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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2-0004-10
今天，我想就十六大关于对台工作这部分精神的理解，谈一些自己的体会。同时，我想借这次机会和大家讲讲我平时一直在思考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台湾近现代史对台湾民众心态的影响，这与我们目前的对台工作和祖国的和平统一有密切的联系。我还想借这次机会谈一下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
一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深入地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十六大对今后一个时期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了部署，回顾总结了13年来尤其是近五年的党的工作。其中“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作为报告的第八部分，从篇幅上讲，比十四大和十五大中的相关部分都要长，有将近1300字，也超过了报告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部分，这说明中共中央对台湾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台湾问题在我们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大家还记得江泽民总书记作十六大报告时的情形，在整个报告过程中，鼓掌最热烈、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在讲到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时候，特别是当讲到“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反映了我们的党员和全国人民对台湾问题高度的关注和对和平统一的期待。
关于十六大报告这一部分的学习，我的体会是它对形势的分析很精辟，反映了我们党对台的方针和政策，包含了我们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并根据目前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概括起来是五个坚持、三个新意。
五个坚持即：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是战略方针，是基本方针，不会因为海峡两岸形势的一时变化而改变；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这个立场我们是坚定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我们是决不动摇的，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谋求台湾独立或“一边一国”的言行；继续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开展两岸对话和谈判，尽管台湾当局到目前为止还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两岸能够重开对话和谈判，前提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坚持不以政治的分歧去影响两岸正常的民间往来，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扩大两岸的民间交往，官民分开；继续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五个坚持主要体现了我们党对台政策的连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尽管十六大中党的领导新老交替，人事上有了重大调整，但是我们对台的基本方针政策并没有改变。由于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六大在有些对台政策上也相应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提出了新的主张，主要反映在三个新意上。
1.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统一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在新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而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对未来的一二十年，我们的一个总的分析和基本的判断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保持一段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稳定是可能的。同时，这一二十年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整个世界产业结构在调整，高科技在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也都在发展，而且中国通过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机遇，可想而知中国的经济将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2001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2年预计GDP将超过10万亿人民币，达到1.2万亿美元，年增长幅度为7%～8%，到2010年我国GDP翻一番不会有什么问题，到2020年再翻一番，就可以达到GDP4万亿美元。目前，美国的GDP为1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33%，中国占3.5%。如果我们能够平稳地发展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赶上今天日本的水平，日本现在的GDP为4万亿美元，而且日本经济已经有十年徘徊，基本上不增长。我曾经听一位经济学家谈到这样一种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周期性，从发展到鼎盛一般需要40年的时间，而中国经济真正大的发展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的，所以比较理想的情形是，在2030年前我国能够一直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就很有希望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中国目前排在第七位，除了美国、日本外，前三到六位的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年GDP均不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到2010年我国能实现GDP2万亿美元，就可能跃居世界第三位。所以江泽民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作为我们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一定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一个前景。经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利益，但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关系到我们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所以十六大报告同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经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们在新时期的三大重要任务，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理解有偏差，认为今后10～20年里我们主要是发展经济，台湾问题就可以暂时搁置，这样理解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要将国家的发展这一首要利益与国家的统一这一根本利益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及早地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发展的同时，必须加紧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各项工作，要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要稳定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为我们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所以我们第一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第二要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坚决地遏制住“台独”分裂的势头，使海峡两岸的局势尽可能地保持稳定，这样才能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这是我想讲的十六大精神里很重要的一点。
2.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即新三句，在十六大报告中被固定下来。
过去我们关于台湾问题，在国际上和外交上有三句话，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近年来，我们在不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做出了新的表述，将第三句改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而钱其琛副总理在接见台湾同胞时，将第二句表述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样的表述更为务实，更加有包容性，也更能为广大台湾同胞接受。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把新三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现在，又正式以十六大报告的形式由江泽民总书记来讲，更加体现了它的权威性。
3.关于两岸谈判的主张。
陈水扁上台之后，江泽民主席曾多次讲过，不管台湾由何人当政，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但谈判要有一个前提，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究竟什么问题可以谈呢?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可以谈：
第一，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
第二，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活动空间问题。近些年来，台湾当局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想走出去，妄图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台湾当局还蛊惑台湾民众，称大陆很霸道，不准台湾走出去，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实际上，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很明确的，对台湾和任何外国开展民间的往来，如经贸、文化、体育交流等等，我们不持异议，我们反对的是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官方性质的往来，反对它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针对台湾当局的误导，我们提出关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这句话的表述十分严谨，也反映了我们是理性的，是讲道理的。
第三，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很重要。从194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到2000年“大选”产生台湾地方当局——本省人执政，我们叫台湾当局，即台湾地区的当政者，它在谈判当中需要一个身份，它想以“中华民国”的身份来与我们谈，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允许这一点，就等于我们自己承认了两个中国。香港、澳门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的地位是明确的，是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台湾当局的地位如何呢?我们现在提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我们可以谈。
总之，十六大报告关于台湾问题阐述得很好，特别强调了我们对“台独”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强调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表明了我们坚定的决心，也表达了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统一，但是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十六大不仅反映了我们党13年来行之有效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战略、方针、政策，同时又根据台湾形势的变化，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做出了一些新的调整，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明确了今后我们对台工作的思路和重点。
二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台湾近500年历史对台湾民众心态的影响。
台湾民进党是一个公开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它的党纲中明确地写着要“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政党，居然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获胜，而且经过两年半的风风雨雨，基本上在台湾站住了脚跟，并继续推动“台湾独立”的活动。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公开鼓吹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他在对“台独”组织“世台会”年会发表讲话时，表达了三点意思：(1)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2)台湾与对岸的中国是“一边一国”，要分清楚；(3)要认真地思考在台湾进行公民投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三句话完整地体现了陈水扁的“台独”思路。
陈水扁提出大陆和台湾是“一边一国”后，台湾岛内有相当部分的民众，尤其是台湾本省籍的民众，认同这种歪理。最近一个时期，李登辉又大放厥词，讲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文化也不属于中华文化，而且讲台湾有自己500年的历史。在台湾当局的误导下，台湾现在出现一种“文化台独”。在台湾教育领域中，从小学开始，历史课不讲中国历史，只讲台湾500年历史，以此来宣扬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在大学里，中国文学也被归入外国文学。“文化台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青少年，逐渐使台湾同胞在这方面的认识模糊了。而青少年代表着台湾的未来，一旦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情感消失了，祖国的统一怎么办?
目前台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在台湾中南部地区的本省同胞，对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一直表示同情与支持，对“台独”分裂言论反而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与近500年来台湾历史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要搞清台湾本省民众这种复杂的心态，首先要了解台湾近代史的发展。
史书记载，大陆向台湾移民最早是在1700年前，三国吴王孙权派大将卫温率领万余人东渡台湾。这段历史不仅正史有记载，而且还有旁证，吴丹阳太守沈瑩通过到过台湾的官兵和由官兵带回的台湾人的述说，编写了《临海水土志》。据记载，当时有一万多人入台，但由于瘟疫死了很多人，最后剩下数千人返回大陆。汉人大规模向台湾移民应是在宋朝以后，先是进入澎湖地区，在澎湖地区开发后，又向本岛进发。比较清楚有文字记载的祖国大陆向台湾大规模的移民是500年前明朝的中后期，这就是台湾教科书中所谓500年历史的开始。当时，福建的闽南人迫于生计，到台湾去开发，开荒种地。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过福建巡抚的批准，招募大批的饥民到台湾去垦荒，这奠定了后来郑成功退守台湾、反清复明的基础。后来，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向台湾移民曾经形成一个高潮。17世纪后，汉人在台湾的规模越来越大。到17世纪末，台湾汉族人口已超过10万人，到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台湾人口已达到254万人。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时，人口超过600万。
目前在台湾的2230万人口当中，闽南人占74%，从广东梅县、潮汕地区和闽西过去的客 家人占12%。1949年后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平民200余万人(其中军队66万人，政府官员和平民140余万人)，发展到现在有300多万人，即所谓的外省人，他们占台湾人口的12%。在台湾还有2%是少数民族，被称为原住民。关于原住民的来源，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台独”分裂分子称原住民是从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琉球来的，就是不承认是从祖国大陆来的。最近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台湾至少有四个少数民族与我们海南岛的黎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完全一致，而黎族最早是从闽南迁移到海南的。也就是说，很早以前，闽南人有一支进入了台湾，还有一支进入了海南。为了证实这一点，不久前通过对两地人种基因进行测验，得出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台湾同胞中74%的闽南人和12%的客家人构成了台湾本省籍同胞，近500年来，他们的遭遇确实很坎坷，所以钱其琛副总理2001年1月24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八项主张时，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们要充分理解台湾同胞在长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复杂心态。
台湾同胞当初到台湾移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生。他们很多都是福建等地的无耕地农民，迫于生计，到台湾开荒种地，却没有想到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他们遭到了坎坷命运。这些农民一家一户，没有武装，很容易遭到外敌入侵。先是明朝中后期的倭寇之祸。继而160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入澎湖，10月，明朝派福建都司沈有容率兵前往，要求其撤走。受殖民利益驱使的荷兰人并不甘心就此退出，1622年复又卷土重来，虽然1623年、1624年明朝派出军队驱逐荷兰人出澎湖，但此时明朝已无力顾及台湾本岛防务，1624年，荷兰人进占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也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但于1642年被荷兰人打败。直至1661年，郑成功率领25000名水师、乘坐400余艘舰船从金门出发，经澎湖，攻下了台湾。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功不可没，但是他也开了与中央政权割据的先例，在一个时期内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封建地方割据政权。
至清朝康熙年间，随着清朝国力的兴盛，清政府决定要收复台湾，1683年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2万余官兵，从东山出发，进攻澎湖、台湾，郑氏政权兵败，归顺了清政府。清朝收复台湾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清朝收复台湾后，也将清王朝专制统治带入了台湾。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时，台湾同胞情绪激昂，义愤填膺，自发地集会、游行，上书请愿，反对割让。在日本侵占台湾的过程中，遭到了台湾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日军历时5个多月，才最终占领台湾，付出了死亡4800余人、伤12000余人的代价，台湾同胞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的历史篇章。日本占据台湾后，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讲日语，不准说汉语，过日本人的生活。被日本占据的50年(1895～1945年)中，台湾同胞仍然不断地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皇民化运动”也的确在台湾培养了一批亲日势力，李登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有的还为日本殖民侵略辩护，称如果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经济就不会有现在的发展，是日本给台湾带来了工业文明、修建了铁路，等等，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1945年日本战败，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兴高采烈，杀猪宰羊迎“王师”。但是令台湾同胞失望的是，国民党进入台湾后，并没有为台湾同胞做多少好事，而是干了许多坏事。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日军投降后，认为在台湾坚持抗日的精英有共产党的嫌疑，不能被任用。国民党也由于在大陆的军事节节失利，在台湾“恐共”情绪日盛，坚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制造了许多血腥事件。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查缉私烟时，打伤一名女烟贩，打死一名围观群众。2月28日，许多群众到长官公署请愿，卫兵公然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多名民众。随后，陈仪下令实行戒严，军警上街巡逻，又打死了不少群众，使得整个台湾的局势失控，导致台湾全岛罢课、罢市、罢工。国民党台湾地方政府十分恐慌，一不做，二不休，实施血腥镇压。全岛各地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抗官和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力排外事件。台湾民众开始提出要铲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要求实行台湾地方民主自治。国民党政府将台湾民众的反对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要求地方自治的主张，统统污蔑为“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冠以“颠覆罪”、“通匪罪”，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把许多台湾的知名人士和大批的民众杀害。“二·二八”事件中死亡人数至少有几千人，还有不少人失踪，许多老一辈的台籍精英、抗日志士都被镇压了。从此，在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产生了严重的省籍隔阂，给当代的台湾政治留下了深重的阴影。
自1949年5月20日始，台湾宣布全省戒严，并持续了长达38年，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国民党政府封闭了台湾全省，限制人员出境，实行军事管制，尤其是封锁大陆的消息，并严禁新闻、言论、出版、罢工和游行自由，剥夺了所有的民主权利。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台湾发起了“防谍肃奸”的活动，制造了许多的“匪谍案”、“叛乱案”。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9～1952年，因“共匪”之名被枪毙的就有4000多人，被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的达8000人～10000人，而被秘密处决的更是无法统计，这使台湾不少爱国、进步人士被杀害殆尽。
“自由中国”事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自由中国》原是胡适和雷震办的一个杂志，以“自由、民主、反共”为纲领，发表了许多关于反对党问题的文章。1960年雷震召集了一些本省政治人物，筹组了一个“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准备成立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尚未成立，国民党当局就以“配合中共统战阴谋”、“涉嫌叛乱”的罪名将其人员逮捕。但这个事件对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台湾出现了一种“党外势力”、“党外运动”。因为国民党不允许在台湾存在别的党派，就将国民党以外同国民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统称为“党外人士”。“党外运动”包括分离运动、自治运动、反对运动、社会运动、本土运动和民主运动，是不同政治力量组合成的反国民党联合阵线。其成分非常复杂，有主张统一的，也有主张独立的。
1977年11月，台湾首次出现地方公职人员选举。1978年底，我们正式提出和平统一口号。蒋介石曾交代蒋经国不能与大陆谈判，所以蒋经国实行“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其根本思想就是与共产党不能打交道。但蒋经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与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反攻大陆又行不通，于是他提出实行“本土化运动”。
1947年，国民党在南京曾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选出了3000多名“国大代表”。1949年蒋介石退往台湾时，将其中2000多名“国大代表”也带到了台湾，这是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所谓政治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大代表”开始自然淘汰，国民党不得不进行“国会”改造，将尚存的原“国大代表” 定为终身代表，再由新选的代表来补已故的空缺，这就开了台湾选举的先例。台湾党外人士紧紧抓住这个机会，通过选举活动既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提出自己的民主主张，并乘机发展势力。在1977年第一次选举中，党外人士就获得了30%多的选票。不过，直到民进党主席陈水扁2000年“大选”时取得的选票还是30%多，民进党执政后，“立委”选举也只获得41%的选票。“台独”主张限制了民进党取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因而陈水扁一直设法争取中间选票。蒋经国推行本土化政策，原本是想在台湾本土找一些亲国民党的人士来点缀国民党政府，想仍然由国民党掌握核心权力，台湾本省人负责一些不太重要的职位，但这一走钢丝举措的最大弱点在于人是难以预测的，是难以控制的。李登辉就是一个典型，他49岁加入国民党，从不发表自己的政见，与蒋经国绝对保持一致，表现得老实、可靠、稳重，在政治上十分忠贞，所以能够博得蒋经国的信任，当选“副总统”。然而就是这个人早已有着十分坚定的“台独”理念，不达“台独”目的誓不罢休，他当选“总统”后就开始不顾一切地搞“台独”。
国民党的本土化政策和地方选举为党外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党外人士开始通过办自己的杂志，来制造舆论，来作为自己的阵地，大力发展自身势力。当时，在中美建交前，党外人士在高雄办了一个重要杂志即《美丽岛》，专门揭露国民党政治的黑暗，而且在台湾全岛的各个县市设立服务处，也就是党外人士的联络处，成为他们组织群众的网络。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纪念世界人权日庆祝大会，并在当天晚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喊出了“解除戒严，开放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口号，参加和围观的群众达到2万多人，这一举动震惊了国民党，国民党于是派出大批的镇暴部队进行镇压，与游行的群众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这就是台湾当代史上著名的“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后来，国民党以“具有叛国意念，共谋颠覆政府，与海外叛国分子勾连，策划暴力夺权”的罪名查封了《美丽岛》杂志，逮捕了党外人士150多人，其中有40多人被判重刑。经过此事件，尽管又新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组织，但党外势力基本上被一网打尽，遭到重创。由于美国出面干预、力保那些搞“台独”的本省籍人士，使之得以从宽发落，而那些支持大陆的、亲共的、拥护统一的人士多被杀害。结果，“台独”势力被保留下来，“戒严令”取消后被释放出狱，成为台湾“台独”活动的骨干，还有少数逃到美国的“台独”分子也被请回台湾。此外，在高雄事件中，有一批年轻的律师如陈水扁等出面帮助辩护，这些人了解政策，也善于保护自己，后来就取代了被捕的党外人士，在党外运动中获得领导权，策略地组织台湾的反蒋人士继续搞运动，所以党外运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胜利果实最后落到了一批为“美丽岛事件”辩护的律师手里，他们也成为后来民进党的当权派和实力派。
今天在这里回顾台湾近500年的历史，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台湾同胞在经历了这些坎坷之后，将清朝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与大陆划了等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台湾同胞不能自己当家作主?为什么总是由“外来”的政权来统治我们?李登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提出台湾应摆脱“外来”的统治，争取自己来当家作主，自己领导管理自己。这种思想，这种情绪，是和台湾近500年的历史分不开的，学术界称之为“出头天”思想或“台湾意识”，我们把它称为“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的愿望”。要求民主、要求自治是台湾同胞的普遍共识。而这种民众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也与20世纪后期台湾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又与台湾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但可悲的是，台湾民众这种特殊的、要求自己当家作主的“出头天”思想，后来被“台独”分裂势力所利用，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受美国、日本等国际反华势力豢养的“台独”分子利用了台湾岛内民众的这种心态，放手搞“台独”。李登辉大肆宣传其主张，与陈水扁互相配合，互相呼应，称台湾如果有“外来”政权，就没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如果台湾同胞要自由、要民主，就一定要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民主、自由；如果与大陆统一了，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就绝对没有了民主和自由，因为“共产党政权是没有民主和自由的”。陈水扁则称“一国两制”就是把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就是由中共来统治台湾，就是吞并台湾。国民党的长期反共宣传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使台湾同胞以为共产党是没有民主、自由的，对共产党有很大的偏见，对大陆抱有戒心、疑虑。
台湾不少同胞500年来长期遭受外国殖民统治和来自大陆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对大陆同胞的盲目厌恶和憎恨，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大陆同胞混为一谈。也许有人不赞成我的这种观点，因为目前每年台胞有300万人次到大陆来观光旅游、经商从业，已经亲眼目睹了大陆的现状，怎么会不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呢?这其中存在复杂的原因。首先，台湾2200多万同胞，真正到过大陆的不到500万人，不到台湾总人口的1/4，而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广大的农民、普通的市民大多没有来过大陆。其次，到大陆来的许多台胞是来经商的，他们在大陆经商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陆各级基层政府，我们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官僚作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第三，台湾当局长期误导台湾民众，宣传中共的政策多变，使台湾民众不敢相信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真会保持不变。最主要的是台湾当局民进党陈水扁等“台独”势力一直挑拨省籍隔阂。李登辉声称长期以来都是外来政权统治台湾，自己是500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台湾本省的领袖。陈水扁则宣称李登辉是继承国民党的衣钵，他才是由台湾民众选举产生的第一个真正的台湾领袖。李登辉到处宣传台湾本省人好不容易争得了台湾的最高权力，不能让外省人卷土重来，所以他作为国民党主席居然不支持本党的候选人，反而去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因为他们在“台独”立场上是一致的。总之，每逢选举，“台独”分子就设法制造省籍情绪。2001年台湾“立委”选举，民进党在发展经济方面毫无政绩，股市指数从9000多点跌到3000多点，2001年台湾GDP增长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负增长2%，这是台湾经济50多年来没有过的记录。就是以这样的政绩，民进党仍然在选举中大获全胜。陈水扁诡称其上台后经济搞不好的原因，是国民党在捣乱；失业率升高，不是因为他没把经济搞好，而是因为外省人不可靠，国民党都到大陆去投资了。本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占到86%，其中不少人误以为陈水扁是代表本省人利益的，而国民党是代表外省人利益的。所以，我们怎样去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如何去争取台湾民心，怎样才能把台湾80%以上的本省同胞争取过来，成为当前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一个难点。
如上所述，“台独”势力正是利用了台湾岛内的省籍情结、利用了台湾同胞“出头天”的思想，将朴素自发的台湾意识向“台独”方向引导，造成了我们统一前景的严峻形势。
三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新时期的对台工作。十六大对今后一段时期对台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我们要全面地贯彻十六大的重要精神，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台工作，我觉得主要应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地反对“台独”势力的一切分裂活动，要把遏制“台独”放在我们对台工作的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就会影响我们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就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一个中国是根本原则，对原则问题决不能有任何松动和退让。对于反“台独”问题，我们要从战略全局上给以充分的认识；对于“台独”分子“一边一国”的言论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批驳，我们要从史学的观点提出我们的论据来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二，继续扩大两岸各项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积极推进两岸的直接“三通”。在当前两岸政治处于僵局的情况下，我们对台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扩大两岸的民间交流。扩大交流也为我们做台湾同胞的工作创造了条件。现在，台湾同胞每年到大陆有30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有近万名台胞进出大陆。两岸间的贸易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2001年海峡两岸的贸易达到323亿美元，其中我们向台湾出口50亿美元，台湾向大陆出口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台湾通过海峡两岸间接贸易，全年从大陆获取22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002年上半年，两岸贸易仍然在继续高速增长，达到180亿美元，全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2002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祖国大陆已经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向大陆出口的贸易额已经占其出口总额的25%。50多年来，台湾对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第一位，2002年上半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下降至21%，对大陆的出口上升至25%，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两岸间经贸联系的发展对密切两岸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台商到大陆的投资势不可挡，李登辉当权时有一个政策，规定台商到大陆5000万美元以上的不准投资，高科技产业不准投资，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等夕阳工业。民进党上台后，对台商到大陆的投资不得不放宽限制。截止到2001年底台商投资大陆总额据统计达600多亿美元，实际到位的资金为300多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在大陆接受境外资金中已列第四位。台湾目前在大陆有54000多家企业，在大陆从事工商管理的人员及其家属号称“百万大军”，仅在上海和苏州一带，台商就有30多万人。随着两岸经贸联系的日益扩大，要求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也不断高涨。从1981年叶剑英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倡议实现两岸“三通”，20多年来台湾当局不予理睬，现在实现两岸“三通”已不仅仅是我们的倡议，更是台湾岛内同胞的迫切要求。因为不能直接通航，台湾每年损失的运费就达1000亿台币(约30亿美元)。2002年，台湾当局面对岛内压力，不得不同意台商包机回台过春节，但仍有所限制：(1)台湾的民航飞机可以飞往大陆，但大陆的民航飞机不能飞台湾；(2)可以一机到达目的地，但中途必须在香港或澳门落一下地；(3)包机只在春节前后的两周开放，包机须提前十天申请。目前台湾岛内民众明确赞成两岸“三通”的占70%，我想何时台湾岛内主张统一的呼声也像现在主张两岸“三通”的呼声一样高涨，那么两岸统一也就容易实现了。
第三，我们要继续加强与台湾所有反独的、赞成一个中国的政党和团体的交流，打击顽固的“台独”分裂势力，同时欢迎民进党广大成员以适当的身份来访问大陆。对台湾的任何政党，只要是反独的，认为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只要是赞成发展两岸关系的，我们既往不咎，在国家统一大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共同携手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把民进党广大一般成员与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区别开来。民进党已从1999年的20万党员发展到2002年的50万党员，我们不能将这50万党员一概视之为“台独”分子，所以一定要区别对待。对于广大的民进党党员，我们欢迎他们到大陆来走走看看，慢慢地消除他们过去对大陆的误解。
第四，我们必须要切实地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不争取台湾人民，统一大业无从谈起，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如此。所以，我认为：(1)要将做台湾人民的工作上升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应代表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要体现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温暖和关心。中国共产党过去推翻三座大山，推翻国民党政权，靠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权，解决台湾问题也是同样。(2)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必须要理解台湾民众的特殊心态。台湾人民在历史上遭受了非常坎坷的、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对大陆同胞有一些误解，有一些怨恨，有一些疑虑，我们不能去苛求他们，应该理解他们。在这方面，研究历史是十分重要的。(3)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动员各行业，各地区，各部门，各个学者、专家、行政官员，等等。做台湾人民的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大家要维护祖国大陆的崇高形象，维护大局。(4)做台湾人民的工作要讲究方法，我们要以尊重台湾同胞的态度、以平等的态度去做，以消除台湾同胞的疑虑，增进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之间的理解。
第五，在国际社会，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动摇，做好外交工作，使“台独”在海外没有任何市场。目前，广大的华侨、华人都站在祖国大陆一边，最近两年里，海外华侨已经成立了120多个统促会，都表示反对“台独”分裂。我们的外交活动也是十分成功的，世界上现在有165个国家与我国建交，都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即使与台湾维持所谓“邦交”的27个国家，也不承认“一边一国”，只是在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上有分歧。所以，在国际社会，“台独”势力始终没有市场。陈水扁“一边一国”论出台后，在全世界没有得到任何呼应。
总之，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有信心。随着我们国力的继续增强，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台湾终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平统一是有希望的。现在“台独”分子觉得形势危急，他们担心形势变化越来越有利于统一，于是加紧搞分裂，实际是一种恐慌的表现。所以，目前我们应该着眼大局，集中精力，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同时做好对台湾问题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争取民心的工作，争取尽早实现和平统一。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大家要有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认认真真地、积极主动地做好对台工作，祖国统一是指日可待的。
讲座日期：200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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