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赵东喜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摘 要： 在GVAR模型框架下，研究利用2008—2017年全球14个国家月度数据，建立包含9个经济体的VARX★的GVAR模型，采用结构化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作用。结果表明，美国加息，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提升中国的产出，而对中国资产价格则有负面作用；美国缩表，短期内对中国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且影响程度大于加息冲击效应。相比较而言，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小于其对美国经济本身，以及对欧元区、日本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加速扩大，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紧密了世界各经济体间的依存关系，中国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强。作为全球最大和有影响力的经济体，2015年以来，美国以加息、缩表为代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收紧美元，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产生的经济冲击会向全球经济传导，产生国际溢出效应，最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2014年10月，美国结束资产购买计划，终结了长达6 年周期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分别于2015年12月和2017年10月开启加息进程与缩表计划。到2018年末，美联储已加息9次，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限从0.25%提高到2.50%，其资产负债表总资产规模由2014年10月的最大值4.5万亿美元缩减到4.05万亿美元，具体见图1、图2。那么，美国货币政策的加息与缩表调整产生的经济冲击，如何向全球经济传导？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如何？是否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建立包涵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通过经验实证，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系统分析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提高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有效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参考意义。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1]作为其感知层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应用。然而,其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日益多样化[2],安全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传统基于密码体制的加密认证安全技术只能抵御来自网络外部的攻击,而不能有效识别内部具有合法身份的妥协节点发起的恶意攻击。因此,近年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信任管理作为基于加密的传统安全机制的补充,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William Bernard Jones用四句话(四个“视角”，六个话题和一个从属话题)阐述了本场辩论的总话题(“干预叙利亚”)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叙利亚贫民所面临的大屠杀问题。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可追溯至18世纪休谟（Hume，1752）的物价—硬币—流动机制理论[1]。利率平价理论、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开放经济政策的“三元悖论”等是货币政策溢出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一直是国际金融学研究的热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有：一是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存在性与本质。研究者一般认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源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多边性是其本质。库珀（1968）首次提出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论证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Hamada（1974）开启系统研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先河，利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阐述了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国际多边性本质，并指出货币政策溢出根源是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并认为一国货币政策决策要考虑溢出效应。二是货币政策溢出机制。Canova,F.、Miniane,J.，Rogers,J.、Eduardo A.Cavallo，Jeffrey A.Frankel等认为货币政策溢出的渠道有四种，即贸易、产出、利率和汇率、资本流动等[2-4]。Soyoung Kim、Georgios Georgiadis、Luciana Barbosa，Diana Bonfim，Sónia Costa等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会受到溢出接受国的经济基本面、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国际储备、资本市场开放度、资本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汇率制度、全球价值链分工等因素影响[5-7]。三是货币政策溢出的经济影响效应。在众多研究中，以美国作为经济波动来源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Ostry,J.,Ghosh,A.、Dedola,L.,Karadi,P.,Lombardo,G.、Stijn Claessens，Livio Stracca，Francis E.Warnock 等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前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以价格稳定为目标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小。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了较大的溢出效应[8-10]。四是GVAR模型成为溢出效应经验实证的重要工具。Alexander Chudik，Marcel Fratzscher（2011）建立GVAR模型并比较了金融危机期间流动性收缩对全球危机传导的影响[11]。GVAR模型能反映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的多国依存性本质。
图1 美国政策利率调整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局网站
图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资产负债表总资产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局网站
国内研究者较多的研究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者们认为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与通货膨胀水平产生影响，美国货币政策向中国传递的途径主要有汇率、贸易、利率等。白玥明、王自锋与陈钰构建VEC模型和E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中国投资者预期对中国产出产生溢出影响[12]。毕玉江采用GAVA模型分析了美国量化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效应，并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贸易渠道提升了中国产出水平[13]。高小红、董思远与王萌认为美国量化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引起中国的通胀水平波动[14]。易晓溦等认为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利率期限结构[15]。此外，谭小芬与李兴申、陈华与于晓城定性地分析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不仅对中国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波动、货币政策等造成冲击[16-17]，而李德水认为美国加息不会对中国利率、流动性产生显著影响[18]。值得关注的是谷源洋在《求是》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在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根据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整，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程度震荡与冲击，但无须过分担忧[19]。
在一定时期，职业院校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比较传统，大多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进行“说教”，“灌输”政治理论，内容不能与时俱进，与国家当前的时事政治联系不够紧密，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性逻辑性趣味性不足，不能结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心理状况、内心需求等实际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意识形态宣教工作，有些学生甚至看到意识形态教育就出现反感心理，产生厌学情绪，效果并不理想。
由上可知，国际金融学的开放经济政策的“三元悖论”等是货币政策溢出的理论基础。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产出、利率、汇率、物价水平、股价指数、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并且还会通过大宗商品价格如国际石油价格，冲击中国经济。美国利率政策与量化政策与中国产出、利率、汇率、物价水平、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些成果为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思想来源。但是，相关研究多是利用2013年以前样本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经验实证，且对2015年以来，加息缩表溢出效应的分析多是定性的推理。研究模型多为两国VAR模型，不能反映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国际多边性本质与国际相互依存基础，也不能反映全球共同因素如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缺乏利用包括2016年以来美国加息缩表在内的数据样本的考察分析。在美联储加息缩表背景下，加息与缩表会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呈现不同的传导特征。因此，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反映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多国相互依存本质的GVAR统一框架下，对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系统评估。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构建能反映多国相互依存本质的GVAR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其次选取包括14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利用2008—2017年的月度数据，经验实证美国以加息缩表为主要特征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GVAR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GVAR模型
采用结构化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Structural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计量分析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以及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比较中国、欧元区、日本的冲击响应，揭示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经济体差异。因为主要为了分析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向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给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施加一个负向冲击，估计结果见图3与图4，图中虚线表示Bootstrap 模拟下90%水平置信区间。
保持平衡的秘密就是重量和距离。把比较重的物品挂得离中心点近一些，把比较轻的物品挂得离中心点远一些。如果两端的物品重量相等，它们离中心点的距离也应该相等。
（二）经济体与变量选择
GVAR模型经济体选择需要较大覆盖面，以体现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经济体全球影响重要性，研究选择全球14个国家，涵盖了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具体见表1。这14个国家2017年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68%，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额的57%。
表1 模型包含的14个经济体
研究选取欧元区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5国家作为整体进入模型，最终GVAR模型由9个VARX*模型所构成。按照贸易流量计算时变权重矩阵联结各个经济体的VARX*模型。
进一步对各单个经济体VARX*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检验，表明各单个经济体VARX*均至少存在1个以上、最多4个协整关系。
同理可得到2#—6#酒样的模糊综合评判总分为：T2=76，T3=84，T4=58，T5=84，T6=90。
（三）统计检验
1.变量平稳性检验和模型稳定性检验
采用ADF和WS稳性检验方法进行变量平稳性检验。综合趋势项假设和ADF和WS检验指标,分析表明所有的经济体内变量和经济体外变量是I(1) 序列，为了不损失变量水平序列包含的经济信息，以各变量水平值建立单个经济体的VARX*模型。VARX*模型单位根检验表明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或圆上，符合稳定性条件。
2.VARX*模型协整关系检验与协整模型经济体外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
根据文献梳理可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产出、利率、汇率、物价水平、股价指数、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并且还会通过大宗商品价格如国际石油价格，影响中国经济，且这些变量与美国政策利率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有大的相关性。加上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与美国经济走势有一定程度的同步性。因此，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开放经济政策的“三元悖论”等理论，选取各经济体GVAR*模型的变量如下：内生变量包括实际GDP、价格水平、股价指数、名义汇率、名义短期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中国样本采用M2)等6个内生变量，分别用y、p、q、e、r和m表示，用以反映各经济体产出、价格水平、资产价格、货币币值变动、利率与流动性。因为在GVAR模型中，各经济体对外贸易状况已在模型的权重矩阵中反映，因此，没有选择贸易变量。考虑到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在美国模型中内生变量不包含汇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执行量化政策的主要是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因此，只在此三个经济体模型中包含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变量。考虑到研究重点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因此中国模型中包含货币供应量M2。对应的国外变量同样包括实际GDP、价格水平、股价指数、名义汇率、名义短期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中国样本采用M2)等6个内生变量，分别用y*、p*、q*、e*、r*和m*表示；而全球共同变量国际石油价格，用op表示。相关数据主要来自IMF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美国经济研究局网站以及各国统计局网站。采用Eviews9.0数据转换工具将季度GDP值转换为月度值，对缺少的数据进行插值法处理；国际石油价格指数为布伦特原油价格指数。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经历了低利率、量化宽松的扩张政策阶段到2015年以来的正常化过程，因此，样本时间长度设定为2008年1月至 2017年12月，以反映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整体特征。以上序列均作对自然对数化处理，利用GVAR Toolbox2.0工具进行估计。
为保证系统中经济体外变量对经济体内变量具有长期影响，而经济体内变量没有经济体外的反作用，需对存在协整关系的VARX*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进行弱外生性检验。根据AIC和SBC指标确定经济体内变量和经济体外变量的滞后阶数均为1，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94.7%经济体VARX*模型中的国外变量都通过了弱外生性检验，只有加拿大、南非两个经济体VARX*模型中的个别国外变量拒绝了弱外生性假设。但以加拿大、南非两个经济体量较小，且加拿大对国际金融体系影响不大，不会对国际产出变量、国际流动性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总体上协整模型国外变量符合弱外生性条件要求，表明该变量对模型中其他变量会产生长期影响，反之，则不然。
表2 协整模型国外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
三、结果分析
GVAR模型是Garratt(2006)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利用权重矩阵联结各个经济体VARX*模型而构成，与传统VAR模型相比GVAR模型考虑了不同经济体的内生联系，解决了待估参数规模过大的问题[20]。利用该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既可以研究特定经济体内生变量受到来自特定经济体的外部冲击时的反应方式与程度，也可以研究来自于影响世界各经济体的共同冲击时的反应方式与程度。因此，基于G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可以经验实证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在包含多个经济体的全球体系中的传导过程、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机制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全球共同因素 ( 如石油价格) 对各经济体的冲击影响。
（一）美国加息脉冲响应分析
图3 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美国利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
由图4（b）可知，给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一个标准差的负向冲击，在初期起引中国价格水平经历小幅下行后，此后产生了短期的正向影响，在第8期又转回负面，在第13期冲击反应达到负向最大值(-0.04%)，此后，逐步减弱并稳定-0.02%而趋于均衡。总体上，美国缩表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较低的负面影响，与对加息反应相反。这是因为，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规模高位缩表，强化了通货紧缩预期，全球通胀水平对美国缩表的敏感性大于加息，致使全球大宗商品石油等价格下行，全球通货紧缩输入中国，使国内通货膨胀率降低。
由图4（c）可知，给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一个标准差的负向冲击，人民币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在即期就产生正向反应，在第1期达最大值（0.1%），此后，正向反应缓慢小幅衰减而稳定在第13期的（0.07%）正值均衡水平上。与加息反应相一致，美国缩表使人民币汇率（直接标价法）上升，人民币贬值，但影响强度大于加息，且具有长期效应。
总的来说，美国缩表，一定程度上使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对中国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且影响程度大于加息冲击效应。美国缩表加大资本从中国流出压力，对中国资产价格带来负面作用，但相比加息的影响强度小。
由图3（d）可知，给定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当期即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影响强度持续增强至第12期触底（-1.61%），此后，经过短期调整后，稳定在（-1.5%）的均衡水平。说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股市短期造成较大的负向冲击，中长期影响小。美国加息，扩大中美利差，出现套利机会，资本流出，直接和间接地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影响持久。进入2019年，美国加息步伐预期放慢，会减轻中国资产价格下行压力。此外，由图3（e）与（f）可知，美国加息对中国利率与M2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对后者影响强度大，且这种作用相冲突，会增加中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
总的来说，美国加息一定程度上使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一方面短期内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提升中国的产出，进而使中国通胀压力上升， 另一方面增大资本流出压力，对中国资产价格带来负面作用。
（二）美国缩表脉冲响应分析
从图4(a)可知，给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一个标准差的负向冲击，中国产出在即期产生正面效应，并快速强化，在第2期冲击反应达到正向最大值(0.93%)，此后，急剧减弱在第5期由正较负，在经历了5期的负向反应后，于第10期重返正面，最终稳定在较弱正值（0.15%）均衡水平上。总体上，美国缩表短期内对中国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且不具有持久性，这与中国对美国加息的冲击反应过程相似，但反应强度较加息冲击效应大。这是因为，美国经济持续改善及消费需求“由弱转强”，是美国缩表的根本原因。加息是美国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手段，短期内缩表强化了美元升值预期，导致的美元升值不利于美国，如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出口承压，但经济基本面转好或较好时可以抵消这部分负面影响。美元走强，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对美出口。在长期，美元升值带来的资本回流，会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进而影响中国产出。此外，美联储缩表是在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后，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达到4.48万亿美元难以为继且美国经济回暖的情况下实施的，而加息是在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的低利率基础上进行的，投资者对缩表引起的美元升值的预期更强，从而美元币值对缩表的敏感性要大于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相应也大，因此，对中国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大。
从图3(a)可知，给定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中国产出在即期产生小幅下行反应后，迅速回升，在第3期对美国利率的冲击反应达到正向最大值(0.62%)，此后，正向反应先缓慢后急剧减弱至第7期的0，进而产生负反应，并在第8期触底（-0.16%），之后中国产出负面反应逐步衰减，并在第12期转向正面，最终稳定在正值（0.13%）均衡水平上。总体上，美国加息对中国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但不具有持久作用，与传统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美国加息的货币紧缩操作，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定程度提升中国的产出水平，但是美国货币紧缩导致的产出下降效应，经历6期国际传导，对中国产出产生微弱的持续时间较短的负面作用。理论上，美国加息的货币紧缩，一方面，使人民币贬值，提升中国产出。另一方面，使美元走强，吸引中国资本流向美国，减少中国投资，加上在长期美国货币紧缩会降低美国产出，经过国际传导，最终减少对中国商品的总需求，从而使中国产出面临下行压力。但是，目前，中国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人民币贬值幅度不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低利率水平上加息，美元币值对利率不敏感，美元升值幅度小。特别地，美国2017年12月升息，美元指数不升反降，资本从中国外流规模也不大。此外，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叠加，美国加息对中国产出短期有正面作用，会一定程度提升中国产出水平，但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有限，持久影响不明显。
由图3（b）可知，中国价格总水平对美国利率的正向冲击，在即期价格小幅下行后，快速上行，经过短期小幅度波动后，在第8期冲击反应达到正向最大值(0.07%)，此后，先历经8期缓慢下行后，在第16期衰减至0而趋于均衡。说明美国加息在当期对中国CPI造成负向冲击，此后推高了中国的通胀水平，但幅度较小，且不具有持久作用。这是因为2017年以前，美国、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消费价格多处于相对低位，美国价格水平对利率不敏感，且利率调整在美国国内的传导时间较长，除加息当期对中国价格有下行影响外，在短期美国加息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较弱的推升作用。随着美国加息效应的积累，要警惕中国潜在的通货紧缩风险。
图4 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美国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
由图4（d）可知，给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一个标准差的负向冲击，短期内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正面影响，在第2期冲击反应达到正向最大值(0.8%)，此后，经过短波动后，缓慢衰减0。总体上，美联储缩表对中国股市影响在短期内是正向的，相比较而言，美国加息对中国资产价格影响更直接，影响程度更大。这是因为，中国流动性相对较高，美元储备量大。人民币资本项下还没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中国有足够多的手段防止资本盲目外流，中国一定程度上能阻隔缩表引起的美元紧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而美国加息则强化投资者对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致使资产价格对加息承压更大。此外，由图4（e）与（f）可知，与加息影响相类似，美国缩表引起中国利率与M2一定幅度下降，且这种作用相冲突。与加息反应不同的是对前者影响强度大。
由图3（c）可知，给定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人民币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在即期就产生正向反应，在第1期达最大值（0.09%），此后，正向反应缓慢衰减，而稳定在第17期的（0.04%）正值均衡水平上。与传统国际金融理论预期一致，美国加息使人民币汇率（直接标价法）上升，人民币贬值，但影响强度小，作用时间短。这与当前全球外汇市场流动性越来越多样化有关，除美元外，还有相对宽松的欧元等，所以美元加息给人民币带来的贬值冲击强度小，且作用时间短。随着美国持续加息，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利率敏感性将会快速提升，即使美国2019年加息二次，人民币仍存在贬值压力。
式中：Zi为第i个样品的综合异常指数；Qij为第i个样品的第j个元素的富集系数；n为第i个样品参与计算元素所测试元素的种类。
（三）美国加息缩表对美国、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影响的脉冲响应比较
为了比较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影响与对美、欧元区与日本产出影响差异，文章还分析了美国加息缩表对美国、欧元区与日本产出的影响。总体上，美国加息对美国产出负面影响，对欧元区与日本在短期有正面效应，而长期影响是负面的，但强度小于美国国内产出的反应。美国加息对以上三个经济体的资产价格短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在中长期会产生负面效应。美国缩表对美国与日本产出在短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中长期则会减弱，而对欧元区在短期有正面效应，在长期则产生较弱的负面效应。美国缩表对美国与欧元区有负面效应，而对日本则有小强度的正面作用。美国加息缩表与中国经济的反应相比较，美国加息缩表对美国国内经济起到了防止过热的作用，说明美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有效性较高，但是对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短期效应是正面的，但强度小。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逻辑，有一定韧性，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在走强，美国“打喷嚏”，全球特别是中国“感冒”的日子已渐远。
先定义一个二叉链表Bitree变量T，然后在命令行中提示用户输入先序遍历得到的字符序列，用‘#’代表空，接着根据用户输入的结点序列构造二叉链表，最后层次遍历输出tree.dot文件。代码如图12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在GVAR模型框架下，利用2008—2017年全球1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建立包含9个经济体VARX*模型的GVAR一般框架，采用结构化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作用。结果表明，美国加息，一定程度上使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一方面短期内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提升中国的产出，进而使中国通胀压力上升， 另一方面增大资本流出压力，对中国资产价格带来负面作用；与加息效应相类似，美国缩表，一定程度上使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对中国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且影响程度大于加息冲击效应。美国缩表加大资本从中国流出压力，但对中国资产价格带来的负面作用小于加息影响。相比较而言，美国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小于其对美国经济本身，以及对欧元区、日本经济的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
美国加息缩表在短期内虽然对人民币产生的贬值压力较小，且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正面作用，但随着美国持续加息缩表，要警惕资本流出中国与输入性通缩给中国经济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短期来看，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贬值压力依然存在，但在长期，中国经济基本面才是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最根本因素。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加大开放力度，加快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增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能力，提升国内外投资者信心，进而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从而阻隔美国紧缩货币可能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在设计游戏和实践游戏的过程中老师要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和榜样作用，老师首先要发挥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对游戏内容和游戏规则进行不断创新。在游戏进行过程中老师也要不断观察学生的兴趣倾向，多鼓励学生在游戏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在游戏结束后老师要多鼓励学生发表自己对游戏的意见和建议，然后不断改善体育游戏教学法。
（二）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美国加息对中国投资者信心与预期影响大，会显著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稳定。首先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重点监控美国加息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提升资本市场风险预警应对能力。其次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增强资本市场韧性。
（三）强化市场预期管理
当前，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与计价货币，人们自然会高度关注美国加息缩表会对全球流动性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但是，如今的全球市场，流动性除了美元，还有人民币、欧元等。美联储加息收紧美元，人们还可以选择相对宽松人民币、欧元，此外，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储备货币，中国有能力管理好中国的流动性。因此，要提高人们对全球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的认识，管理好市场预期，减少人们对美元收紧可能会导致的中国负面影响的担忧，减缓外汇市场过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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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O Dongxi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qing,Fujian 350300,China ）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interest rates increase and the balance sheet size decre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alyzed by using Structural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GVAR model,based on the monthly data of 14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2008 to 2017 and the GVAR model which consists of nine economies' VARX*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 interest rate increase will depreciate the RMB to some extent and increase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in the short term,thus boosting China's output,and bring negative effects on China's asset prices; the US balance sheet size decreas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output in the short term,and the impact i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increase.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 e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82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21（2019）03-0011-09
收稿日期： 2019-02-25
基金项目：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基金项目： 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中国应对研究（16YJA790068）。
作者简介： 赵东喜(1970— )，男，河南荥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应用。
（责任编辑：林飞莺）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溢出效应论文; 经济发展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