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传教士论文,时期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世凯为何能够篡夺革命政权，荣登总统宝座，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是，西方传教士何以最终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而选择了袁世凯，史家却鲜有论及。有感于此，本文拟透过传教士赴华的动机及其复杂的中国社会背景，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叶的宗教，在社会和政治所起的作用乃比今天要大得多，基督教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精神信仰，还包括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价值体系。这样，西方赴华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其实质是“在中国传播全新的生活方式”，（注：M.沙勒尔：《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M.Schaller,TheUnited States andChin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79年版，第14页。）他们不仅要使“异教徒”皈依上帝，而且企图将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全面移植于中国。因此，对于封建专制、腐朽愚昧的清政府，传教士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西方外交官们还在因中国政局的扑朔迷离而游移观望，商人们还在为社会的动荡而惴惴不安时，传教士们却在充满激情地欢呼：“新时代的日出似乎已经带来了黎明，……新生活的萌芽终于同时绽开。”（注：J.瑞德：《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JamesReed.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哈佛大学1983年版，第125-126页。）他们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都是在向好的转化……传教工作和基督教思想，将再不会受到歧视”。（注：《外国传教期刊》(The Foreign Mission Journal)1912年1月，204页。）为了影响西方社会舆论和政府对华决策，他们不断通过书信和文章介绍辛亥革命的真相和自己的观点，并在公众场所、大学校园和教堂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传教士却逐渐放弃了对孙中山的支持，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是中国最强有力的、最能干的政治领袖，他的领导将提供扩展传教活动所需要的那种稳定体制。（注：V.米塔洛：《美国传教士、孙逸仙和中国革命》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7辑，1978年5月，第261-282页。）
那么，为什么传教士会选择袁世凯并最终舍弃孙中山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在些学者往往只是强调袁世凯的经历、军事实力及其耍弄阴谋的才能。当然，此类诠释确属袁世凯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但却不能完全解释传教士的选择。
就个人经历而言，袁世凯虽因镇压义和团的经历及其“开明”的声誉而倍受传教士的赞赏，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本身便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接受过西文明的熏陶，而且他们还尽量与外国教会维持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从军事实力来看，尽管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六镇是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队，但他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凭籍武力强行平定南方各省的程度。而且，从军队的数量、士气和人心向背等各的因素综合看，袁世凯未必占有优势。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评论说：“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注：朱尔典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收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至于说袁耍弄政治手腕，确属事实。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西方列强和传教士的支持，之所以能够“荣登”总统宝座，决不是简单地耍弄政治手腕的结果。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曾于1909年对塔夫脱(WilliamH.Taft)总统说：“我们不会只干对中国有利的事”。英外相格雷(Edward Grey)在致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函件中也表达了类似意思。他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来保持贸易上的门户开放，至于什么人来组织政府，对我们并无关重要。”（注：[美]薛君度：《人物、政治与外交——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三联书店局1984年版，第60页。）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在对华政策方面，也许会比英美两国政府更少一些实用主义或更多一点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传教士的取舍主要在于他们谁能有效地稳定中国政局，并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以满足传教利益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就下面两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考察。
二、革命的“反满”色彩使袁世凯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
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根植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身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早年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同盟会成立后，其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并逐渐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寓联满于排满之中。但是，大部分革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未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的民族意识中，仍然掺杂有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利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材料来鼓动反清情绪，这对于发动群众，反对封建专制和救亡图存，确有必要。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月之内，响应者十余省，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反满复汉心理，显然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过分宣传满汉矛盾，煽动仇满心理，又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世凯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使袁世凯很快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并使之成为稳定中国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
敦促袁世凯复出的请求首先来自于清廷。就清政府而言，当时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内部一片混乱，这时，如能得到袁世凯的帮助，当可以收到“以汉制汉”，事半攻倍之效。当然，重新起用袁世凯，对清政府来说，未免有饮鸩止渴，养虎遗患之虑，但当时它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早在四川保路风潮方兴未艾之际，西方舆论便频频敦请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以稳定中国政局。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Wilard Strajght)便扬言：“如果清朝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注：H.克罗莱：《司戴德传》(HerbertCroly,Willard Straight)，纽约1925年版，第418页。）在清廷内部，与袁世凯私交甚笃的满族权贵也力主起用袁世凯。于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不得不孤注一掷，将宝押在袁世凯身上，希望他能扮演匡扶清室的“中兴名臣”。
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以及他同满人某些权贵的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并且天真地认为：“袁此次出山无甚关系，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1911年11月8日，黎元洪以湖北全省士民的名义致书袁世凯，劝他赞助民军，并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注：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期，第125页。）次日，黄兴亦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1页。）11月16日，南北议和酝酿期间，孙中山也从巴黎致电军政府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版，第928页。）对于“推袁”的动机，孙中山后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当时最大的隐忧就是清政府一旦获得外国的援助，便有可能出现“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的局面，革命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即使“袁不可信”，也应“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注：《胡汉民自传》，台北1953年版，第54页。）并说：“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注：《孙中山全集》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孙中山的上述解释，显然是源于对时局的基本估计：(1)革命派当时难以在军事上迅速取胜；(2)旷日持久的对峙状态，有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并导致革命的失败。因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思想的主导下，孙中山同意了“推袁”之举。
至于袁世凯，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他说：“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他还以超然民清两方的口吻说：“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注：《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8页。）
于是，在中外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中，会集于汉口的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注：《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辑，第71、73页。）可见，“推袁”局面的出现，是形势使然，是“革命排满”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传教士对袁的选择，其原因也在于此。
三、袁世凯对革命形势作出的实用主义反应
从武昌起义的爆发到南北和谈，西方传教士的同情心一直是在南方。尽管后来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和孙袁矛盾的加深，传教士逐渐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但直至1912年初，传教士仍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了幻想。如果袁世凯坚持将自己的命运和清廷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政治生命也许将随着清王朝的倾覆而终结，他也不可能得到传教士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使自己成为清政府的殉葬品，而是利用了革命形势，并对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作出了实用主义的反应。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立即清醒地认识到：“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69,289页。）因此，他在复出前，便向清政府提出了包括“宽容事变参与者”的6项条件，企图通过和谈，达到“不战而屈大敌”的目的。而革命方面也希望“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因而双方都有和谈的意愿。问题在于，到底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如何确定国家的政体？这是和谈的症结所在。
毫无疑问，袁世凯复出后，充分施展了其纵横捭阖，玩弄政治权术的才能。他一方面倡言君主立宪，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党人的要求，勒逼清帝退位。但不能据此认为，袁世凯没有作出过保存君主制的努力和某些必要的让步。
12月8日，袁世凯在接见南下和谈代表时曾表示：“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379页。）当然，仅仅根据袁世凯的自我表白，或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主要关心的，自然不是政权的形式，而是政权的内容，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只要“权操自我”，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何“权操自我”，袁世凯是有所考虑的。最理想的，当然是“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注：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79页。）这样，既履行了自己效忠清廷的诺言，以免留下“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的诟名，又不影响自己的实际利益。
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态度。袁世凯复出后，曾就未来中国的政体问题征询了各国公使的意见。俄、日、英等君主国代表都强硬地主张保存君主制度，美、法国等共和国代表也认为中国暂时还不适宜实行共和政体。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甚至向袁世凯表示，清朝政府一旦被推翻，日本将实行干涉。
然而，由于南方的强烈反对，以君主立宪制作为谈判的基础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北方和谈代表便提出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政体的方案，企图借助“民意”转圜，为袁世凯“分谤”。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对此解释说：“自武昌起义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注：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在实现共和的政治基础上同袁交涉，否则将挥师北伐，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党人也转变态度，促请袁世凯尽快赞成共和制。1912年1月上旬，张謇密电袁世凯说：“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
至此，南北和谈已临近摊牌，袁世凯面临着“战”与“和”的选择。是继续坚持过去的立场，拒不接受南方的和谈条件；还是以形式上的让步，换取实际权力？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保证后，袁世凯终于摈弃了清政府，接受了共和制，从而窃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并赢得了西方传教士的喝采。
除上述因素外，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这也是传教士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袁世凯的重要原因。对此，史家过去多有议及，且意见较为一致，故本文在此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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