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的质变：曹魏的邺城和南朝城市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中国论文,城市群论文,曹魏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身居相位的曹操，开始营建邺城。六年后，曹操封为魏王，邺城即为魏都。为此，它与当时的长安、洛阳、许昌、谯城一起，被列为魏晋时期声名显赫的“五都”之一。①邺城与它以往城市的不同，在其规模、格局等方面，都与当时刻板遵循的“营国制度”所不同。突出表现为曹操将邺城的布局分为南北两部分，将原来设于近宫附近的“市”（即市场），移到了民间坊巷之间。从而使西周开始到秦汉，保证中国城市独具“政治堡垒功能”的封建“营国制度”，开始出现了裂缝。因此，曹操兴建邺城，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质变的起点。为城市经济、商业活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为城市所应具备的各种社会功能，提供了可能。打破了西周开始，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唯一宗旨、城市只具备单一的“堡垒功能”的僵局，致使中国城市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南北朝时，南北不同的城市发展趋势，正是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两条不同发展道路、两种不同类型城市形成的开端。
西周以来中国封建城市的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兴起的第一个高潮，那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从周武王姬发建立起封建领主制的西周王朝开始，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领主的统治，周天子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国，既如众星捧月，烘托着周天子的尊严；又如盘根错节，维系着周王朝的统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确实是当时形象的写照。
这些大小诸侯受封之后，必然要到自己的封地去进行统治，这样就出现了众多因政治需要而建立的城市。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标准，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无论是地点的选择，还是封地的大小，都取决于受封者与周天子关系的亲疏，或是否有利于西周的统治。这样，势必形成中国早期城市确立的原因，完全取决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是导源于该城市的地理位置或生产、经济的发展程度。
史料记载郑国初建之时，“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②楚国初建时，“荜路蓝缕，以处草莽。”③姜戎则称其封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哞。”④而“太公封齐，与莱夷争营丘。”⑤从这些历史记载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国早期“城市”的确立，政治需要是其唯一的标准。显然这与那些经济型城市的兴起，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中国早期由生产、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形成的城市雏形——聚邑，到此则面临了一个历史性的决择；如果它正好处于诸侯的封地之中，与政治需要相统一，那么它就能得到继续发展；如果它不幸正在封地之外，这就自此开始了它那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有的甚至因政治原因而从此窒息。
与政治需要相匹配，当时的城市建设、规模、格局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著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匠人》中“匠人营国”这一段，后人称之为封建社会的“营国制度”，正适应了这种政治需要。
“匠人营国”中先规定了王城规模：“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又规定了诸侯、卿大夫封邑的规模：“王城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涂经，野涂以为都涂经。”此外，还规定了王城内部格局等等。这套“营国制度”从此成为中国封建城市建设中不可逾越的桎梏，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初期更是如此。如它规定的三级城市制度：第一级，天子的王城；第二级，各诸侯封国的国都；第三级，宗室、卿大夫的采邑——都。这三级城市在其范围大小、城墙高低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绝不可逾越违制。否则，就是图谋不轨或犯上作乱。此外，对城市的内部建设也有具体规定：“左祖右社”，即城内的左面建造供奉祖先的宗庙；右边建造祭拜天地、社稷的祭坛。尤其是为了保证封建城市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它特别规定了“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明确规定市场只能建造在宫廷的北面，即后宫和北城墙之间。这是因为一来使市场便于后宫管理（封建社会初期，市场归后宫管辖）；二来此处为全城的偏僻之处。同时它又规定市场的面积只能有“一夫”的大小（即一百亩地）。
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当时市场的功能，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王公贵族的需要，至于平民百姓则与市场是无缘的。所以当时的“营国制度”，充分体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原则，更限制了城市经济、商业活动的发展，无疑它对封建统治是有利的。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土地制度由国有制转化为私有制，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系列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城市”的变化而得到反映，从而形成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大量的新兴地主阶级，冲破了西周初年通过分封而确立的等级樊笼，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领地。西周初年分封的大大小小诸侯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力量实力的对比和深层次的重新组合。原来凭藉着王权的威严而建立起来的大小领主尊严，被打得粉碎。一些诸侯国变得强大起来，一些诸侯国衰弱下去，还有一些原来弱小的诸侯国，现在也由弱变强。在这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已不再是天子的权威，而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原来依靠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城市，已经不能适应这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面临着一场动荡和新的组合。随着旧的封建领主势力的削弱或退出历史舞台，原来那些体现他们尊严、维护他们统治的城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而那些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地位的确立相适应的新兴城市，则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出现。晋国的新田（今山西曲沃县西南）作为国都，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三家分晋”以后，新田逐渐衰退，而“分晋”的三家——赵、魏、韩，它们新建立起来的国都却迅速发展起来。如赵之邯郸（今邯郸西），魏之大梁（今河南开封县），韩之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北）。这些城市都成为战国后期的著名的都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涌现出一批名噪一时的城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记载：山东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磨，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昂”。魏国都城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鞫鞫殷殷，若有三军之众。”⑥在南方也同样如此，如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北）“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⑦这些描写虽有夸张成份，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城市发展的程度了。
从秦汉开始，中国城市的发展脱离了它的初级阶段，带着浓重的封建特征，进入了它的中级阶段，直到隋唐时期。
秦始皇为统治全国，“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到了刘邦建立西汉以后，他吸取秦亡的教训，一方面将秦朝的大郡分为两郡或数郡，另一方面又设立许多诸侯王国，在秦朝三十六郡基础上，增设了二十六个郡和诸侯国；文景之时又增加了十二个郡、国；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广开三边，又增设了二十八个郡、国；到汉平帝时，全国已有郡、国一百零三个（其中二十个为诸侯国）。由这些郡、国所辖，共有大小县城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因此，出于政治需要，在西汉时已形成国都、郡治、县治三级城市网络。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如国都长安城，人口达到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人，户数达到八万零八百户。而一般的县城，人口也发展到数万人，如河南郡郡治洛阳城（今河南洛阳县东）；颖川郡的阳翟（今河南禹县）、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南阳郡的宛（今河南南阳市）等县城，人口都在十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二十万，这在当时都是相当繁荣的城市。⑧所以班固这样描写长安城的繁荣；在长安城的街上，“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都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⑨
秦汉的城市，基本上遵循了西周的那套“营国制度”，但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周城中的市场范围是很有限的，所谓“市朝一夫”就是城中的“市”，面积只能有“一夫”的大小。按当时的计量单位，“一夫”即一百步见方（或一百亩）⑩。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汉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一夫”范围的“市”，已容纳不了当时的商业活动。因此，西汉初年，市场得到扩充。《汉书·惠帝纪》记载：惠帝六年，“起长安西市”。经过这次重修，长安城里共设立了九个“市”：六个在道(11)西，三个在道东。每市为二百六十步见方，而且“市”里还修筑亭楼重屋。(12)从这里可见，原来一城仅一市，现为一城有九市。原来一市一百步见方，现为一市二百六十步见方，其规模已远远超过了西周时的市场规模。但是，汉代“市场”虽然在规模上有了发展，但在格局上，它仍然没有脱离宫城对它的束缚，仍然围绕在后宫的附近。
类似长安这样的城市，当时还有号称“五都”的五大都市，即洛阳、邯郸、临淄、宛（地均见前）、成都（即今四川成都）。这些城市，有些在战国就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到了西汉，其商业发展之势则更为强劲。除此之外，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又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如温轵（今河南温县西）、陶（今山东肥城县西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邺（今河南临漳县西）、蓟（今河北大兴县西南）、陈（今河南淮阳县东）、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安徽合肥县北）、吴（今江苏无锡县）、番禺（今广东广州）、姑臧（今甘肃武威县）等。(13)
曹操营建邺城——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一个质的转变
城市的发展，到了三国时期，出现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春秋战国以来，聚合离散，统一和分裂互相交替着推动中国历史的演进。纵观中国历史，每当处于分裂之时，总是酝酿着一次社会发展的质的变化；一旦进入统一时期，则又以量的积聚，而走向高潮，直到下一次分裂，则又开始酝酿更高一个层次的质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分裂时期（其中西晋时曾有过短暂的统一）。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个重要社会变革时期。无论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制度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唐朝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建立在这次变革的基础之上。同样，中国城市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它首先表现在三国前期的曹魏时期，将城市中的“市”，从后宫的禁锢之中，移到了民间里闾坊巷之中，从而开始了“市场”与民间的结合。
曹操自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破黄巾军，组建“青州军”以后，力量逐渐强大。(14)当时曹操的据点在许（今河南许昌东）。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打败袁绍儿子袁尚后，占领了邺城（今河南安阳北）。从此，曹操集团从许下移到了邺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位居丞相，自此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三年后又改封为魏王。这是曹操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与此相适应，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就开始营建邺城（见图1），前后用了四、五年时间，重新规划、设计了邺城的布局。从营建后的邺城看，不仅与西周《考工记·匠人》中的“营国制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与西汉长安相比，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营建后的邺城，将全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部以文昌殿、宗庙为中心，连同听政殿、寝宫和习马门外的宫署，构成宫禁区；左面为禁苑区，苑内有著名的三台：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平时可供游憩，战时可作城防要塞。苑内还有武器库和马厩；右面为府邸区，这里是达官贵人和曹魏集团成员们的居住区。城的南部则为市里区，由“里闾”、“坊巷”和“市”组成。
南、北二城的格局，特别是城南的“市里合一”，冲破了原来“宫市”（或“后市”）的传统制度，而将“市”与“里闾”、“坊巷”结合在一起，这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是没有的。对比一下，明显可以看出前后城市格局的不同。从史料上看，并没有曹操为何要这样设计邺城的记载，但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其他史料的映证，却不难看出曹操这样做的原因。
图1 曹魏邺城规划示意图
曹操统治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三国鼎立的局面才见雏形。各路军阀要想在军事上取胜，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因此，曹操自从占领许下之后，一直没有放松屯田聚粮。这个时期，虽然战乱纷争，兵燹不断。但是各地的商业活动却始终没有间断过。曹、孙、刘三个集团之间，不仅民间保持着频繁的商业往来，而且官方也同样有着通商行为。即使战乱频仍，烽火连天，但商队的驼铃马蹄声、市场的喧嚣嘈杂声，并不因为战场上的嘶杀声而减弱。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越是战争或分裂割据时期，商业活动也就越是频繁，这是自春秋以来的“老传统”。因为战争期间，依靠农业生产来增加经济积累，要比通过商业行为来的慢。在三大军事集团之中，曹魏集团虽然在农业生产上强于其他集团，但碍于地理位置，它的商业活动，却比面向大海的孙权和控扼长江的刘备要困难得多。然而，曹操也有个有利条件，都就是北方广大区域的少数民族市场。特别是曹操获取并州（今山西省和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以后，这个市场也就更加扩大了。
要经商就得有市场，而市场的形式，必需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条件。曹操时期的经商，与秦汉时期的经商有个先决条件的不同，那就是秦汉时期的经商，是在天下一统、政权稳定条件下进行的，而曹操则处于分裂的战争动荡年代。因此，秦汉时期能延续周代的营国制度，将市场置于宫城的北面，并在其管辖之内。可曹操就不敢如此，他既要防备其他军事集团挑起的战争，又要防止“胡夷”异己之类的觊觎。因此，如果将市场设置在宫城之中，无异于抱薪救火和引狼入室。虽然史料上没有曹操关于这方面的言论，但在《三国志·魏书·梁习传》的注解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其文云：“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其部落五千余骑诣（梁）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
梁习是深得曹操嘉许的重要官员，也是建安十八年参加兴建邺城工程的主要成员，负责供应邺城兴建所需的木材。从上面这段记载中，梁习面对与鲜卑部落的“互市”要求，既考虑到互市的有利可图，又怕鲜卑人乘互市之便，掠取城池。这种矛盾的心理，也正是曹操将邺城设计成南北二城的主要考虑。将“市”从宫城中划出，归并到城南的坊巷里闾之中，这就如同梁习要鲜卑人“往与会空城中交市”一样，既保证了宫城的安全，又便于管理和警戒，同时也不影响交易的进行。
到了北魏时，鲜卑拓拔氏推行汉化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即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营建后的洛阳，明显采用了曹魏邺城的规划布局，最突出的是将洛阳城内的市场：洛阳小市、洛阳大市、四通市脱离了后宫的范围，而分设于洛阳城内的东、西、南三个方向。由此，市场设于坊巷之中成为惯例。(15)
正是曹操在邺城把“市”从宫城移向坊巷里闾，从而使市场与民间结合起来，客观上起到了使商业活动由纯粹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与民间平民百姓结合的作用。由此，引起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格局、城市建设，乃至城市生活的重大变动。这个作用，虽然在烽火连天的三国时期不太显著，但越到后来的统一、稳定时期，其作用就越加显示出来。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城市发展出现分叉的开始
历史进入到南北朝时，中国城市的发展，在曹魏时期变革的基础之上，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曹操营建邺城，开创了突破封建“营国制度”的先河，使中国封建城市打破了独具“堡垒功能”的僵局，为城市经济、商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城市的发展，则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三国到南北朝，烽火连天，兵匪之乱接连不断。但从这些战乱的发生地点来看，大多数都在中国的北方。相对而言，南方的战乱就比较少。而且，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影响，南方江河、湖泊、丘陵，纵横交错，此起彼伏。不象北方那样一马平川、广阔平坦。这样的地形，固然有其不利因素，但在战乱不停的分裂时期，正是这些山河险阻，对那些由于地形而形成的自然经济区，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避免北方那种兵匪万里扫荡、千里赤地的灾难。常常是此地兵刃相接，彼处却相安无事；这儿易子而食，那儿却喜庆丰稔。原因常常正是因为一条河、一道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
正因为如此，在战乱不停的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仅以人口发展为例，当时位于江浙一带的会稽郡，其人口数占整个南方人口的比例，在西汉时为22.5%，东汉时为13%，西晋时为18.4%，到南朝刘宋时，则为31.7%，已超过了西汉时的比例。同样，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这个时期的特点，正是南方大量中小城市的兴起的阶段，这都是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在三国之前，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的中心，均在北方中原地区。因此，当时的城市建设，常常是以这个政治中心为圆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个维系中央专制集权统治需要的城市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离圆心越远，其城市的布局也就越来越稀疏。但到了三国以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分裂政权。尽管它们只是一个个小国，但在政治体制上，它们仍然沿用着中央集权的那一套政体。于是，众多小的专制体制取代了大的专制体制。它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国力，以使自己不致在战争中灭亡。因此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与北方的抗衡过程中，特别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使得那些原来被视为偏远、荒蛮的地区，迅速得以发展，随之而来的即是大量的中小型城市的兴起。
以中国南方为例（这里系指长江以南到两广地区，不包括西南地区），到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时，这里已有大小县514个。在这514个县中，有263个县是秦汉至西晋所设（统一时期），251个县是东晋到陈时所设（分裂时期）。从时间跨度来看，前者263个县是用了近550年建立的，而后者251个县用了273年，只有前者的一半时间。从这些县城建置的分布来看，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分裂时期以后，建城的趋势就日见南移。到南朝陈时，岭南的广东和广西的东部地区，共有大小县城232个，占当时整个南方县城的45.1%。在这些县城中，2.2%是西晋所建，11.8%是东晋所建，22.4%是南朝宋所建，25.9%是南朝梁所建。如果再看看这些城市在当时建城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那就更清楚了。西晋在南方共建31个县城，岭南只占其中16.1%；东晋建44个，岭南却占了61.4%；而进入南朝以后，建城基本上就都在岭南了。宋建县城57个，岭南占91.1%；齐建34个，岭南占94.2%；梁为63.2%；陈为58.8%(16)。这些新建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一些自然经济区域内，如鄱阳湖流域、太湖流域、杭嘉湖地区、湘江流域、赣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形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群。
从以上数据可见，中国城市兴建的趋势，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后，逐渐南移，它的发展方向大体为：以秦汉时已相当繁荣的江浙、两湖一线，往南平推，跨过南岭山脉，南朝后期到了岭南两广地区。北方自西周开始，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已形成了以中原都城（如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网络。自此，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形成这样的格局：北方，以政治中心为圆心，向四周辐射的城市布局；南方，则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自然地理环境为范围，形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自然经济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经济型的城市群。这样的南北城市格局，基本上维持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奠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
注释：
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十二年》。
④《左传·襄公十四年》。
⑤《史记·齐太公世家》。
⑥《史记·苏秦列传》。
⑦《桓谭新论·中》。
⑧《汉书·地理志》。
⑨《昭明文选·京都·西都赋》。
⑩西周时一百步长、一步宽为一亩，故一百步见方即为一百亩。
(11)道，即贯穿全城南北中轴线的中央大道。
(12)《三辅黄图·卷二》。
(13)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
(14)《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6)详见拙作《秦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第156页。
标签：曹操论文; 洛阳论文; 曹操后人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三国论文; 南朝论文; 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东汉论文; 鲜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