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城市文化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
孟瑞霞
摘 要 周恩来为新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城市文化建设思想。周恩来城市文化建设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坚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统一，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相协调，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文物保护与宣传并重等原则。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城市文化建设 思想 原则
21世纪是城市的时代，城市的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最主要的指标。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源泉，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构成了一座城市生存的精神支柱。”①因此，要搞好城市建设，就不能绕开城市文化建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它不仅代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水准，也展示着新中国的形象和精神面貌。怎样建设好北京，任务重、责任大。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周恩来总理勇于担当，对北京市的旧城改造、文物保护、新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周恩来城市文化建设思想。
一、城市文化建设的哲学基础
周恩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认为，“我们应该掌握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日常分析问题的武器，把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②在处理城市文化建设问题上，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讲总体、顾大局、重实践，为新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北大语料库共找到用例29条，“买不了”之后所带的宾语有：二斤、一双袜子、菜、骨灰盒、一只鸡、一件衬衫、什么、生命、衣服、多少粮食、三斤好刀鱼、什么东西、人情、这个钱、我的心、那么多东西、书、东西、四瓶香槟酒、卵子大的天，有些还进入了框式结构“连……都……”中。
姜悦等认为鲜切荸荠荸荠的黄化现象的发生与荸荠中黄酮的氧化有关[13]新鲜荸荠中总黄酮含量高达2.62 mg/g[20]。用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浸泡鲜切荸荠，可使荸荠表面黄酮类化合物溶解在乙醇溶液中，减少表面黄酮类化合物与氧气的接触量，从而抑制黄酮类化合物的氧化，减少黄化现象的发生。后文实验数据表明，鲜切荸荠黄化现象的产生与鲜切荸荠表面带菌量呈负相关性。在植物组织中大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多以苷类形式存在，只有少部分天然黄酮类化合物以游离态存在[22]。微生物产生的代谢产物可能将黄酮苷类转化为游离态的黄酮，可能会加速产生黄化现象[23]。
一是善于抓主要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多种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这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周恩来总理办事富有条理性，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1955年2月初，针对城市建设中过分追求建筑形式美观而忽视实用性，造成经济浪费等现象，周恩来让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进行检查和清理，纠正这种偏向。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住。对我国的人民来说，首先要有个住处，然后才谈得上住得舒服的问题。”③有没有住房是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文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务于市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建筑物“第一是实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④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在事物内部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方面。周恩来总理在分析某一具体事物时，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1959年1月20日，由于各方人士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持不同意见，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决定在市人委交际处亲自召开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会。在会上，他说：“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大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⑤显然，“垮不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好看不好看”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从属地位。
二是全面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是由要素构成的整体，但是系统不是各个要素简单相加之和，系统的功能要大于各个要素功能之和。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应该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进行综合考察和辩证分析，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周恩来认为，城市文化建设应讲求整体性，应处理好古建筑与新建筑、新建筑与新建筑之间的关系；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思考如何更好地保存古物。1960年1月他在听取了城市建筑高度规划汇报后，认为北京的建筑不必搞得太高。他说：“建筑应该有个限制，不超过100米好不好？”⑥正是因为他当初的提议，北京的建筑高度基本得到了控制，才使得历史文化古迹没有因为新建筑而被拆得七零八落，也没有被四周的摩天大楼所掩盖。如今北京的城市建筑才显得协调统一、相得益彰、错落有致，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三是注重调查研究。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对工作一丝不苟，对于具体工作，他从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进行纯粹的“顶层设计”，而是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考察，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后进行批示或提出指导性意见。以1958年修建人民大会堂为例，周恩来不仅亲自参与设计，不止一次到现场考察、听取各类专家意见，而且善于集中民意，鼓励群众献计献策。在各方努力下，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壮丽、庄严典雅，被评为“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
二、城市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城市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们之所以创造城市，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⑦为市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陶冶情操，以培育优秀市民为己任，这就需要一个介质将人和城市联系起来，这个介质就是文化。不同质的城市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城市文化涵养不同性格的市民。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培养人和塑造人为出发点和归宿。
周恩来一生勤政爱民。在谈到文艺工作时，他曾提出“人民性”的概念。他认为，“人民性”是文艺发展的客观标准。他所说的“人民性”思想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从人的类本质来说，所谓“人民”是指“人类”，即人的类特性、“人性”的东西，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与阶级和社会地位、国别没有关系；二是从阶级关系来说，“人民”主要指与统治者相对的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性”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群众中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从词性来说，“人民性”是一个正能量的词，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理想和自由。为了更清楚地阐释“人民性”的含义，他把中国的民间传说《梁祝》和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认为《梁祝》更胜一筹的原因是不仅有悲剧，而且有自由、有理想；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有追求自由，却无理想，让人看了很失望。“人民性”不仅是周恩来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
周总理不仅关心百姓的基本生活所需，也关心百姓的休闲娱乐，可谓事事、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第一位。1958年，当他得知为了修建国庆工程，需要拆除两万多间房屋，但迁居周转房不足，有些居民的居住问题一时难以妥当安排时，他立刻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庆十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居民迁居和工期问题。在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想问题要多考虑一下人民的需要，修建国庆工程项目，要多考虑一下人民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缓建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⑨其实在会议召开前，国家大剧院和电影宫即将开工，科技馆的基础已打好，美术馆已建到二层。停建、援建这些工程十分困难，需要做大量艰难的说服工作和善后工作，但是周总理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上述重要决定，令人敬佩。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群众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待城市文化建设，为当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
周恩来总理不仅提出了“人民性”概念，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以“人民性”原则为指导。对于北京城市文化建设，周恩来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既能保护古物，又能方便群众。1954年，北京市城建部门提出要扩建北海大桥，并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将团城拆除或者部分拆除，把北海大桥向北面扩展；另一种方案是坚决反对拆除团城。北京市将改建方案呈送周恩来总理，请他审定。他接到方案后并未立即审批，而是去进行实地考察，后来决定保留团城，并拆除中南海北面的蕉园门和浮华门，将中南海红墙南移，以便拓宽马路。这样做一举两得，既保护了团城，又方便了人民群众。他认为，“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为今天的人民服务，而且要对后代子孙有利，如妨碍人民利益又一定要保存，就对人民不利了。”⑧
三、城市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则
周恩来城市文化建设思想一贯坚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统一、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相协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相结合、文物保护与宣传并重的原则，灵活妥善、科学合理地处理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值得我们学习。
1.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统一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物力财力比较缺乏，有些人看不到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只顾经济建设，将经济利益作为一切事物的衡量指标，将一切简约为经济，犯了“经济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打着文化建设的幌子谋求经济利益。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就像一辆汽车的两个轮子，是相辅相成的，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成先进的文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虽然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但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周恩来不仅注重文物保护工作，而且关心文物征集工作，并成立了文物收购小组。1950年，当他得知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时，立即向文化部作出指示，要求鉴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回。文化部负责同志经过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回。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周恩来认为，文化的发展要和经济发展相统一，要在继承传统文脉的基础上发展和现代化工业相适应的新文化。可见，周恩来城市文化建设思想虽然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但对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经济建设是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城市文化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基础的产物和反映。但它不是经济的影子，城市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对经济建设产生反作用。因此，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二者统一于城市有机体当中。只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城市有机体才能健康发展。
2.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相统筹的原则
城市无一不是时间的产物。在城市中，时间以实物的形式被冷却、凝固成为永恒。通过一些建筑物、出土的文物、纪念碑、名人字画、风俗习惯等，时间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城市便有了记忆，城市的生命才显得异常精彩，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才显得有意义、有价值。
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800 多年建都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大量文物古迹。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需要以全新的面貌出场。这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的矛盾。如何处理二者关系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也是当时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代表的“保护派”主张把北京古城彻底地保护起来，另一派则主张彻底打破旧城的限制和束缚，拆掉古城，把故宫也拆掉一部分。对于这两派的争论，周恩来认为，保护古城和修建新城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世界上有许多名城都是在古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指出，“不能笼统地讲保护文物。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不可能……保护古建筑一定要服从于北京的都市规划和市政建设。”⑩他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该拆的就坚决拆掉，该保护的应予以保护。哪些建筑该拆，哪些建筑该保护，应当有一个评价标准。比如没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且严重影响交通及城市规划的古建筑应该予以拆除；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且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古物就应予保留。但如果它们严重地影响交通和新城建设，就予以搬迁。他的这些主张和原则，妥当地解决了新城建设与古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北京乃至全国处理好古城保护和新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指引。
靖边县牛玉琴治沙基地是全县正在建设的集农业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基地总面积2.5万亩，其中育苗基地安装有全自动节水灌溉系统，可实现自动化无人定时定量上水、灌溉。
综上，针对急性阑尾炎实施手术治疗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同时实施心理护理进行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3.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原则
与宏大的建筑相比，老字号文化更能体现出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和市民的关系更密切。古建筑用来观赏，老字号产品可直接用于日常消费；古建筑没办法进行直接移动，但老字号文化可以通过产品供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随时享用，是城市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老字号是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发展的缩影，有其深刻内涵和发展历史。周恩来非常重视对老字号文化的保护，为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荣宝斋笔墨纸砚、信远斋酸梅汤、谭家菜、六必治酱菜等老字号文化的保护做了大量工作。
城市是一个开放体系，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才能健康发展。对于外来文化，周恩来也能做到有区别地对待。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么样摆脱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呢？就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它学来。”⑬但“不能粗暴地、简单地把要发扬的东西随便改革，把本国和外国的随便结合，结果弄得四不像，不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使人家不高兴看”⑭，而应当辩证地看待外来文化，根据中国人的需要、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批判地借鉴与吸收。对于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属于“西而古”时，周恩来提出：“世界各国、各地、各时期著名的建筑物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包含并蓄，皆为我用……要尽量消化外来的文化影响，变成自己‘中而新’成品”⑮，并指出，“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⑯，使传统文化富有时代特色，外来文化富有中国特色，城市文化富有都市魅力，有利于城市的健康平衡发展和市民素质的塑造。
(4)在砂土中进行静压沉桩时,桩-土界面土体与桩体共同下沉约0.2 mm即开始脱离桩体逐步稳定,因此桩体受到的桩侧摩阻力主要来自桩与土的摩擦力.
周恩来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取得了很大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修建，周恩来总理付出了大量心血，从论证、设计到施工都参与其中。1959年3月，周恩来审查人民大会堂模型时，有人提出大会堂空间太大，人在里面显得很渺小。他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们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咱们这么办吧：天是圆的，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好不好呢？”⑫“水天一色”的构想其实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创造性应用，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是城市建设的最高境界。周恩来提出的“水天一色”构想不仅解决了当时棘手的现实问题，也为今后城市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文物保护与宣传并重的原则
周恩来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认为古建筑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身体力行，为保护北京城的古建筑付出了很多心血，甚至为了保护文物，不顾个人安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首先在北京掀起了一场破“四旧”运动，城市园林和文物古迹及老字号均被列为“四旧”，遭受了一场空前劫难。面对红卫兵的不理智行为，周恩来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保全了故宫、颐和园、圆明园、雍和宫和十三陵等文化古迹。
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继承性。因此，人们在进行城市文化建设时，“还是经常需要向历史传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去寻求支持和帮助。”⑪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是它的根，也是它的魂之本源。城市文化建设如果脱离了它的根和源，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只能是昙花一现。但城市的发展不可能让人们一味地徘徊在传统中，认识传统必须要以现代为坐标，让传统为现代服务。进一步讲，就是要让传统文化插上现代的翅膀飞翔，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
6.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企业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社会人文等因素。企业与政治、法律环境的和谐主要是指企业要密切关注政府运作情况和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内对外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政府订货、补贴政策，以及对外援助、对外经济政策等等），执政党推行的基本政策以及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从而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用足、用活政策，达到协调有序。
除了保护老字号，他还在接待外宾时主动介绍中国的老字号文化，在宴请外宾时，如让北京饭店使用景德镇出产的瓷器餐具。除了让外宾品尝中国的美食，他还给外宾介绍中国的瓷器文化和饮食文化。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周恩来在招待美国客人时向对方推荐了全聚德烤鸭，并对其招牌作了全新阐释，将“全聚德”三个字阐释为：“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这一全新解释，不仅应时应景，而且通俗易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有利于外国友人了解“全聚德”文化和中国传统老字号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现代阐释的典范，也是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周恩来认为，对于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文物如果不发扬光大，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保护，因此他非常重视文物宣传工作。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历史文化古迹的理论研究，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批准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的复刊，并批准重建文物出版社，要求文物部门在展示文物时要为观众着想。对于文物部门印发的宣传册和解说词，观众是否能看得懂、听得明白，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他对《故宫简介》很重视，要求修订三次后才定案。这本思想性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成为当时北京乃至全国名胜古迹简介的范本。1972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故宫还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出土文物大型展览”，让市民大开眼界。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周恩来还提出应该组织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出国展览，并审阅了第一批赴英国和法国展览的文物目录，如甘肃武威的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长信宫灯、河北满城出土的汉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等。这次展览让许多外国人折服于中国的古代灿烂文化，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最明显的标志。城市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城市文化永世流传、经久不衰的物质保障。城市有机体的健康、平衡发展离不开城市文化的繁荣；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犹如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只有灵魂与肉体合为一体，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城市有机体也一样，只有城市文化与城市有机体协调发展时才能走向成功。“当城市成功时，国家也就成功了。”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城市建设能否相得益彰，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周恩来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的立场、观点、原则和方法，为我国当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
注释：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①牛继舜：《世界城市文化力量》，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②⑭⑯《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148、167页。
③⑧⑩⑪⑬《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340、340、340、554页。
按照屋顶形式，平顺县东部民居可分为平屋顶、坡屋顶两种类型（图6）。平屋顶主要指土平房，房顶有梁、檩，上覆白矸土和石板，屋檐一般用石板作悬挑以保护前墙、山墙免受雨水侵蚀。小型附属性建筑多采用单坡顶，双坡屋顶又可细分为悬山、硬山两种。山区石板屋面为达到防水效果，一般会在屋脊处叠放多层较小的石片，有些民居屋脊两端甚至会叠出戗脊的效果（图7）。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14页。
⑤⑥⑨⑫⑮舒乙：《周恩来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5、36、55、55页。
⑦［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页。
⑰海默：《中国城市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作者 孟瑞霞，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林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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