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太形势年终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终论文,亚太论文,研讨会论文,形势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
杨达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1997年亚太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该地区四个主要国家美、中、日、俄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就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交换意见，努力求得共识。
首先，四国领导人频繁交往的直接后果是四国双边关系明显改善，其中尤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令人注目。1997年3月，美副总统戈尔访华， 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确认要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
其次，俄日关系有了明显改善。1997年6月，俄罗斯主动宣布， 俄战略武器不再瞄准日本，11月桥本又赴俄与叶利钦非正式会晤，双方宣布将在2000年前正式签署和平条约。
第三，中俄关系有新发展。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俄，11 月叶利钦又访华，使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逐步落到实处。
第四，美俄、中日、美日领导人也举行了会晤，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这表明，四国都在谋求缓和矛盾，增进谅解，力求建立稳定互利的双边关系。这将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地区的合作与发展。
萨本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亚太地区是中、美、日、俄利益交汇的地区，四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不仅涉及四国自身的利害，而且对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21世纪世界格局的走向，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21世纪行将来临，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演进的历史时期，四国关系的调整更趋活跃，总体上呈积极改善的势头。
中美关系在1997年内有了明显的恢复和改善。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与克林顿总统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元首确定了加强中美高层接触和各领域、各层次交往的机制，制定了加强经贸、环保、能源、科技、法律、文教等领域的方针，而最重要的成果是将共同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1997年4月江主席访俄， 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申明“双方将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11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与江主席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除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外，最重要的成果是宣布“中俄东段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解决，中俄东段已勘定的边界（约4,200 公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
中日关系也有所改善和发展。1997年9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华， 重申日本政府将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立的原则作为中日关系的基础，并专程赴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11月，李鹏总理访日。中日双方确认要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并就加强高层往来和经贸、科技、渔业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
日俄关系有了新的突破。11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俄，与叶利钦总统举行非正式会晤，迈出了建立日俄“相互信任伙伴关系”的重要步骤。双方拟定了“叶利钦—桥本计划”，就日本增加对俄投资、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日帮俄培训技术及管理人员、支持俄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并商定力争在2000年以前缔结日俄和平友好条约，解决有争议的北方四岛问题。
美日关系又有新的加强。为落实1996年4月17 日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声明》，1997年9月23日美日又修定了“防务合作指导方针”。 新指针确定，在日本“周围地区”发生战端时，日本将向美军提供运输、补给、港口和基地使用权等多种后勤支援。
美俄之间尽管围绕北约东扩问题分歧扩大，1997年内仍能达成若干妥协。3月美俄赫尔辛基首脑会晤，就北约东扩问题达成妥协， 俄默认北约于1999年首批接纳波、匈、捷三国入伙的计划，美则以允诺增加对俄经济援助作为回报。9月， 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俄外长普里马科夫于纽约签署了新的美俄一揽子裁军协议，决定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生效时间由2003年初推迟到2007年底，并决定对美俄《反弹道导弹条约》作局部修改，使美国新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合法化。
陆国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中美俄日双边关系有所改善，某些矛盾有所缓和。然而，四国双边关系中，除中俄、日美关系以外，都仍较脆弱，对立和摩擦因素未消除，某些方面还在发展。
中美之间在人权、西藏、核不扩散等问题上矛盾仍很尖锐；在台湾问题上、贸易问题上，美仍在制造麻烦。美为保持霸主地位，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对华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所谓“接触政策”，实际上是“软遏制”。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际上是反对美国的一霸统治。两国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上和双边关系上相互碰撞。
在美俄关系中，美国的目标是弱化俄，防范俄东山再起，利用北约东扩等不断蚕食俄在东欧、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地盘。俄虽有迎合美国、企图得到经济实惠一面，但又不甘心居于“二等国”地位，对美“一极统治”非常不满。俄美也将在国际和双边关系中发生对立和摩擦。
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日美安全条约等问题上分歧很大，互不信任和存有戒心，将使中日关系的发展不断受到干扰。
日俄之间在历史上积怨很深，互不信任根深蒂固；领土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日本仍担心俄政局可能逆转，俄可能东山再起，并未放松对俄防范。经济上日虽垂涎俄资源，但感到开发利用困难重重，因此对发展经济关系仍小心翼翼，步子很慢。
蒲宁（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讲师）
中日美俄四大国首脑之间的双边会晤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四大国之间在战略关系上寻求平衡。这次中美关系的改善，对日俄关系的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推动了日俄、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良性互动，同时也是多极化发展趋势的反映。二是经过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四大国对自己各方关系进行了反思，对新形势下发展大国之间双边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钱其琛外长讲的“不相互敌对、不相互对抗的新型关系”。
顾关福（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目前发生的大国关系的调整与新的国防格局的形成密切相联，是冷战结束以后多极化趋势发展的反映。大国关系调整具有后冷战时期的新特点，各大国之间都要建立各种名称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含义就是不搞对抗，而是要平等协作、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等等。这是一种大国“新型关系”的新模式，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大国双边关系的调整还带动多边的“互动”调整。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新特点，表明目前所出现的大国关系调整，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国之间出现了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趋势。
赵龙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世纪之交， 多极化进程加快， 新的世界战略格局正逐步形成。1997年各大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谋求自己在世界新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呈现五大特点：
一、对话合作加强，相互关系改善。由于各大国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确保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因此相互建立“伙伴关系”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同时，由于彼此间存在着分歧、矛盾和猜疑，因此大国间建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将经常出现不平衡。
二、形成了相互借助、相互制衡的亚太四大国政治新格局。
三、各国都谋求确立自己在新世纪的亚太战略地位。
四、各国看好东盟，把它看作世界重要的一极，都注重建立和调整自己对东盟的战略。
五、在四大国关系中，中国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有了较大改善。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重新定位，大国都相继采取重大措施发展对华关系。这种政治格局为我国21世纪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副研究员）
1997年，中美日俄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标志着冷战后亚太大国关系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亚太大国关系变化的首要一环。中日关系也走出了政治摩擦低谷，进入了重建“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新阶段。日俄关系这个空缺链条在1997年进一步接合，形成了中美日俄都分别加强双边关系的局面。同时，美日、中俄、美俄等双边关系继续得到平稳发展。今后几年这种发展势头可能继续保持，从而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亚太大国关系结构。
江凌飞（国防大学国际战略学副教授、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1997年大国关系调整有四个特点：
一、大国关系调整变动的趋势进一步趋向平衡。主要大国经过一段竞争较量，相互对对方的实力地位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可，对自身的实力状况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相互关系中各自都接近于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角色位置和相互打交道的联结点，大国架构的平衡感与稳定性明显增强。
二、大国调整相互关系的全方位性与合作趋势。大国关系日益复杂，多国利益重叠交叉、相互制衡，有利于推动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三、美国在当前大国关系的战略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它的战略思路比较清晰，动作比较坚决，得分较多；同时美国的霸权行径也受到了多方挑战，处境比较孤立。克林顿第二任内的外交作为明显强于第一任，这反映美国经济超强实力恢复后在国际上力图确立独家领导地位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四、大国关系的调整带有明显的两重性，即对抗性的竞争与合作性的交往两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具有冷战特征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和非排他性、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战略合作关系，维护强权、霸权的国际旧秩序同创立多极、平等、互利、合作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将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上半叶。
苏浩（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研室副主任）
1997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中美日俄四大国在短短20天内进行了连环套式的高级访问，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11月25日，亚太经合组织的非正式首脑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98年接纳俄罗斯（还有越南和秘鲁）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这样，在亚太地区，一定程度的所谓中美俄日的“四极结构”现出端倪。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太地区也曾出现中美俄日四大国关系的碰撞。那时中国是受欺辱压迫的一方。而今天中国已日趋强大，中国完全可以自主地作出战略选择，以影响亚太地区四国关系的走向。
夏义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室主任、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1997年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有特殊的原因和时代背景。冷战结束已近七载，直接敌人和对手不复存在；昔日大国关系中的零和游戏规则已经过时；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市场和资源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军事和政治的争夺；经济利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成为制定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和国内问题上升为各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1997年大国关系的调整影响深远，将为今后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和国际关系逐步健康化奠定基础。但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和观点分歧依然存在，今后大国关系只能在合作与矛盾、协调与摩擦中发展。
高恒（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展望未来，亚太地区中、美、日、俄四大国相互关系将出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四大国相互关系趋向均衡化。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在亚太地区拥有重大发言权。但是，随着中、日、俄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发言权将相对地受到削弱。此外，日本加大与中、俄改善关系的步伐，也将对四大国相互关系的均衡化起到推动作用。
四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和矛盾。美国将在日美新安保条约基础上力图建立“美国牌”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乃至“东北亚安全机制”。对于美国的作法、中、俄、日将保持明显的距离和保留。俄日首脑1997年11月会晤表明，它们要积极向朝鲜半岛四方会谈施加影响。
二、四大国相互关系将趋向稳定化
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访美结束了中美关系长达8 年之久的非正常状态。1998年克林顿总统将实现访华。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主张与中国“接触”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两国在人权、军控、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存在。但是，积极方面将占主流。
叶利钦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两度互访。在构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中俄两国在边界、安全、经贸等方面达成了不少历史性的协议。特别是经贸方面，两国已确定要在本世纪末使双边贸易额达到200 亿美元。在两国关系中，消极因素将进一步削弱。
日俄关系在“桥本—叶利钦计划”的指导下将加紧落实“2000年两国签定和约和解决北方领土”的重大目标。新的经贸合作将可能有重大突破。中日关系也将逐步改善。
三、四大国相互关系将走向秩序化
中俄两国建立了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形成制度，两国事务性磋商进一步取得效益。中美两国决心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俄日两国决心突破政治障碍，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日、俄四大国相互关系的失控因素正在逐步减少，这对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倾向和良好的开端。
四、经济因素在四大国相互关系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中、美、日、俄四大国相互关系中的政治因素正在形成比较稳定的架构和机制。在此基础上，谋求经济利益将成为四大国外交的主旋律。这就是说，经济色彩将更多地体现在四大国相互关系之中，发展问题将更多地规范四大国今后的行为。
二、关于东亚金融危机
董文杰（亚洲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东亚奇迹”不容抹煞
在过去20年内，东亚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整体4.3 %和发达国家3%的增长水平。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具有蓬勃的生机和强大活力的地区，这一点并不能因为199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予以抹煞。
二、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发展趋势
1.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经济发展中不少不利和制约因素：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式增长模式，基础设施滞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过热、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帐；长期过份依赖外国资本，短期贷款和投资过多；币值高估，汇率政策不合理，外汇储备低；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占GDP的比例过高，通胀率高；金融体系混乱；腐败等。
2.由泰国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波逐渐从东南亚向韩国、日本等地蔓延，其规模及影响超过墨西哥危机。泰国、印尼数十家金融公司及银行倒闭，东南亚一些国家对美元的币值下挫三成以上。香港恒生指数从13,000多点一度跌到9,000多点。韩国承认发生了金融危机，要求IMF提供援助。继八佰伴破产后，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宣布破产。
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范围和破坏程度尚不很明朗。有的人说区内货币贬值现象将持续到1998年。金融危机已影响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3.在一定条件下，东亚经济前景依然看好。东南亚金融风暴势必影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一般估计至少需要2～3年的恢复调整期。到下世纪头十年，东亚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因为促使东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依然存在。东亚各国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国情各异，产业结构层次不同，东亚各经济实体之间存在较好的互动性和互补性；各国国内储蓄率普遍比较高，一般为30～40%；重视教育和人才投资，人力资源相当丰富；普遍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税率低，可节省大量资金用于投资；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及出口市场的考虑，也希望东亚国家经济发展。
必须从此项危机中吸取教训并采取对症下药的措施：制订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和地区金融合作，共同约束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活动，发展高科技产品，推进结构调整与产品升级等。
三、这次金融风暴给我们的警示
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帐户项下还没有实行可兑换，在中国的短期投资和货款较少，而外汇储备较多。因此，此次危机暂没有直接影响中国，但从长远看，对我们的警示和教训是深刻的。
中国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如：吸收了大量外国投资，18年来外资总额已超过3,200亿美元。
银行有大量坏帐、呆帐，银行受国家控制度高，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混乱；房地产过热；国有企业亏损面较大；东亚国家货币贬值可能会减弱中国出口竞争力，减少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等。
中国要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特别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分开，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强化法治，保持外债的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建立和完善现代化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
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东亚国家经过20几年较快发展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东亚模式还是存在的，但现在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这种调整——各国内部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陈都明（中联部研究室二秘）
东南亚金融危机有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振兴中，其内部经济结构还较为脆弱，出现类似“泡沫经济”的现象是不奇怪的。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融合中，有“泡沫经济”成分的国家就容易遭受包括金融投机在内的各种冲击。问题在于如果这一冲击影响了地区稳定，就会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就会激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会引起各种安全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发达国家和较为稳定的国家、世界性的金融机构和地区性经济组织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帮助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过关。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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