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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30109（2007）04—0013—03
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实践是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有机过程。研究表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同思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发展思维，尤其是发展形象思维，对于道德品质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等方面阐述思维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青少年学生不是在真空中长大的，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思想道德的形成会受到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有学校内部的也有社会环境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德育作用，增强学生正面的、积极的、高尚的道德认识，这样才能使学校德育朝着预期目的发展。
在青少年中，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就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就要学习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等多方面知识。所以，道德认识的内容其实是很广泛和丰富的，它寓于各科教学内容中。
道德知识、道德原则的教育，是一种认识过程，思维是它的核心。关于德育中的思维，人们一般重视抽象思维而忽视形象思维，把德育看成就是讲理论，讲大道理，上政治课。其实，德育工作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使德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扣人心弦，使受教育者的心灵受到震撼。首都师大李燕杰教授说过：“做思想工作，不是靠干巴巴的说教，而是用生动感人的形象，去拨动青年思想感情的琴弦，感动之，抚慰之，激励之。”[2] 因此，德育要用翔实的材料、形象化的知识，用艺术形象，用英雄模范的事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毛泽东同志是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思想教育的典范。他把旧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比作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他在党的“七大”上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我们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挖山不止，挖掉三座大山，这多么形象，多么深刻呀！他还善于利用典型教育人民，比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教育了几代人。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经常树立时代先进典型，如：牛玉儒、郑培民、王顺友、丁晓兵等，通过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教育广大群众，使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勃勃生机和生命激情。
二
（一）思维活动引发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的产生，首先来自亲身经历的感受和体验，即直接情感经验。这类经验包括来自家庭、学校生活中的亲情、友情和乡情，如：母亲的一次爱抚，父亲的一句赞扬。如果你在农村长大，农家袅袅的炊烟，云雾环绕的山峦，山间叮咚作响的泉水，都会给你留下美好记忆。童年生活中的一桩桩经历，常伴随着或淡或浓的情感体验，会在头脑中留下种种表象，积淀下某种情绪感受。这种表象记忆和情绪感受是融合在一起的。人的生活阅历越丰富，情感积淀也就越深厚。
除了直接情感经验以外，人们更多的是从书籍、艺术作品和各种榜样学习中，获得间接的道德认识和情感体验。这种间接产生的道德情感，是以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为基础的，由思维（联想、想象）所引发的。众所周知，作家写作过程中，总是在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因此，文艺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景物、场面都饱含着作家的感情。“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我整天过着我所描写的人物的生活’。福楼拜说他写作时会把自己完全忘记，‘创造什么人物，就过什么人物的生活。’”[3] 教师在讲授文艺作品或历史事件时，也常常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文章的情景和历史事件中。一位历史教师讲到巴黎公社时，就像一位亲身经历了公社英勇斗争的老战士，她的感情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变化，使学生重又回到了那个英勇悲壮的年代：讲到3月18日蒙马特尔高地起义时，她激动、兴奋；讲到“五月流血周”刽子手对工人的残杀，她愤慨、激怒；讲到公社战士保卫公社的英勇斗争，她自豪、崇敬。因此，当学生听教师讲述或阅读文艺作品、观看影视剧、学习英雄模范事迹时，这些形象性、情景性的感知，会引发受教育者的联想和想象，同时激活他们头脑中相关的道德认识和情绪记忆，感受到自己未曾有过的生活经验，从而产生新的情感体验。
但是，人们在接受道德教育时，同样的道德情景、道德内容，比如：同样读一部文学作品，同样听一位英雄人物的事迹，同样参与一次教育活动，个人的情感体验却不尽相同，有的很受感动，有的有所体悟，有的则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呢？美国心理学家阿诺德（M.B.Amold）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情绪认知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刺激情景并不直接决定情绪的性质，从刺激出现到情绪的产生，要经过对刺激的估量和评价，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是刺激情景——评估——情绪。同一刺激情景，由于对它的评估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阿诺德认为：“情绪的产生是大脑皮层和皮下组织协同活动的结果，大脑皮层的兴奋是情绪行为的最重要的条件。从外周来的反馈信息，在大脑皮层中被评估，使纯粹的认知经验转化为被感受到的情绪。”[4] 可见，人们对于道德情景、道德事实的认识不同，他们产生的情感也不同。所以，道德情感是同道德的价值取向紧密联系着的。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产生不同道德情感的社会根源，因而要使学生形成丰富的、积极的、高尚的道德情感，就需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评价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神生活、价值观念产生生多元嬗变，对人们的道德观造成了正、负面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划清了大是大非的界限，褒奖了真、善、美，贬斥了假、恶、丑，伸张正气，抵制邪气。我们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重要的思想武器，用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方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提高青少年对正确道德价值观的认识，丰富青少年的道德情感。
（二）艺术家运用形象思维表达思想感情
人的情感（包括道德情感）是丰富和细致的。通常，人们用语言表达情感体验，如：向亲人诉说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向朋友叙述一次苦难的经历，等等。然而，许多复杂而细腻的情感，难以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比如，当见到日夜思念、多年不见的亲人时，千头万绪的感情涌上心头，而你却说不出话来；当来到一个风景旖旎、美丽至极的景点时，心情无比兴奋，你会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这就是所谓“可以意会，不能言传。”艺术家则能用特殊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感情。黑格尔曾说过：“艺术家形象表现的方式，正是他的感觉和知觉的方式”，“例如一位音乐家只能用乐曲来表现他胸中鼓动的最深刻的东西，凡是他所感到的，他马上就把它变成一个曲调，正如画家把他的情感马上就变成形状和颜色，诗人把他的情感马上就变成诗的表象，用和谐的字句把所创造的意思表达出来”。[5]
作家刘白羽以他写《早晨的太阳》为例，谈他的创作体会时说：“当我在冰封雪冻而洋溢着大跃进的郭尔罗斯原野上行走着，大自然风貌，人的风貌，是那样蓬勃、那样绚烂，简直是一曲神妙的交响乐。但对我来说，只有当那个在黎明雪雾下，蹲在冰湖上思索的‘杨半夜’这个形象在我头脑中清晰了、突出了，我才动手写这篇文章的。因为这个形象概括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人在改造天寒地冻的大草原中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恰当地表现出我想传达的那种像早晨的太阳一样温煦照人的心意。鲜明的全心全意忠诚忘我的形象出现了。”[6] 作家通过“杨半夜”这个人物形象，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人在改造天寒地冻的大草原中的精神面貌”，传达了“那种像早晨的太阳一样温煦照人的心意。”作家在丰富的生活体验基础上，运用形象思维进行酝酿、构思，于是，一个直观的形象“杨半夜”在作家的头脑中渐渐活起来，故事的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这时，作家丰富的感情体验就附着于艺术形象中。就这样，作家的情感找到了表达的形式。
绘画是一门视觉艺术，运用线条、形体和颜色来反映现实，表达审美感受。画家傅抱石一生热爱大自然，对祖国的壮丽山河怀有真挚的情感。他走遍祖国大川名山，“搜尽奇峰打草稿”，通过创造性想象，创作了一幅幅巨作。画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深深地渗透着画家对祖国的情感。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通过旋律、和声、节奏等音乐要素，运用曲式的思维方式，表达作者对美的领悟和情感体验。作曲家王锡仁对毛主席怀有无比热爱之情，这种情感一直推动着他想去创作一首歌颂毛主席的乐曲。一天晚上，这股感情在他胸中强烈地鼓动着，于是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完成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为大家所传唱的歌曲。
艺术家通过艺术构思，运用形象思维，找到表达感情的形式；作家用文学语言，通过典型人物、故事细节的表达感情；画家用流畅多变的画笔，通过线条、颜色传达感情；音乐家用音乐语言，唱出自己的感情；舞蹈家用形体语言，表现丰富多彩的感情。由此可见，思维活动在道德情感表达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三
人们生活在一定社会的环境中，通过语言和行为，把自己融入到社会和集体中去。因而，个人的言行受到一定社会条件和个体生活环境所制约。德育就是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规范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道德行为是把道德认识、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实践的体现。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道德行为是德育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道德行为是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一种表达。当人们对某种道德规范、准则有了认识，并且受到情感的激发，就能见之于行动，照着规范要求去做。比如，学生认识到教师的作用，又亲身体会到教师对他的帮助，尊敬教师的要求就会变成自觉的行动。有的道德行为是由于模仿而产生的，如：人们看到或听到身边榜样或英雄模范的事迹，就会按照榜样的行为去做。模仿也是一种认识活动。学习者将模仿的活动方式在头脑中形成表象，然后照着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通过反馈和校正，使自己的活动和被模仿的行为方式一致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象思维活动。从大脑的机制来说：表象有一种基本属性，即“表现与同类通道的知觉、记忆及均匀的运动控制等较基本的过程有共同的机制。”[7]644 由于有共同的脑机制，人们在头脑中产生模拟的表象的运动加工和真实的运动客体的加工是一致的。“如迪西提（Decety）发现被试想自己正在书写字母和被试确实在书写字母时，其前额叶皮层、运动皮层和部分小脑都被激活了。”[7]730 如果这种道德行为受到老师、他人、集体的称赞、表扬，那么，他就会从中体验到道德实践的成功感，既能提高认识，其行为又能得到强化，并由此逐渐形成一种道德习惯。可见，道德行为的产生，无论是由于道德认识，或由于学习模仿，或由于行为习惯，都同思维联系着。
［收稿日期］2007—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