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话语能力构建的价值原则与实践策略*
□蔡卫华
[摘 要] 语言或话语是标志一个民族存在的现实意识。民族话语能力对于提升中国话语权，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的话语权弱势，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新时代网络传媒的介入，致使民族话语能力的价值属性出现异化和交往困境，以价值原则为民族话语特色，提升中华民族话语影响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新秩序的有力保障。只有充分发挥民族话语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制度价值等，牢牢掌握话语权，才能走出困境、打破话语霸权，提升中国特色话语张力。中华民族话语之妙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话语是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实践样态，她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走出西方话语价值困境贡献普遍有效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 中华民族话语能力；话语空间；话语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中国由“站”起来再到“富”与“强”起来，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式变化。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国家增强了力量，民族有了希望。而这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希望，并未指涉民族话语权的提升。语言、话语是标志一个民族存在的现实意识，一个缺乏话语权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客观地分析，中国话语权的提升，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环境的阻隔，但是，也决不可忽视民族自身话语的能力问题，尤其是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价值与实践问题。新时代新的话语进入中国话语体系，促使语言发生新的生长，民族话语能力在十八大后开启新的实践，展开新的张力。如何在行动中理解意义、在行动中理解应有的价值和行为、在行动中“言不可言之说”之物、在行动中决定后续行为等等，是提升民族话语能力亟待探索的问题。
邢先生告诫学生“抬头是山，路在脚下”，他要求学生既要有高远的志向，同时更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邢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认定好学术的高峰，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懈的追求，实现人生理想的榜样。
有关民族话语能力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文献查询，笔者发现，青觉和赵超(2019)两位作者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构建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和借鉴多种话语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体之下多元平等”的中华民族话语。“一体”构成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多元平等”则不仅有效地回应了少数民族争取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消解了国民党“一体论”话语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这套话语体系，为其争取抗战胜利赢得了政治主动和民意基础，也奠定了当代中华民族话语的重要基础。佟德志(2018)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发展做了探讨，他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有关民族话语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导向，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包括了道路、目标、内容、主体、规则等几个方面。张维为(2014)认为，中国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孙吉胜(2016)认为，民族话语能力与国家形象构建关系极大，他就如何改善国外“中国话语”，提高中国国家形象提出了具体建议。
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观点新颖，对笔者很有启发。笔者认为，民族话语能力对于提升中国话语权，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的话语权弱势，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新时代网络传媒的介入，致使民族话语能力的价值属性出现异化和交往困境，以价值原则为民族话语特色，提升中华民族话语影响力，是维护文化安全、捍卫文化主权的重要方略，也是构建国际话语新秩序的有力保障。只有充分发挥民族话语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制度价值等，牢牢掌握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才能走出困境、打破话语霸权，提升中国特色话语张力。有鉴于此，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中国力量，这一问题做初步的科学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构建中华民族话语能力是国际话语秩序的有力保障
文明首先是语言的文明。在语言文明中，资产阶级竭力维护宗主国—殖民地，或附属国这样的被扭曲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使附属国的语言从属于宗主国的语言文明，以宗主国的话语权来主导、支配附属国的话语权。约翰科斯特洛也说过，中国崛起成为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致使创新中心向东方转移，中国强大的发展实力正在冲击西方世界(Louise Lucas and Emily Feng，2017)。问题在于，“发展实力”究竟是什么? 当今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人们对语言的能力及其实力作用，提高到与物质财富的硬实力并举的软实力地位，语言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
在普遍交往中，民族话语能力经通用语言发生变化并产生困境。语言交往是人类通过运用符号语言，把握与言说世界的一种意义式交往。当语言被社会规约之后，形成一种通用语言，当其约定俗成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先在式的语言交往结构，一种话语的社会秩序。“语言法西斯”，是巴尔特晚年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讲演中提出的，是与其“语言恶魔”“语言绳索”和“异己的语言”等相近的术语。巴尔特明确地看到“权力”(power)及语言的根本性支配力，“有股确切的力将我的语言曳向不幸，曳向自我摧残：我的表述状态犹如旋转的飞轮，语言转动着，一切现实的权宜之计都抛在脑后”(巴尔特，2003：243)。
驱使数字网络“软动员”，就是网络话语管控与使用的共同进化博弈。网络话语的主要表现为便捷性和虚拟性，它们是一种与技术性的硬条件相对的一种软条件，是一种软件的技术性，对网络掌控属于无形的力量。便捷性集中反映在其摆脱了时间、空间、成本等因素对交往者的束缚。虚拟性主要表现为，由网络信息技术打造的话语环境，与话语交往者之外的“第四方”角色，提供了一个多层级的交流，和多元化的信息系统。这种“第四方”角色的约束，仅靠法律制度的外部力量还不够，还需要一种软性的内在约束力量的补充。对便捷性和虚拟性的管理驱动，不能仅靠技术的硬性力量下达规章制度，而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强烈程度的软性力量。使管控与使用受到特定的观念的压力，提示网络空间交往的意识自觉，提升网络交往者的思想素质，自觉维护网络话语权，提升交往中的主导者形象。
根据上述维修集约范式构成要素的定义，通过对国内各主要城市地铁公司的调研和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维修集约范式存在多种形式。
话语权的彰显就是语言能力的彰显。在跨文化语言交往中，全球化占优势地位的话语民族，往往具有更多的话语主导权。反之，一些民族国家，“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2016：24)。在当前，话语方式的不平等意味着，话语—文化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逻辑和话语方式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全球话语权的不平等，表现了各种话语境遇的深刻差异，及其“中心—边缘”和“奴隶主—奴隶”等两极话语的对峙(任平，2003：612)。第三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话中存在根本的差异及困境。首先是话语策略的政治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国家面临失语的危险，而重拾话语权的主张，仅是在政治上的口号。现代主义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要走向世界中心，首先要求的是公正平等的话语权，要求的是相互平等的话语与文化交往与传播。但平等的话语标准和话语分配的秩序，依然是西方主导，平等则意味着西化。其次是困境之困。失语的困境当然是来自于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同时，在全球化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处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努力向发达国家学习，致使他们的话语在学科、观念与方法上，与其民族特色越来越疏离。他们的话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从文化市场到政治管控再到普通大众教育，到处都打上了发达国家的话语烙印，本土话语消失。再之就是“边缘的愤怒”。这种愤怒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他们在反全球化过程中，导致的“新殖民文化批评”与“后殖民文化批评”，一个是在旧全球化时代，对抗传统文化帝国主义和压迫，和对非洲文化的歧视，批判非洲文化，要求有一种全球性文化平等的权利；另一个是处于西方文化边缘，或以东方文化代表自居者们，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文化与政治观念获得话语权根据，从文化的差异性平等权利出发，反抗白人文化或欧洲文化，对于各种边缘性文化的歧视和毁灭性否定。但是，他们的结论大多否认全球化，否认文化的全球效应，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例1(2014湖北卷·理8)《算数书》竹简于上世纪80年代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出土，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系统的数学典籍，其中记载有求“囷盖”的术：置如其周，令相乘也.又以高乘之，三十六成一.该术相当于给出了由圆锥的底面周长L与高h，计算其体积V的近似公式 它实际上是将圆锥体积公式中的圆周率π近似取为3.那么，近似公式 相当于将圆锥体积公式中的π近似取为( ).
不可否认，走出霸权与旁落，重拾国家语言能力的理想状态，并给予具有价值导向性的解答，是相当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中华民族话语能力，应该基于语言交往实践中的文化—话语策略，将之放在“主体、主权、空间”的三位一体中加以解答。中国是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化新格局下走现代化道路的，全球化的后现代化背景和本国的现代化运动，形成一个独特的语境。因此，在这一独特的语境中，中华民族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化话语。我们既反对话语帝国主义，也反对褊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者的主张。用差异的策略和保守主义疯狂地守护民族固有的文化，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先行。话语的多元、文化的差异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交往双向建构和整合的产物，交往中话语的多元化、差异化与平等化相容。没有话语的输出，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平等。没有在全球化话语新秩序中所做的贡献，也就没有让本土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定空间的可能与机会。没有话语的交往以及国际事务的参与，更没有实质的话语平等权的可能。所以，理应用发展的目光，来审视当前的全球话语交往，保证主体、主权与空间的三位一体，引导中国走向更大程度的开放，走向世界舞台和国际话语报告厅，走向挖掘与变革本民族话语的特色，争取在话语主体与话语权的平等化中，获得更大的话语空间。当前，中国声音、中国表述的中华民族话语，不失为构建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得力保障。
In this paper,the discharge and fiow characteristics of a serial two-electrode PSJ actuator array using a high-voltage pulse capacitive power supply are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ly.
三、价值原则：构筑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特色影响力
民族话语能力的制度价值就是话语实践的行动规程和准则，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话语能力的制度价值导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话语身上。民族话语能力糅合进各种知识和话语竞争，产生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个体意识还是公共意识，都是被话语及其交往书写的。它首先是现实人的感性活动，是使非存在变为存在，或者使人的话语转化为感性具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意指性，但没有意义固着；话语在交往中滋生意义，折射交往的实践意义，载负着主体的话语指向，却不受任何个体主体意义指向的控制。其中，语形、语义和语用都发生了整合的作用，挤进合法化。话语能力一方面构建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意识。自我意识和公共意识是怎样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取向就是怎样的。第一，语言形式的合法化。个体经验的语言形式是个体语符串，也就是所谓在社会语言背景中成立的私人语言。它要成为大众化日常生活语言，就要转化为常识进入大众语汇体系。常识的形成，必定以日常语言的成形为标志。语形的合法化是日常语言建构的第一要务。或者个体语直接为大众日常语言所认同，转化为后者，或者个体语翻译成为日常语言，或者改变原日常语言的结构，使个体语直接变成大众语，否则日常语言将拒绝接受，私人语言常识化就难以完成。第二，语言评价倾向的整合。日常用语的语词和句符，体现着社会结构倾斜利益的意愿，回应着语言能力实践的客观意义结构，从而形成“结构概念”。从而规定着社会规范，在整合竞争过程之中，变成价值向度的权威。第三，语用的合法性。语言的意义在于语用行为，语用世界的核心在于争得对大众的话语权。在语言交往中，民族话语作为常识的联结，其功能在于适应、维护和优化话语交往的意义结构。从语用演化的角度看，民族话语功能总是不断介入大众话语，维护着自身的权威，凝聚着社会价值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断介入常识话语，加固着民族话语的功能需要，使之得以认同并被接纳。
1.民族话语能力的生存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体现，也是国际上公认的先进文明的鲜明标志。强国必有强语，强语助力强国。话语发展价值体现在，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挖掘民族话语资源，丰富语言内涵，赋予话语时尚意义。同时，又要警惕商品广告、网络媒体等，随意玩弄文字游戏，充满商品气息、粗俗怪诞的话语。另一方面，民族话语根植本土，提升国际影响力。随着网络传媒的发达，强势话语对外的技术传播，及其夹带的价值观，都在冲击着本民族话语，对民族话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话语向外强势输出，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学术表达，特别是在科技文献的学术表达上失去话语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话语的物质力量，伟大的实践促使话语的创新。同时，加强交流互鉴，汲取营养，提升民族话语传播力，掌握民族话语的主动权。
民族话语能力的发展价值是母语自信和自觉意识的传承，以及母语的通用语地位的创新。母语是民族话语能力的符号标志，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应当促进民族话语能力的实力，维护母语通用的权威，自觉抵制外来话语冲击。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2.民族话语能力的发展价值
“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② 列宁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 语言是民族形象的解答者与维护者，是民族的重要分界线，是形成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民族国家间最重要的交往手段。语言是凝聚民族心理和文化的重要手段，是民族生存样态的标识。“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在网络+时代，语言交往的形式越发发达与多样化，它将过去隐蔽在语言中的一切内在矛盾、特点和问题都充分地展现出来。首先是交往屏障的出现。正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各种语言的意义、理解内容、理解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译难以完全。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话语在语言交往中受到挑战，话语功能在交往碰撞中，发生意义间分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语言交往结构中，话语受语言结构的规约，是相对固定的。语言的主导性制约着话语的指谓，形成秩序。这一秩序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思维方式，并代表着某一话语集团的话语主权，左右着话语的存在与作用。
民族话语能力的生存价值是物质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精神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能力诉求，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一个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话语表述、规范的权力。马克思在谈到民族语言形成规律时认为，语言划分，语族形成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他说：“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3.民族话语能力的制度价值
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价值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2017：44)的积极意义。当前，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维护国家陆海空和互联网安全，经略深海、极地和太空，从事国际维和行动，保护国家海外利益等方面，语言都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语言竞争已经是国力的重要表现。如何在语言的激烈竞争中，获取主动权甚至领跑权，就需要对民族话语能力的价值进行再认识。
四、实践策略：贡献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中国力量
任何语言都被物化为一整套有着丰富色彩的“复杂结构的话语”，其中能力是“精神”，话语(语言)是能力(精神)的物质表现，后者是前者的实践路径。话语能力都要“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十八大以来，中国话语是能够编码中国道路，破译“中国奇迹”的文化密码，是一套有助于破解人类交往难题的中国智慧，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话语体系，也是一套现代化进程中比较优势的话语资源。
1.驱动“软动员”，网住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网络主导权
数字网络成为话语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话语对话的平台。第一，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对民族话语质量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决定能否借助数字网络新技术推动民族话语“走出去”的硬性条件。第二，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对民族话语能力的内容和空间提出更高要求。突飞猛进的文化碰撞，呼唤着民族话语的更大国际空间。伴随着国家影响力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用于解答国际交往的话语需要也日益多样化。因此，打造能够反映一国发展与精髓的话语，且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言说，是民族话语能力国际化的迫切任务。第三，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民族话语形态提出创新要求。要实现民族话语多渠道、立体化地与国际交融，实现民族话语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就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话语新样态，不断构筑新时代的话语体系。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不超过1%，其中，大学生接受急救培训的大多数为医学类的学生。欧美、日韩等国家大力推行应急救护培训，其中，美国公众基本急救技术普及率达89.95%，新加坡卫生救护知识培训普及率达20%。我国开展公众急救知识培训起步较晚，存在着实施及资金双重困难。在我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的国情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居民群体中进行急救知识的普及，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特性，我国居民急救能力的培养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建构网络话语权的“由谁说”“说什么”与“怎样说”的中国智慧。“由谁说”表明，中华民族话语的主体是中国，中国的话语应由中国来说。不在网络上抄袭、追捧西方话语方式，不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中国问题，更不能用西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涂鸦马克思主义、涂鸦中国的形象。“说什么”“怎样说”，就是要掌握好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自觉网络话语行为，讲好中国故事。中西方存在着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斗争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在经济优越性的带动下，利用传媒优势，先入为主地强行推行西方话语的主体性与话语强势，形成一种压制中国的话语霸权。要掌控民族话语的网上主动，不仅要警惕话语传媒的影响力，而且要建构民族话语的网络生态，牢牢把握网络话语主动权。网络话语权的最终实现，需要网民将保护网络环境、改善网络生态、自觉维护网络形象，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的思想，逐步渗透到日常的网络话语中来。
2.逆势引领，强化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格局意识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由于15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航行、贸易的发展，世界开始改变过去由地区、民族、国家独立分散的发展为全球整体发展，形成全球化，这基本奠定了当今世界的话语格局的基调。致使当前世界主流话语的基调，基本上以西方为主导，西方的价值观、立场、利益及偏好，左右着国际话语导向。然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的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亚洲的经济规模开始不断地扩大。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其经济规模在暗暗地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40年的高速增长，到21世纪的2010年又超越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由于人口多，人均占有量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毕竟体量大，总体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西方世界在国际话语权上抢占了先机，国际话语权的总格局是“西强我弱”。显然，这种格局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是不相适应的，尤其是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总格局地位相比，严重失衡。是顺从，还是主动出击? 是安于现状，还是逆势而为，去积极建构和争取我国应有的话语权? 这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任何阶级社会的话语生产与分配的基本秩序，都具有定向功能，它将语言导向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并排斥和批判异已的话语。民族话语能力的筛选功能，对话语进行选择和剪裁，对不可言说的保持沉默；民族话语能力的重组功能，能按照需要对话语进行重构，改变它的形式，突出其合法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要有自己的话语及话语权。同时，全球发展大势昭示了世界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逆势与顺势必然会发生位移。构建话语新样态，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今天的中国，站在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起点上，我们积极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应该以更加自信的话语，向世界阐释中国的智慧，以更加自信的话语姿态，主动谋划新的话语样态，使之促进国内、国际的语言交往要素，形成有序流动、话语资源的高效配置，深化中国话语权与中国优势的深度融合，将对外开放的话语，引向更加广阔的纵深、更加高远的境界。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格局，缺乏包容性，导致了话语霸权的出现，这就需要一种新型的开放的包容的话语样态，以使全球话语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与诉求。中国力图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这一全球话语交往的价值链条之中，互利共赢，构建起广泛的意愿诉求方案，有利于促进国际间话语交往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要求我们，既要顺势而积极有为，建构自己的话语权，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参与世界实践的话语权。同时构建与引领相向而行，即顺势构建话语权的同时，逆势引领话语发展方向。逆势引领的目的，就在于打破现有的话语秩序，破中有立，在破除旧的话语体系中，突出中国话语权力大格局意识，张扬中国的话语权。
3.中华民族话语快速有效占领“阵地”，实践中国智慧的内涵与外延
有智慧的民族都是和谐、温暖、智力的，中华民族话语也是和谐、温暖、智力的。中华民族话语，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习近平，2017：23)。中华民族话语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民族性主要指中华民族话语根植于中华五千年优秀文明传统，在解释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的可识别性特质；世界性，指中华民族话语的开放、包容、交流，具有全球意识和眼光，体现对言说的终极意义的追问。以对话方式，“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站出来、蹲下去、走进去”，实现中华民族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内对外话语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所不在”(习近平，2017：18)。
首先，中华民族话语“站出来”，实践民族话语能力的担当。当有争议的国际事件出现后，通常有些国家在观望，进而引发强国利益的争夺战，从而有效的对话受阻，最后导致话语强势霸权。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不能在国际事件中失去声音。面对争端，中华民族应该有话语担当。其次，中华民族话语“蹲下去”，实践中国智慧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善于了解其他语言的民族话语，才是有希望的话语。在民族地域空间，进行话语间交往实践，是优化民族话语能力的解题工具。扩展话语能力空间，呼吁话语共同体。解决国际间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问题。让国际间感受中华民族话语的真正解决事情的诚意。最后，中华民族话语走进国际舞台，实践民族话语能力的时代最“强音”。面对国际纷争，中华民族话语要以“暖”制“冷”，以“动”制“静”。以暖制冷，在最快的时间里，用最理性话语，言说解决之法。以动制静，用行之有效的话语果断、迅速占领国际话语空间。话语自带“中国速度”标识，使纷争间信息与沟通之交往有效。
总之，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实践，就是中华民族话语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其应当立足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使民族话语能力同党和国家事业对内对外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的诉求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类。那么，今天世界各国民族话语危机意识的觉醒，是对话语强权的现实反抗。反对话语霸权，则是话语自觉的民族行动。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价值建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是一体的，中华民族话语能力的实践与和谐世界的实践方向是一致的。中华民族话语能力在构建、展示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是一种变革中的话语实践，旨在传播一种新的文明进步道路。中国话语的提出，是中国道路的民族话语能力的实践策略，是中国力量的话语诉求，是中国智慧的话语新样态，她能为当前民族国家之间交往困境的解决贡献一种选择。
编者按：非洲是全球竹资源集中分布区之一，竹林面积约占全球竹林面积的11%。非洲竹资源利用及产业发展落后，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为促进非洲竹资源合理开发，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2018年9月3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成立“中非竹子中心”，帮助非洲开发竹藤产业。鉴于竹藤领域的这一重大事项，为使读者更多地了解非洲竹资源及竹产业发展状况，本刊特邀请国际竹藤组织东非地区办事处主任、驻埃塞俄比亚办公室主任傅金和博士撰写专稿，本刊也将持续报道非洲竹产业的发展状况，并跟踪“中非竹子中心”的建设进展，以飨读者。
[参 考 文 献]
青觉，赵超，2019.一体之下的多元平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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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trate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bility for Chinese Nation
CAI Wei-hua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China )
Abstract： Language or discourse is a realistic consciousness that symbolizes the existence of a nation.Chinese discourse ability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China's discourse power and changing the weakness of Chinese nation'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world.The intervention of network media in the new era has led to the alie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edicament in the value attribute of Chinese discourse ability.Promot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discour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value principle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rder.China can only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break the hegemony of discourse and enhance discourse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rvival，developing，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national discourse and firmly grasping the discourse right.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lies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s discourse is a practical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s discourse ability，which can provide universally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human civilization to escape the dilemma of western discourse value.
Key Words： discourse ability of Chinese nation；discourse space；discourse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5-0027-07
*收稿日期 2019-07-25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AZX003)、广西哲社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及践行研究”(项目编号：17AZT01)、岭南师范学院校级项目“以习近平语言交往思想主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SZ1803)。
[责任编辑 黄世杰][专业编辑 何 明][责任校对 袁诗筌]
[作者简介] 蔡卫华(1977～ )，女，广东湛江人，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哲学。广东湛江，邮编：5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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