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凤[1]2001年在《美国二战小说的特色与成就》文中指出战争小说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最早的小说家库柏的《间谍》是美国第一部蜚声世界的小说，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战争小说。麦尔维尔、克莱恩、海明威以及其他许多战争小说作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个领域。然而，美国战争小说的真正成熟和繁荣出现在二战后。二战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地超过了其它战争小说，而且在其它许多方面也遥遥领先。 首先，二战小说的主题丰富多样。尽管有一部分小说继承了美国战争小说的反战传统，但是也有一些作家接受了战争的现实，力求客观地再现战争，不再把抗议作为他们作品的主题；还有许多二战小说不仅仅是战争小说，而且是美国社会的缩影。最后一类二战小说成就最突出，它们是二战小说的主要特色，同时也是美国战争小说的最高峰。在这类小说中，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海勒以二战为背景，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混乱，但是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写一部反战小说而是要再现美国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现状，他对美国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 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代表的二战小说不仅在主题上，而且在人物塑造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战争小说。总的来说，它们继 承了以前战争小说中的反英松人物形象。但是以约材连为代表的二战 小说的人物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英雄， 他们是作家苦心塑造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二战小说特别是黑色 幽默小说的作家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世界是荒诞 的，人生毫无意义。对付这种荒诞性和无意义的唯一出路是采取行动。 在海勒眼中，约瑟连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英雄。 尽管二战小说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它对文学 的最大贡献却在于其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第二十二条军规》之 所以被公认为荒诞文学的杰作之一，不仅因为其中许多荒诞不经的故 事，更因为其荒诞不经的文体风格，比如其混乱不堪的叙事结构、颠 倒扭曲的叙事逻辑以及荒诞离奇的语言风格。小说一经发表，便被许 多评论家抨击为情节混乱、文体重复，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些所谓的 缺点反而被其他一些评论家大加赞赏。实际上，以“乱”对“乱”是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典型特征。海勒正是用一种混乱的文体形式来 表达美国社会的腐败混乱，以及人生存的举步维艰。二战小说的夹出 成就，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美国战争小说，另一方面也对后来的战争 文学特别是越战小说影响极大。越战中，士兵几乎人手一册《第二十 二条军规凡 可见其影响之大。可惜的是，越战小说在各方面都没有 赶上二战小说的成就。 IV一 以论文在简斐回顾美囚战争小说历史的基础＿卜，市点研究二战小 说的特色及成就，特别是暇一十一条军规入 因为就笔者看来，二 战小说标志着美凶战争小说的）人 卜 而《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二战小 说中最成功的一部。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序言部分对战争文学作厂闹 单介绍。第一章简略地回顾了美囚战争小说的历史，从而得出结论， 其繁荣出现在二战后。第二章分忻了二战小说中丰富多彩的主题。织 叁章集中在二战小说作家对英掀坯个概念的重塑上。第四章探索了一 战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出文体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是二战小说的突出成 就之一。最后一章简单地分祈了二战小说对越战小说的影响。
王延彬[2]2014年在《美国战争小说的流变研究》文中指出通常，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文学即人学”（高尔基语）。那么，战争文学除了书写战争本身以外，战争中的人更是其关注的核心内容。战争小说以审美的方式去审视、描写和阐释战争，揭示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文学审美性是包括战争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类型的基本属性。严格说来，完全不具备文学审美性的作品不能算作文学作品。战争小说是战争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并非简单机械地描写、复述和再现战争，而是审美主体见之于战争这一审美客体的一种能动反映。这种文学审美性的内涵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通过语言、文字、修辞、创作手法与风格等构成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和被审美主体艺术化了的社会生活。前者具有非功利性特征，而后者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成分。战争文学并非历史，但却与历史形影相随，本质上是人类对于战争历史的个体体验性记忆，是硝烟散去之后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本体的反省，是时代和历史的见证,因而战争文学审美也就难以与具体的战争、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共时的社会环境相脱节。这里既有审美主体艺术个性的张扬，也有人本性中的英雄崇拜，还有悲天悯人的人性呼唤，更有超越战争、反对战争的理性呐喊。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对战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予以肯定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和人性扭曲的揭示与批判，以文学审美特质来反映他们对不同战争的态度与情感。这种来自于不同审美主体，或同一主体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语境下的态度与情感带有明显的多样性美学特征，具体表现在对战争审美的个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共同情感认同上。而人的多重身份，常常会让这诸多“认同”范畴之间变得不再泾渭分明，也绝非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同时，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又会导致它们之间的交叉互补以及错综复杂的认知程度。在战争文学作品表层结构中，这种现象通常表现为主人公灵魂深处的全面“内战”爆发。本我的诉求、道义的拷问、良心的质疑、人性的抗议、荣誉的诱惑和信仰的感召足以让其左右彷徨、进退失据，饱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苦，承受在个人、集体、民族、国家和人类之间被迫多难选择的炼狱煎熬。由此观之，审美主体所面对的审美客体之上经常存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模糊性与两面性。战争小说作为小说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自然具有其他题材小说的一般性不可或缺的特征。但是，战争小说又拥有文学审美的一般形态以外的特殊品质。其史诗性、崇高性、英雄性、悲剧性、传奇性和批判性等审美范畴的迭加构成了个性鲜明的战争小说审美特质。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流血的政治，因而从战争小说中挖掘、提炼、研究战争文学的审美性在战争文学的研究领域就显得举足轻重。美国自从其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战争结下了不结之缘，其不同时期的战争小说所蕴含的深刻文学审美意义又为战争小说的文学审美性研究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范例和详实的论据。从1775年4月19日莱克星屯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帷幕，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并发表独立宣言，一直到1783年9月3日英国正式承认北美十叁个英属殖民地的独立，历经八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无异于开天辟地，它对于美利坚民族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美国独立战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其结局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桎梏和旧的生产关系被打得粉碎，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同时，殖民地人民获得空前解放，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独立战争又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因而必然会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文学的重要审美内容与支点。反映独立战争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在美国战争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对其文学审美性的研究与挖掘有助于学术界重新审视与认识这一时期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反映美国独立战争的小说在整体风格上与其他战争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作家对战争的态度、战争叙事的风格和民族情感的认同上。应该说反映独立战争的小说，特别是早期发表的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浪漫主义作为总的基调，所表现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传奇。这种浪漫主义基调在美国战争小说审美史上也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说，从作家对这场战争的积极态度和浪漫主义的叙事手法到作家对民族精神的肯定与爱国主义的颂扬，均充分满足了美国人民对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审美需求。1821年詹姆斯·库柏出版了他的战争小说《间谍》。该作品被认为是美国战争小说的开山之作，并使库柏从此蜚声世界文坛，形成美国19世纪30年代战争小说创作领域中的“库柏派”。库柏本人及其追随者共同用小说书写了美国独立战争民族精神的血色浪漫史。浪漫主义审美创作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逐步转向了现实主义写真。美国独立之后，民族矛盾已经下降到了第二位，国内阶级矛盾上升到了首位，且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这种矛盾已经到了一种空前激化的程度。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作为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正义战争这一论断不会受到更多质疑的话，那么美国南北战争的性质则的确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主流观点一般认为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内战，是继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捍卫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它阻止了分裂，维护了统一；废除了南方落后的奴隶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起因，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并得出了结论，即南北战争是南方的奴隶制度与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这两种制度已无法共存于北美大陆，而只能以其中一种制度占主导。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是迄今为止美国所参与过的国内外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对于南北双方感受各异。对北方而言，战后南方黑人奴隶获得了解放，蓄奴制被废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取代了奴隶制，因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战争捍卫了国家统一，避免了国家分裂，恢复了联邦政府权威的合法性。而对于南方来说，他们失去的是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种植园主控制下的蓄奴制和那份割舍不下的南方情节。他们的失败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也表现在精神层面。基于人本主义视角，对南北双方而言，这场内战消耗了双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给美国人民带来了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美国南北战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家们对南北战争的立场决定了他们怎样去书写这场战争，进而影响到其审美内容的筛选。而多数作家对战争所持的立场又往往决定于自身的归属。换言之，多数北方作家与南方作家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南北战争小说文学审美活动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战争小说中，大多数作家把主题定位在表现和抒发爱国情怀和关照兄弟情义，表达无奈的伤感和咏叹悲情的挽歌，超越自身立场和反思战争等几个方面。这一期间库柏派浪漫传奇式的战争小说虽为数不少，但乏善可陈；现实主义作品较前者要少，但又不乏精品。其中，《飘》以典型的南方视角，史诗般地演绎了当时美国南方种植园主阶层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美国南方内战前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内战后渐行渐远的旧南方以及战争的毁灭与南方芸芸众生的命运。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成功地对南方形象进行了典型化定型处理，对南方的田园生活和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详略并施，打造了“一部庄园传奇的百科全书”。另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经典小说是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该小说的审美方法、意蕴与风格的独到之处对美国战争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战争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品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被评论界认为是美国反战小说的雏形。从小说对交战双方、战争背景和人物姓名的模糊化处理来看，作者将审美观照的主线集中在战争之外，影射现实生活与战争一样具有某种荒谬性与荒诞性，带有对现代主义的前瞻性特征。该作品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经典战争文学作品，其影响日后在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中皆有所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被公认的列强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非正义战争。战争爆发于1914年6月，而美国直到1917年4月6日才宣布参战。美国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这场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争爆发伊始，美国一是需要时间备战，进行必要的经济动员与军事准备；二是不失时机地游离于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从事军火贸易活动，从中攫取高额利润；叁是由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不具备派兵参战的民意基础。美国由于参战较晚，战争中损失相对不大，然而这场战争给美国人，尤其是曾在战争宣传下，怀着为人类民主而战、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而走上前线的青年知识分子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却是巨大的。理想和信念的幻灭让一代年轻人顿然失去了前行的方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当中。这种情绪广泛见诸于美国一战战争小说当中。其审美取向、审美把握、审美架构基本上是以“迷惘的一代”核心作家为其主流。归结起来，一战战争小说审美的主要范围包括书写战场的残酷恐怖与非人性、战争的荒诞与无意义、军队的黑暗与暴虐以及理想的幻灭与灵魂的绝望，进而唤起读者对战争、人生与命运的思考。“迷惘的一代”没有统一的纲领，是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如多斯·帕索斯、厄内斯特·海明威、爱德华·卡明斯等作家都参加过一战，其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兼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倾向。他们从人本主义出发，观照人在战争中的境状与命运，通过对战场、战斗层面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描写，旨在揭露战争的残酷性、血腥性和惨烈性，进而对这场战争非理性和反人道的实质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有力的批判。通过描写军人对战争意义的幻灭和理想信念的破灭，来表现一种普遍的厌战、反战和迷惘情绪，进而审视战争造成的人性扭曲与人的异化。有些作品把战争作为背景，淡化战斗场面描写，而把审美目光投向了战争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之上，揭示出这种摧残既来自于战场上的敌人，同时也来自于己方军队中的黑暗、专制和极权，进而最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的军官和整个战争机器，凸显战争的荒谬、无意义、毁灭性与反人类性本质，把反战主题与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小说的审美意蕴及其走向对美国战争小说书写传统产生的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与一战相比，其规模更大、伤亡更多、破坏性更强、影响也更加深远。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给参战双方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使人类数千年文明几乎毁于一旦。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一举占领波兰。这一战争行动导致英国和法国联合对德国宣战，战争开始于欧洲，但战争之火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世界。美国自一战后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主张孤立主义的势力仍十分强大，他们极力反对美国在美洲以外承担任何责任，更不愿冒险加入这场战争。二战爆发伊始，美国像在一战中表现的那样，采取了中立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不能排除其“渔翁得利”的功利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美国民众反对参战的态度和在军事上准备尚不够充分所致。1942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令其几乎全部覆没。12月8日美对日宣战，11日对德、意宣战。自此，美国正式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取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的美来源于生活，是审美主体对于客体的一种艺术把握，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浓缩了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具体的价值取向。仅就美国战争文学而言，尽管一战战争文学作品对二战后小说，特别是战后初期战争小说的审美具有一定的影响与传承，但后者无论是在审美意识形态上还是审美意蕴上与前者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关二战的战争小说从主题到创作手法和技巧上都开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审美视角较二战前战争小说也更加宽泛。作品直接描写、反映现实的情形已不多见，且鲜有激烈的政治倾向。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决定了二战后较少有激烈地质疑这场战争的意义、直接怀疑战争正义性的作品问世，而是转而针对战争的残酷性和惨烈性以及军队内部的黑暗、专制、践踏民主等内容施以审美观照。将军营描绘成社会的缩影，以军队中的官兵矛盾冲突来影射社会问题是这一时期二战战争小说中较常见的一种审美倾向。尽管如此，厌战和反战等这些美国战争小说的传统主题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从抽象的人性角度去反思战争和诅咒战争。从《裸着与死者》和《从这里到永恒》等战后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尚可以看到一战战争小说的影子，而到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发表，则标志着二战战争小说进入了一个由现代主义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阶段。这种现象与战后30年间美国国际、国内各种矛盾激化有着密切关系。国际上冷战开始，朝鲜战争铩羽而归，越南战争深陷泥潭；国内经历了麦卡锡主义而人人自危的20世纪50年代、颓废与骚动的60年代。对于战争小说审美的直接影响是仅靠先前循规蹈矩的审美策略已不能够适应审美客体的荒诞与疯狂。于是，以黑色幽默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战争文学审美便成了60年代之后美国战争小说审美的主要方式。进入新世纪，后现代主义审美已露颓废之象，为摆脱这种困境，使战争小说对人文精神层面进行再定位，战争小说家们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试图另辟蹊径，以个性化的方式去诠释历史和反思战争，进而完善战争小说审美策略，以期更有效地实现战争小说的文学审美价值。近年来新现实主义战争小说和新历史主义战争小说的出现日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重视，也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战争小说文学审美多元走向形成了有力的支撑和详实的注脚。从独立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战争小说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和繁荣几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战争小说除了在文学审美方面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以外，还与每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社会思潮、战争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美国人战争观与历史观的嬗变。美国战争小说经历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直到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浪潮的洗礼而最终走向成熟。对于不同时期美国战争小说文学审美特征与历史流变的探究会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美国和世界，促使人们对战争与和平、人性与人道、公平与正义、命运与归宿等相关命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价。
王刚[3]2015年在《历史真实与文学创造—诺曼·梅勒非虚构小说研究》文中指出诺曼·梅勒是美国当代着名小说家,1948年他以小说《裸者与死者》而早年成名,但令他声望经久不衰的却是他的非虚构小说。梅勒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创作了40多部作品,其中非虚构小说共有9部:《夜幕下的大军》、《迈阿密和芝加哥之围》、《月球之火》、《玛丽莲传》、《战斗》、《奥斯瓦尔德的故事》、《刽子手之歌》、《圣子福音》和《林中城堡》。这些非虚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纪实小说,第二类是书写名人生活与思想的传记小说。本论文主要以非虚构小说的特点与文学创作的特点的对比分析作为研究立论的基础,通过对诺曼·梅勒非虚构小说反映的美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特征和名人的社会生活与思想的研究,从而阐释梅勒非虚构小说中历史真实与文学创造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先是简单地介绍了诺曼·梅勒的生平和创作,重点介绍了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创作。然后分析了诺曼·梅勒国内外研究现状,尤其是他的非虚构小说的研究现状。最后介绍了非虚构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况及其基本特点。第一章分析非虚构小说中历史与文本的相互关系,主要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中的历史事件。首先介绍新历史主义理论视野下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然后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的历史阐释,由历史事件的叙述到历史事件的阐释类型,以及从创作材料、时空建构和文本解构的角度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文本中文学创造的历史真实。第二章主要从非虚构小说中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共存的角度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中的人物特征。首先从语言建构的叙述者和社会身份的角度阐释了人物的语言建构性,然后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中历史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独特个性中体现出的虚构特征,以及梅勒在他的非虚构小说中用文学手法创造的虚构人物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价值上所反映的历史典型性。第叁章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的历史叙事策略。首先是叙述视角的选择:第一人称增强小说的客观真实性,将第一人称与第叁人称混合起来描写内心主观感受和叙述事情过程,自由的间接叙事用历史事件中人物自身言行的那种语言来塑造人物。其次是自传体和传记体的运用:自传体有利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掺入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事情的看法,传记体叙事是小说家应用历史素材同时发挥自己小说家的构思和想象力。再次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中小说化叙事技巧:比喻、象征和隐喻等修辞的运用体现了文本的文学创造,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梅勒笔下的人物更加富有表现力,而联想的运用则大大拓宽了读者的视野。最后分析了梅勒非虚构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的运用体现小说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超文本的形式体现了当下的文本平面化特征,而元小说叙事则是作者有意识地参与了文本的创作过程。结论部分从美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思考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反映了历史真实与文学创造之间既对立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突出了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对美国时代精神意识的影响。
侯方峰[4]2014年在《史景迁的历史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史景迁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对象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叙事、史景迁的历史叙事,而这两个问题无论哪一个都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其争议更是格外大,原因在于历史叙事在当前中国史学写作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相关的研究也大都刚刚起步。叙事是西方史学自发源时期起便占据主流地位的体例风格,叙事史学在中国也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在进入十九世纪后,原来以叙事、讲故事为主流的西方史学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的表述方式逐渐由叙述走向了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社会史的反思,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历史叙事着作,重新强调叙事的重要性,出现了“叙事的复兴”,但是对叙事“求真”“求规律”能力的质疑一直持续不断,历史叙事也经常被指责与历史小说难以区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历史哲学对叙事的青睐,20世纪分析的历史哲学集中探讨了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随后,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将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引入历史哲学中,对历史文本进行分析,由于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海登·怀特对叙事的“形式的内容”的研究也对实证史学标榜的“客观性”造成了冲击,历史的“求真”压力减轻,甚至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建构的文本,都是叙事的。海登·怀特等人的理论也被称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并被视为西方史学界继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后的又一重要成果。但是,这种割裂文本和本体意义上的“过去”的做法很难得到史学家的真正认同。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了走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努力,除了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经验”范畴外,“在场”“见证”等理论对记忆的强调,都显示出超越文本,回归人类生存经验本体的努力。不过,正像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文本“是小镇上唯一的游戏”,人类的生存经验最终也只能通过语言、文本、叙事来加以表达,至于什么样的叙事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才能有望找到答案。在史学实践中,自“叙事的复兴”以来,出现了一批从事历史叙事写作的史学家,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各种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无穷的争议。其中史景迁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在过去的30多年中,史景迁写下了十余部有关中国明清和近现代的历史叙事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美国众多读者的喜爱,也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他还一度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体现了美国历史学界对他的肯定。近年来,随着其作品在海峡两岸陆续翻译成中文,史景迁也逐渐引起了两岸历史学界的关注。当然,一个无须讳言的事实是,对其作品的质疑一点儿也不比赞誉少。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峡两岸,这种质疑都是相当尖锐的,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批评者指责史景迁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还有些论者引用钱钟书的话,认为史景迁只是-个“失败的小说家”。史景迁的作品之所以引起很大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采用了“叙事”的形式。围绕这一写作形式,支持史景迁的意见认为这种历史作品文笔优美、细节感人、富有人文关怀、写作题材和形式均有创新、对中国历史有独到的理解、读者众多等等；批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史景迁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写历史?这个设问的潜在答案是：史景迁只会“讲故事”,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具体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史景迁的史学基本功不过关,在史料运用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如：汉语不过关,基本史料理解有误；史料的选择有问题；引用的多是二手史料；将文学作品当作史料使用。2、史景迁的叙事作品中掺杂着“想象”、“虚构”,这些因素不应在历史作品中出现。3、史景迁的作品以“讲故事”的叙事形式为主,这早己不是史学写作的主流,叙事作品作者的主观因素太强,难以写出客观的作品。4、史景迁的叙事作品没有深度,不能回答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深层思考,没有对历史进行深度阐释,作品缺乏学术创见。5、迎合普通读者,一味求奇,对历史的把握有失偏颇。当前,对史景迁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上述两种意见大都体现在书评和一般性的介绍中,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缺少正面交锋的机会,因而大都浮于表面的泛泛之谈。应该看到,简单的标签式的研究,对于理解史景迁并没有意义,因为不论是他的史学观点,还是他的叙事历史写作方式,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在史景迁30多年的学术生涯和历史写作中,在他身上体现了多种史学流派的影响：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历史、女性史学、后现代主义、叙事诗学等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影子；而他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中国学研究大环境的影响；由于他既曾师事中国学者房兆楹,又敬仰司马迁,中国传统的治史理念对他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他的叙事历史作品中,既有西方传统历史叙事作品的影响,也有司马迁纪传体史书的影响,更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影响,还有史景迁的独到创新。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才有可能真正认清史景迁的价值和缺陷所在,并进而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叙事作品的意义和局限,思考文史之间、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将来的历史写作有所裨益。围绕“史景迁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对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考察：首先,将史景迁放入具体的学术脉络中,分析他的学术历程,他与美国中国学、历史叙事复兴的关系,并提出其创新所在：即治学重心从确认事实转移到描述事实。其次,将对历史叙事的兴衰及理论论争做一下梳理,对历史叙事边缘化、复兴过程及原因,以及史学界围绕历史叙事的两个核心争论——历史叙事能否完成“求真”“求规律”任务,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如何加以区分——进行探析,在此基础上,讨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叙事价值的新挖掘,以及叙事与安克斯密特“经验”理论的关系。然后,在接下来的叁章,对史景迁历史叙事的内容、形式、观念和思想叁面进行细致分析。在内容部分,重点探讨其对人物、环境与故事的偏重和选题的独特性,同时论述他对环境、生存经验和史料的重视,充分展示他在传统史学家法和各种新史学思潮中的选择和坚守；在形式部分,借助文学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其作品在语言、视角和结构方面独具匠心的创新；在观念和思想方面,将重点讨论其独特的治史理念、学术观点,并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和经验范畴两个理论视野对史景迁进行观察,从而进一步厘清他的史学思想。在结语部分,将简要探讨史景迁历史叙事写作的意义,以及其治学态度给我们的启示。不论是从史学实践还是从史学理论来看,叙事都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史学理论家早有认识,章学诚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演讲中指出,各种历史学术研究论文,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加以综合和融会贯通,这些论文就只是历史研究而不是史学,“除了分析以外还要有综合工作,否则,历史的知识是死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就只能摆在图书馆里。”①历史叙事做的正是综合的工作,是熔铸着史学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与理想的一种写作形式,在这方面,史景迁的历史叙事作品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对象,对其创新点进行分析认识,并从理论高度进行把握,有助于增加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深度,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石艳玲[5]2015年在《《幼狮》中的个人抉择与道德嬗变》文中研究说明《幼狮》是欧文·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举世公认的最优秀的二战小说之一。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战争小说。它不仅出色地描述了战争,而且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内涵。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为我们揭示小说中人物的人生抉择和道德嬗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欧文·肖在《幼狮》中叙述了叁个士兵的战争经历,透过他们的不同的人生抉择折射出了不同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克里斯汀最终选择了人性的邪恶;诺亚以坚定的信念构筑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迈克尔在战争的历练中维护了个体的尊严。欧文·肖作为一个与萨特有着相似经历的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诠释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
郭志清[6]2013年在《由彷徨、毁灭到暴力、复归》文中提出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从1948年发表《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到离世前出版的政论文集——《论上帝》（On God: An Uncommon Conwersation,2007）,梅勒纵横美国文坛六十载，被认为是最能反映美国当代重大问题的作家。诺曼.梅勒是美国当代文学中，一位举足轻重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在1948年25岁之时凭借一部反映二战的小说《裸者与死者》一举成名，顺利跻身于美国文坛。一直到2007年离世，梅勒一直活跃于美国的文坛、政治舞台等领域。他的创作周期之长（六十年）、作品数量之多（四十部）、作品形式之多样化（小说、戏剧、散文、评论、非虚构小说）、思想之复杂（欧洲存在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与超人理论、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及宗教神秘主义等）可以说是令人惊叹的。梅勒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虽然他的不断探索与实验使得他的小说处于一种流动与变化之中，但是他的创作主题——作品的灵魂一直是不变的。不管是在小说的创作中还是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非虚构小说”的创作中，他始终都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在现代美国生活中人的命运，思考人存在的意义。所以，抗争、异化、极权始终都是他在探索与思考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它所寻找的反抗方式是不一样的。也正因此他被看做是美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梅勒自己战斗的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践行了一个存在主义战士的思想。但是，梅勒的存在主义思想也是一个逐步发展、吸收到成形的过程。本论文之所以选取《裸者与死者》和《一场美国梦》来解读梅勒的存在主义思想，是因为《裸者与死者》这部作品是在欧洲传统存在主义影响下创作出的带有明显传统存在主义的经典作品。梅勒以自己的二战经历为背景创作的《裸者与死者》被认为是最好的二战小说之一，甚至有很多的评论家认为在梅勒以后六十年的创作中，他始终都未超越《裸者与死者》的成就。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在战争及战争之外的美国社会，人性的极度被压抑、被践踏，在这样一个极权的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一场美国梦》则是在《裸者与死者》相隔二十年后，梅勒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品。在这二十年中，梅勒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人生和现实的思考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这一时期的结晶就是他的“白色黑人”理论，体现在作品中的就是“希波斯特”形象。“裸者与死者”体现了梅勒对人性的基本观念，毫无尊严的生存是梅勒对人性的最深刻的理解，这构成了梅勒发展自己存在主义思想的人性基础。梅勒的存在主义就是渴望坚守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向压抑和毁灭个性的社会文化进行反抗。在这个过程中代表梅勒存在主义思想的“白色黑人”理论形成。这种放抗在发表于1965年的《一场美国梦》中依然是其主旋律，在这个阶段他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国式存在主义。“白色黑人”理论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这是一部标志着梅勒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品，其思想和风格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从一举成名的传统存在主义作品《裸者与死者》到打上美国存在主义深刻烙印的《一场美国梦》，梅勒存在主义思想的主旋律基本是延续了传统存在主义的思想，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梅勒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地“希波斯特”人格。如果说在《裸者与死者》的创作上，梅勒是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手法表达了存在主义的主题，也就是说是更多地继承了叁十年代作家的创作。那么到了《一场美国梦》的时候，就已经是彻底的一部存在主义作品了，用富有哲理性的思想——白色黑人理论完美的展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本论文在绪论部分将介绍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文学的关系，及梅勒在文学创作上的存在主义特征。第一部分，论述梅勒存在主义思想形成的内外因素及阶段特征。第二部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裸者与死者》和《一场美国梦》进行分析解读。第叁部分，从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方面论述梅勒美国式存在主义对传统存在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结语部分将对梅勒的创作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以简要的概括。
杨芳[7]2013年在《《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时空叙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和时间表示的都是事物间的位置关系,时间用以描述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空间用以描述物体的位形。《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同属传统的情节小说,都遵循时间的自然持续和与情节要求相对应的空间转换,按主人公的先后经历,来安排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两部小说缺乏现当代小说时空交错的叙事特点,但都不乏相对同时代小说来说先时的叙事技巧。研究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线性时间叙事技巧对比研究。“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恰好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用语言表现它们时,也就必须采取先说其中一件事,然后再说另一件事的形式；或者部分交替着说两件事。总之都需要变成线性形式。”《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都继承发扬《春秋》与《史记》两种文学体裁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将朝代纪年、世代时间与人物年纪叁者有机结合,体现出东亚古典小说典型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是直线的单一绵延,不枝不蔓,“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红楼梦》时间叙事技巧向现代小说靠拢,但不能因其局部对时间的切割、打碎和穿插,否定其主体叙事时间的连贯性。《红楼梦》叙事时间技巧不及《源氏物语》明确,但所言之事如丝以待,丝于络成之后,方知作茧之精,与《源氏物语》略显板滞的时间叙事技巧比较,《红楼梦》时间叙事技巧更为灵活多变,是清朝小说时间叙事艺术迅猛发展的标识。实际上《红楼梦》中不可回溯的主干时间流对文本进行着整体有效的操控。二、时间情态化叙事技巧比较研究。“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中国人传统思维中,时间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理现象,时间流变与心理感受密切相连。季节交替变换推动事态演变,是提供《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情节展开的必备条件。两部小说将事态变迁与自然季节变化紧密结合,使得景物描写与人物情感的矛盾纠葛描写有机融合。在时间情态化的文本诠释过程中,中日两位作者均擅长“喻情于景,借景抒情”,叙事表现艺术中形象先于逻辑,感性强于思辨。《红楼梦》以情节的跌宕吸引读者,季节的变化辅助情节的发展,向现代小说叙事手法靠近。《源氏物语》注重通过季节变化来抒发个人感情,注重小说叙写的“散文式抒情特色”。《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书中“一切景语皆情语”,“抒”与“叙”紧密结合。同时,两书均采用既能抒发“意”,又不被“意”所束缚的灵活多变的譬喻性话语体系。中日古典小说的抒情叙事特质恰好与西方古典小说注重情节的叙事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叁、地志空间叙事技巧比较研究。时间是流动、变化的,暗含新生与幻灭之意,空间是静止、平稳的,在静止的某一时刻凝注文本。两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志空间,即人物的外部环境是相对封闭的,这些“深宫帐纬”的场所一般人不可企及,都是发生在一小块区域内,由一小群身份颇高人的人引领,发生在“院子里”的故事,是一方水土的缩影,都具备地方志的特征。“文笔园林”是两书有别于其他典籍作品的重要叙事特征,“文笔园林”因人／事设景、因景设置植被,以不同的植物烘托人物的性情、渲染气氛。紫式部与曹雪芹旨在作品构筑的虚构世界中逃避现实、逃避纷争,在曲径通幽的还乡之路上品尝人生的甘美,构建了一处诗意的栖居地、理想的乌托邦。两部作品在花园意象的描写上均体现出求真、求善、求美。另一方面,日本古园林是中国古园林建筑的分支,中国人文因素自古以来对园林影响大,讲究园林艺术中的立意,饱含伦理教义。日本园林的趣旨在于通过事物外部,冥思事物内在,重视心与心的人天对话,讲究的是悟性。两书不同地志空间特征,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基于中日两国彼邻而居,文化渊源流传,两国文化有若干相似与迥异。反映在文本当中,就是各自既具备独特的民族风情,又能相互得以共识处。四、文本空间结构叙事艺术比较研究。该部分研究,一是对两书的文本叙事结构进行对比研究,二是对两书的文类模型进行对比研究。《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争议繁多,切入视角及赏析角度的差异造成各式审美取值及其价值认同。《红楼梦》分为“家运”、“神瑛与绛珠草恋情”、“宝玉运程”叁条主轴,第叁条叙事主轴(“宝玉运程”)有力地将前两条叙事主轴扭合。《源氏物语》以“冷泉帝构想系统”、“明石姬构想系统”、“女叁宫构想系统”、“紫上构想系统”为叙事主轴,前叁条主轴为先后承接关系,第四条主轴(“紫上构想系统”)一直与前叁条主轴相互缠绕,齐头并进。通过两部小说叙事主轴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书特质结构惊人相似,一是,两书主体构架简单明了,基本都为平铺直叙型,事态的发展循序渐进。文本叙事主梁由几股主轴构成,其中一条主轴又贯穿于其他几条主轴当中,将其他几条主轴紧密扭合,叙事主梁呈麻绳状。二是,在这些连绵不间断的主体构架当中,又有若干条叙事暗线埋伏其间。两书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叙事系统互为参照、明暗相间、紧密结合、同步共进,在交错展开的过程中搭建有机的叙事空间。两书都是在时空交错的网状结构中定型,最后都达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叙事效果。该部分还将对古典小说叙事的各种文类模型进行比较研究,例如：预叙式总纲、情史与恋爱模式、神谕与预言、皇权、神话与传奇、梦境。
王楠[8]2012年在《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解读《看不见的人》》文中研究表明拉尔夫·埃里森（1914-1994）二战后美国着名的黑人作家之一。从叁十年代后期首次发表文章以来直到1994年离开人世，拉尔夫·埃里森对美国文学、文化、种族以及身份问题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帮助他用七年的时间创作出了一部震撼全世界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自1952年问世，在美国社会乃至世界文学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并被誉为划时代的小说，被称为反映美国现代黑人生活的一部史诗。1953年，拉尔夫·埃里森又凭借《看不见的人》相继夺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65年，该小说被评为美国二战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书评报刊，比如《纽约时报》、《时代》、《星期六评论》都各自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充分肯定了它重要的文学性，并一致称它为美国黑人奋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描写黑人生活经历的小说，作者从黑人的现实生活中获取素材，描写一个出身穷苦的南方黑人少年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和痛苦。整部小说以传记小说的形式，以主人公作为叙述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位无名无姓的黑人所经历的一系列的冒险，探索自我身份的故事。因此，该小说是一部典型以身份危机作为主题的小说。小说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后殖民主义因素，使读者不难感觉到美国黑人的磨难不再来自以往白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剥削，而来自一种隐形的剥削形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看不见”的后殖民主义剥削。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解析《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大多集中在叙事理论、象征主义、成长主题等方向上，很少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角解读这部作品。本文旨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读《看不见的人》这部作品。后殖民主义是解读《看不见的人》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读这部作品，本文更加强调摆脱种族歧视、他者的身份的重要性，对促进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民族大融合，建设和谐世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将《看不见的人》置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中，以弗朗兹·法侬的种族和身份的观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他者的观点，以及霍米·巴巴的第叁空间的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来解读该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变化历程，进而剖析了导致主人公身份变化的根源。本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作者的生平，创作经历，作者的文学成就。其次，介绍这部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状况。最后指出本论文的研究特色、目的及现实意义。第二部分由叁部分组成：第一章：概括介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框架和理论支撑。首先，介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定义，揭示出后殖民主义不同于以往殖民主义的经济上的赤裸的剥削，而是指一种无形的文化的渗透，这种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文学上的影响和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其次，介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主要观点，其中，详细介绍与《看不见的人》相关的法侬的“种族主义”观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他者”观点，以及巴巴的“第叁空间”的观点。第二章：分析主人公探寻身份的历程。首先，描述主人公所经历的一系列身份的变化，从美国南部的大学生到油漆公司的工人、医院的病人，再到兄弟会的发言人，最后成为地下室里的“隐形人”。其次，本章通过分析主人公的身份变化进一步剖析身份变化给主人公心理所带来的变化，揭示出主人公从天真无知到怀疑觉悟，最后觉醒成熟的心理历程。第叁章：探讨主人公身份危机产生的根源。主人公之所以成为“看不见的人”是因为白人根本拒绝去看他。本文首先通过法侬的“种族主义”理论分析得出种族主义是主人公身份危机的主要障碍，其中，种族主义在白人和黑人身上所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其次，本文通过赛义德的“他者”理论分析得出黑人被作为“他者”的身份也是导致主人公身份危机的原因，其中，包括黑人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本文最后通过巴巴的“第叁空间”理论分析得出黑人在两种文化碰撞的第叁空间中的身份的不确定性也是导致主人公“无形”身份的一个因素。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对正文部分分析的总结，并指出本文的创作意义所在。本论文通过分析主人公“看不见”的身份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剖析主人公由于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心理的变化。本论文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着重分析主人公在自我身份寻找过程中由天真无知走向怀疑领悟，并最终觉醒成熟的心理变化，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属于“第叁空间”，也就是既不属于白人世界，也不能回归到自己的黑人身份，而是一个真正的“看不见的人”。较之其他黑人小说，该小说的意义更深刻，影响力也更为深远。
朱清清[9]2017年在《威廉·戈尔丁《黑暗昭昭》中的空间书写研究》文中指出威廉·戈尔丁被公认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英国作家之一,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黑暗昭昭》是戈尔丁经过长逾10年的休眠期后,于1979年发表的一部重要的小说,其成就与发声之作《蝇王》旗鼓相当。本论文立足现有研究基础,用空间理论、精神分析、文本细读等方法,研究《黑暗昭昭》的空间书写,探索戈尔丁与《黑暗昭昭》空间书写的渊源、空间焦虑的书写表征、空间形式的书写策略以及空间书写的价值取向,以期使读者在独特的空间视阈中全面理解《黑暗昭昭》的创作背景、文本结构以及文本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框架,并阐释空间、空间焦虑等核心概念。第一章探讨戈尔丁的空间书写渊源。从宏观角度看,英国文学中的空间书写传统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从微观角度看,戈尔丁生平中特定场所的恶性体验为他的创作传输了情绪动机。第二章论述戈尔丁《黑暗昭昭》中人物与空间之间的疏离形态,通过物理空间的可表象性和心理空间的不可表象性,与小说人物焦灼的生存状态的对应,进而阐明空间焦虑不仅长久以来盘根在戈尔丁的内心,也投射到了其所创作的边缘化人物身上。第叁章聚焦《黑暗昭昭》文本内外空间形式的书写策略,通过勾勒文中串联的空间意象以及文本的双重叙事结构,体现戈尔丁利用空间意象的象征性以及文本结构的空间性,延展了读者的空间感知。第四章探寻《黑暗昭昭》中空间书写的价值指向,论证戈尔丁将人物置于现代社会以期展现个体与空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勾勒的是现代人的焦虑困境。他期许将读者引向更宽广的思考空间,进行宗教式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赎罪。结语部分将从整体上升华戈尔丁的空间书写意义,重申本文的研究价值。
周俊[10]2017年在《《山顶上的男孩》（节选）翻译报告》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进入国际化时代,人们对下一代教育的关注及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进越来越受重视。相较于小说、传记等主流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特点,是指为儿童创作的、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及其欣赏水平的文学作品,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兼有教育性、趣味性与形象性。因为对象读者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要注意趣味和说理兼顾,采取特别的翻译策略,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本文翻译研究一部关于二战的爱尔兰儿童文学作品《山顶上的男孩》。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小男孩在希特勒的影响下如何成长为一个纳粹少年。故事中不仅涵盖了友情、亲情等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元素,还涉及到在二战背景下关于民族、忠诚等复杂的人性探讨。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是用极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复杂的情感活动,也是译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各种翻译方法以达到用同样简单有力的文字充分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并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结合当前儿童文学作品的特征,探讨在《山顶上的男孩》整个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希望为同类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美国二战小说的特色与成就[D]. 薛玉凤. 河南大学. 2001
[2]. 美国战争小说的流变研究[D]. 王延彬. 吉林大学. 2014
[3]. 历史真实与文学创造—诺曼·梅勒非虚构小说研究[D]. 王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4]. 史景迁的历史叙事研究[D]. 侯方峰. 山东大学. 2014
[5]. 《幼狮》中的个人抉择与道德嬗变[J]. 石艳玲. 求索. 2015
[6]. 由彷徨、毁灭到暴力、复归[D]. 郭志清.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
[7].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时空叙事比较研究[D]. 杨芳.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8].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解读《看不见的人》[D]. 王楠. 辽宁大学. 2012
[9]. 威廉·戈尔丁《黑暗昭昭》中的空间书写研究[D]. 朱清清.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10]. 《山顶上的男孩》（节选）翻译报告[D]. 周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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