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莉[1]2004年在《交际翻译中的得体性》文中认为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要求在文化、政治、生活等各个层次能够互相沟通与交流。翻译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跨文化交际等各个方面正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翻译是一门广博的艺术,远非只借助一本字典就可以企求达到高境界的,这又是由语言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一般说来,许多单词本身就有多种歧义,而且分别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有许多词甚至并没有相应的较为接近的近义词;中外文句型的表达方式又存在很大差异。以上这些都使翻译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同时却也吸引了更多的英语爱好者专志翻译而乐此不疲。这正好比是水手之于大海,只有当人们航行其中,才能知其具有无穷的魅力。 本论文共叁章。第一章介绍交际理论,探索交际的诸要素、过程以及交际和翻译之间的相互关联,为后一章节做出铺垫;第二章基于对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彼得·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等的总结和对读者观理论的分析,并通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和功能的定义等方面的概括引出作者的观点:即得体性是在以交际为前提的翻译中最至关重要的,一切翻译活动都应以其为准则。在论文的第叁章中,作者通过举例一一说明,从日常交际、社会交际和艺术交际叁个层次,运用得体翻译原则,对大量例证进行分析,较为直接、客观地说明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即翻译需注重实用性,得体翻译恰恰能够帮助达到这一目标。最后为概括与总结,提出将翻译理论和实践得体地结合应成为每一位有志于翻译研究的人士所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
王守宏[2]2012年在《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当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彰显的大背景下，外宣材料的翻译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它对展现中国的良好形象、传播中国的立场和政治主张、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家软实力、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维系世界和平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外宣材料的翻译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特点。材料本身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政治色彩，且讲究实效性。在翻译过程中，源语社会和目的语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都从宏观或微观等方面影响外宣翻译的质量和水平。作为语言和文化的载体，外宣材料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因此，本文重点从外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入手，以跨文化语用学为理论框架，探讨如何消解外宣翻译中的文化障碍以实现有效、成功的外宣翻译。本论文共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论文的总体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进行了总体评述及就跨文化语用学理论及与外宣翻译相关的理论如：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概述；同时回顾了跨文化语用学国内外主要研究进展。第叁章：跨文化背景下外宣翻译的原则本章重点阐述了外宣翻译中的六条原则，即内外有别原则、外外有别原则、含而不露原则、语篇为中心原则、增进理解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等。第四章：跨文化外宣翻译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对策外宣翻译中的问题主要由语言内错误和语言外错误两个方面所导致。针对上述问题的改进对策包括厘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改进措施等，以处理好翻译过程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及社会差异。第五章：跨文化语用学与外宣翻译的关联性研究本章重点阐述了叁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阐释；二是跨文化语用语言层面与外宣翻译的关系；叁是跨文化社交语用层面与外宣翻译的关系。第六章：跨文化语用学框架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在跨文化语用学理论的框架下，以案例的形式具体论述了在报纸、杂志、广告及新闻发布会等方面外宣翻译的特点及翻译策略。重点指出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及在外宣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第七章：结论就本研究的发现、研究的局限性及本研究的发展方向分别做了阐述。
杨清平[3]2012年在《家园的寻觅》文中研究指明杨宪益（1915-2009）是汉英翻译大家，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此外，他还是一位外汉翻译巧匠。本文是把“归家”隐喻化理论引入杨宪益外汉翻译研究的一种尝试：主要是透过对“信达雅”的再思考和再阐释，试图在另一个世纪赋予其以新的方法论意义，以说明新的视角有可能引出新的理论指向，进而对杨宪益的外译汉翻译的历史价值及其作用有所揭示和阐发。杨宪益外汉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本文所研究的是杨宪益这一时期独自翻译并先后出版的7部外汉翻译作品，即：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凶宅》、英国萧伯纳的剧作《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和《卖花女》（杨宪益旧译为《匹克梅梁》）等4部戏剧，以及古罗马维吉尔的《牧歌》、中古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等3部诗歌。这些作品都是直接译自源语（古希腊、古罗马、中古法语以及英语）。“归家”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隐喻，因为其中隐含着人类心智活动的共同规律。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心智活动，因此，以这一隐喻来观察和解释翻译现象，便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本文把“归家”隐喻化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并从中推出“归家”的叁个指向作为研究框架，以此考察、分析、阐述杨宪益七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归家”。我们认为，杨宪益的翻译之所以为人称道，他之所以具有榜样或“楷模”意义，就在于这位翻译大家自我认识上的“归家”。首先，他选对了职业。杨宪益说：“翻译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就职业来说，翻译工作就是杨宪益“熟稳”的工作、“老资源”能够用得上的工作、“在家”的工作。其次，杨宪益并非来者不拒，什么都译。他说“我翻译我喜欢的东西”。外汉翻译的每一部作品，虽说不一定都是他主动要求翻译的，但都是他喜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兴趣爱好的“归家”，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远。再次，“我手写我口”。杨宪益不论是作文还是翻译都反对追求雕琢，给作品“浓妆艳抹”，而是坚持自然无为，水到渠成，口头上怎么说，就怎么写。而“我手写我口”，也与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和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致的。这也表现了杨宪益在翻译话语上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远。最后，坚守“信达雅”标准。杨宪益终身信奉“信达雅”，去世前两个月，还在强调“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杨宪益虽没有使用“归家”这一隐喻来形容他的翻译追求，但是，“信达雅”显然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或归向的“家园”。也可以说，做到“信达雅”就是令他“心安理得”的“确实结论”。可见，杨宪益在翻译上的确始终秉承的是“归家”的思想路线，这也就为其翻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翻译的隐喻化理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重点、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步骤以及创新之处等。第二章从探寻“家”的隐喻意义入手，通过对钱锺书论述“回家”哲学意蕴的分析和梳理，试图为本文揭示出“家”和“归家”的指向及其对跨文化翻译的方法论意义。钱锺书“回家”论的核心是“心安”。而关乎“心”的“安宁”的叁个条件最终是“安全、便捷、舒适”，因而，叁者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家园”的特定指向。“回家”隐喻的叁个指向也就是叁个追求，反映在翻译标准上，就是杨宪益在翻译中所毕生坚守和追求的目标：“信、达、雅”。做到了“信达雅”，也就意味着，“做到了家”，由此“心”才能趋于“安稳”。基于杨宪益关于“信达雅”“无人超越”论的思想，本研究不仅探寻了“信达雅”所隐含的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基础，认为“信达雅”反映了人类对“安全、便捷、舒适”等叁个普遍性的基本诉求，而且，还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现象以及中外诸多大家在翻译标准上的“殊途同归”来加以论证。这样，本研究的工作框架确立为：面向正确无遗的忠实原则、走向明白易懂的通达原则和趋向得体恰当的适宜原则。翻译活动若是在理论上尽可能做到叁者的统一，才可能是令人心安的、满意的、“到家”的翻译。这样也才能在接受者那里形成理想的、令人神往并可能陶醉其中的精神家园。第叁章考察杨宪益译文在“安全”指向上的“归家”。人们对“安全”的诉求，在翻译当中，表现为对“信”或“忠实”的要求。这也是杨宪益着意强调的一个原则。杨宪益译本对“信”的诠释及其在译作之中的“演绎”表现在：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忠实于原作的文化意象以及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杨宪益不愧为高手妙笔，其译文深得原作的“个中叁味”，尽管个别译文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杨宪益的成功，同时印证了“前景化”手段的再现，可以有力地突出原作的艺术力量；而这同样也有效地说明了，“语言好客”原本就是翻译家“寻觅家园”在语言上的一个表现：使语言在其“悦纳异己”的作用的基础上，“回到”那属于自身的“家”中。第四章考察译文意义的显豁与话语的“通达”。人们对“便捷”的普遍诉求，反映到翻译话语上，则是对“达”或明白易懂的要求。通顺达意、明白易懂，才能不造成理解上的障碍阻障妨碍、疑惑困惑迷惑。也只有这样，“心”才得以复归于并安居于“家”。不便捷，也就是费解难懂，佶屈聱牙，“心”便有所挂碍，便难得“安稳”。如果译文通顺通畅，可读可诵，读者便能轻松、顺利地通达译本所呈现的“家园”。在对“达”的处理上，杨宪益采用了多种“明晰化”的策略。其中包括：意译与归化，增补，句式结构的调整，语句浅白简短以及“超文本”手段的运用等等。杨宪益以自己对源语的“神理”和“到家”的表达，消除了可能给读者带来的不便与不安。可以说，杨宪益的翻译话语简洁顺畅、明白易懂，看不到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表达。这便可以确保读者“心无挂碍”地走进译文构筑出的精神家园，并怡然自得地徜徉于其间。第五章侧重的是译本在舒适指向上的“归家”。舒适意味着得体、恰当、适宜、“熟稳”和愉悦，可看作广义上的“雅”。通过对七部翻译作品的考察、对比与分析，可以看出杨宪益对“雅”的具体诠释：“雅”并非单纯是文字上的“雅”，而还包括得体、合宜、新颖等关乎“舒适”意义上的“雅”。在表现上，有关特质指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翻译话语的得体性，以及“完善”原作的圆满性意义上的“改写”与“升华”。而有关处理，自然是要使“家园”意识在更为“纯熟”的艺术境界当中加以显现，因而，也就是为了使“家园”更具“美化”或理想化的特色。尽管在有些方面（如意识形态的与诗学上的“改写”），杨宪益并没有具体谈到，然而，在其译文当中，他的确是挥洒自如，自然包括在适时而动的“改写”上。这样的“改写”，看似不忠实，甚至是与杨宪益坚守的“信”背道而驰，但他之所以这样做，一般是为了顺应语境的需要，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也是译事规律“使然”因而“不得不然”。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同文学艺术创作一样，都是在要求“回到事情本身”，亦即回归“本身”——“回到家”。之所以说“回家”是人类文化的某种规律性的表现，仅就杨宪益对“雅”的“归入”来看，也可再一次得到印证。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内容，进而说明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结论是：杨宪益的翻译始终是趋向“家园”的。
崔璨[4]2017年在《交际翻译在景点公共标示语中的应用——以清明上河园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年上升。为了与各个国家更好地交流,许多旅游景点都将公共标示语进行翻译。可不正规的公共标示语,不仅没有达到国际间交流的效果,反而让中国软实力存在异议。针对现阶段存在的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运用交际翻译策略对清明上河园景区的公共标示语进行指导,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得体性。
严子寒[5]2013年在《外语电影字幕翻译评析——以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外语电影字幕翻译为电影观众充分了解世界文化打开了一扇重要窗户,但字幕翻译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观众对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及情感的理解和欣赏程度。为此,通过对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的字幕翻译评析来说明外语电影字幕翻译的准确性和得体性对电影观众理解、把握电影主题思想的重要性。
张莉[6]2016年在《《长崎市（?）住宅入居のしおり》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随着中日交流的加深以及日本社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日的中国人入住日本公营住宅的情况已经很普遍。日本的公营住宅是日本各级政府为解决国民最低居住条件而建造的住宅,市营住宅则是以市为建造主体的公营住宅。日本政府在1951年颁布实施《公营住宅法》,至今已修改14次,可以说日本的住房建设特别是公营住宅的建设和管理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而我国在廉租住房建设方面刚刚起步,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日本的住房建设特别是公营住宅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值得我国借鉴。为更好地了解日本的住房建设和管理,笔者选取了《长崎市（?）住宅入居のしおり》(约两万字)原文为翻译文本,运用所学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完成了翻译任务。希望能够通过对该入住指南的翻译实践以及基于此的实践报告总结出一般性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初步建立一个住房入住指南翻译术语表并形成入住指南翻译的规范流程,为日后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同时希望能够通过对日本公营住宅的了解,为国内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物业管理提供一些启示。入住指南属于应用文本,实用性强,笔者查阅了相关文本,分析了其文本特征,并了解了相关文本的翻译策略和词汇运用等知识,为自己的翻译实践提供借鉴。笔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在不同句式的语气处理上引入交际翻译理论,在词汇的处理上坚持功能对等原则,运用直译、零文化转换等翻译策略,总结归纳了适用于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本日译汉翻译的理论和技巧。通过本次翻译实践,笔者认识到一名合格的翻译除了应具有两种文字应有的水平外,还应对整个翻译活动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掌握所翻译材料的文体特点,重视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译者在处理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本时,不仅要把握译文词句篇的正确性,还应从文本外的视角出发,注意译文的得体性,充分发挥该类文本的功能。
李小川[7]2012年在《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根据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叁大纯理功能,相应表达以上叁种功能的意义系统分别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人际意义的核心是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包括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相互的情感和态度,各自的相互评价等。情态意义是人际意义的主要构成部分,情态是语言交际者交换主观态度,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涉及到情态承诺、人际意图、行为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人际意义通过概念意义表达,同时制约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元功能出发,将人际意义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区分开来,使得人们对意义的研究越来越精细。翻译即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上,无论是传统的忠实翻译、还是对等翻译、抑或是文本操纵,他们都注重对原文意义的传达。但传统的忠实翻译强调翻译应在内容、风格和流畅各方面与原作相同；对等翻译观提出了对等二分说标准,即以原文信息为标准的形式对等和以读者接受为标准的动态对等(后改称为功能对等)；操纵学派超越了传统的忠实论和现代的对等论,将翻译研究转向对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进行研究。总的看来,以上理论所涉及到的意义翻译大都针对概念意义,没有注重人际意义的实现情况。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意义系统分析,当原文传递的思想内容(meaning)为人际意义(如情态意义)时,他们的忠实翻译原则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在表达建立人际关系的语言意义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表达人际意义的方式迥异,传统的忠实论对译文的“风格和手法”无法兼顾；对等翻译所指的意义只是个静态的概念,并未考虑交际者互动的具体语境,没有充分考虑翻译的跨文化因素的影响,只注重概念意义的对等转换,而忽略了人际意义对等能否实现的问题；文本操纵强调对文本概念意义的操纵,以文化研究作为主流,极大地削弱了翻译的本体研究,从人际意义的情态视角来看,该研究同样没有关注语言的情态意义重构和人际功能实现。中国译论主要秉承了文艺美学的翻译传统,“案本、求信”,“信达雅”,“神似”、“化境”都着眼原文的整体意义,强调“译者与原文化而为一”的美学效果。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入于‘化境’”,达到艺术的极致。概而言之,中国译论强调整体感悟,在意义表达方面呈现出模糊性,缺乏语言表达的精确性,更无所谓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之区分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明,人际意义的传达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就是,概念意义能表达具体、实在的事件和信息,呈现出显性的意义特征；而人际意义通常寄生在概念意义中,需要通过概念意义得以体现。具体来说,情态表达的人际意义韵律性地弥漫在概念意义之间,常呈现出语言的语气、态度等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方式,表现出隐性特征,这也是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殊不知,人际意义的传达与概念意义同样重要,影响着人类交际的成功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意义和功能的研究,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意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翻译的功能途径就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途径,研究的重点是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及其体现形式。翻译的功能途径跳出“对等’的圈子,将微观的语言语境与宏观情景语境相结合,兼顾了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对翻译现象有较强的描写和解释力。黄振定认为忠实应包含两层涵义：1)基于语言和文本对比的忠实观；2)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译者应深入探究文化(包括文化观照下的语言)和人的要素。黄振定的忠实理论无疑在先前的“信”和传统的忠实观理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它不再仅仅针对原语的文本,而是涵盖了文化语境下的人的要素,也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意义,从而丰富了翻译忠实观的内涵。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加社会活动的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态纳入人际元功能范畴,认为情态是再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相信开展情态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课题---英汉情态意义互译。以翻译的功能途径和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为指导,运用对比分析、假设验证等方法,通过将定性和定量并用,“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对情态意义的翻译问题进行理论阐明和实证分析。全文共分五章,外加引论和结语。引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范围和思路、提出研究问题、阐明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详细介绍了韩礼德的语言情态理论。从引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叁大元功能入手,重点阐述了人际元功能体系中的情态理论,具体论述了情态系统中的叁大变量,即情态分类、情态取向和情态量值,指出与传统语法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理论涉猎范围更广,涵盖内容更加丰富,对语篇的解释力更强。进而阐明了韩礼德语言理论的现实意义,该理论为英汉语情态对比提供了理论框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功能途径。从人类情感语言的共性出发,比较研究了英汉语情态的共性,阐述了情态共性的叁个体现特征,即英汉语情态都是实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英汉语情态意义都是通过其典型范畴---情态动词来实现；英汉语都有情态变体——情态隐喻来表达不同的情态取向,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系统扩大了情态的研究范围,增强了情态作为一个表达人际意义重要手段的语篇解释力。第二章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英汉情态系统从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和语用实现等叁个方面展开了对比研究,首先分析了英汉语情态动词的句法分布和语义表达的差异,阐明了由于英语是形态性语言,在划分情态动词方面有其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英语情态动词的语法特征表现出一致性；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界定情态动词时主要按语义特征划分,有些汉语情态动词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情态动词的形式特征。英语情态动词能够与时、体等语法范畴结合,形式特征多样化,情态语义也更为明细,意义更为具体；而汉语的情态表达由于缺乏形态的支持,其语义较为笼统。在情态语义方面,汉语较英语更突出显性表达,汉语主要依赖情态动词和语气助词表达情态意义；英语情态动词有清晰的量级和维向之分,汉语情态动词情态等级的区分较为模糊,也没有整齐的功能和意义上的对称分布。通过英汉情态隐喻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其差异突出表现为英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表达,英语情态隐喻是通过句式结构上的附加投射小句、谓语扩展式等实现的,而汉语情态隐喻则更多地通过语义上的隐含意义来体现。从文化语境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情态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因素对情态的表达和运用的制约情况,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是引起情态表达差异的根本原因,影响人际功能的实现,应该成为情态意义翻译的重点研究对象。从语用语境的情态主观性体现和礼貌意义的表达两个方面讨论了英汉语情态的语用实现的不同方式,阐明了汉语的情态主观性强,情态礼貌表达方面呈现出谦虚型和责任型；英语礼貌表达则表现为一致型和意愿型。在对英汉情态表达进行全面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就是通过运用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观和“语篇分析”理论探讨情态在具体的语境下的人际意义,并且在译语中寻求人际功能对等的情态意义表达,允许双语在形式上有所偏离,通过在译文中形式和意义的动态平衡,同时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情形,动态地实现情态表达的人际功能,顺利实现跨文化人际沟通。第叁章从情态意义的完全对应转换和灵活互动转换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翻译策略。针对双语情态的共性方面,即共有的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以及显性主观情态隐喻的转译,我们应尽量采取完全对应转换,即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再现原文的情态意义；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情态意义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提出灵活互动转换的翻译策略,具体是指在情态意义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方面应以“舍形式求情义”为原则,通过改变情态表达的形式获得与原文更切合的情态意义,实现情态意义在译文中的正确建构。进而作者从情态取向的变化和情态量值的转变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转换规律,英译汉时,情态意义多呈现出由隐性到显性；客观到主观；低值到高值的转换规律；汉译英时则常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最后从情态的语言表达资源、行文习惯和情态表达的心理表征等叁种因素考察情态转换规律的动因,阐明英汉互译中情态意义转换规律的深层理据,进一步论证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合理性和普适性,以期指导情态翻译的实践操作。第四章首先从历史背景、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四个方面考察了宏观文化语境对情态意义重构的制约和影响,指出在进行情态意义互译时,应着重分析与原文情态意义相关的文化语境,充分考量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因素,然后根据译语的文化语境对原文的情态意义表达做相应的调整,或对情态结构予以改变；或对情态意义进行增删,动态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意义。根据功能语言学的“功能”和“语境”思想,分析了情态意义重构的交际主体,认为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是交际主体(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相互协商、相互趋同的过程,阐明了译者主体性在情态意义重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原文作者是情态意义的源构建者,为译者提供了翻译的文本；译文读者是情态意义的接受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情趣制约着译者对情态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应分析原作者构建的情态意义,同时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对情态意义进行合理的主体操纵,恰当地重构情态意义。在文化语境下,讨论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在情态意义重构中的具体运用规律,指出情态意义的归化翻译应尊重译入语的情态语言表达习惯和社会规范,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使译文通顺易懂；异化翻译应注重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表达形式和风格,保留原文中异质成分和民族特色,为目的语文化带来新的情态意义潜势,营造“异国情调”氛围,丰富目的语文化。在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中,有时还有必要采用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策略,以兼顾“文化传真”与“畅达易懂”,既注重再现原文情态意义的风味,又关注情态译语的通晓易懂。对文化语境下情态意义重构规律的研析,印证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适用性。第五章探讨了语用语境下情态意义的重构规律,认为在语用语境下考察情态意义的翻译,就必须遵循具体的翻译原则,即应遵循概念意义服从人际语用意义的原则。译者应更多地挖掘概念意义背后所隐含的交际意图以求取译文的最佳效果,实现原文的交际价值。通过分析情态语旨、情态语式和情态可接受性对交际意图转译的制约情形,明确情态语用意义重构的可行性翻译策略,以便准确理解并动态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作者考察了情态与礼貌表达的关系,指出情态和礼貌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态量值,情态取向等情态参数在损惠层级,间接层级和选择层级等礼貌层级参数中的体现得以衡量,阐明了情态表达方式是礼貌意义体现的重要语言手段；从情态的间接表达与礼貌体现、情态量值与礼貌的损惠层级和情态取向与礼貌的选择层级叁个维度进行了具体阐述；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礼貌准则的异同,探讨了情态礼貌意义动态转换的规律,结合实例讨论了英汉情态礼貌意义的重构规则,认为英汉情态礼貌表达倾向于运用不同的体现范式,即英语情态礼貌表达多采取一致型和意愿型范式,汉语礼貌表达多使用谦虚型和责任型范式。最后从语用的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出发,阐述了顺应译文的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文化语境是得体再现情态礼貌意义的有效策略,论证了情态礼貌意义的得体重构是实现跨文化人际交流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印证了情态翻译动态忠实原则的实效性。文章结语总括了本研究的重点,指出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尚待探讨的问题,强调指出情态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对今后进行语气和评价意义的英汉互译研究有较好的借鉴价值。对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能完善翻译理论建设,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内容,并对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曾文雄[8]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研究指明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陈小慰[9]2011年在《翻译研究的“新修辞”视角》文中提出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语言学转向”开始,翻译研究经历了解构传统、突出译文目的、注重交际语用、从规定到描写、文化-社会学延伸、强调译者主体性等大大小小的“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被称为“U形转向”的提倡语言学研究方法复兴之风又悄然兴起。但是,这一翻译研究向语言学的回归并非回到原点,而是从多维度的视角对翻译本体进行分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进行阐述,从而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分析近年来围绕翻译本体的讨论,我们已经有了语言(linguistic),文化(cultural),功能(functional),规范(normative)等切入点,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一些基本但却至关重要的方面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例如,译文受众偏离研究中心：对构成译文的要素——译文语言的象征力量缺乏关注等。在对宏观的、外部的因素倾注了太多关注的今天,更突显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从这一点出发,本文尝试引入从古典修辞学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修辞理论“新修辞”(New Rhetoric)。这是一门强调言辞以受众为中心、注重修辞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重视话语象征力量、关注如何有效运用象征资源影响受众的综合性语言理论,突出修辞既是一种认知方法,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在对翻译和修辞之间的契合点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文尝试从现实出发,突出译语受众和语言象征这两个关键要素,对翻译活动重新思考定义；同时运用新修辞中的“戏剧五元模式”理论,重新审视翻译参加者,思考译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提出在译者与受众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在翻译现实特性日益突出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带着修辞意识认识和解释翻译活动,带着修辞意识进行翻译,关注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语言作用于受众的象征性力量,以及如何根据不同语境和修辞形势,有效运用象征资源,通过与受众的互动和认同,让译文话语真正影响译语受众,实现翻译目的。这一点,对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外宣翻译质量问题也可提供新思路。简言之,从理论上看,新修辞理论可以提供认知翻译活动的新视角,丰富对翻译的认识；从实践来看,修辞意识的加入使翻译能够更好地服务现实,使其现实特性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本课题对改变翻译理论探讨中修辞等于修辞格或美文这样一种“前理解”或“传统”观念,重新认识修辞对翻译的作用和启发价值,也具有意义和价值。
林继红[10]2013年在《翻译标准再审视：语用意图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没有评判翻译质量的标准?如果有,应该是什么?是译者意图?是委托人意图?还是源语语用意图?就国内外语用学研究而言,虽略有涉及语用意图翻译观,但深入研究暂付阙如。鉴于此,论文在语用学翻译框架内,结合言语行为理论、诠释学理论、言语交际理论、修辞接受等相关理论,采用历时和共时对比分析、跨学科分析、定性和实证相结合等方法展开研究,对翻译标准进行再审视。首先简要回顾了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对翻译研究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并在意图性翻译作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语用学翻译是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争端的解决之路,语用学和翻译的联姻可以使翻译获得更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和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链接对翻译的本质和理论与实践进行再认识。我们得出：翻译中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意向性,翻译中语用对等的实质在于施为性对等,而不是成事性效果对等；翻译作为跨文化语用行为,其交际成功的必然标志不仅要看“说话人意义”是否得到传递,更要看译者的行动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意图。其次沿着“语言意义—言语意义—语用意图”这个言语交际信息载体对语用意图进行界说,提出言语行为分类的两个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层级性原则)和叁项标准(生存语境、语义层次量和操作自由度)。在此基础上,将语用意图的表层性区别特征划分为言实、言情、言理叁大类和深层性特征分为单一聚集性意图和综合离散性意图。接着对翻译中语用意图的理解与解释、表达与接受进行探究。论文最后提出单一聚焦性意图和综合离散性意图的翻译原则,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应用与分析。
参考文献：
[1]. 交际翻译中的得体性[D]. 于晓莉. 上海海事大学. 2004
[2]. 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王守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3]. 家园的寻觅[D]. 杨清平. 河南大学. 2012
[4]. 交际翻译在景点公共标示语中的应用——以清明上河园为例[J]. 崔璨. 中国文艺家. 2017
[5]. 外语电影字幕翻译评析——以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为例[J]. 严子寒. 科技视界. 2013
[6]. 《长崎市（?）住宅入居のしおり》的翻译实践报告[D]. 张莉.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6
[7]. 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D]. 李小川.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8].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翻译研究的“新修辞”视角[D]. 陈小慰.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10]. 翻译标准再审视：语用意图观[D]. 林继红.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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