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11-0005-07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中西部，而中国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能代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同讲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完全可以说中国中西部是典型的发展中地区。根据张培刚先生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四个转变（注：参见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1页。），当前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研究也应实行三个转变：转变研究立场，充分体现发展中地区的利益；突出研究重点，注重对发展中地区的研究；改善研究方法，实现对发展中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考察。
一、21世纪初中国中西部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性质和目标
先从纵向上看，21世纪初中国的中西部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它并非是一切从“零”开始的初级开发或单纯农业开发，而是有一定开发开放基础，特别是工业开发基础的开发。所谓“有一定工业开发基础”，主要是指近代以来，我国中西部开发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清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曾以多种形式对中西部地区有过不同程度的开发，而且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以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后，迫使包括中西部地带的中国有了不同程度的对外开放，开放带动了开发，以横贯全国东中西部的长江沿岸地区尤为明显；第二，建国后“一五”、“二五”时期，在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方针的指导下，中西部一部分地区（主要是中心城市）一度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包括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方面，均有一批重点工业项目，恢复和发展了中西部若干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第三，在60、70年代，按照“备战”要求所实行的“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如川西、陕西、湘西、鄂西等地构造了一批包括新型工业城市、新型工业基地在内的新的增长极，体现了这个阶段以工业开发为主的新特点。从18世纪以后清代以屯垦为主，发展农业的西部开发到现在，我国的中西部开发大约经历了200年左右时间。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实质上进入了一个以工业开发为主向科技开发为主过渡的新阶段。相比之下，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甲天下的发达国家美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不知比我国优越多少倍，其中西部大开发从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也长达200年之久，先后经历了以农业开发（移民开发）为主的初级开发阶段（约80年），以工业开发（矿业开发）为主的中级开发阶段（约70年）和二次大战后科技开发为主的深度开发阶段（约30年）。现阶段我国的中西部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大致相当于美国中西部开发的第二阶段（工业开发为主）和第三阶段（科技开发为主）之间的水平。因此，或是强调单一农业开发的观点，或是过分强调工业开发的观点，非但不利于我国中西部开发向深度推进，同时很可能由于过度的农业开发或工业开发而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重蹈发达国家那种对欠发达地区重资源开发利用轻保护治理的覆辙。
再从横向上看，21世纪初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它并非是领先于全国的开发开放，而是继实行沿海、沿江两大战略后的第三轮开发开放。从沿海到沿江开发，再到中西部开发，体现了一种非平衡推进为主，兼顾梯度发展的战略思想。90年代初开始的沿江战略，波及东中西三大地带，最易于非平衡推进，也易于使中西部获益，但由于涉及地区太广，且第二轮开发开放时间较短，以致远不如第一轮开发开放那样效果显著，给人以沿海战略“补充”之嫌，结果内地开发任务的“大头”不得不落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上。西部开发是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框架后的开发开放，即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大开发。它在宏观环境、运作思路和方式方法上，均根本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下的沿海开发和沿江开发，具体表现在：一是它是相对过剩经济条件下的开发，而不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开发；二是它是内部造血型为主的开发，而不是外部输血型为主的开发；三是它是市场主导型的开发，而不是资源主导型或资源依托型的开发；四是它是以培育“人有我优”地区竞争优势为主的动态开发，而不是以发挥“人无我有”比较优势为主的静态开发；五是它是以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开发，而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性开发。以上特点，集中体现了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性质：其一，它不是以往发达地区和较发达地区那种以计划经济办法为主推进的开发，即富地区的计划经济大优惠大倾斜式开发开放；而是后进地区以市场经济办法为主的公平竞争式开发开放，即穷地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开发开放。其二，它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经济型开发，而是以生态建设优先，即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根本，努力实现中西部和东部区际公平、当代和后代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开发。
中西部开发的性质决定了21世纪初期我国中西部开发的目标，这将是一个立足近期兼顾长远的双层次目标。关于长期目标，我赞成大多数文章的看法，即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高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只是还要加“生态化”这一条，可以说“生态化”是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没有生态化作保证，工业化、城市化难以持久。关于近期目标，一些文章往往表述为：增强中西部经济实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充分利用西部资源优势，实现东西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加快中西部开放，扩大内需；提高西部地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保持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安定等。内容涉及各个方面，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该目标内容不能过泛，期望值不宜过高。在上述近期目标中，最核心的应是21世纪初努力缩小我国上世纪以来逐渐扩大的东西部地区差距，只有较好地实现了缩小差距这一目标，其它目标也将相应得到解决。这种以缩小差距为目标的西部大开发，与20世纪80年代沿海战略以率先发展（即允许、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目标形成了鲜明对照。通俗地讲，缩小差距，主要是解决“雪中送炭”问题，而率先发展主要是解决“锦上添花”问题，与“雪中送炭”的有限目标相适应，中西部开发要注意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五个重点，其中尤其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重点。
二、中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能否跨越农业工业化阶段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浪潮中，有人认为我国可以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基本判断，又涉及到农业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主线这一基本命题。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农业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不可逾越的阶段。发展经济学的这个科学论断，已被当代世界活生生的发展实践所证明。张培刚先生的发展经济学代表作，既立足于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又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农业与工业化》到《发展经济学通论》和《新发展经济学》，始终贯穿着农业国工业化这一条红线。二次大战后迄今的实践表明，工业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发展内容，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向“增长”和“发展”，转变为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之所以不能逾越农业工业化阶段，这是因为：第一，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起点或现实基础就是以“三农”（农业、农民、农村）为主体的农业国；第二，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或方向是工业文明；第三，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是工业化；第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产业结构迅速转变和升级的一个重要时期。可以说，推进农业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绕不开而又至关重要的起飞之路。其实，非但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本质上也还是工业化国家，如战后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而落后国家则是没有开始工业化或者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农业工业化，只是这种工业化不是传统经济学定义的“狭义工业化”（即制造业的发展和变革），它不仅包括工业，并且是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注：参见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科学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也充分作用于工业化的全过程。
21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的中西部地区，更不可能也不具备条件跨越农业工业化阶段。发展中大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不平衡性和“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制约因素，决定了从21世纪初开始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工业化实现所需的时间将更长，我们应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首先，我国农业工业化是起点低、并带着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特殊工业化。起点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1957年开始工业化和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时人均GDP分别只相当于50美元、223美元。二是我国是在市场化滞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我国工业化起步，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高，而是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并逐渐形成了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轻的畸形结构。所谓带有较强计划经济烙印的工业化，是指我国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打基础，突出表现为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具有“三个脱节、三个滞后”的特点。这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市比明显滞后；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市场化明显滞后；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脱节，农村工业化明显滞后（东部沿海少数地区例外）。显而易见，不解决以往工业化“三个脱节、三个滞后”的矛盾，中国就难以走出计划推动的工业化陷阱，并大幅度加快农业工业化进程。
其次，我国农业工业化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多层次工业化。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从我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出发，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主，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为主来进行分析，我国工业化总体上尚处于中期阶段的上半期（注：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如果按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工业化进程的多层次性非常明显。一般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大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下半期，中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上半期（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则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据有关部门测算，西部10省区（包括重庆市）人均GDP约合400多美元，工业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份额仅为1/10左右，与占全国55%的国土面积和23%的人口比例很不相称。这种工业化进程的差距和多层次性，也正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和多层次性的缩影。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不能不是我国农业工业化推进的重点地区。中西部地区如果没有工业化的高度发展，既不可能保证自身的较快发展，更不可能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企图一步跨进“新经济”时代，无异于天方夜谭。
再次，我国农业工业化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三农”即农业、农民和农村制约的高难度工业化。任何发展中国家推进农业工业化，都要面对和妥善处理一个“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处理得好，是农业工业化推动的积极因素，否则就是消极的制约因素。地区差距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城乡差距问题，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当然也有差距，但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城乡之间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人均收入也相对较高。比较城乡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我国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困难之处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点在城市，而最后落脚点在农村，解决这个难点是几亿农业人口非农化或城市化的问题，也就是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如何顺利转移的问题。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通过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来实现的，而现在我国第二、第三产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看得比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重要，进而推行了一种就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我国是世界上农民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加剧了农业工业化的难度，但也只有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才能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持之有效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走出“农民——农业、农村”与“工人——工业、城市”相对立、相分离的传统二元结构。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同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国家”，不可能跨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这是因为：第一，我国距离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的要求还很远，至少相当一部分地区是如此，因为国民素质普遍没有提高，产业结构层次低，农业基础地位薄弱，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法制体系还不健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和艰巨。搞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不能跨越工业化这个必经阶段，世界上也没有这种先例。如果硬要进一步跨越，那很可能重犯张培刚老先生批评过的“猴子变人”不彻底，以致留下一条长尾巴的错误。第二，发展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也不意味着知识经济将取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无论科技怎样进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吃、穿、住和交通工具。科技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所改革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日益发挥主导作用，但脱离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知识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加快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非但与知识经济的目标并行不悖，而且将为以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到来创造条件。第三，我国现在还缺乏与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相适应的成熟市场主体，从而不可能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尽管经过20余年的市场取向改革，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但目前我国“新经济”的主体需求是政府或政府政策控制的机构采购，且市场分割比较严重，也就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成本，特别是规模投入，其发展速度虽然较快，却仍然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而且，如前所述，我国“新经济”的发展还缺乏工业化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市场基础，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上下功夫，促进我国向“新经济”的逐步过渡，特别是要以工业化来支持信息化，把金融服务业等发展和完善起来，为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中西部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来说，大开发的主线仍应是大力推进西部农业工业化的进程。诚然，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要有新的思路，真正实行有西部特色、重点突出的工业化。这里的新思路是指转变传统的拼资源、拼消耗的思路，尤其是矿业城市（包括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要亟待进行产业转型，如有的学者所建议的“五个转向”：由“原料基地目标”转向“富民兴区目标”；由国家推动型外源开发转向自成长型内源开发；由“资源依托型开发”转向“市场导向型开发”；由重点培育“地区比较优势”转向“地区竞争优势”；由“掠夺性开发”转向“可持续性开发”（注：陈跃：《西部大开发要有新思路》，《经济日报》2000年2月15日。）。这里有特色、重点突出是指西部工业化应注重发挥五个方面的产业优势，即：发挥特色高效农业及加工业；勘探开发优质天然气资源；重点建立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西部国防工业；推出西部特色旅游业（注：陈跃：《西部大开发要有新思路》，《经济日报》2000年2月15日。）。
三、中部发展在中西部及全国发展中的战略定位
我们现在讲的中部，主要是指自然地理位置上的中部，即中部地区或中部地带，不同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中部，即经济发展水平介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那部分地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不仅理论上最难定位的是中部地区，同时，如果实行“抓两头带中间”的开发开放战略，实践上最易忽视的也是中部地区。所以，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部地区认为前有东部开发（沿海战略），现有西部开发，普遍有“非东非西”或“不是东西”之感慨。一些中部省份相继提出了“承东启西”、“东引西进”、“东引西联”等战略，实质上也是对自身战略定位的一种调整，以适应东西部夹击的开发开放大潮。
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怎么办？我认为，21世纪初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必须是西部开发与中部开发兼顾，以向西部非平衡推进为主，并向中部梯度推进，变中部的“非东非西”为“东引西联，双向开发”。为此：
第一，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坚持把中西部作为一个整体加快开发开放。按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可把全国划为东中西三大类，也可划为东西两大类。据此，西部可以是狭义的，即限于10省市区的小西部（注：前不久，广西、内蒙古两自治区和鄂西、湘西也被纳入狭义西部。），也可以是广义的，即包括中部9个省区在内的中西部。西部大开发，只强调狭义的西部，不利于中部的进一步开发；若把中部开发与西部开发并重起来，又不能突出西部的加快开发。党中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分析问题，最大好处是视中西部为一个整体，都在西部大开发之列。平常我们分析东西差距，往往也是拿中西部与东部对照分析，如讲中西部19个省市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6.5%，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中西部1998年人均GNP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0%。但兼顾中西部的两点论又必须是重点论，即突出抓好西部地区的开发，突出西部1998年国土面积、人口分别占全国55%、23%，而GNP只占全国14%、人均GN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60%这一事实。这就体现了西部大开发是一种向西部非均衡推进为主，兼顾向中部梯度推进的战略思想。
第二，西部大开发不能忽视中部，就在于中部是发展中大国多层次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存在。中国的中部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特别是由于其自然资源丰饶和得中、得水之优势，形成了一部分与东部势均力敌的发达地区，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开发西部，而绝不放松中部，将有利于西部大开发和东西对接以及全国协调发展。具体表现有三：一是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系四方的区位优势，是接受沿海地区经济辐射的首选地区和东部向西部扩散的重要发源地。二是中部地区良好的资源条件和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机结合，形成了东部沿海或西部地区所不具备的“双低”成本优势。与西部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城镇密布，已建成一定数量与规模的产业基地；与沿海相比，具有多种矿藏资源和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发展基础产业和加工业的资源优势突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我们绝不能低估中部在未来国家生产力布局重塑和经济中心逐步北上西移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西部开发可以在若干产业、若干领域跨越中部推进，但并非可以在所有产业、所有领域中撇开中部推进，在多数情况和一般条件下，中部的“二传手”或阶梯作用又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三是西部大开发中，重视中部的梯度或阶梯作用，可以防止避免历史上特殊跳跃式发展的某些弊端。60、70年代在西部八省一市进行的“大三线”建设，是当时为战备需要而实行的一种特殊的跳跃式发展，这种跨越梯度的非平衡推进，曾为西部注入了现代工业文明，但它是以东部以及中部的迟滞发展为代价的，可以说是有得有失，而不是非均衡状态下的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既有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作基础，又注重发挥中西部的梯度或阶梯作用，必将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协调一致，也就是东西联动的快速发展。
第三，21世纪初中部发展的最大机遇不只是西部大开发，而是西部开发与沿江开发两大战略的衔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提出并实施沿海、沿江和西部大开发三大战略，三次开发开放战略，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特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三者又有继承性和交叉性，包括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继承性和交叉性。其中，沿江战略和西部开发战略二者的继承性和交叉性，给位居沿江经济带的中部地区将带来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一是西部大开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90年代开始的沿江战略的必然延伸。正如沿海战略取得基本成功后，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了沿江战略一样，而在沿江战略获得重大成就（长江三角洲地区较之沿海战略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后才提出西部开发战略。只是沿江战略的完全成功还有待时日，这就需要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继续完成沿江战略的若干任务。上海市及江苏、浙江两省均属沿海地区，但在90年代以前沿海战略实施中发展态势不如珠江三角洲，而真正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则是在沿江战略实施后的90年代中期。同样道理，长江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正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可以预料到，得沿江和西部开发两大战略之利的中部地区，如湖北、湖南、河南等必将有一个新一轮的发展，形成“中部崛起”之势。二是继续推进沿江开发战略，加快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将沟通东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给西部大开发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和冲击力。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和较快发展，往往是与一些著名的河流联系在一起的，以树形发展为特征的流域经济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新增长极。21世纪中国增长潜力最大的当数沿江经济带，而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势必充分发挥沿江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实施空间开拓和流域协作，促进东部沿海的经济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相结合，在中部凸现新的增长点，并起着沟通东中西三大地带，牵动大半个中国的作用。三是沿江经济带树形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相对接，将加快形成南部中国范围内东中西部以互补互动为核心，以水资源利用为先导的东西部协调发展，即：以实行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与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相结合为前提，东西部资源利用协调，东西部传统产业协调，东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协调，东西部区域市场协调，东西部金融市场协调和东西部环境保护协调。也就是说，只有把西部开发战略与沿江战略相衔接，才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
有人总以为中部发展不如发展东部和开发西部那样更具有理论依据，也有文章认为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理论强调的是东部和西部，似乎中部在世纪之交也不如西部重要，笔者认为，作为世界头号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加快中部发展是一种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理性行为，其理论依据最主要的是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理论”和张培刚先生的“牛肚子理论”。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构想，既体现了正确处理部分地区先富与全国共同富裕关系的思想，又体现了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早在80年代后期，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他就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问题，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显然，小平同志这里讲的“内地”是包括除沿海以外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并非只讲西部。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构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在90年代初提出了沿江战略。沿江战略与沿海战略的汇合，不仅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T"字型战略，而且找到了沿海发展与内地发展相结合的途径，即以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促进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更快发展，并带动内地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发展。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实行“扁担战略”（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页。），以晋鲁豫为中间，肩挑山东和延安两头，以保证解放军的战略反攻；而90年代提出的“沿江战略”也正是全国改革开放的一种“扁担战略”，这就要求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必须承担肩挑两头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同志的沿江战略（或称“扁担战略”）是东西部结合、两个大局兼顾战略的发展。
张培刚先生提出的“牛肚子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的结合上探讨发展中大国应优先发展中部的理论基础。“牛肚子理论”的大意是，如果把起飞前的中国经济比作深陷泥潭的“大水牛”，那么，东部沿海地区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要使这头大水牛脱离泥潭，仅靠牵牛鼻子或提牛尾巴均不行，必须同时牵牛鼻子，抬牛肚子和提牛尾巴。这个形象理论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根源于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国情的深切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其快速发展除受制于传统文化因素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主要有两大障碍因素：一是全国生产力发展呈现为总体上落后的多层次性或多元经济形态，而且最发达地区和最落后地区所占比重均较小，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地区所占比重大，是典型“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改革前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以致改革初期尚未形成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牵引力作用的龙头地区，无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还是以港、穗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也无论是京津塘地区，当时均不能担当牵引全国的龙头重任。基于这种认识，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中国与小国就明显不同，小国可以通过加快发展基础好的部分发达地区，起牵头带动和“牵牛鼻子”的作用，但中国就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牛肚子”太大，而“牛鼻子”的功能较小，即使牵住上海这个“牛鼻子”，至多只能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如前所述的上海及江浙两省在实施沿海战略时发展步子远不如广东、山东，乃至以浦东为龙头的沿江战略推进后才得到高速发展，便是有力的证明。因此，我们既赞成沿海地区经济先行起飞，即牵牛鼻子，也赞成加快西部大开发，即提牛尾巴，但又强调大力发展有实力、有潜力的广大中部地区，注意下功夫抬牛肚子，否则21世纪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就难以实现。
四、中西部发展战略是追赶式，还是跳跃式
中西部实行跳跃式发展，现在不仅天时地利人利俱备，具有诸种“后发优势”，而且也是发展中地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论述了通过跳跃式发展以达到经济上台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共同轨迹和共同规律。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关于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特殊轨迹，邓小平同志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同样，21世纪初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也将是一种波浪式上台阶的跳跃发展，即：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积蓄力量——再飞跃——再上新台阶。但要考虑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也不能期望一、两次跳跃发展或一、两次上台阶就可以赶超东部沿海地区，而必须是经历多次的跳跃发展和上台阶，积小跳跃为大跳跃的长期过程。
中西部摒弃传统的追赶式战略，实行跳跃式、上台阶的发展，还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跳跃式发展与渐进式发展的关系。中西部不能没有跳跃式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GDP、工业产值、工业化率和人均GDP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背景下，若不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实现跳跃式发展，就不可能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就不可能赶上东部地区和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中西部地区的跳跃式发展是以发挥潜在的后发优势为前提的，而潜在后发优势的发挥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伴随着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分析，中西部的跳跃式发展又是渐进基础上的跳跃。为此，中西部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就应很好地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并与本地的实际科学地结合起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
二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整个西部的均衡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西部大开发，只能争取西部的总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不可能保证全部地区有很大发展。这就决定了西部大开发不可能每个地区齐头并进，而应该是先易后难，由点到面，依次推进，走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的路子。哪些西部地区可以成为重点？我赞成有的学者提出的“三楔战略”，（注：李忠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问题》，《光明日报》2000年2月22日。）在北部、中部、南部分别确定三条线路，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主要进攻方向，按此线路向西打入三支楔子。在西部地区内部，采取“以线穿珠、以点带面”的战略，即重点发展交通干线上的中心城市和主要乡镇，形成一系列以铁路、公路、江河等交通线串联起来的中心城镇经济圈，使之成为“贫困地区的富饶城镇”，然后中心开花，以点带面，发挥辐射作用，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实施重点突破战略是落后地区实现后来居上的成功之路。
三是追求经济增长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西部地区实行跳跃式发展战略，不能不追求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决不能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西方罗马俱乐部代表人物佩鲁正确地指出：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发展战略”，对发达国家单纯地赶超和模仿，只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为了使产品制造得像进口货那样好，为了填补技术上的空白，结果是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并使他们对国外的依赖长期存在下去。”（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由此，他响亮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用来克服经济增长发展观所造成的人自身的代价问题，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与我们常讲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意思。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要改变以生态环境换经济增长的状况，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合理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无论如何不能再走粗放开发的路子。目前国内外资源类商品基本上供大于求；资源类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对环境破坏较大；我国资源按人均计算占有量很低，粗放的、过量的开采无异于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正式启动，要使这项工作取得实效，必须综合考虑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除了大力种植各种生态林之外，还要因地制宜种植经济林、用材林、竹园及药材、饲草等，使农民除国家补偿外还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从而使退耕还林还草成果长久地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建议国家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之后，也通过给农民一定经济资助，更好地推进25度以下坡地改梯田工程。鉴于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沉重教训，西部大开发一定要坚持建设项目和环保项目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绝不能使本已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再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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