的社会学也还是社会学,还是离不开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概念语言和学术定位。在社会转变时期,有趣的现象会层出不穷,但并非所有有趣的现象都具有学术意义。只有那些可以经由社会学的学术意识进行观照、解析和说明的现象,才是具有社会学的学术意义的现象。

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并且充分估计到它的复杂性,是今后中国社会学学术建设的灵魂。近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关注规范化问题。规范化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要求,它主要是实质性的要求,即要有学术意识和学者品格。这是前提。只有确立和强化学术意识,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学术规范。在当前的阶段上,几乎在科研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对学术意识都有适当加以强化的必要。目前则首先应当注意加强社会学学术研究的规范化。

同时,也只有确立和强化学术意识,才能形成社会学的独特学术价值。社会学不论过去还是未来,它的发展都是密切相关于社会实践的。不应该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真正高水平的对策研究必定有其理论基础,而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也必定会有它的应用价值。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策研究机构林立,研究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研究力量陆续加强,决策科学化程度迅速提高,将来也还会进一步提高。在此种情况下,社会学如何表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们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学术性,就是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而学术研究可能形成较强的连续性、积累性和传承性,如果我们经过努力能够形成这些特性,形成催化这些特性的学术意识和学术机制,就可以确立学术研究在某些方面相对于非学术研究的比较优势。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这一优势,在与其它研究机构的比较中表明我们独立存在的价值,在与国外社会学的比较中表明中国社会学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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