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7月7日，正当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的时候，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①（以下简称《北伐》）。该文认为，这次北伐仅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真正革命意义上的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反对广州国民政府此时出师北伐。此文一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对当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北伐》的历史评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受到对陈独秀本人评价的影响，史学界完全持否定态度，把它看成是陈独秀根本反对北伐的明证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陈独秀个人评价的变化，史学界对它的看法有了改变，出现了褒贬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它“对北伐战争存在严重错误观点”②；有的说它“同北京二月特别会议唱反调，错误地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③；也有人说它“对北伐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没有提出我党在北伐中应采取的方针”④。但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主旨却是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因而“以往学术界批判陈的这篇文章……是简单化地看待了这篇文章”⑤。有人认为，陈独秀在文章中劝告国民政府北伐必须兼顾民众利益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⑥。台湾学者站在另一立场上，抓住陈独秀此文中反对北伐的观点，攻击共产党根本反对北伐、破坏国民革命。这种观点无疑带有政治偏见。笔者试图谈谈自己的看法，请专家们教正。
一
《北伐》的基本观点是陈独秀一贯主张的民本革命思想在北伐问题上的反映。换而言之，它是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陈独秀必然要倾吐的政治言论。
陈独秀民本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主张革命以民众为根本，即革命的力量来源于民众，革命的目的服从于民众。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陈独秀推论出，武力必须与民众相结合，脱离民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是反革命的行动。陈独秀的民本革命思想产生于“五·四”运动后。他说自己“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⑦。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中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都使陈独秀认识到民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民众。关于“民”的内涵，陈独秀曾说过：“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⑧。因此，作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的民众就是这些下层劳动阶级，具体来说，就是“商人工人农民”（后来他把士兵也列入民众之中，但士兵也来源于工人和农民）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⑨。资产阶级虽然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⑩，因此，从整体来说，资产阶级不能算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民众。显然，陈独秀所指的民众，就是工农劳苦大众以及包括下层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
陈独秀认为革命是一种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11)”因此，在革命之先，须有由一些先锋战士组成的革命党，深入到民众中去，作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唤醒民众，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12)。到这时，民众已经感到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紧密相联，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革命党应进而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使民众的革命知识和革命经验进一步丰富，然后再“组织工人、农民、士兵的大民众”进行“联合大的大暴动”(13)，用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建立革命政府。他设想的革命发展三部曲为“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14)。因此，陈独秀认为，革命军队和军事斗争是民众革命运动高涨的自然产物，它来源于民众和革命党，也理所当然地服从于民众，接受其监督与指挥。陈独秀把武力能否同民众结合看作判别军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他说：“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15)，革命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为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16)。因此，他提醒革命阵营里面的军事首领，“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17)”告诫他们不得脱离民众。
陈独秀的民本革命思想强调武力服务于民众，武力必须与民众革命运动相结合，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显然比孙中山原来的单纯重视军事斗争、轻视民众运动的思想要进步和有意义。但他认为军事运动是民众运动高涨到相当规模时的自然产物，因而军事运动必然落后于民众运动，因此革命党只能首先集中精力搞好群众工作，不应急于搞军事斗争，这就机械地理解了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关系，走向了单纯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运动的另一极端，因而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在革命中，军事运动常常和民众运动密不可分。军事运动的产生固然要有民众的革命要求和民众运动作基础，但民众运动也要有军事运动作保护，有时军事斗争可以起到发动群众，唤醒群众的作用，本身可以造成民众运动。因此，在革命中，军事运动常常是伴随着民众运动而产生，两者并非截然分开。
陈独秀民本革命思想中这一缺陷，在《北伐》中有集中的反映。
二
陈独秀曾一度积极主张国民政府北伐。1926年3月2日，在同苏联布勃洛夫使团谈话时，陈独秀就“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18)。为什么在发表《北伐》一文的前后陈独秀却如此坚决地反对北伐呢？“三·二○”事变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变化是促成陈独秀思想改变的主要原因。
“三·二○”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场已经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19)，日益走上反动。一些反动的国民党老右派和新右派，在蒋介石的扶持下，肆无忌惮，公开与人民为敌。他们的反革命行径主要表现在：
一、压制、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三·二○”事变是蒋介石公开打击共产党的开始。他以阴谋的手段迫使共产党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后，并不就此罢休。5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抛出“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完全在压制共产党”(20)。“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不得占执行委员总数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才能下达等等。这是对共产党的严重限制和削弱。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压制共产党，而且还制造各种理论根据，排斥共产主义，妄图在精神上消灭共产党。他公开兜售“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谬论，说“实行共产革命至少是在三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后或不会成功，照这种情形看来，中国现在是需要国民革命，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21)”并要求“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唯一指挥者”。他喋喋不休：“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22)。其消灭共产党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二、专权自擅，大搞个人独裁。“国民党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已成了中派蒋介石个人专政的局面。(23)”蒋在“三·二○”事变中得手以后，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急于篡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他把领兵北伐看成是实现这一野心的绝好机会。他在主持制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时提出的要求是：“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也就是军令、政令必须由总司令来统一；“总司令部的规模要大”，也就是要大到军事独裁的规模(24)。因而，《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为其（指总司令──引者）统辖”，“从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处、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属于总司令部”，甚至“凡国民政府所属民政、财政各部机关（亦）均需受总司令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北伐军总司令完全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了。1926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又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25)”
三、限制和摧毁工农运动，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北伐开始前，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凭借手中的权力，借口北伐后方安全需要，极力压制广东的工农运动。北伐初期，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布告北伐期间禁止罢工”(26)。陈公博与孙科联名提议解散工人代表会及广东总工会，由政府办一个什么总工会来统一职工运动。甚至通过决议：“在工农运动中打倒左倾的流氓派及右倾的反动派”(27)。蒋介石公然包庇工贼陈森残杀工人。这些都大大助长了资本家和工贼的反动气焰，于是压迫工人破坏工人运动的事件不断发生。在农村，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勾结土豪劣绅和当地驻军镇压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则经常攻击农民是“土匪”。几乎所有各县的县长都被地主和贪官污吏所把持。省县反动势力上下勾结、狼狈为奸，他们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特别是第五军李福林部对农民运动仇恨尤甚，常以剿匪为名，摧残农会。
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不仅在政治上迫害工农，还在经济上掠夺人民。他们借口北伐战争需要，向人民横征暴敛。北伐筹款“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是面向“小商贫农”(28)，“强派公债，预征钱粮”。这种“搜刮及于平民”的政策，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困难。
可见，北伐前夕，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已公然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
三
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陈独秀的民本革命思想的要求。他敏感地觉察到，由这些人来领导北伐，很可能牺牲人民利益，将北伐引入歧途，因此，他断言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应该推迟北伐。后来，北伐的发展证明了陈独秀的判断。在北伐中，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利用掌握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阀抢夺地盘，争夺统治权。从北伐的最终后果来看，北洋军阀虽被打倒，但又被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取而代之。帝国主义不仅丝毫未受损害，反而在新军阀中找到新的代理人后更加肆无忌惮。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均未完成。民众运动遭到摧残，共产党被取缔。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依然一片黑暗。显然，这是北伐时机不成熟而早产的一个怪胎。因此，陈独秀在北伐前提出时机尚未成熟，无疑具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但这一观点又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北伐时机是否成熟，取决于革命势力还是反革命势力掌握北伐军的领导权。共产党和革命力量掌握了北伐军的领导权，就可能把北伐引向正确的道路，成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要求。反之，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掌握，就可能把北伐引向歧途，成为他们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手段。北伐前，北伐军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手中，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北伐军微乎其微，因此北伐时机确如陈独秀所言还不成熟。但是，陈独秀判断北伐时机成熟的标准却是民众运动的充分发展，即“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29)”。而不是北伐军掌握在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手中，因此，《北伐》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的观点虽有一定的正确性，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北伐》的这种局限性，主观上无疑是陈独秀民本革命思想片面重视民众运动、忽视军事斗争的表现。而客观上它却是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当时的条件不允许陈独秀发表无产阶级应大力发展武装、搞军事斗争一类的言论，因为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右派分子，都具有军阀本性，懂得有了军队就有一切的道理。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掌握武装的问题十分敏感和警觉。陈独秀如果发表此类言论，必然要遭到他们更大的围攻。此外，共产国际也不赞成共产党掌握独立的武装力量来做军事运动。“三·二○”事变发生后苏联勃洛夫使团就指责共产党“过分注意军事工作”(30)，应对事变负有责任。事变后，陈独秀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但是，“国际代表不赞成”。陈独秀也曾“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习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也不同意，其理由是“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参加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甚至公然宣称：“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31)。共产国际的这些做法无疑给本来就有偏重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斗争的陈独秀一种支持，促成他犯错误。
陈独秀反对此时出师北伐，但并不根本反对北伐这一战略。他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即当两广根据地内有了深厚的民众基础，也就是“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对北伐战略的支持态度，陈独秀曾多次声明过。1926年6月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双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33)。1927年3月，他在《答符琇》中也说：“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34)”北伐以民众为根本，是陈独秀北伐观的核心，也是《北伐》一文的中心思想。显然，那种“陈独秀根本反对北伐”的观点，并进而持此攻击共产党根本反对北伐、破坏国民革命的言论，纯属无中生有。
四
《北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露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参加北伐的真正目的，严正警告他们对自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要有所收敛和顾忌，因而，它打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的反革命气焰，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北伐》的这种政治作用我们是不能低估的。在《北伐》中，陈独秀从民本革命思想出发，强调北代时机成熟的民众基础，主张北伐服务于民众的利益，无疑是正确的；但从反对蒋介石军事投机出发，片面强调民众运动，完全忽视甚至有意识地反对北伐的军事斗争，这就走上了另一极端。战争是一种暴力对暴力的军事较量，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自然也离不开军事斗争。共产党要把北伐引向正确的途径，除了发动民众运动外，还要发展自己领导的军队，才能有力量跟北洋军阀和隐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较量。实际上，当时挽救北伐的关键正是在于共产党争夺和掌握北伐军的领导权，发展革命军队。而《北伐》却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严重缺陷。但这个缺陷，不是陈独秀个人偶然的疏忽，而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和共产党在理论上尚未成熟的表现。
注释：
①《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版。
②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8页。
③王学启：《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述评》，《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④汤应武：《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⑤郭绪印：《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
⑥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7页。
⑦(12)(15)(16)(28)(30)(33)(34)《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10、345、307、347、259、260、229、377页。
⑧⑨⑩(11)(13)(14)(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18-519、366、518、236、590-591、589、207-208页。
(18)(31)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376页。
(19)(2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65-166、122页。
(21)(22)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5册，第671、672页。
(23)(25)(26)(27)(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242、242、249、243、249页。
(32)《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4)马文车：《北伐前后追随蒋介石的片断回忆》，见《浙江文史资料》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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