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构与解构中演变的汉代雷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雷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雷神崇拜和雷神话，西汉与东汉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随着汉代阴阳五行体系的建构和解构，它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程。
一
变化、运动、发展，是《易》的精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即是说易的根本属性就在于生生不息、变化不已。所以《系辞下》亦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只有变化、运动、发展，才能事顺、理畅、物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说卦》的作者将方位、节令纳入八卦结构之中，构成一个统辖万物生长、变化、运动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震是东方之卦，象万物之始；震是乾坤始合之子，于动物为龙。震为雷，毫无疑问，震的属性特征，正是周秦时代的人们对作为自然现象雷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概括的出发点，震的属性，也就是人们所认定的雷的属性。在汉代，震的属性特征，又成为人们对雷进行神学抽象的归宿点，震的属性，遂成为雷神的神性。
《说卦》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是乾坤始合之子，是长男之象。按人伦常理，长男是父系家族的接班人。长男在人伦宗法关系中所具有的权力和义务，被移置到八卦结构之中，震便自然具备了人伦宗法关系中长男的属性，所以《序卦》说：“主器者莫若长子，故授之以震。”主器者是在家族祭祖大典中主祭的人，此主祭者当然由家族的嫡长子担任。震为乾坤始合的长子，以乾坤为阴阳，象天地，震又以人伦长男成为父天母地的人君之象。郑玄在阐释《周易》震卦时说：“雷之发声，犹人君出政教，以动中国之人也，故谓之震。”震为雷，雷的响彻百里，震耳欲聋的巨大威力，成为人君权威的象征，所以《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震，雷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这样，震所形成的长子人君的内涵和象征意义，以其鲜明的政治、社会和伦理色彩，直接影响着汉代雷神话的演变。
汉以前的伏羲传说记载简略，从《山海经》、《世本》等典籍的记载看，伏羲或善于制造琴瑟，或创制嫁娶之礼，充其量是一位文化英雄式的传说人物。至汉代，人们将其与雷神联系起来，伏羲传说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诗含神雾》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汉人将伏羲出生地置于雷神所居之地，意在说明，华胥所履的“大迹”即是雷神的足迹，这样，伏羲便与雷神承接上了血缘的联系，成了雷神之子。汉人认为雷是阴阳相合的产物，《淮南子·天文训》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雷是阴阳的精变，阴阳象天地，雷神禀承天地阴阳的元气，自然成为天地间的大神。作为雷神之子，伏羲继承了雷神的神性，也成为天地间的主宰。在西汉马王堆帛画中，伏羲配置于日月的中间。日月是阴阳的物化，阴阳是天地的象征，伏羲置于日月之间，正象征其阴阳和合的神性和居于天地之间的主宰神身份。
黄帝神话在汉代的演变，同样是震的长子人君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影响所致。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均不见黄帝诞生及黄帝与雷神关系的神话记载，在汉代，黄帝神话发生了突变。《河图稽命征》：“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大电”是雷神的化身，汉人创造附宝感大电神话，目的是将黄帝的血缘与雷神相连，所以《河图帝纪通》说：“黄帝以雷精起。”《春秋合成图》亦云：“轩辕，主雷雨之神。”黄帝作为雷神之子，从神的血缘关系看，也应该是雷神。黄帝一旦成为雷神，便具备了在神统中的主宰地位。《淮南子·天文训》所记载的五方神统中，黄帝居中央而成为中央大帝。这里，与黄帝所配之兽是龙，龙是震的所象之物，自然是雷神的载体。从黄帝以龙相配中可知，黄帝正是以雷神崛起而成为中央大帝的。
显而易见，震为长子、人君的内涵和象征意义，是伏羲、黄帝在取得与雷神的血缘联系后，神格上升的凭借和条件，而八卦模式的永恒性，又锻造了伏羲、黄帝在神统中牢固的地位。这样，伏羲、黄帝神格的升迁，为神化人间帝王做出了榜样。现实生活中，人君通过与雷神的联系，借雷神的力量巩固统治地位；依托“帝出乎震”的思想，以雷神之子的身份，昭示人君权力的神授性和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便成为汉人神化刘邦的动机。《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很明显，什么神能够幻化出雷电和蛟龙，答案只有雷神。王充在《论衡·奇怪篇》中亦云：“高祖之母，造次怀妊，遭逢雷龙，载云雨而行。”所谓雷龙，正是雷神的幻化。由此可以确定，刘媪是“感”雷神而降生了刘邦，毫无疑问，刘邦自然成为雷神之子。
八卦震的长子人君之象与汉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震是天地六子之首，人是天之副，汉人将人与天相配，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君地位，使之在人间至高无上而仅次于天地。所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卷十一）人君作为群体的代表，受命于天而成为天之副，于是人君与震便能够要八卦模式中整合起来。刘邦通过与雷神攀上血缘联系而神化，其人间帝王的身份中便自然介入了雷神的神性。
长子人君是震的人伦之象，而龙则是震的动物之象。震一阳在下，二阴在上，阳动阴中，“动”是震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龙的德行。《管子·水地》称：“龙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如蚕蝎，欲大则函天地，欲上则凌云，欲沉则伏泉。”变化无常，现隐莫测，正是龙的属性。《庄子·天运》篇假借孔子之口论龙，云：“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龙生于阴阳和合的运动，正是震卦的象征。震为雷，雷同样是阴阳和合的产物。这样，在震的相位中，雷与龙，属性相同，德性一致，故而龙为体，雷成象。值得注意的是，雷神话在汉代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汉人有意识地以龙作为雷神的载体，突出龙的形体特征，以龙的符号形式张扬雷神的精神和力量。
汉代以前，伏羲形象与龙并无联系。汉人将伏羲的血缘上溯到雷神，伏羲自然继承雷神的衣钵，所以，在汉代形成的伏羲神话，龙的形体特征便成为伏羲形象的突出特点。西汉马王堆帛画，在日与月中间的醒目位置，展现了伏羲的龙身人首形象；在东汉同类内容的帛画中，尽管伏羲与女娲呈配偶状，但仍然突出二者的龙身形象，并以龙尾的相绕象征阴阳的相合。
黄帝神话在汉代的演变，同样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汉人创造的“附宝感大电”神话中，“大电”即是雷神的化身。雷神化身为大电，正是雷神龙身形象的曲折表现。黄帝作为雷神之子，也必然是龙身形象。《汉学堂丛书》辑《河图稽命征》便说“黄帝龙颜有圣德。”黄帝是雷神后裔，汉人以黄帝命名的星宿也是龙的形状。《太平御览》卷六引《大象列星图》云：“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在《淮南子·天文训》所构造的五方神统中，只有东方太皞伏羲氏与中央黄帝是雷神的后裔，故此，与太皞伏羲氏相配的是苍龙，与黄帝相配的是黄龙。黄帝以龙相配，龙自然成为其与雷神特殊关系的象征。
汉人为神化刘邦所做的附会，尤其突出龙的作用；在刘邦与龙的种种联系中，表达了汉人的政治功利目的。刘媪感雷龙而生刘邦，刘邦作为雷神的后裔，自然与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刘邦与伏羲、黄帝不同，他是人间帝王，将其直接神化为龙身人头的形象是不合适的，所以汉人采取暗示、象征的办法，以龙的局部形象来附合刘邦。《春秋演孔图》称：刘邦日角龙颜。《史记·高祖本纪》云：刘邦隆准而龙颜。《史记正义》引《河图》也说：“刘邦斗胸、龟背、龙股。”龙颜也好，龙股也罢，虽然不是龙的全貌，却显示了其与龙的内在联系。显然，刘邦不能以龙的形象出现于神话传说中，但雷神却能以龙的形象幻化于现实之中，成为刘邦的保护神。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醉卧时，其身体之上常有龙出现。而且汉人更编造刘邦以赤帝子的身份斩杀白帝子的故事。白帝子幻化为蛇（龙），正说明他是龙蛇之属，传说暗示刘邦同样是龙蛇之属，赤帝正是雷神的转说。这样，龙作为符号形式，不论是整体还是局部，不论是直接还是隐晦，都给人以完整而明晰的谴示，表明刘邦的雷神血统和神圣身份。
雷与龙属性相同，德性一致的思想；龙为雷之体，雷呈龙之象的观念，也是汉人创造雷神话的指导思想。《韩诗外传》载有一则武士菑丘欣与雷神相斗的传说。菑丘欣路过神渊，以渊水饮马，马为渊中雷神所害。菑丘欣拔剑入渊，杀三蛟一龙，而“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神渊应该就是雷渊，是雷神居之处。雷神或化为蛟，或幻为龙，是雷神形体的变化。传说突出雷神幻化的描写，蛟与龙作为雷神的载体，只是雷神的外在形式，因此，当三蛟一龙被斩杀后，“雷神随而击之。”由此可知，八卦震为雷为龙的卦象所体现出来的雷龙关系，已经成为汉人雷神话创造的思维导向，它启发汉人以雷龙的变幻作为神话情节，使传说富有真实性，又不乏传奇色彩，增强了故事性。
《说卦》中“帝出乎震”的思想反映了人们对人君顺天而行、忧时悯生的愿望。震是东方之卦，《说卦》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震为雷，雷也是东方之雷。《京氏易传》说：“震，……取象为雷，出自东方。”东方为春之始，春是阴阳相合之时，阴阳合则万物生长。震的这种化生万物的卦德，正与帝王禀天地元气而生，育养万民的德性相一致。这样，东方方位所呈现的阴阳和合的气象，所内含的春的物候，所表现的万物生长的态势，都凝聚在东方震的卦象之中。毫无疑问，“帝出乎震”的思想，不但成为汉人创造帝王神话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容纳着汉人普惠万民的功利要求。
东方方位对震卦的“锁定”，使震的所象之物雷也具有了方位的规范。震是东方之卦，雷是东方之神。这样，东方方位对震与雷的方位“锁定”，又形成一种排它性机能。它不但能够有效地阻碍了对雷神崇拜的其它功利目的的满足，而且它又制约着雷神话在有限地理区域内的产生和流传。如前所述，刘媪与雷神相感的神话便是以沛为地域背景产生的。西汉时期的沛地在今江苏沛县东，这一地区原是东夷故地，是我国东部近海地区。无独有偶，《韩诗外传》所载勇士菑丘欣传说，也是以我国东部地区为背景的。菑丘欣居于“东海”，他在雷渊与雷神相斗，知雷渊与东海相距不会太远。《山海经·海内经》记有雷泽传说。古雷泽有两处，清人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卷六）引《汉志》，认为雷泽在会稽郡吴西，即古之震泽。袁珂以为震泽即今之太湖。另一处雷泽在今山东鄄城附近。这两处雷泽都处在我国东部。值得注意的是，沛地正处在上述两处雷泽之间，这样，以沛为中心，以两处雷泽为南北边点，形成一个至少包括山东、安徽、江苏在内的地理区域。东夷族传统的雷神话正是在上述地域产生的，而雷神话在汉代也是以上述地域为背景流传和演变的。东方方位对震卦的规范和制约，是雷神话在汉代发展、演变中呈现方位特点的根本原因。
二
《周易》的八卦学说与五行相生相胜理论，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对世界的认识。两种思维模式有差异，也有共同点。作为这两种思维模式共同的思想内核，就是把世界看作是多种因素的错杂与统一，并用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去审视世界，这就奠定了兼容共存的基础。西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思维模式兼容共存的时代，是《易经》的八卦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兼容，其结果，是西汉阴阳五行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阴阳五行思想是西汉时代人们的指导思想，也是西汉宗教神学的思想基础，因此，阴阳五行思想对西汉宗教神学的影响是必然的。
《说卦》明言“巽为木”，与五方相配，巽在东南，而《汉书·五行志》则云：“木，东方也。”这样的区别反映了五行与八卦的相异之处。然而《京氏易传》却说：“震，分阴阳交互用事，属于木德。”这说明，《京氏易传》将传统卦象的以木德象巽，改为以木德象震。八卦与方位相配，震在东方；五行与五方相配，木亦在东方。木主生，震主动，木与震同辖于东方方位，从而获得了属性的相通。《白虎通》云：“木东方也，阳气始功，万物始生。”由此可知，《京氏易传》将震属于木德，正是本着木于东方主生的五行体系对传统卦象“巽为木”的改造。《淮南子·时则训》说：“孟春之月，……其位东方，……盛德在木。”五行木凝缩着方位东和四时春的属性，在阴阳五行体系中自然移置到八卦震的相位之中。震为雷，雷不仅是春天之雷、东方之雷，还是内含着五行木德之雷；震为龙，龙不仅是雷的幻化，体现着雷的属性，而且与木相属。这样，在八卦震的相位下，雷龙同位，龙木相属。相属自然相应，相应势必相合。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说：“盛夏之时，雷电击，折破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臧于树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于外，龙见，雷取以升天。”龙居于木中，说明龙与木属性相同；龙与雷同是八卦震的所象之物，属性相同。因此，龙升天依靠木，雷取龙还是依靠木，木是雷龙相合的凭借。
雷与龙以木为凭借，幻化于天地之间，正如《系辞下》所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雷在地成形为龙，龙在天归象于雷。雷—木—龙三者之间的联系，正是阴阳五行思想体系中震与木内在关系的体现。震与木的这种关系影响着汉代雷神话的发展。伏羲和黄帝借建木升天的传说，便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山海经·海内经》载有黄帝树建木传说。《山海经》中明确记载的天梯均是山，建木作为天梯并没有明确的表述。至《淮南子·地形训》则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很明显，《山海经》中的建木是黄帝所树，太皞爰过，《淮南子》称“众帝所自上下”，当然是说黄帝、太皞等由建木上下于天。毫无疑问，《淮南子》关于建木的传说，是对《山海经》建木传说的改造。这表明汉人有意识地以“木”替代“山”作为黄帝和太登天的“工具”。太皞伏羲氏是雷神的后裔，黄帝本身即是雷神，因此，二者升天，建木即是理想的天梯，正所谓“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天梯建木传说就这样在阴阳五行的框架内创造出来。
五行是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物理归纳和哲学抽象，五行中的木凝聚着人们对东方世界的理性认识。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洪范》称：“木在东方。东方者阴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这是说，五行木的根本属性是“生”。汉人以木与震相配，木的属性自然成为震的卦德。震为雷，雷便同时具备了五行木德。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木”对传统雷神话的“介入”，导致雷神话在汉代新的发展和演变。在《淮南子·时则训》所构成的五方神统中，太皞伏羲氏在东方，司东方之极。“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皞伏羲氏作为东方之神，五行木德是他的本质属性。所以蔡邕在《独断》中明言：“宓牺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史记·补三皇本纪》亦称，伏羲以“木德王，注春令。”五行木的方位是东方，东方是春的象征；阴阳和合，万物始生，东方又是春生的体现。这一切都凝聚在五行木的内涵中，构成了伏羲神话演变的基础，也为伏羲神话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阴阳和合顺畅，万物繁育生长，汉人以为这是天道“善”的表现，伏羲以木德王天下，正是天道善德的神话再现。《论衡·齐世篇》、《史记·补三皇本纪》又记载了伏羲化合万物、创造文明的“事迹”，很明显，这是伏羲神话所体现的自然生命意义的“善”向社会意义善的扩展。伏羲由“注春令”的“春皇”到化合万物的文化英雄，其形象所凝聚的原始基因，正是五行木德生生不已的本质属性。伏羲神话的演变与发展，缘于五行木德的导引和规范。
震在阴阳五行体系中与春相配，春的属性便成为震的卦德。春的属性是生，而生的条件是阴阳和合。在汉人的观念中，雷也是由阴阳和合而构成。因此，震为雷、为龙，具有五行木德，归其根本，都以阴阳和合为内涵，体现着震成春、春为合、合则生的物候特征。这样的思想观念，对雷神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雷神话多反映两性交合内容，便是这种思想影响所致。据《春秋纬元命苞》，神农的诞生，是其母安登在华阳与神龙交合的结果。据《河图稽命征》，附宝与大电光交感而诞生了轩辕。据《汉书人表考》（卷一），尧的诞生，缘于其母庆都与赤龙交感。直到刘媪感神龙而生刘邦。上述神话大都记载于汉代典籍，都是汉人的创造。在情节上，女主人公皆以“感生”的方式诞生了男性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相感的，或是龙，或是大电光。龙和大电光都是作为雷神的化身出现的。神话传说以曲折的方式暗示了女主人公与雷神阴阳两性的结合。
原始神话中部族少女以“感生”的形式诞生部族始祖，是典型的图腾感生式神话，是图腾崇拜的产物。而众多与雷神相感的神话在汉代出现，已超出了图腾崇拜的范畴。汉人创造这些神话，目的有二：其一，利用古老的图腾神话框架，希求通过与雷神的血缘联系，获得神的佑护；其二，《说卦》说：“帝出乎震”，神话创造者正是从女主人公与雷神（龙）两性交合的情节中，体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这说明，汉人创造的与雷神感生式神话，是阴阳五行思想观念的产物。五行观念在先，神话是对观念的演绎。
三
阴阳五行体系所构成的结构模式，其内部机制不可能是静止的。阴阳五行体系内部机制的转换，导致变异现象的产生。这种变异，对原结构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从体系的发展角度看，又是新的结构模式确立的开始。这样的认识正可以解释阴阳五行体系在东汉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所在。
董仲舒曾说：“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而“天道之大者在阴阳。”“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汉书》卷五十六）然而，东汉时期，人们却更多地感受到阴阳失和所带来的危害。东汉初始，有识之士便已发觉五行相错、祸乱将生。所以仲长统所言东汉后期“怨言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后汉书》卷四十九）的现实，并非虚夸之辞，而且说明东汉人士认为阴阳失和、五行相错的态势由来已久，阴阳五行体系的解构是势所必然。面对如此现实，在阴阳失和、五行相错中力求以人力的强为来阻止或减免灾祸的发生；以理念来审视天灾人祸，以减轻宗教神学的压力；在阴阳五行的失和和殄伤中求得神的怜悯和宽佑等等具有实际意义的举措，便成为东汉人的当务之急。
东汉光武建武二年，刘秀在洛阳城南建坛，祭祀包括雷公在内的群神。安帝即位，于元初六年三月“更立六宗，祀于洛阳西北戌亥之地。”（《后汉书·祭祀志》）西汉以易六子为六宗，六子之首的震所象雷作为雷神被祭祀。东汉安帝时，官方否定易六子为六宗之说，而改以“《尚书》欧阳家说。”此六宗为何物，“欧阳家说”也没有说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于洛阳西北祭祀的雷神，已不是如西汉受到方位限定的东方雷神。同时，从东汉初至汉安帝，在近八十年时间里，官方两度变更祀雷地点，尤其是在祭祀雷神的方位上与西汉截然不同。毫无疑问，东汉对易六子为六宗之说的否定，祀雷方位的变化，证明阴阳五行体系已失去了对东汉雷神崇拜的规范和制约作用，说明五行木、四时春、八卦震、五方东等因素已不再限制雷神的属性和约束祭祀者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是雷神因摆脱了诸种因素的制约而恢复了其自然的属性。与西汉对雷神“善”的属性和创造性功能的单纯追求相反，东汉对雷神“恶”的属性和破坏性更加关注。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十六条由雷所造成的灾异事件，月份从五月至十二月。说明这是对不同季节、不同方位的雷的观察。这既说明东汉时期的人们对雷神普遍的恐惧感，也说明雷神已摆脱了季节与方位的限制而成为人们随时观照和祭祀的对象。《太平御览》卷十三引《河图》云：“五虎晨鸣，雷声也。”这是说虎的鸣叫也是雷的震响。《太平御览》同卷引《世说新语》又说：“曹爽将诛，梦二虎御雷公。”虎御雷公，虎声如雷，说明虎与雷神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风俗通佚文》曾说：“四方皆有七宿，西方成虎形。”如此而言，虎是西方的象征，虎御雷神，说明此雷神从西方而来，是西方雷神。西方以肃杀为特征，故曹爽将诛，梦二虎御雷神而来。《风俗通佚文》记有东汉“雷不作酱”的习俗，此风俗由子路的传说而成。据《论衡》载，“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则好勇，死，卫人醢之，孔子覆醢，每闻雷，必恻怛耳。”（《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性情刚勇，东汉人将子路托于雷神，说明东汉人观念中的雷神已变成刚猛酷烈的形象。故此，雷声带给人们的，不是春生的信息，而是警惧的恻怛。
阴阳五行体系的解构，意味着八卦震与五行木不再相配，五行木德也不再成为震的卦德。这样，震与木、雷与木也便失去了内在联系，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首先否定了龙与木的联系。他说：“且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不在木中屋间。”龙作为水中之物，属水而不属木，因此，龙与木毫无任何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充明确指出：“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开。……彼短书之家，世俗人也。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在王充看来，雷与木既无关系，龙以木升天、雷以木取龙便是虚言。如此，雷与龙依靠木幻化于天地之间的神话传说，自然失去了阴阳五行思想的支持。
从王充对雷与木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充抓住了雷与木关系的关键所在，拆破了八卦与五方、四季、五行相配合而构成的结构模式，这样，木不再与震相配，自然雷与龙也就失去了与木的联系。显然，当震的所象之物雷从这个结构模式分离之后，雷不但失去了诸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摆脱了神秘性而恢复了自然的属性。如此，王充才有能力在《雷虚篇》中否定雷神的存在。他说：“雷，火也”。“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而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正因为雷非神，所以雷电击折树木纯是自然现象，无神秘可言。雷不是神，龙也就不是雷的幻化。所以他说：“龙有形，有形则行；行则食，食则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体之类，能行食之物，不得为神。”（《龙虚篇》）龙非神，也非木之属，而是水中之物，是鳞虫之长，河鱼之类，马蛇之属；龙可骑、可畜、可杀、可食，因此，龙非神。这样，王充在剥下了罩在龙身上的神秘外衣之后，雷与龙的神秘联系便成为虚妄之谈了。毫无疑问，王充的驳难初步否定了西汉雷神崇拜的思想基础，并进而推翻了置于阴阳五行体系内的雷神崇拜模式，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雷神。它直接将人们的理性思维导向帝王诞生的神话上，强制人们对这些神话进行理性的审视，承认它的虚妄，将是人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
王充的上述思想是一种超前的意识，带有理性的思辩特点。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对雷神做彻底的否定，是不可能的。但是王充的嫉虚妄，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随着古文经学的昌盛，理性思辩思潮的兴起，加速了西汉确立的阴阳五行体系在东汉的解构。雷神崇拜在东汉时期从神学思想、神话传说到祭祀形式方面产生的变异现象，正是阴阳五行体系在解构过程中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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