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质疑——兼论董仲舒不是形而上学哲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董仲舒论文,辩证法论文,哲学家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研究中国辩证法史，成为哲学界一种新动向，并已经出版了几本专著。在这些著作中，古代辩证法被认为是与古代形而上学作斗争的，并且贯穿古今。例如《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探讨了“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以及战国时期“辩证法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1〕，等等。但是， 这个体系有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未加论证，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形而上学？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又何谈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斗争史呢？
一、形而上学的时代性以及它与朴素辩证法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形而上学作出了与辩证法相反的、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规定。它的经典表述包括主要见于《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这些著作对形而上学的时代性，以及它与朴素辩证法的关系，都作了说明。首先看看形而上学的时代性。恩格斯认为，康德的天体演化说打开了形而上学的第一个缺口。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应该在康德之前。恩格斯说：“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2 〕恩格斯又说：“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通联系的道路。”〔3〕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 恩格斯认为形而上学流行于近代，而特别以十七、十八世纪为盛。
当时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把对整体的认识归结为对各个局部的认识，把复杂的东西归结为简单的东西，把一切研究归于分析。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培根把这种方法移到哲学领域，他主张把世界上的纷繁复杂的事物都给予分解，然后归结为若干简单的性质和构成形式。这种从自然科学带入哲学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4 〕洛克深受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并将牛顿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方法移入到哲学领域。他像培根一样，把认识来源问题孤立起来，把经验和理性对立起来。他受自然科学重视分解和组合方法的影响，力图证明全部知识都是感性经验的分解和组合。洛克之后，法国唯物主义才使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达到了顶峰，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他们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把一切现象都用力学原理加以解释。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近代实验科学产生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形而上学，二是经验论者和机械唯物论者将它带到哲学领域。离开这两个条件去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形而上学与朴素辩证法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关系，而着重探讨它们二者在时代上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与朴素辩证法是同时代的两军对战关系呢？还是不同时代的更替关系呢？如果是同时代的关系，那么在欧洲和中国古代，就有可能存在着朴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史。如果是不同时代的，那么在古代只有朴素辩证法，没有形而上学；到了近代，朴素辩证法的统治地位被形而上学所更替；但是大约两个世纪以后，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又让位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前者可以说是对子关系，后者可以说是正、反、合关系，黑格尔的看法是后者，他认为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辩证论者，没有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看法。他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5〕这里说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谓“天生的自发的”，是强调辩证法在古希腊是一种整体思潮、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总是用正、反、合的结构，来描述哲学史上从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是这样说的：“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6 〕又说：“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7 〕还说：“辩证法的第二个状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8〕总之，在辩证法的第一个形态之后， 出现了形而上学，而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和对第一个形态的复归。由此看来，古代没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没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两军对战。
二、中国古代不具备形而上学的思维特征
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反的哲学范畴，它的思维特征是什么呢？恩格斯有两段话是对形而上学的经典论述。一是《反杜林论》中的论述〔9〕， 一是《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论述〔10〕。
根据这两段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反的三个基本特征：
1、形而上学不是整体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方法； 而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对这些部分进行孤立研究的方法。
2、形而上学不是把事物看作发展的过程，看作是运动变化的， 而是把事物看作既成的存在，是一成不变的。
3、形而上学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片面强调对立性， 而不是像辩证法那样强调对立面的统一。
从以上三个思维特征看，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显然不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整体性、求合（和）性、尚变性的特点。中国古代哲学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儒家和道家概莫能外。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有不可分的密切联系。道家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认为人与万物同类，与天地构成一个整体。中国医学理论是整体观、联系观的典型，它不重分析，不重解剖，不去孤立地研究某个器官的独立功能，而是把器官放在总体关系中把握。中国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和。传统思维方式不重视形式逻辑的规定，却善于寻找事物的对立，并从对立走向统一。孔子主张“和为贵”，主张“无过无不及”的适中状态，反对的正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认为对立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转化的。老子重“和”，他说：“和其光，同其尘”，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尚变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之一。《易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变经”，它是预测变化的一部书。《易传》明确地说，《易经》的原则是“唯变所适”。它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1〕。由《易经》开创的尚变传统影响了中国的思维倾向数千年。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以运动解释“太极”，他说：“太极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12〕戴震用变化解释“道”，他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13〕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整体性、求合（和）性、尚变性，概括起来就是辩证思维。中国古代辩证思维虽然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但从形态上说仍然是朴素的、直观的。中国古代没有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它与自然科学的紧密关系以及合理的历史性、进步性。又如它与经验论的密切联系以及它成为机械唯物论的重要特征。再如它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的关系等等。但是在以上那些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论述中，首先我们看不到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看不到形而上学有它的合理性，即在它刚刚出现时曾经是进步的，必然的，是推动自然科学进步的。其次，我们看不到古代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的紧密关系，而恩格斯曾说形而上学是“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14〕然而所谓先秦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唯理论”的代表人物。第三，我们看不到古代形而上学与机械唯物论的紧密关系，而这种紧密关系是形而上学最早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机械论，又怎样去探讨它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呢？第四，我们看不到古代形而上学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欧洲形而上学产生和流行的时代，正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形而上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早期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中国古代还没有资产阶级，所以古代形而上学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不知从何谈起。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当然也包括形而上学在内，都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和范畴。如果任意地将它的思维内涵扩大，将它的范畴泛化使用，不考虑它的时代性、民族性，势必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以上说明，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欧洲典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近代，西方实验自然科学传入中国时，也将形而上学传入中国。形而上学刚刚进入中国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迅速传播以后，它就成为一种保守的落后的思维方法了。
三、董仲舒不是形而上学哲学家
在中国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的现行体系中，孔子、孟子、董仲舒是形而上学阵营里的将帅人物。庞朴先生的著作《儒家辩证法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庞先生反对两军对战的结构，而认为先秦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辩证法。例如有老子用弱的辩证法，有法家用强的辩证法，有儒家用中的辩证法，还有兵家辩证法，名家辩证法，等等。传统的看法认为孔子、孟子是折衷主义者或形而上学者，庞先生却认为孔子、孟子代表着“儒家辩证法”。肖萐父先生对中国辩证法史有极其独到的见解，他没有简单的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使用“非辩证的”这一概念。
董仲舒因为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15〕，而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号的形而上学代表人物。笔者认为，董仲舒不是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既没有产生形而上学的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也没有产生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哲学基础。从思维方法来看，董仲舒仍然继承着民族传统，具有整体性、求合（和）性、尚变性的特点。而且这些理论特点在他那里更加系统化了。他的天人感应哲学体系就是典型的整体性思维。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礼，不可一无也。”〔16〕这就是把人与天地看成一个整体考察它们的作用和联系。当然，他的“天之副在乎人”的思想走过了头，认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17〕等等。但这走过了头的思想并不是分析性的思维，仍然是整体性的思维。
董仲舒求合性的思维是非常突出的。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此相生而间相胜也。”〔18〕这里讲合二为一，一分为二，五行相生相胜，都是对先秦朴素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这两者中间，董仲舒更重视“合”，更重视“一”，这正是儒家辩证法的特点。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丑，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19〕他重视相反之物的统一性，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20〕这些说明董仲舒承认对立，承认矛盾，重视对立面的统一，重视矛盾的同一性。有的学者认为，董仲舒虽然承认对立，但矛盾双方是主次定位的。例如阳为主，阴为次，夫为主，妻为次，父为主，子为次，君为主，臣为次，这都是不能转化的。这种承认矛盾而不承认转化就是形而上学。笔者的看法不同。先秦时期，老子承认矛盾并且认为转化是无条件的，这正是朴素辩证法的“朴素”之所在，不可以苛求古人。董仲舒克服了老子的这个缺点，应视为辩证思维的一大进步。但他走到了另一极端，即认为矛盾双方的主次不能转化，这也是朴素辩证法的“朴素”之所在，也不宜苛求古人。老子和董仲舒在矛盾转化问题上各执一端，就为“有条件的矛盾转化观”这一辩证思维的进步创造了条件。
董仲舒是否具有尚变性思维呢？回答是肯定的。在自然界方面，他认为由天地之气的分合变化而产生了阴阳、四时、五行、万物。他还说：“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21〕认为天养育万物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社会政治领域，他积极主张变革旧制，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在与汉武帝的对话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22〕崇尚变革的思想在《春秋繁露》中多处可见。如说：“谴告之而不知变……其殃咎乃至。”〔23〕又说：“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24〕
“天不变，道亦不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最典型的形而上学命题。八十年代，严北溟先生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无”主要是指自然，而“道”主要是指规律，这个命题是说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往往保持亿万年质的稳定性，而看不出根本的变化，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有根据的。”〔25〕笔者同意严先生的结论，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是形而上学，但是不同意严先生对“天”、“道”概念的解释。从董仲舒的一贯思想和对“天”、“道”概念的习惯的用法上分析，这里的“天”是指“天道”，即自然社会的总规律。这里的“道”是指“人道”，即王道三纲、社会法则。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说天道即自然社会的总规律是不会轻易起变化的，那么人道即王道三纲，也是不会轻易变化的。这里强调的是人道必须符合天道，人道与天道保持一致。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6〕又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27〕还说：“圣人法天而立道。”〔28〕都与“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同一种思想，即人道与天道一致。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它主要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而不属于哲学形而上学的范畴。
总之，形而上学产生于近代实验自然科学，培根、洛克等经验论者将它带入哲学领域。十七、十八世纪是形而上学盛行的时代。如果脱离时代性去谈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不科学的。朴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是两军对战的对子结构，而是替代、复归的正、反、合结构。因此，不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古代，都没有朴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史。中国古代不具备产生形而上学的条件，也不具备形而上学的思维特征。那种认为孔子、孟子、董仲舒是古代形而上学代表人物的传统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人为地去虚构所谓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史，必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总有一天，虚构的体系会被历史所抛弃。
注释：
〔1〕方克：《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38、29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3〕〔6〕〔7〕〔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3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5—340页。
〔11〕《易传》。
〔12〕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
〔13〕戴震：《孟子字义疏正》。
〔1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15〕〔22〕〔27〕〔28〕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16〕〔17〕〔18〕〔19〕〔20〕〔21〕〔22〕〔23〕〔24〕〔26〕董仲舒：《春秋繁露》“主元神”、“为人者天”、“五行相生”、“基义”、“天道不二”、“王道通三”、“必仁且智”、“五行变救”、“基义”。
〔25〕严北溟：《谈“天不变道亦不变”》，《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董仲舒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哲学史论文; 天道论文; 儒家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