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关系维度”笔谈——现代道德的传统承接：可能与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维度论文,能与论文,思想道德建设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方式开启了。也许没有人会否认经济是开启现代化的动力，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其思想的变革却是以“伦理的批判”为先导的。无论是20世纪初“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开启，还是20世纪末叶“经济变革意义”上的开启，都无一例外地与伦理的批判相伴随。这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性至少蕴涵着这样的问题：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思想资源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国现代化的开启与传统的批判认同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因此，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建设，必须回答现代道德与传统承接的问题，即必须追问“应否”和“如何”承接。
（一）共同的历史记忆
谈到与传统承接的问题，也许中国人都会有某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以20世纪初“历史进程意义”上的现代化开启为“历史记忆”追溯起点，至少有三次共同而深刻的记忆。
第一次共同的历史记忆发生在20世纪初：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相伴随，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问题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于传统文化的社会性质，于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反传统、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对这场运动的历史、政治意义经典作家已予以充分的肯定，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隐藏在其后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尽管“五四”后曾发生过“科玄论战”，即人生观问题应用“科学”或“玄学”来解决的大辩论，表明反传统何等地不容易，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或反传统确是主流性的、主导性的。难怪杜维明先生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家多半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主张科学立场的胡适在解释发起论战的动机时指出：“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但中国的情形则不同，此时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胡适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过度科学带来灾难，而是两千年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新文化。这种解释不仅表达了反传统的基本立场，而且也说明了反传统的特殊历史背景。
第二次共同的历史记忆可谓始于20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我国先后发生了“反右运动”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场具有某种必然性联系的运动有一个共同的意识背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所有制和政权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功，于是，历史地提出了“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命题。客观地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就确立了以“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待文化传统的基本立场。但由于特殊的“意识背景”，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批判继承”的原则被“极左”意识诠释，并推向极端。从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批判到对吴晗“道德继承法”的批判，都把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由不同见解升级为对封建文化意识的态度，由学术探讨演变成了完全的政治批判。这种“意识”深深地窒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探讨，导致了我们在实践上对待传统与外来文化采取以否定为基调、以政治批判为特征的态度。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基于对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反传统”是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为出发点、以“政治需要”为导向的另一种否定。
第三次共同的历史记忆应该是20世纪末叶：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中国再一次掀起了文化反思的高潮，其实质仍然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由于经济开放，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有了更广泛的交流；由于交流，彼此之间的认识由过去较单一的政治视角，逐渐引向文化传统差异的深入比较。与前两次“反传统”之背景与形式不同，此次的传统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西方文化的充分肯定，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潮流相联系的。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对这种与西方文化过度“亲密”的立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不断以政治干预的形式影响之（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但实际上，无论学术界或社会心理层面始终潜藏着一种否定传统的思想涌动，其最为极端的表达就是要用“蓝色文明”取代“黄土文明”。历史地看，这种比较心理、这种思想涌动以及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明显地带有某种“物极必反”的、片面的认同倾向。10年前我在研究开放地区大学生道德问题的课题时，曾涉及这个问题。我以为有三种因素同时制约着这种心理：第一，经济发展的较大差距，拉近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建国30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还是贫穷的、落后的，而且由于社会的封闭，国民并不意识到或认为本该如此。当国门打开，无情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客观上促使人们从对西方经济的认同到对西方文化及其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认同。第二，反思历史的教训，引致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感情倾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阴影仍深深地缠绕着人们的记忆，当人们反思历史教训之时，西方个人本位的传统似乎弥补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不足，这种意识毫无疑问地加大了对传统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亲近感”。第三，新旧交替中的焦虑，价值转换的“真空”，成为人们投向西方文化的契机[1](P227)。
从三次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传统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第一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封建制度与意识，第二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政治需要的现实，第三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与反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然而，“传统”这挥之不去的积淀却不理会那人为的挑战，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步向深入之时，当全球化叩开国门之际，“传统继承”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这次我们是否需要进行深思熟虑的理性考量呢？结论应该是肯定的。
（二）传统继承何以可能
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提就是“传统”为何。在理性上，也许这并不是一个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其力作《论传统》中指出，传统必具有三个特性：一是“代代相传的事物”，既包括物质实体，也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以及惯例和制度；二是“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即传统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变化链，尽管某种物质实体、信仰、制度等在世代相传中会发生种种变异，但始终在“同一性”的锁链上扣接着；三是“传统的持续性”[2](P15～17)。由此可见，传统不是历史，因为历史只能是过去；传统亦不是政治，因为政治必定是现实的，故不可能代代相传；传统更不是经济，因为经济是不断变革的力量，不可能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和具有持续性。毫无疑问，“传统”与历史、政治、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但传统最直接的载体却是文化。
“文化”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可通过物质实体、社会范型来表达，亦可通过思想意识、制度理念来体现，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文化是人性的生存样式，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意识，就是它的思想样式。”[3]无论是“生存样式”还是“思想样式”，它都源于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人性的差异性，故不可能有一个标准模式。因此，“文化”尤其是“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方式，才具有渗透到每个人的毛孔、流淌到每个人的血液中之功能。而从“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来看，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4](P19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出于何种想法，无论以何种方式“反传统”，传统始终反不掉，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对传统予以理性地审视、批判地扬弃，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展、积淀传统。恰如杜维明教授所反复强调的，传统与现代是一种相互蕴涵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思想道德建设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从这个向度来思考，我们必须接受两种考验：一是如何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坚守中华民族创建的“道德家园”及其道德传统，自觉地与世界不同的文明传统进行对话，使民族的道德传统理性地“融入”人类文明之宝库；二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维度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道德传统，而不是将“道德传统”当做历史的教条，使之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贡献。回应这两种考验，我们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不仅要有自觉的意识，更要有回应的能力。杜维明先生认为，继承和发展传统的问题，必须经过自觉的、群体的、同时是批判的文化认同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所接触的问题都是比较全面的；同时，任何一个复杂的思想传统，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探索也有其片面性。因此，掌握文化的特殊性是掌握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5](P8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对传统全面的、历史的了解和认同，就不可能真正承接传统美德。我们应当为之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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