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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2004)08-044-09
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词语也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连清末科举改试策论的卷子中，“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第12页。）。面对新语入华大潮，中国的士子、庶众或乐于迎受，或愤而拒斥，甚至同一人既迎且拒，莫衷一是。近代中国话语世界呈现一种两极状态：一方面，人们普遍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注：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凡例），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的新名词；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激起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反感与抗拒。
一、传输与迎受
众所周知，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是日源汉字新语的积极传输者。而在此之前，已有人介绍新名词。如1853年随美国培理舰队抵日的广东人罗森所撰《日本日记》，1853年由香港英华书院发行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连载。该日记对培理赠送给日本“大君”（指德川将军）的礼品有详细记述，由此引出一批新名词：火车、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照相机）、雷电传信机等。罗森还对这些新名目作解释，如“雷电传信机”是“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钟叔河据此推测是指“初期的电话机”。但从行文内容看，可能是指初期的电报机。
如果说，罗森所列反映西洋事物的新名词，多为传教士翻译的名目，或是罗森临时拟就的译名，尚不是日制新语，那么，19世纪70-80年代出使或访问日本的士人，在其东瀛纪行文字中，则介绍了一批日本创制的新名词。
光绪二年(1876)任驻日副使，次年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1838-1891)，1877年撰《使东述略并杂咏》，介绍日本名词如下：
元老院 大政院 大审院 外务省 大藏省 裁判所（法院） 警视厅 议员 出张所（派出机构） 常备兵 少佐 市场 公园 师范 幼稚园 铁道 邮便 经费 意匠（构思 匠心） 淡巴菰（烟草） 神社 陆军士官司学校 随员 使者
何如璋的副使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其诗题记录一批日本名词，并作题注，加以解释或存疑：
钓道具（钓鱼勾铺子） 八百屋（蔬菜店，未详何义） 御料理（御者，大也；料理，犹言善治庖也） 仙台味噌（仙台，地名，味噌者，酱盐菜等类也） 荒物（草器也） 玉子扬（玉子，鸡卵也；场，买处也） 古帐卖（古帐，破碎旧纸，用作还魂纸，其整张者分与各铺包什物） 御入齿（配牙齿，亦西法也） 吾妻桥（吾妻，地名） 大安卖（减价贱卖，谓买者可安于心也）
张氏的记载及解说，表现出认真研究日本语文的态度，也显示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士人对日本汉字词的理解方式。
与张斯桂所记相似，刊行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叶庆颐的访日纪行文《策鳌杂摭》，在“事物异名”中列130个日本名词，例如：
时计师（钟表匠） 裱具师（装裱匠） 假皇居（暂借用作皇居） 坊主 大工（木匠） 左官（泥瓦匠） 支配人（经理） 两替屋（换零钱处） 大问屋（批发店） 质家（当铺） 雪隐（厕所） 佃煮（加酱油 糖 海苔煮的小鱼 贝类） 寒天（琼脂 洋菜） 天麸罗（日式油炸食品） 海老（虾） 熨斗 瓦斯灯 蒸汽车 硝子（玻璃） 燧木（火柴） 叠（榻榻米） 国立银行 屏风师 等
叶庆颐发现，日本虽然使用汉字，有大量汉字词语，但含义往往不同于中国，即所谓“日本与我国有同文而殊解者”，故不可对其望文生义。叶氏指出：
日本与中国，地同洲书同文，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讵知樽鸱伏猎，每多似是而非，甚令人索解不得，姑举所习知者类录存之，俾问禁问俗者作权舆，或不无小助云。（注：《策鳌杂摭》卷8前言。）
前列130词，即为此类“同文而殊解”的日本名词。
1887-1889年间，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往日本、美洲考察的傅云龙，撰《游历日本图经》及《游历日本图余记》。《余记》录日本名词如下：
大审院 裁判所 内阁 银行 金库 国债 议员 协会 主任 干事 技师 课长（处长） 定员 卷扬机 中将 大尉 大佐（大校） 宪兵 工兵 军曹（下级士官之一，中士） 警察 图书馆 幼稚园 运动会 体操 物理 卫生 公园 学科 解剖 统计 写真 博士 教授 教谕（中学教师） 体操 反射 风琴 清酒（日本低度白酒） 麦酒（啤酒） 手洗所（厕所） 化妆 邮船 保险 电灯 电话 人力车
此外还有少数日本汉字音译词：曹达（苏打）、瓦斯（煤气）。
曾于1877-1882年任驻日公使馆参赞的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1895年印行）大量介绍明治维新以后产生的汉字新语，例如：
社会 国体 立宪政体 国旗 共和 封建制 国会 议院 政党 共和党 自由党 民主党 立宪党 主义 宪法 内阁 总理 议长 议员 总裁 投票 解放 进步 权限 民权 法律 民法 刑法 法庭 预审 公判 保释 国民军 中将 常备 后备 士官学校 操练场 征兵令 警部 警察 交番（交通岗） 巡查 消防 银行 证券 会社 制造所（工厂） 纺绩所 造币场 纸币 绵织物 市场 统计 会计 建筑 经费 金额 规模 印纸 料理屋 知识 博物馆 学抖 生物学 政治学 艺术 小说 课目 训导 教员 公立 私立 师范学校 幼稚园 公园 邮便局 印刷局 记者 雅乐 和歌 三味线 能 猿乐 落语 体操 相扑 卫生 洋服 镜饼 杂煮 昆布 淡巴菰 叠（踏踏美） 蒲团 写真 参观 园祭 稻荷祭 宗教 神道 竞马 广场
如果说1896年以前访日的中国士人，只是介绍日本新名词，那么，1896年以后，随着日本新名词的大量入华，使用这些新名词就成为中国人（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可回避的语文实践。相当一部分士人对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欢迎、接受态度。梁启超便是迎受新语的代表人物。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以为“知己知彼，首在译书”。据考，这篇奏折出自梁启超手笔。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载《变法通议》，其第七章《论译书》，力陈译书之利，又指出，因新出事物日多，“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强调创造新语的紧迫性，并主张参考日本译名。该年10月，梁氏在《时务报》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开宗明义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而译书方针是，“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这已经指示出此后十余年间中国译业的基本路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不仅继续倡导翻译日籍，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广为使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文法，形成极富影响力的“新文体”（人称“启超体”）。梁氏20世纪20年代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概述其1902年以后在东京主办《新民丛报》时形成的文体说：
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梁氏“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新文体”，其特点之一，便是“好以日本语句入文”，并参考日本语法、注入日式文气。他1902年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指出：
社会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7页。）
以梁氏1902年刊发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中的一段为例，即随处可见日本新语和日式文气：（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
短短百余言，即出现“结集体、主权、个人、极端、无限、无政府党、国民、野蛮、重视、代表、活用、意志、专制主义、文明、构成、权限、第一义”等等“日本新名词”，有的新语还反复多次使用（如极端、主权、国民、无限）。
这种大量采用日本新名词的作法，遍见于清末时文。请看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其《释政》中的一段话：
以国家有人格者，盖拟国家以人也。国家为权利义务之主体，故有人格。国家对臣民有权利有义务，对外国有权利有义务，此国家之所以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备有人格也。
几十字中，迭出“人格、权利、义务、主体”等日本新语，借此向中国人介绍了全新的“国家”概念。这类作法，实开运用新语研讨新文化之端绪。至五四时期，以“科学、民主、自由、文化、文明、女权、理想、宗教、社会、共和、美术”等新名词申发新文化精义，更成为时代风尚。
二、抗拒与质疑
西洋新语入华，自明末以降，已历三百年，然直至1896年以前，因力度有限，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还称京师同文馆及各省广方言馆等外语学校的功能，“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译繙人才而止”，对外来词进口颇有不屑挂齿之慨。但1896年以后，随着日本新名词的成批涌入，使得视语文传统为命脉的士大夫阶层十分惊恐，遂起而抵制。
如前所述，张之洞是游学东瀛和广译东书的重要倡导者，故也是“日本新名词”入华的始作俑者。然而，当“游学”和“广译”导致的必然结果——新语汇及其负载的新思想大举入华之际，张之洞却油然而生厌恶与抵触，活现出“叶公好龙”式的窘态。这也正是张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模式矛盾性的表现。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奏定学堂章程》（此即所谓“癸卯学制”）。该章程的《学务纲要》专列“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对外来词（特别是日本名词）大张挞伐：
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
张之洞等人以卫道者的口气发出警告：
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化既坏，士风固之。……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
张氏等人虽然疾言厉色地指斥新语，以为将导致“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但他们自己亦无法回避迎面袭来的新语大潮。如张之洞本人的论著文词古雅，却也采用外来词，其《劝学篇》中，就有“牧师、刚巴度（英文买办的音译）、上下议院、自由党、代数、对数、化学”等新语。张氏这种既排拒外来词（尤其是“日本名词”），又难以摆脱新语造成的强大“磁场”的窘态，常常溢于言表。据江庸《趋庭随笔》载，张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泛滥。《随笔》对张氏有传神描述：
凡奏疏公牍有用新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
该《随笔》还写道，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以“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想更换而不得，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
同类故事还见于其他笔记小说，如一则讲到，张氏为了力禁学界滥用“日本新名词”，作文曰：
如有佳句，不合鸡舌而亦香；
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
将新名词喻作“鸡舌”“马肝”等上不了正席的碎食下料，认为不用它们，文章更芬香有味。还有一则故事说，张之洞见部属文书中有“取缔、报告”一类日本名词，心生反感，奋笔疾批：此类新名词“尤可痛恨”。部属复文，反唇相讥曰：“名词”也是日本新语，更可痛恨！这可能是时人杜撰的故事，部属大概不敢如此顶撞“中堂大人”。但这类故事表现的张氏既厌恶新名词，又对其嫌而难弃的矛盾状态，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
张之洞力倡“游学”、“广译”，而又拒斥“新语”，这种矛盾状态说明，转型时代纷至沓来的文化事象在历史人物心理深层引起的反映，是何等错综复杂。对新事物的企盼、追求，对旧格局的眷恋、固守，可能同在一人身上兼具。然而，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事象，其前行、拓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即使是这种文化事象的创始者出来阻挡，也无济于事。
厌恶新名词可以说是旧人物的通例。清未曾任练兵大臣、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的铁良(1863-1938)，曾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1853-1917)也有类似故事。《新燕语》载：
新名词有“改良”二字，众皆习为口头禅。昔年铁良长陆军部，有某司员，陈说军械须改良。铁良曰：“你刚才说什么？”某惧而谢罪。近闻人言，东督锡良，亦最恶此二字，有人提及，锡必斥之曰：“改什么良？简直改我罢了！”（注：《新燕语·改良》，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正编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改良”是日本明治年间的流行语，“衣服改良”、“社会改良”、“饮食改良”、“改良新药”等语遍见书报、口头。这一新语随汉译日籍传入清末中国，颇能触动一些国粹气浓厚人士的神经。精通西洋语文而思想守旧的辜鸿铭(1857-1928)也曾对“改良”大发其难。据冯友兰记述，辜氏1919年9月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
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他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其实，辜氏对新词“改良”的抨击完全是强辞夺理。“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面的“改”是动词，后面的“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也易于理解。辜氏歪曲“改良”的词义，然后大加嘲讽，只能表明他对新词的抵触与反感，并无损于新词的正当性，也不可能阻挡新词的流行使用。
清末抗拒新名词的人群中，有的还把“新名词”与“革命党”（又称“新党”）联系起来，一并加以抨击。1904年《东方杂志》第11期发表《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一文是其代表。文曰：
自庚子以后，译事日兴，于是吾国青年各拾数种之新名词，以为营私文奸之具。虑事不周，率意轻举，逞其一时之兴会，弃信用而不顾。苟有责之，则曰冒险也。此可利用者一。学问寡陋，志趣卑污，不见齿於通人达士，不得已日与二三无赖、四五流氓相征逐。苟有责之，则曰运动下等社会也，又曰人类平等也。此可利用者二。趁一时之风潮，慷慨激烈，不转瞬间颓然若丧，自居於冷血动物。苟有责之，则曰手段平和也。此可利用者三。热心利禄，謟事朝贵，气节不讲，廉耻无有。苟有责之，则曰运动官场也。此可利用者四。伦纪下修，天性刻薄，作色於父，敢为忤逆。苟有责之，则曰家庭革命也。此可利用者五。酣歌恒舞，时谓巫风，郑乐秦声，讵称同调，而彼则废弃百事，日流连於剧场，以为看戏亦吾党之要事，颜不稍怍。苟有责之，则曰谋戏曲之改良，音乐之改良也。此利用者六。丰衣美食，大厦安居，身本贫贱乃独不行其素，偶茹小苦，弃之若浼。苟有责之，则曰不适于卫生也。此可利用者七。千年礼法，辨别男女，今也溃堤决防，各思逞其兽行，文明万事均不暇及，首议结婚。苟有责之，则曰婚姻自由也。此可利用者八。……未有新学，犹有旧之可守，既有新学，并此几微之旧而荡亡之矣。孰谓近来风气之有进步耶！……
作者对“冒险、下等社会、人类平等、冷血动物、手段平和、运动官场、家庭革命、戏曲改良、音乐改良、适于卫生、婚姻自由”等来自日本的新词、新短语极尽讽刺之能事，归之为“营私文奸”。
1906年，《东方杂志》在第12期发表题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的文章，更指责“新名词”导致国民精神的堕落：
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不和抵力压力之名词，为物理学之恒言。乃今之为学生者，习焉不察，於学校实行规则者，称为压力；於生徒破坏校规、抗辱师长者，称为抵力。而学界之风潮日以多。守旧维新之名词，为报章中之惯语。今之自命新党者，空疏不学，不欲施徵实之功，而又欲自文其陋，於是以灭古为趋时，以读书为无用。而中国之国粹日以亡。不惟此也，如合群为强国之基，而今之所谓合群，则朋比为奸，乃古人所谓阿比也。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且世有平等之说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骄之习。然於在上者，则欲其降尊；於在下者，则欲其服从。有共产之说出，而后无赖之民恃为欺诈银财之用。
……是新名词未入之前，中国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恁，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间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殆荀子所谓资名者欤？推其极弊，实为亡国之阶也。今也欲求其失，其惟定新名词之界说而别创新宗教乎！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士人拒斥外来词，多发自民族主义情结。国粹派邓实(1877-?)认为：
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1期。）
章太炎(1869-1936)则指出：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注：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203页。）
章氏称“汉种历史”可分三项，第一项便是语言文字（二为典章制度，三为人物事迹）。正是从捍卫“汉种语文”的角度，章氏力主对外来语持警惕、戒惧态度。
晚清文士樊增祥(1846-1931)忧心忡忡地说：
比来欧风醉人，中学凌替，更二十年，中文教习将借才于海外矣。吾华文字，至美而亦至难，以故新学家舍此取彼。（注：《批高邮州学正王同德世职王伟忠禀》，《樊山政书》卷20，第40页。）
其文义在于——新名词泛滥，必将导致汉文化中绝。
晚清古文家对新词汇有独特的看法。桐城派后期代表作家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时，采用新语不少（如普通、程度、个人、团体、反动之力、活泼之精神等等），他的译作《块肉余生记》（今译《大卫·科柏菲尔》）文曰：“觉脸上一丝肌肉未尝少动”，“果嫁者，良足自由”，“今日相逢，乃至幸福”，“且在此小社会中”，肌肉、自由、幸福、社会皆为时髦的新名词，林纾运用得体。但与此同时，他又在理论上极力贬低“东人新名词”，林氏1918年为《古文辞类纂选本》作序时，批评“报馆文字”“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以为“不韵”。林氏把新名词分作两类，一类在中国古典里有出处，如“进步”出自《陆象山文集》，“顽固”出自《南史》，“请愿”出自《汉书》，日本人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中国人可以接受；另一类无出处，则为“刺目之字”，应予排斥。为了避用“东人新名词”，他往往采用音译，如用威克译week，却又担心读者不解其义，于是作注：“今所言‘礼拜’”，林氏企图绕过日本意译词，而终究无法回避。
留日学生彭文祖所撰《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更直指日本名词滔滔入华为灭国灭族之事，他攻击那些套用日本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并着力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要素、法人、文凭、经济、引扬、相场、切手、让渡、差押、第三者”诸词“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当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之以古汉语禁止、管束；又主张将“场合”改为时、事、处，“第三者”改为他人，“动员令”改为动兵令，“打消”改为废止，“目的”改为主眼，“取消”改为去销，“手续”改为次序、程序，“引渡”改为交付、交出，等等。彭氏颇为欣赏日制新名词“辩护士”，他说：“余以为日本辩护士之名甚佳，非取之不可”，力主以之代替“大律师”这一中国名词。可见彭文祖也并未全然排斥日源词。彭氏还就“取缔”一词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合文理，作了一大篇文章，其中虽多偏颇之见，却也不乏有价值的语源追溯和语义诠释，故特引述如下：
留学生谁不曰取缔规则，取缔规则，报纸亦无日不大书取缔取缔，政界中与学堂中无时不曰非取缔不可、非取缔不可。寻其义与夫来历，则茫然不知，咄！是何盲从之深也。殊此二字之魔力甚大，不独弥漫全国，响映大多数人之心理。大总统之命令文中，且备其位。民国二年六月某命令中，有“自应严加取缔”之句，永为将来史书中之一革命文章，其魔力诚可惊矣。虽然褒姒之得宠，由子弧人；取缔二字之见用，由於吾国现号称为大文豪之梁启超也。梁之文章中，新名词故多不可数，以《新民丛报》为嚆矢，是其建功於国之第一阶也，国人不可不佩服而宗仰者也。今言取缔二字之来源。先说取字，取字在日文中毫无意义，所谓接头语是也。如《左传》“翳我独无”之“翳”字，祭文首句“维万国元年”之维字，同无意思者也。此非据余一面之言，乃据参考者也。日本东亚语学研究会出版之小红本《汉译日本辞典》441页上格取字注下，明言此字加於他字之上，未有意义。凡留学日本者，其初未有不购一册者也，岂视而不见乎！日文中所谓接头语接尾语者，不可胜数，大半皆无意思者也。在吾国言接尾语，亦为数甚多。如呦罗吗等音，皆书不出字，仅表其状态耳。取字已明，兹再言谛字。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殊大总统犹欢迎之，亦难言矣。
彭氏把日本名词畅行中国，归咎于梁启超一类“时髦领袖”的推动，这是夸大了文坛骄子梁氏的作用。其实，新语的涌现，究其根本，是新事物层出不穷的语文表征，决非单凭少数人的推动。当然，梁氏的生花妙笔，增添了新语的魅力，加强了新语传播的力度，也是不争的事实。彭氏“痛恨”日本名词，与其痛恨日本侵华直接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彭氏重版《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便昭示了这一意旨。然而，爱国主义激情毕竟不能代替理性的学术辨析，将对侵略国日本的愤懑转移到入华日本名词身上，既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自身语文的发展。
外来新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民族语言某种程度上的异化，而清末民初生搬硬套新名词，引起歧义、曲解的也不在少数，时人批评这种现象为“非驴非马，足以混淆国语”（注：胡以鲁：《论译名》，《庸报》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合刊。）。但日源汉字词入华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而且，与语言异化相伴生的语言归化也在潜滋暗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入华的日源汉字词愈益转化为中国汉字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当年一些人“国语沦丧”（山即汉语异化）的担心，多半是杞人忧天。
三、理性分析
清末士大夫阶层拒斥新语的论调甚多，其中《学务纲要》最具代表性——
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注：《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3期，第100页。）
《纲要》为自然科学新语留下“合法空间”，而将其他领域的新词则斥之为“抄袭”：
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注：《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3期，第100页。）
清末名士高凤谦不反对新名词，但认为应当自创，而不必援用舶来品。他说：
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注：高凤谦：《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1年7期。）
大翻译家严复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自创新语，以抗拒日本新语的一员健将。他或择古汉语以对译西洋概念，或自创渊雅古朴的新词以对译西洋概念，而决不采用较通俗明快的现成的日本新名词。虽有人批评严译曲高和寡，但严氏不以为然，他在《天演论》卷首《译例言》中称，“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与以上充满文化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观点相背反，学人中也有对日本名词入华持冷静的理性态度的，其卓异者如王国维(1877-1927)。王氏1905年4月，在罗振玉(1866-1940)创办的中国最早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第96期，刊发《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面对鄙薄、排拒外来新语（尤其是日本新语）的舆论，王氏对新语入华给予充分的肯定。他的文章开宗明义道：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
这里的“文学”，是“文章博学”的省文，指整个学术文化。王氏又对新语入华的必要性作了历史回顾：“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固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而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王氏并不固守语言的民族樊篱，而将其视作反映事物和思想的流体。反映新器物的新名词，自明末以来数不在少，人们较易接纳；但反映新思想的新语，则往往遭到非议。王氏的可贵处在于，起而肯定反映新思想的新词语。他说：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这在“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清末，是相当前卫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氏对日本新名词入华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
面对日本新语大举“侵入”，“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氏以为，“二者皆非也”。他指出：
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王氏还论及严复，称其为“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但严复“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王氏举出严译“天演”、“善相感”、“宇宙”等词，以为与西洋原词本义不完全对应。而日本译名则有其长处，王氏说：
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同时，日本译名对中国人而言还有两大便利：
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王氏指出，日本译名也有不精当者，但凡可取的，中国人应尽量取之。这是因为——
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下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总之，王国维既批评国粹派、泥古派拒斥外来新语，也劝告严复等“创造学语者”，不必排斥日人已造之汉字新学语。王氏本着实事求是态度，力主汲纳近代日本经数十年锤炼、已趋于规范化的汉字新语。
罗振玉也有类似见解。他1902年刊发于《教育世界》第22期的《译书条议》，提出译书“八端”，其第三条是“定名”，即译名规范化，而日本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应予借鉴。故罗氏认为法律译语应参考日本，“今宜取日本之《法律字典》等书翻译备用。”
胡以鲁1914年发表的万言文《论译名》，对日译名词提出分类处理意见：
……
五、吾国未尝著其名，日本人曾假汉字以为译，其义于中文可通者，从之。……
六、日人译名，虽于义未尽允洽，而改善为难者，则但求国语主义可通者因就之。名词固难求全，同一挂漏，不如仍旧也。……
七、日人译名，误用吾故有者，则名实混淆，误会必多，亟宜改作。……
……
十九、日语名词，有其国语前系，或日译而不合吾国语法者，义虽可通，不宜袭用，防淆乱也。……
文学家朱自清在《新中国》1919年1卷第7期发表《译名》一文，主张采用日本名词，但认为应与同字译名加以比较，然后择善而从。这都显示了语文上开放主义与主体意识的结合，既与盲目排外划清了界线，又对外来的“话语霸权”作出了理性回应。
王国维、胡以鲁、朱自清等人的译论，对外来词（尤其是日本新语）取迎受态度，这在泥古之风尚盛的清末堪称开明之见；清末又是一个“学问饥荒”（梁启超语）的时代，求新者往往对新知识以及反映新知识的新词汇“饥不择食”，而王、胡、朱等人力避对新知、新语陷入盲目性，而取理性分析态度，所论至今读来，仍富于启示性，这尤其难能可贵。
清末民初之际新语大举入华，抵制者有之，迎受者有之。迎受者也并非一味收纳，每每对某些入华外来词加以批评。连那位使用日本名词最力的梁启超，对日本名词也多有非议。他1899年所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对日本以“经济”作社会物质生产、理财、节俭用，表示异义，而主张代以“资生”、“计学”。他1902年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对日本名词“金融”也有疑虑。同年所撰《释革》，更详考“革命”一词的古典义，认为日本译词“革命”并不能准确对应英语Revolution，主张以“变革”代替之。可见，广纳外来新语的梁启超并没有一味取用“日本新名词”，而颇有批评精神，以至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七章所列“对日本词汇的责难（一）”中，谈到“某些为中国所习用的日本词汇，曾遭到不客气的反对”，首举之例，便是梁启超对日本名词“金融”、“经济”、“乐利主义”、“革命”的非议。
四、“涵化”的结局
面对日本新名词入华的强劲势头，中国人迎受者有之，拒斥者有之，既迎且拒者亦有之。然而，在或迎或拒的表象之下，清末民初之际语文世界的深沉巨流是，日本新名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渗入汉语词汇系统，并逐渐归化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正如高名凯、刘正埮所说：
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部是通过日语转移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注：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首先在于：借鉴日本研习西学的实绩与经验，是甲午之役以后中国的一种社会需求，而日本“新汉语”正是日本消化西学的语文产物。中国既然需要进口日本消化了的西学，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进口日本新名词，这正如当年日本要引进唐朝的典章制度、艺文哲思，就必然要输入汉字词汇一样。
其次，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语文互动多有便利。如前所述，日本名词的制作，或者借用古汉语词，注入新义；或者按照汉语构词法新创，以对译西洋概念，故日本“新汉语”的词形导源于汉字文化，从词形推衍词义的理路，也取法于汉字文化，因而易于被中国人理解与接受。
作为汉字词库新成员，日本“新汉语”入华后，虽然面对迎受与拒斥的两极反应，但在其背后，却经历着语文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即母语与外来语彼此浸润、包含，终于化为统一体的过程。这些汉字新词的形态与内涵，是中日语文间互相采错、彼此受容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过一段磨合期，中国人便对多数日本新名词不再有异己感。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将“宗教、哲学、美术、干部、民权”等“日本新名词”看作外来语了，正如日本人早已不将两千年来从中国汲纳的大量汉字词汇列入外来语一样。这都是中日之间语文涵化的生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