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在世界各个国家，人们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民族主义的新闻，至少会听到“民族”这个术语。但是，这些新闻一般都通过全球网络的媒体传播，因此带有明显的悖论性质：既然是某个特定民族的，何必向外传播？既然强调自己的民族特性，何必收听他民族的声音？有人会说，向外传播是为了让其他民族了解自己民族，收听他民族的声音是为了了解其他民族，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然而，什么是交流呢？既是交流就必然有来有往，就会影响到自己民族或影响到其他民族，原来的民族性或民族主义就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于是，要么不通过全球网络传播和收听，以保持独特的民族性；要么参与全球网络的传播，使自己民族的原有特性发生改变。
对待民族主义，不同人必然有不同反应。今天我们面临着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渗透，自然会强调民族主义和文化同一性。而在多国资本主义或跨国公司日益发展的西方，跨国资本家阶级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他们的政治—经济敌人，因此毫不奇怪，各种性质不同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常常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敌视。在西方国家，虽然一般媒体不直接点明民族主义共有的关系，但专门化的商业报刊却不断警告民族主义对共同资本的威胁。例如《经济学人》警告说：民族主义会妨碍在亚洲的自由贸易，而且民族主义对“全球公司”扩展的威胁比暂时的资本短缺更甚。（注：参见《经济学人》第325期(1992.10.24)第35-36页。）《经营评论》报道说：可怕的是一种“冷和平”(coldpeace)，在冷和平当中，民族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空间里的碰撞会带来严重后果，虽然也有人认为最终获益的是商业价值观而不是民族主义价值观。（注：参见《经营评论》第82期(1993.3.)第30-32页。）还有一些人考虑民族主义对多国资本的影响，包括对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影响。
自九十年代以来，多国资本像电子媒体那样不断在全球扩展，而民族主义则是反抗这种多国资本扩展的所在。从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出发，民族主义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反制度的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虽然它已经走过了反资本的关键阶段，但仍然在国际舞台上存在。（注：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海和劳伦斯·K.霍普金斯合著的《反制度的运动》（伦敦，Verso,1989）第75-76页。）正如“反制度的运动”这一提法本身所表明的，民族主义不仅在政治实践中仍然存在，而且在理论中也存在。在当前西方的文化研究中，人们并不大考虑民族主义的实证主义特征，如在一个划定的地区和经济里的共同语言、文化和心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在这些特征之间、国民和非国民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而不是特定的、具体化的特点；更多关注的，是民族同一性创造的主观过程，而不是其实证过程。当前文化研究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它一方面为民族主义辩护，同时又对新形式的多国地缘政治组织提供一种批评的理解；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是妨碍全球化社会经济形成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承认民族主义的反对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化斗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因此，对于全球化时期的民族主义，应该进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认知的测绘”(cognitive mapping)，着重考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构成，提出以新的全球结构为基础的分析形式。西方从事文化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后期资本主义（与文化逻辑相联系）已经产生出新的文化形式，使旧的批判方法失去了原有的功效。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海和劳伦斯·K.霍普金斯所说，“作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电子化一方面通过使技术劳动分工一体化对主要的阶级形成过程产生整体影响，……另一方面……对生存条件的大众意识产生整体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衡量该趋势影响的理论观念，而电子化的不断发展却会把那种趋势影响带给大众的斗争。”（注：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海和劳伦斯·K.霍普金斯合著的《反制度的运动》（伦敦，Verso,1989）第75-76页。）因此，作为当前联系民族主义和多国民族主义的条件和影响，媒体或整个电子文化象征着一个独特的场所，通过这个场所可以看到一系列更基本的悖论，包括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化与非中心化的关系，以及一般与具体的关系，等等。
这些对立的关系既存在于民族主义的经验领域，也存在于民族主义的主观领域；因此既应该考虑其物质的一面，也应该考虑其理念的一面。于是，对于如何理解这种关系，或如何理解当代的民族主义，阿尔都塞的多因素决定论便显得非常重要。阿尔都塞最初的论述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多因素决定的矛盾“通过‘上层建筑’的形式……‘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历史境况’来具体说明，历史境况一方面决定它作为民族之过去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决定它作为现存之‘世界语境’的功能……”（注：路易斯·阿尔都塞《矛盾和多因素决定论》，载《为了马克思》（本·布鲁斯特译）（伦敦，Verso,1990）第106页。）多因素决定论不只是一种共时的、多种因果关系的结构理论，而且它还能够说明当代民族主义的时间性矛盾，因为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合时宜”。阿尔都塞在把民族主义纳入他的意识形态“残余”时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合时宜的情况，认为这些残余可以通过多因素决定来进行解释：
什么是“残余”？它的理论地位如何？它基本上是社会的还是“心理的”？它是否可以归纳为残存的某些经济“结构”……？或者它也同样指其它的“结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结构等等：风俗、习惯、甚至“传统”，如“民族传统”及其具体的特征？……那么，我们该如何考虑这些残余呢？……无疑应该根据任何矛盾都由多因素决定、任何社会的构成成分也都由多因素决定来考虑……（注：路易斯·阿尔都塞《矛盾和多因素决定论》，载《为了马克思》（本·布鲁斯特译）（伦敦，Verso,1990）第114-115页。）
因此，多因素决定是一种策略，不仅用于说明在主观想象的社会特征和物质的社会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时间差，或布洛赫所说的“非共时性”，而且还用于理解社会因果关系中明显的不确定性。通过注意时间差，人们会明白民族主义何以使前面那些刊物发出惊讶的议论；因为民族主义肯定一种身份感和同一性，坚持一种民族的贸易和工业政策，显然更适合现代主义的经济而不是西方现在的后现代经济。在这种意义上，当代民族主义在居统治地位的后现代生产方式内部，很可能会发展一种残存的现代主体性。因此，阿尔都塞的多因素决定论和布洛赫的“非共时性矛盾”，对理解多国资本时代“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它们通过物质结构解读主观结构，并注意时间差的变动。
实际上，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一个需要发现和研究的“客体”，在某些方面它还是理论上构成的一个概念，既以否定（或批判）的方式构成，也以肯定（或赞扬）的方式构成。最近的文化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必须被理论化而不只是记录现象。
过去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制一直在发展，它像积累资本的民族——国家那样，从世界其它地方吸收资本。作为全球制度的一种特征，民族主义内部存在着制度和反制度的辩证关系：它是制度的，因为它为不发达地区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它是反制度的，因为它是反抗殖民化的手段。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进行殖民化的是西方国家，而在后期资本主义阶段，殖民化主要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来实现。因此阶级和民族性相互联系是反制度的基础，也是抵制资本入侵的方式，它们受阶级和民族等多种因素决定。不论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还是民族运动，其目的都是争夺国家机器。同样，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是一次国际运动，但实际上仍是地区性的和民族性的，因为在夺取和保持国家政权时，其战略仍然是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但是，当前的世界形势基本上由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单靠阶级分析已经无法展现社会的动力，也无法预测未来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程。事实上，当前在许多地方，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开，例如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
然而，根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地缘政治美学》可以看出，民族—国家仍然以“非共时的”方式存在。但因后现代文化明显取消了阶级差别，所以詹姆逊认为地理差别更适于说明问题：在经过多国资本的折磨之后，重又出现了民族的活力。他通过对世界电影的考察，提出了它们对文化和经济结构的非共时性表达，或者说“非共时性”嵌进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全新的阶段，而是以现代阶段接近在全球完成为标志的一个阶段。因此，现代主义似乎是那种在全球尚未完成的现代化的文化逻辑。（注：参见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第307-310页。）从经济上说，这种非共时性的出现在于发展的不平衡，而通过民族劳动力的充分无产阶级化，不平衡也在达致平衡。随着工资劳动在全球扩展，现代化也在扩展，尽管在各个地方的速度不同。
文化的发展也不平衡，但詹姆逊并不认为第一世界（或西方发达国家）有任何特权或美学的优势。他通过对电影的分析，找出了世界形势的“认知地图”：世界各地的电影以不同的征象具有各自的立场观点。通过将世界不同文化的观点结合起来，詹姆逊获得了一种更大意义上的世界制度的整体性。在《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里，他曾这样写道：“就我们自己是构成的力量（也许并不完全知道）、在我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内正在有力地发生作用而言，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然导致一种新的从外部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注：詹姆逊：《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文学》，载《社会文本》第15期(1986)第68页。）这一断言背后隐含着世界制度与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关系：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在全球体制内所处的位置，他们原本看不到第三世界所揭示的思想道路；只有研究第三世界文化，才能反观自己的问题。因此詹姆逊认为，如果承认不平衡或非共时发展的事实，第三世界的作品不仅可以用于测绘当前的形势，而且还可能指出未来的出路。
詹姆逊强调，后期资本主义使一般和特殊间的矛盾发生了变化：“在后现代，一般和特殊间的关系……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完全不同于从先前社会构成中所获得的那些方式。”（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155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一般和特殊的对立不是通过一种分析的方法进行解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成一种世界制度，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特殊”或“局部”从空间方面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局部，而是已经被世界制度从多方面决定，其中“甚至中心也边缘性了”。（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155页。）詹姆逊认为，由于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尚未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在全球意义上边缘性，所以第三世界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可以从另一方面表明一般和特殊间矛盾关系的转换。第一世界电影的认知地图使西方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曾处的地位，而在第三世界的电影里，他们可以找到应该走向何处的教训。
不过，詹姆逊在世界文本中发现的地图从任何视角都无法直接看到。“世界制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综合存在，因此对它只能间接地测绘制图，以更简单的物体作为其寓言的解释物。”（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169页。）詹姆逊认为，非共时性的时间差距导致一种形式的差距：寓言及其意义之间的差距。通过“往返穿越文本的扫描，在不断修改中重新调整它的条件”，寓言的方法又使人们回到了民族和世界、民族主义和多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注：参见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第167-168页。）
在《地缘政治美学》里，詹姆逊通过解读美国电影，集中论述了一些寓言，包括侦探文类、战争电影和阴谋片。在他这些论述里，技术明显占有特殊的地位：“信息技术将真正成为对这个世界制度进行认知测绘的表征解决和表征问题。”（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10页。）在他看来，如果“印刷”是十八世纪民族对自己进行“想象”的媒体，那么电脑、录像和卫星就是多国民族主义的技术媒体。显然，他试图把他对当前世界制度的理论认识纳入一种审美实践活动。例如在讨论艾伦·帕库拉的《总统的全班人马》时，詹姆逊认为对打字机和电话的反复运用改变了新闻生产，展示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也标志着伴随后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
詹姆逊的“民族寓言”理论曾遭到不少人的指责，但他对这一概念的延伸和扩展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尽管批评他的那些人认为他为了建构单一的解释框架而取消了各种文化的差异，但他对电影的分析确实展现了对民族主义及其多因素决定的一系列的审美反应，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如何确立对世界制度的感知、思考和再现的参数。他探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绘制“认知地图”的不同方式，指出它们之间在时间、文化和民族方面的差异及如何联系，进而找出这些差异中的形式取向。詹姆逊认为，黑白影片通过彩色滤镜的传送，表明了技术和经济的非共时性，以及“对后现代主义形象文化的意味深长的形式反应，在这种情境中，回到黑白摄影技术是对欲望失去的客体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高度的现代主义。（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97页。）如此运用色彩的形式的解决办法，其目的是力图解决后现代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例如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或南北不平衡所引起的冲突。
这里，詹姆逊的论述使人回到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采取排斥和否定的逻辑，而是战略性地吸收当前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使之成为本土的东西。詹姆逊把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说成是“一种政治，它凭借本土的文化传统，唤起力量和意志去驱逐入侵者……这里刻写的是一种冲动而不是计划，一种反抗的美学而不是它的具体的政治……一种由形象的性质传递的信息而不是它的结构的含义。”（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208页。）显然，詹姆逊的论述召唤一种对后现代实践的看法，一种以媒体—政治为基础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它们以一种反制度的民族主义的幻象发生作用，其中信息就是媒体，而不是民族主义排外的实践。换句话说，詹姆逊所指的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实践，其目标不是人类的他者，不是遭受谴责的文化全球化的替罪羊，而是后期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全球化的倾向，或使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冲动。因此，詹姆逊强调“文化政治……现在必须——至少在第一世界——成为主要的斗争空间”，（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212页。）或者“认知的测绘仍然是最高的实践形式”（注：分别见詹姆逊《地缘政治美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2）第58页。）。用德里达的话说，“理论话语更直接地与具体决策相联系。”（注：转引自《解读世界的形成》（亨利·史沃兹和理查德·戴恩斯特合编，Westview出版社，1996）第44页。）
总之，在当前西方的文化研究里，由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民族主义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实证为基础，而是强调观念战略和文化政治，模糊或融合美学和政治的界线，通过电子文化和形象文化展现的空间，分析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运作过程，探讨今天的民族主义如何解决新形势下的社会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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