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选秀节目应注重提高“选择”的内涵和质量_选秀论文

电视选秀节目应注重提高“选择”的内涵和质量_选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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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电视选秀节目是伴随着受众唾骂/追捧、质疑/欢呼、批评/表扬的冰火两重天境遇,在媒体积极参与和行业管理机构重重规范引导的夹缝中滋长。在我国当下电视选秀节目遍地开花之际,劲歌、街舞、饶舌音乐、哈日哈韩服饰、复古或者粗犷背景等在电视内外随处可见。《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奥运真男孩》、《梦想红楼》等选秀节目均点燃未成年学生人群参与热情,激发大规模未成年受众的广泛关注。这种格局的出现与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电视文化管理观念的解放、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现象与社会“关联”的背后,更为密切的是电视娱乐产业化的“功利”性和年轻人追求个性张扬等多元的驱动。伴随着“火热”的电视选秀节目,所存在的“疾症”也越来越显突出,促使电视教育者去分析“火热”的电视选秀节目,去探寻电视选秀节目的品质追求,去思考未来电视选秀节目模式的建构。

电视选秀节目(Grass-root Show)是指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低门槛或无门槛的电视才艺选拔节目,通常是“真人秀”节目(Real TV)的形态之一。电视选秀节目的主办方将选拔过程制作成电视节目予以播出,并对参赛者中的优胜者进行发掘、培养和包装,将其纳入演艺活动与演艺体系之中,既帮助选手们实现明星梦,又为电视媒体赢得利益。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借鉴欧美《POP IDOL》(流行偶像)、《AMERICAN IDOL》(美国偶像)等形态,形成了我国自己特色的节目类型,出现了电视选秀节目的南派和北派、地方派和京派等。面对这类良莠不齐、利弊明显的新兴节目形态和活动特色,专家见仁见智,意见纷纭且态度不一。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忧心忡忡:“这类节目把自我表现娱乐化、游戏化,过分挑逗个人表现欲。民众难以准确定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令社会越来越浮躁。”①忧虑是必要的,而如何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则更加关键。国家广电总局极为重视,曾多次下文严加规范,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整改意见,使电视选秀节目整体在规范有序的轨道上,但电视选秀节目在传播过程中彰显的问题也是不能熟视无睹。笔者认为选秀节目必须重视提升“选”的内涵和品质,处理好“选”与“秀”之间的辩证关系,着力“选”字当头,把“选”的内涵提升与节目“秀”的运作并举。在政策规范上导胜于堵,在观众的媒介素质上因势利导,纠正当下“秀”的偏差。这样既符合电视媒体利益的追求,又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更能实现电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一、“秀”的失衡

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的问题和困惑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有关,特别是“选”与“秀”的本末倒置。“秀”字当头的当下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具有特定涵义,并包含众多隐患:

第一是历时性概念的纠葛。我们通常所说的电视选秀节目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人才的选拔。从文化本质上说,传统电视选拔是一种较单纯的文艺演出活动,而当下电视选秀则是一种全方位的娱乐活动。从参与的组织来看,原本的电视选拔主要是文艺技能的比拼,电视只是客观的记录者、活动的游离者和利益的旁观者;而当下电视选秀汇集电视台、参与者、观众和文艺单位甚至社会方方面面的觊觎利益的组织。从活动的宗旨来看,原来的电视选拔谋求两方面效果:一方面是对艺术竞技效果的追求,通过演艺技能的比赛,提高选手表演水平和观众的欣赏乐趣;另一方面为社会效果,传承中华艺术文化,这也是艺术团体和电视台当时的共同目标。而当下电视选秀的宗旨就比较复杂:在这社会转轨变革的时期,电视台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政治风险的最小化,参与者寻求投入与产出比的最大值,经济的功利性目的成为压倒一切的总目标。从选拔的标准来看,原来电视选拔尽管不纯粹,但是仍坚持艺术标准,而当下电视选秀把选秀标准节目化或采用多元标准的评判体系。

第二是文化范畴的混沌。中国电视选秀从追求艺术品格的精英文化演变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主体,残留精英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混合物。我们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人文、艺术人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与确立,文化的单一性地位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挑战和冲击,大众文化异军突起。诚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说的:“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②当下在中国这种文化矛盾和冲突也依然存在,流行的大众文化助推了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火热”,选秀节目与选秀活动的热涨反过来又使得大众文化进一步流行,从而进一步显露出电视选秀的问题:一方面使选秀行为的文化性质转变。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选拔运动让位于大众文化的平面的民众运动,严肃而理性的文化启蒙运动不得不退位,喧嚣的、随意的和无厘头式狂欢粉墨登场;另一方面,选秀标准的迷失。精英文化中艺术至上的评判依据受到大众文化的种种干扰——收视率标准、商业标准、集团利益,从而使电视选秀节目的进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选手、评委和观众的质疑声、漫骂声。有趣的是,这种争议却反过来被选秀节目运作高手和市场的推手们收编,成为推动电视选秀节目收视率的一大法宝,文化艺术最终难逃收视率的“蹂躏”。

第三是传播理念的异化。电视选秀节目主要定位于张扬个性、敢作敢为,勇于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人群。MTV前总裁罗伯特·皮特曼(Robert Pittman)认为:“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前代人的交流方式不同,他们可以同时加工不同来源的信息,他们瞥一眼就能够解读一幅画或理解身体语言,而媒体和广告的制造者们正在学说后电视一代人的语言。”③传媒大师麦克卢汉也认为:人们对自己在人和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④当下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问题关键在于过分强化“秀”的运作从而异化了传播的理念和艺术评判标准,片面释放娱乐的信息和其娱乐元素:如未成年参赛选手忽视表演基本功,过度强调现场“秀”。美国选秀中出现的“孔庆翔事件”中这个香港选手表演水准差,却以真诚之心打动了观众和评委,从而获得成功。这种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神话点燃普通人群参与选秀的热情,误导他们以激情代替理性,以个性展现代替艺术水准。又如,组织参赛的媒体和其他团体并不甘心隐身幕后,时不时在公众面前“秀”上一把,或为在选秀过程中充当纠纷的和事佬,维持比赛的顺利进展;再如,评委放弃客观中性立场,直接加入电视节目“秀”的行列。在电视选秀进程中,评委时常越位,以尖刻的语言、辛辣的讽刺和夸张的肢体行为,甚至是场内外的真真假假的纷争等介入选秀节目之中,成为吸引观众赚取收视率的一大利器。可以这样说,这种传播中产生的异化,已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的视听,使涉世不深的未成年人和部分观众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真相的幻象,而深陷自我迷恋的“乌托邦”。

二、“选”体系的重建

哈特莱在《看不见的虚构物》中提出“儿童化”理论,即电视业对观众的虚构是将其“儿童化”:“对电视业来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目标受众越大,他们被儿童化的程度越高。”⑤哈特莱的“儿童化”理论深刻地揭露了电视对观众的影响和控制,准确地道出了我国方兴未艾的电视选秀节目中文化缺失的依据是电视选秀凭借大众文化的浩荡东风,掀起全民“秀”的狂潮,活动本身被无限放大,从而思想意义被搁置、湮没,最后使得这种没有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核的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不是被唾弃就是像一片过烟浮云。对此,提升电视选秀节目的内涵和品质,重建与完善“秀”的体系必须加强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强化电视传媒人的职责与使命意识。我国电视选秀主办方不约而同地把活动的宗旨定位于娱乐,弱化思想意义,消解参赛选手艺术追求,误导接受群体的认知。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中充分论证了传媒中的娱乐意义:“娱乐(Entertainment)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概念,似乎将普遍接受的、源于印刷报刊与生动电子媒介的,包括视觉与听觉、叙事与表演等类型的主流产品、轻而易举的归结为一种饮食起居制度。然而,它不过是个人满足、文本形态与工业组织的一种复杂的聚合过程。”⑥费斯克认为娱乐不是普通的、简化的个体行为,而是具有复杂的组合和精神:一方面,传媒娱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具有主、客观的传播元素,而电视选秀中娱乐精神的播撒不仅仅是文艺活动那么简单,而是隐含政府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的综合;另一方面,传媒娱乐是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观众个体、电视媒体团体和国家等,而电视选秀并非只满足参赛选手的表现“秀”的欲望。由此说来,传媒业必须承担起电视选秀过程中的职责与使命意识,倡导全面而积极的娱乐精神。尽管某频道的《星光大道》受《美国偶像》的影响,而某频道的《开心辞典》又有英国ITV《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影子,但在节目创新的过程中,该频道没有完全地对西方媒体的节目照单接收,而是大胆改革,吸收了符合国情的平民化的内容,摒弃了对挖掘歌手的隐私秘密等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内容,这给我们电视人提高电视选秀节目的内涵,创新电视选秀节目树立了榜样。

其次,要倡导选秀节目评委的精英启蒙意识。当前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普遍存在这样的误差:为了保证和提高收视率,电视台积极聘请有做秀能力的评委,而评委们也放弃评选的客观立场,全身心地投入“秀”的环节之中。评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逐渐失去传播社会主流文化的意识,迎合大众文化的围剿,接受流行文化的招安。而笔者认为:电视选秀中评委的传播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在“选”的体系建立中主要使命有二:一方面为先进文化启蒙的倡导者。在大众文化和外来文化沉渣泛起之际,评委精英们有能力、有责任肩负起鉴别、筛选和推广的使命。另一方面是专业技能的审定者。电视选秀是个全民运动,选手参赛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而评委必须承担起老师的称号和荣誉——过硬的专业素养、宽广的胸怀和公正的心态,如果评委们一旦放弃艺术的良知无异于饮鸩止渴!选秀节目的评委只有摈弃“选秀节目推手”的“帮凶”或助手,还“评委”应有的独善其身的原貌,选秀节目的春光就会更加的明媚和阳光。

再次,要培育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至上意识。电视选秀节目的低门槛为广大观众提供了参与的舞台,激发了众多选手加入选秀节目的热情和希望,众多的选手怀着不同的目的追求,有真心实意学习来的,有一夜成名博弈,有娱乐游戏求乐的等等,这其中专业水准参差不齐。广大参赛选手唯有在“选”的过程中潜心施展“秀”的才华和魅力,抵制选秀节目的粗鄙和无聊,不仅要把才华和魅力给传播观众,而且还应将未来社会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追求植入电视节目内容与比赛活动之中,充当艺术文化传播与传承比赛的和艺术比赛的参与者。

最后,要引导观众健康的鉴赏意识,提高观众的媒介素养。大众文化中接受主体得到空前的重视,电视观众的地位被无限抬升。如果我们媒体无限制地迁就观众,那么流行文化中的恶俗嗜好和低下的审美需求会扼杀媒体的先进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电视选秀中“选秀”体系的客观价值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将有利于观众审美情趣和审美水平的提高。相反,观众审美情趣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反作用于推进电视选秀节目健康的传播走向。观众健康鉴赏意识的培养即要着力于复苏和重建理性的接受意识,正确对待影视明星,提高观众的媒介素养。当下的电视观众一定程度讲存在被传播媒体情感“束缚”和“忽悠”的倾向,理性意识消退,在娱乐业中出现的疯狂歌迷、影迷做出种种过激行为,主观情感占据接受期待视阈的核心地位,对此,呼唤“选秀”体系中观众接受理性的复苏和重建。与此同时也要培养观众了解艺术欣赏的基本原理,做艺术欣赏的门内人。在当前影视节目中,一些观众常常身陷影视迷幻中难以自拔。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倡导戏剧欣赏的间离效果,打破横亘在舞台和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要求观众保持自我独立性,我们说电视选秀节目的间离赏剧心理可以让观众有超然的心态,恢复完善的自我。只有复苏和重建理性的接受意识,了解艺术欣赏的基本原理,提高观众的媒介素养,才能领悟电视选秀节目的娱乐本质和社会含义,才能促进电视选秀节目的完善和电视娱乐业的兴盛。

三、对电视选秀节目的期盼

费斯克《理解电视》如是说道:电视节目若想流行,它必须呈现能迎合不完全赞同主导意识形态的群体的成员的兴趣和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主导意识形态的人的兴趣。⑦电视选秀作为当前我国流行的一种节目,她兼容并蓄各种文化、网罗广大观众的同时,电视选秀节目还应着力强化“选”的内涵,引导和建构选秀节目的文化品质,既正电视选秀节目的艺术欣赏之本,又清电视选秀节目粗鄙和无聊之源,使电视选秀节目回归到艺术人才“选秀”品质体系上,激发观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培育理性欣赏的素养,疏而不堵,才能真正地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才能有利于电视娱乐事业和电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注释:

①戴婧婷《平民当偶像 麻雀变凤凰》,《新闻周刊》2004年9月8日,总第196期。

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傅铿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页。

③苏元益《圈地贵族:国际传媒业十大实力品牌发展战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66页。

④[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4页。

⑤哈特莱《看不见的虚构物》,转引自陈龙《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⑥[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⑦John Fisk:Cagney and Lacey:Reading character structurally and politically,communication 1987,volum 9,page 39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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