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绍兴论文,为例论文,文化传播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0)04-0001-07
移民是文化传播的主体。说到“移民”，近年来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移民，并且还在日益扩大。但是并不是说人一旦离开了家乡就自然地成为了移民。一般来讲，流动人口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或者是以定居为目的才可以称之为“移民”。
一、移民是文化传播的主体
历史上的移民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不过这一部分在文化传播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往往超过了其他任何形式的流动人口。原因何在？因为人只有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或者以定居为目的，他才会对当地有一种归属感。比如人在外地就学或者工作，肯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如果就此定居的话，那就要面对当地文化——方言、饮食、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流动人口可以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暂时忍耐一下，反正将来要走。但是移民以定居为目的，那就得入乡随俗。如果你嫌当地的某种生活习惯不好，你又有一定的能力，就会尽力改变这种生活习惯。这就是移民与一般流动人口的不同，他们对当地有了归属感后，会更加积极地影响当地文化或者不得不受当地文化的影响。
文化传播需要媒介，这个媒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而移民就是最活跃的载体。特别是在古代，由于没有什么传播手段，人是最主要的载体，而且往往是唯一的。书本和其他形式的文字记载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但与人相比，书本的传播能力就相形见绌了。文字记录的内容未必能百分之百地反映作者的想法，读者的理解更难以完全符合作者的希望。在造纸和印刷术未普及时，古人往往会将重要的文字铸在青铜器上，刻在石上，文字尽可能简约，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但如果是作者自己直接传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今天绝大部分信息已经不需要由人直接传播，只需通过互联网、声频、视频、电话、传真等途径，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可以很快传遍全球。但人以外的传播跟人的传播总是不同的，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代替身临其境。更主要的是，人以外的传播只能被动地接受，或者在规定的范围内“互动”。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没有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可以超过人本身，何况在古代！当然流动人口也可以传播文化，如唐朝的高僧玄奘从印度取回佛经翻译，对传播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玄奘在印度留学十多年，实际已与移民无异。而玄奘对佛经的翻译和理解，正说明人在文化传播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移民的作用也不是一般流动人口所能起的。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即人口不断地从先进发达的地区流动到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并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那里，带动那里的发展，再逐步扩展的过程。
二、绍兴的发展与移民的关系
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境内就有了一些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文化，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有的已经烟消云散，有的则到了某个时期就中断了，没有延续下来。比如绍兴周边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这些文明都很早，但是都没延续下来。为什么会断绝？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作过研究，有的认为是自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或者出现了持续的灾害，所以当地人不是生存不下去了，就是外迁了。因为如果仅仅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争夺，获胜的一方就能够生存下来，不至于同归于尽。
绍兴有大禹陵，司马迁亲自考察过，并载入《史记》①。有人说大禹治水是在黄河中下游，为什么却要葬在绍兴？其实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禹治水不可能发生在黄河中下游。黄河中游如果发生洪水的话是不可能一直延续十几年的。洪水泛滥是有季节性的，夏天、秋天发洪水，洪峰过后水位就会回落，除了特别低洼又无法排水的地方可能积水，其他地方的水都会回归河道，或流入新河道，怎么可能泛滥十多年时间呢？这一点，水利学家李仪祉早就指出过。所以有人就说大禹治水应该是在海边，他治的水不是江河洪水而是海水倒灌，海水灌进来以后流不出去，大禹只好疏导，让水再流出去。既然这样，为什么大禹治水的故事会传播到中原呢？有人推测，大概是大禹后代某支部落从沿海迁到了中原，把这个故事带到了那里。这就反映了早期的人口迁移会带走对祖先的追忆和群体内的传说这一事实。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迁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类迁徙已经在不自觉地传播文化了。
夏、商、周三代不存在统一，特别到了东周，诸侯之间、部族之间的争斗、兼并非常剧烈，冲突和战争经常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获胜的一方或者占有优势的那些人群会通过迁移的方法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其他地方。
当时江南和南方广泛分布着百越诸族，其中一部分越人以今绍兴为中心建立越国，而吴国是以今苏州为中心的。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曾经灭了越国，后来越王句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句践又灭掉了吴国。越国灭了吴国后要占领它，光靠军队不行，还需要移民，把人口迁往吴国故地，还要迁往新扩张的地区。
越国最强大的时候，不仅占有今天江苏苏南和安徽皖南一带，而且往北一直挺进到山东汶水流域，后期还曾经以琅琊(山东青岛胶南一带)作为都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其中一部分人是坐海船沿着海岸，经过今天的江苏、山东半岛到琅琊定居的。在这个过程中，越人将自己的文化一直传播到了山东半岛的南部，也包括中间经过的那些地方。这是一次比较大、比较确切的迁移，要考究它到底带去了什么影响，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史料佐证。后来随着越国的衰落，越人又从那些地方退回到祖先的发祥地，也就是绍兴一带，有的还南迁到今浙江南部。
先秦时期，越人的势力范围很大，从绍兴这一带往南一直到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越南，都是属于越人的，称为“百越”。所谓“百越”并不是说正好是一百个部落，而是指有形形色色的分支，像在今福建的叫“闽越”，今天温州一带的叫“瓯越”，广西一带的叫“骆越”，在今浙、皖、赣山区的被称为“山越”。各支越人间在文化上会有差异，但大的方面应该是相同的，所以外界才将他们视为同样的越人。等越国的辉煌时期过去以后，北方的文化发达起来，相对来讲，越地反而成了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
越人的迁徙有往海上的，因为他们的一部分人生活在海滨。既然他们可以坐船一直到山东半岛，那么也有可能到日本、朝鲜甚至更远的地方。所以有人推测越人曾经广泛地分布于日本列岛，有人还认为越人跟波利尼西亚人以及马来人也有一定的联系。可惜这方面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很多，有些还停留在假设阶段。我认为这是古代绍兴移民的第一阶段。
古代绍兴移民的第二阶段是在中原相对强大以后。当时北方人民一次次地从黄河流域向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和越南迁移。这个过程大概从战国后期即公元前3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元朝才结束，这期间中国的移民方向主要是从北方向南方迁移，所以越地是移民迁入地区之一。
战国时期，在秦灭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很多人为了躲避战乱，或者不愿服从秦朝的统治，离开中原迁往南方。不过当时还没有迁得很远，一般只到钱塘江流域为止。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以后，他就有计划地实施了移民。据记载，他把中原的一批人迁到了长江以南，包括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越国被楚国所灭后，越文化一度衰落。楚国被秦灭后，本土文化更受到打击。北方迁来的移民在文化上具有优势，又得到官方政治势力的支持，自然会传播他们从黄河流域带来的文化。
历史上北方的几次大的战乱，造成几次主要的移民。比如，西汉末年到东汉初，东汉末年到三国，西晋永嘉之乱到南朝前期，唐朝的安史之乱到五代期间，北宋末靖康之乱至蒙元初期，一次一次地把移民从北方推到南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自发性的移民。
这中间，哪些移民起的作用最大？就是那些本身文化素质比较高，并且拥有政治、经济优势的人，他们到了迁入地后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又有明确的目的，对文化传播起的作用就最大。
《论衡》的作者、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本是北方人，因为祖上封在南方，所以南迁到今天的上虞。王充的著作对很多自然现象都是有观察的，有人就评论说这明显是王充在受到变化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得出的结论。一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激发人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能力。王充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经常会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这恐怕与他的移民身份是有关系的。王充在南迁后的起初一段时间里，还经常受到地方土著的排斥。因为文化的差异，当地人没有马上接受他，但是王充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也有很强的毅力，《论衡》的问世和长期流传就是明证。
北方移民迁入绍兴一带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永嘉之乱以后。东汉末年的北方难民往往只是把会稽(包括今绍兴一带)作为临时性的避难地，甚至只当是迁移途中的中继站。对于北方移民来说，有吸引力的并不是这一带，而是岭南，有的甚至迁到了今天的越南去了。绍兴这一带虽然在战乱时候会接纳一些难民，包括一些高素质的官员、士人、名流，但等到战乱平息，他们大多迁回北方去了。当时江南的人口还相当稀少，而大多数南迁的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定居了，不会一直往南迁。如果战乱时间比较短，平息后多数移民或他们的后裔会回到北方去，特别是其中的官员、士人，因为政治中心毕竟在北方，只要不打仗，北方还是有吸引力的。西晋灭吴后，连江南土著的士人也要去洛阳，因为想当官。
但是到了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出现一个大的变局——南北长期分裂。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南方是东晋，北方是十六国，再后来南方是宋、齐、梁、陈，北方是北魏，后来分成东魏、西魏，再后来又变成北周、北齐。南方与北方是分裂的，一直到了公元589年，隋朝用武力灭掉了陈朝，南北方才重新统一。南北方分裂的时间近三百年，移民想回去也回不去，他们的后裔基本就在南方定居了，其中一批相当重要的移民就定居在绍兴这一带。
东晋和南朝的首都一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不在建康的时间很短。当时南京周边的地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水利设施缺乏，平原地区地势低洼，特别是长江以北和沿海。西汉时候在今天的扬州是可以看到潮水的，扬州以东的平原成陆时间不长，还来不及开发，今上海市区也是如此。倒是杭州湾的南岸，特别是处于宁绍平原的绍兴一带开发时间早，自然环境相当稳定，所以大批移民就在这一带定居。东晋、南朝人将会稽(以绍兴为中心)与首都建康的关系比喻为以往的首都长安与关中的关系②，当作最重要的政治基地。这既说明了绍兴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绍兴聚集了大批高层次移民的事实。
东晋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家族是王氏和谢氏。王氏门第最高贵是两家，一家是太原王氏，不过太原王氏人少；另一家就是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人丁兴旺，政治地位很高。王导与族兄王敦等帮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家的人几乎垄断了朝廷的要职，当时有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③，“王”就是指琅琊王氏，“马”就是指司马氏——皇帝家，晋元帝登位的时候居然邀请王导和他坐在一起，证明实在离不开他，实际上怕得罪他。还有来自河南陈郡的谢氏，谢氏也是因为官大人多，不过更主要的是由于后来谢氏对东晋有重要贡献，淝水之战的总指挥就是谢安。王、谢两家人口众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散居在各地，绍兴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好多人就在会稽做官，比如会稽内史王羲之等。永和九年王羲之在兰亭雅集，参加者十之八九是北方移民的后代。我在《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中曾将史料中能找到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名单列了一张表，由于当时史籍只用北方的原籍，不记录在南方的入籍地或居住地，所以很难反映移民实际的定居地点，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在会稽当官或活动的事迹④，绍兴作为一个重要的移民定居地区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一个吸引移民的因素就是这一带的山水风景。中国历史上讲文学会讲到山水诗，山水诗派。北方的山水不像南方这么风景秀美，像黄土高原都是土坡，高原地区原来的一些优美的风景、岩石基本都被覆盖了，而真正的深山，因为人口稀少还没有开发出来。北方移民到南方以后，发现山虽然不很高，但风景优美，又不难登临游历。浙江很多山水跟居民点距离比较近，所以像很有名的诗人谢灵运就遍访这些地方，他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一个旅游家。有一次，他带了一帮人一路砍树除草开路前行，当地太守还以为是来了盗贼，赶快戒备，后来才发现是邻郡长官出游。应该承认，原来诗歌发达的地方是北方，谢灵运等诗人继承的是北方的诗歌传统。但南方的山水使他们开阔眼界，激发起灵感，最终形成了新的诗派，丰富了传统诗歌，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
一开始，东晋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一方面是为了使北方移民得到安置，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南迁是临时性的，他们的身分是“侨”，随时等着打回老家去。但到了刘宋时大家都明白了，北方的老家是回不去了，侨州郡县再存在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实行“土断”——就地入籍，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在法律上完成了定居手续。像王家、谢家在朝廷那么有势力，要是政府真的迁回北方，他们就会跟着迁回去。但这次分裂的时间那么长，就只能在南方定居了。
中国人历来珍惜自己的文化，在发生战乱的时候，一些有责任心的文人、学者包括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都会尽最大可能，将重要的典籍、档案、文物、礼器、乐器和乐师、艺人、工匠等迁往安全的地方，使之免于战火。永嘉乱后的迁移同样如此，因而使此前在中原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得以在南方绵延。例如，西晋的宫廷乐师南迁后，带去了原来的乐谱、乐器，在南方传播，培养新的乐师。到隋文帝灭陈后，保存在南方的宫廷音乐又被迁到长安，隋文帝听到后，不禁赞叹：这才是华夏正音！
唐朝安史之乱后也引发了移民潮，但移民的迁入和定居区集中在长江中游。绍兴一带离战乱区较远，南下移民在此前就陆续定居了。加上以后的割据者保境安民，社会相对安定，受外来移民的影响不大。
北方移民迁入绍兴一带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以后。靖康之乱后金国人占据了开封，一路追击宋高宗赵构。赵构先是逃到了扬州，然后在扬州渡江到了建康。有人劝他在此建都，但他害怕，所以又继续逃，金兵一直在后面追，他只好逃到绍兴这一带，最后坐船逃到了海上。等金兵撤退，他才回来在杭州建都，但不敢叫“首都”，而叫“行在所”，意思是皇帝临时办公的地方，谁知却“临时”到南宋灭亡。
这一次移民对绍兴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绍兴”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原来绍兴称越州，宋高宗为庆祝政权在杭州的稳定，改元绍兴，并将越州升格为绍兴府。后来他与金人达成和议，因为是在绍兴年间，历史上称为“绍兴和议”。由于宋高宗在南方恢复了宋朝政权，对还留在北方的文武官员、士民百姓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纷纷南下投奔。当时杭州、绍兴这一带，到处都是从北方迁来的人。据著名的诗人陆游回忆，当时连寺庙中都住满了西北人、北方人。
因为靠近都城杭州，南宋皇帝的陵墓就建在绍兴。一些移民中的官员定居在绍兴，有些离职或退休的官员也以绍兴为家，进退自如。南宋时期及此后绍兴出了不少名人，这些人才一部分是本地产的，另一部分却是移民后裔，或者是移民与土著结合的产物。
绍兴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但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这些文化并不是直接传自古代的越人，或者来自附近的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而是来自黄河流域形成并传播开来的华夏文化。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南方各地，一般都是如此。一个地方什么时候接受北方移民数量多，质量高，那一阶段就成为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从落后向先进转化的关键。今天在中国的汉族聚居区内，文字、语言、观念、礼仪、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主流文化没有太大的区别，地方特色主要反映在一些风俗习惯、民间文化、俗文化上，原因就在于不断地有移民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各地。所以，如果要了解历史上的绍兴文化，了解它的发展演变过程，就必须了解绍兴历来的移民。
三、历史上移民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
移民有输入，也有输出。在宋、元以后，绍兴一带的人口密度已经比较高了。绍兴地区的平原面积有限，尽管钱塘江畔、杭州湾会不断长出新的土地，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产生人口压力，仅仅依靠当地的土地资源已经供养不了当地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办法是人口外迁，另一个途径就是发展多种产业，如一部分人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用创造的财富购买外地的商品粮。如果在两方面都能进行得好的话，一个地方就能维持繁荣，在经济文化上保持先进。
绍兴地区在南宋时期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到了明清也是如此。不过绍兴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不仅无法接受新的移民，还必须不断有人外出谋生或迁往他乡。如果外迁的人没有什么文化，仅仅作为一般生存型的移民，他们的迁出只有人口学的意义，对当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影响有限。如果是素质比较高的人，那他们就能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从而使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得益。
以前讲到徽州为什么出商人，有一个说法是因为那个地方多山少地，光靠农业生产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一部分人要外出经商。我的看法是，山多地少只是徽商形成和长盛不衰的一个或然性条件，不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山多地少的地方很多，如果这个条件是必然的，那应该各地都能形成发达的商业集团才是。实际上，多山少地只能说明农业生产缺乏土地，光靠本地的土地生产粮食养不活全部人口，但解决的途径不是一种，经商只是其中之一。如湘西也是山多地少，不少人当土匪，靠劫掠过往商客为生。淮北的农业生产养不活当地人，他们就外出要饭。而高明的绍兴人找到了当师爷的办法，向全国各地输出大批师爷。师爷们不仅将挣到的银子送回故乡，还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绍兴师爷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明清甚至到民国期间有一句话“无绍不成衙”，就是说一个衙门如果没有绍兴师爷就不像个衙门了。上至朝廷六部九卿，中至各省督抚，下至边僻州县，大小衙门都少不了绍兴师爷。雍正后西南改土归流，新设的府州县衙就有了绍兴师爷。左宗棠收复新疆，绍兴师爷就跑到新疆去了。一个普通县衙，至少得有两位师爷，分别主管钱粮和刑名，大的衙门得有一批师爷。全国同时在衙门服务的师爷至少有数千人，这是一个常数，缺了必须补充。
对绍兴师爷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移民与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似乎还不多。其实，绍兴师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在全国从上到下都起作用的政治文化，更确切些讲，是一种行政文化。这种文化产生的基础是当时的政治制度，但使之成为现实的是这批人。绍兴师爷大多在故乡接受基础教育，养成基本素质，接受父兄长辈秘密传授的经验，然后迁入各地、各衙门，结合实际情况，形成并不断完善使国家机器顺利运作的行政文化。他们的全国性影响不言而喻，只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大多不见于记载，至今无法得到充分的揭示和研究。
相当一部分绍兴师爷长年在外，或者世代外出，有的就在外地定居，成为成功的移民，甚至繁衍成当地的名门望族。这方面目前也研究得不够，仅看到若干例子，缺少全面的统计和叙述。
绍兴师爷对本地的贡献不仅是在物质上，他们将挣到的银子带回家，养家糊口外，有的还用于购田置产，繁荣经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迁出有利于人才分流和更多本地人才的成长。一个府、州的科举名额是固定的，而不在当地获得秀才、举人，就无法在全国竞争进士、状元。绍兴相当一部分有才能的人放弃科举而当师爷，就为其他同样有才华的人增加了机会，使绍兴总的人才数量超过其他地方。散布各地的师爷也会把各种信息和各地的知识传播回家乡。明清时期绍兴人才辈出，与他们具有广阔的视野，有机会接触不少新奇的知识是分不开的。
元朝以后，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已经结束，明朝初年的大移民已是由南方迁往北方、西南，或者地区间迁移。以后南方人口逐渐出现饱和，开始由东而西，由平原而山区、而边疆的迁移。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遭到很大破坏，人口锐减，在战后的恢复性迁移中，相对破坏比较少的绍兴、宁波等地的人口迁往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苏州、松江、太仓、常州的平原地区。上海的特殊优势也吸引了大批移民迁入，其中包括绍兴人。近代不少绍兴名人，都是在上海活动或定居的。有的是通过上海外出留学的，或者学成归国后在上海工作的。
例如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绍兴教书，以后去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做教授，又南下厦门、广州，最后十年定居上海，因为上海适合他的生存和发展。他虽住在租界外面，但一有风吹草动，步行就能进入租界。柔石等在龙华遇害后，他曾在租界的旅店避祸。上海报刊和出版社众多，书店林立，鲁迅的作品随时可以发表流通。上海是国际化都市，他的影响扩大到世界，他也可以及时了解外国文化的新发展，获得他需要的外文书、画册和其他资讯。上海有很好的电影院，可以看到他喜爱的外国大片新片。他不信中医，有病能找到日本医生、德国医生。近代从绍兴出去的名人如蔡元培、马寅初、竺可桢等，上海都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地点。从绍兴出去的“的笃班”，也是在上海才形成风靡全国的越剧的。
近代的文化传播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人如果想要有全国性的影响，就不能待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更不能局限在一个偏僻的书斋里，这个特点任何人都概莫能外。近代成功的文化移民大多是在本地打好基础后，迁至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像北京、上海或世界各地，像蔡元培40岁了还到外国去学习，回来起的作用就更大。竺可桢也是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发展的。明清时候的绍兴师爷在本地打好基础后到各地发展，双向传播文化，可谓得风气之先。
四、移民与文化传播的现实意义
移民会不会形成一种新文化？那要看移民具有什么条件。一般来讲，如果外来的移民超过了本地居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当地的文化就有可能某种程度上被移民所改变。比如南宋的杭州就是客强土弱，本地人数量虽多，政治地位却不能望移民的项背。从皇帝到官员、将士，甚至商人、僧道，都是外来的，所以杭州本地人得学河南话，以至到现在杭州话中还有不少北方话的成分，杭州原来的土著文化肯定某种程度上被改变或取代了。另一种情况是土强客弱，比如一个小县城里来了两三个移民，一般只能接受土著文化。这两种情况都不容易产生新的文化，前面一种情况实际上是某种外来文化的复制，至多吸收一点本地因素；后一种情况是本地文化的延续。只有主客相当并且多元的情况，才有可能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孕育最典型地反映在近代的上海。
上海的租界就建在县城外面，原来基本是农田，至多包含若干村镇，相当一张白纸，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解放前，上海居民的70％以上是移民或移民后代，虽然以迁自浙江、江苏为主，也有广东、安徽、湖北、山东及各省各地的多种来源，还有大批来自英、美、法等欧美移民和犹太、白俄、日本等外国侨民，最多时达15万。华洋聚居、五方杂错的局面，加上租界内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了开放包容的中西合璧的上海新文化。
移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对于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一个地方想要发展，就要吸引高素质的移民，如果一直没有移民，一直依靠本地，就不太可能出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化，也不可能一直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今后的世界是一个人才竞争的世界，所以一个地区一定要吸引优秀的移民，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到全国各地去，凡是发展快的地方，外来人口往往占很大的比例，甚至大大超过本地人口。问题是怎样使这些流动人口稳定下来，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人才，怎么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移民，对当地产生归属感，将迁入地当作第二故乡，荣辱与共。
第二，要鼓励本地的优秀人才移出去发展。现在往往觉得本地人才不应该移出去，其实并不是所有人才都适合留在本地的。如果有一位科学天才，你一定要把他留在小地方做教师，那他有机会得诺贝尔奖吗？未必。假如他能到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接触到更先进的技术，也许很快就获得成功。鲁迅、蔡元培、马寅初、竺可桢等如果都留在绍兴发展的话，也许绍兴会多两位师范校长、优秀教师、本土作家，却不大可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当然现在条件不同了，交通发达，通讯便利，有了互联网等，但毕竟个人的成长还是需要特殊条件的，在国内外往往只有个别地方才能具备。所以一个有眼光的地方主政者应该让一部分人才到更好的地方去发展，最后他个人的声望、地位、学术影响反过来会促进本地的发展，至少能为本地的下一代树立很好的榜样。一个地方的人口如果是不断流动的，那就是活的，而如果只出不进或只进不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枯竭、呆滞，或者饱和、浪费。
将来产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往往在一个阶段某一个产业是朝阳，但很快就变成夕阳了，还有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没多久就落后了。这样的事随时随地在发生，所以各类人才应该随着技术流、产业流而流动，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就是学术、文化、教育、科研等方面，也有一个人才的最佳配置问题，并非越高越好，也不是多多益善。如果了解了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关系和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人才战略和可持续发展都是有益的。
(据2010年6月8日在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上的学术报告记录整理，整理稿已经作者审阅)
注释：
①《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七《诸葛恢传》：“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④基本可定为曾在会稽定居的有：陈郡阳夏籍的谢安、谢铁、谢冲、谢方明、谢惠连，谢灵运(会稽始宁)，陈留尉氏籍的阮宁、阮思旷、阮万龄(会稽剡)，济阳考城籍的江总七世祖江部(山阴)，琅琊临沂籍的王荟、王羲之、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王随之、王镇之、王耆之、王标之、王弘之、王昙生(上虞)，庐江籍的何子平，鲁郡鲁籍的孔惔、孔淳之(剡县)，谯国籍的戴逵(剡县)，太原籍的王知玄(剡县)，太原中都籍的孙统、孙绰。详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表10-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