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聚经济微观基础理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微观论文,城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B
全球几乎一半、西方国家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这一简单的事实让我们无法熟视无睹。为什么经济活动和人口喜欢向城市聚集？促进他们集聚的力量是什么？这不仅是世界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历程，更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经历着的事实。众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如亨德森（Henderson）、克鲁曼（Krugman）、藤田（Fujita）、格拉泽（Glaeser）和罗森萨尔（Rosenthal）等都加入了这一研究的行列。他们分析的根本在于解释公司、厂商的生产、经营、销售等经济活动之所以在地理空间上集中和随之发生的人口流动的原因和趋势，探讨其性质、范围和内在的微观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对集聚经济的认识比较有限，大多将与集聚有关的各种现象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进行处理。随着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的相继应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有关外部规模经济的认识不断加强，大多借用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现在这一研究多半汇集在集聚经济的分析理论里。目前，有关集聚经济的认识大致可划分为产业层面、地理层面和时间层面，但其都有一个共同点：集聚经济随距离而衰减。
集聚经济有很多潜在的源泉，其中一些已被马歇尔所提出，包括知识外溢、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和投入品共享。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国内市场效应、消费经济性和寻租相继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城市集聚经济产生的原因和趋势，并在最后的结论中进行了评述。
一、自然优势
严格地说，世界根本不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即使是交通和通讯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距离本身也构成一种垄断。由于要素禀赋的稀缺性和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以及诸要素之间的非置换性，所以俄林说，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所需本地要素较丰富的产品，而最不适宜于生产所需本地要素存量较少甚至没有的产品。由此看来，自然优势决定企业选址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潜在作用是很容易看到的。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已有很长的历史。在这方面，马歇尔是鼻祖。他写道：“导致工业地区性分布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附近矿藏的存在或通过陆路或水路容易到达。因此，金属工业一般位于矿山附近或者在燃料便宜的地方”[1]。
如今，尽管自然条件的障碍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运输工具的改进已经相当程度上得以克服，世界也逐渐沦为“地球村”，但经济活动永远也无法脱离空间而存在，它在经济活动中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重工业区都是在当地丰富的煤或铁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已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证明。“美国北部钢铁行业之所以最初集中在五大湖区，很大部分原因是铁矿和煤的存在。同样，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增长至少部分归功于它的气候，使得雇主不用支付比气候不那么舒适的地方那么高的工资”[2]。
自然优势近年来也得以重新考虑。众多的学者认为，决定企业选址取决于自然优势和收益递增的相对重要性。如克鲁曼（Krugman）和亚瑟（Arthur）认为，整个工业区位和城市形成模式都由收益递增所驱动[3－4]。另一方面，埃里森和格拉泽（Ellison & Glaeser）却发现，自然优势可能为工业地理集中提供了一半的解释[5]。这表明自然优势对集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收益递增在集聚中只发挥着很小的作用。事实上“自然优势、比较优势和收益递增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很多收益递增可以由自然优势和比较优势进行解释”[6]。金（Kim）通过对位置份额进行回归，测算了工业集中度，发现自然资源的系数为正，这表明自然优势对决定集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金进一步研究发现，除了自然优势外，估计的余值对集聚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8]。使用相同的方法，埃里森和格拉泽利用国家水平的就业变量分析了自然优势对集聚的重要性[9]。金和埃里森、格拉泽最后的结论都表明自然优势是很重要的。
二、劳动力蓄水池
劳动力蓄水池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已有明确的论述，“企业集中能避免工人因某个企业破产而遭受失业的威胁。工人愿意在其他企业时刻准备雇用他的地方以一个较低的工资就业”[10]。在此基础上，罗坦伯格（Rotemberg）和塞隆纳（Saloner）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工人并不是因聚集在行业附近规避了失业而受益，而是众多企业的存在保证了工人免受人力资本投资专有性的束缚[11]。
尽管“比较优势和劳动分工使一个国家地理上的集中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而且很多城市也专业化于一种或几种主要的行业。但是，证据表明，工业上的专业化区域也遭受着不稳定的就业和收入。”① 戴蒙德（Diamond）和西蒙（Simon）指出，生活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的个人，面临失业的概率也越高[12]。这可能是因为分工的深化使得工人在生产中越来越依附于物，也可能因为生产的技术专有性较强，工人转移就业的能力较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分工深化提高失业率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但它却忽略了因分工带来的专有性转移障碍。
为了规避风险并获得更高的收入，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可能会集聚在同类行业较为集中的地方，这不仅可以打破企业的买主垄断地位，同时也为工人的失业找到了退路。另一方面，专业化的企业为了获得专业化知识的劳动力也要将企业建立在同类行业较为集中的地方，这不仅可以打破工人的卖主垄断，也为企业寻找高技能的工人找到了出路。奥弗曼（Overman）和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大量汇聚的专家和企业能够从技能和要求的配合中获利，如果企业和工人随特定的需求和供给波动，通过集聚也能分担风险[13]。如果一种技能为多家企业所寻求，那么工人获得这种机能的激励就很高，因此，工人可能很少屈从于单一雇主的买主垄断力量。安德森（Andersson）等人利用非参数技术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和工人质量之间的匹配程度确实随劳动力市场密度而变化，“厚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生产中企业和工人之间的互补性使得城市的生产率大大提高[14]。总之，行业内的各个企业之间彼此竞争，但又彼此从竞争中受益，其中劳动力蓄水池在这一过程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投入品共享
如果说劳动力蓄水池解释了互相竞争企业之间的集聚，那么投入品共享则解释了互补性企业集聚的原因。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指出，工业之所以在空间上集中，原因在于这样的集中能产生成本节约，带来销售上的便利。马歇尔将工业在区位上集中产生的好处称之为“地方性工业利益”[15]。其主要思想是运输成本的存在会诱致企业在靠近它们投入的附近或在既接近投入又靠近顾客的位置选址，而这种集中又会产生自我增强趋势，从而形成一个较大的集聚中心。藤田（Fujita）等认为，马歇尔所说的工业地方化利益是一种生产外部经济，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者；第二，雇用同一类型的工人的厂商集中在一起可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作用；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和基础设施[16]。
与上述思想类似，斯蒂格勒尔（Stigler）在其经典论文中指出，工业集中刺激行业内企业的垂直分散，即是说，企业会从其他专业化生产的供给者手中获得投入品，而不是在一个一体化的工厂中生产它[17]。现实中的众多实例也证明一个地方性工业附近总是分布着众多的专业化供应商，如南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业和印制电路业。霍姆斯（Holmes）考察了投入品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现象，为美国制造业部门地方性工业利益和垂直分散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初步的证明[18]。他根据制造企业的投入购买数据，将购买投入的价值作为总销售的一个百分比计算垂直分散，结果发现，一个工业密集的地区的企业垂直分散度要比区域外高。这表明，工业较为密集的地区其分工程度可能也更高。
但是，上述的垂直分散需要一些条件。首先，中间品供应企业必须为多个下游企业服务，以便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否则，企业就会将中间品供应内部化于企业之内。其次，下游企业只有坐落在工业较为集中的地区才能将他的投入需求外包给那些能够提供投入品的生产者，而且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因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
四、知识外溢
知识外溢作为集聚的微观基础可能最引人注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不同的经济学领域都痴迷于这一点。早在1890年马歇尔就认为，“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的了，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学到了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19] 这表明，“由于地理上的临近性，具有各种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由于相互的接触产生了知识外溢。而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知识溢出推动着经济增长”[20]。雅各布斯（Jacobs）和卢卡斯（Lucas）指出，当地化信息和知识溢出既是经济活动之所以在城市集聚的原因，也是促使城市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21-22]。“研究与开发以及其他知识溢出不仅会产生外部性，而且也有证据表明企业倾向于在新知识产生的地区集聚。”[23-26]。克鲁曼指出，来自外部规模经济的报酬递增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27]。而外部规模经济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知识溢出效应。但是，“人们接受思想的能力或远离思想源地的距离影响知识的增加，距离越远，思想的交流也相对越难”。[28]。因此，城市中人口和企业的高度集聚有利于思想在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卢卡斯强调说，城市是一个理解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天然场所，在那里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临近有助于信息的传递，有助于人们之间的交流。事实上，卢卡斯的观点间接表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城市之所以出现和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活动在城市集聚带来的报酬递增”[29]。
最近，很多研究者强调了城市规模② 对创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城市规模越大，专利数越多”[30－31]。也有一些学者从城市就业人口密度对创新的作用方面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西科尼（Ciccone）等发现，就业密度的不同有助于解释地区之间生产率的差异[32]。进一步，科斯塔（Costa）和卡恩（Kahn）指出，高学历的人喜欢在大城市集中[33]。“大城市较高的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不仅会吸引企业向该地区集中，而且还会抬高城市的工资水平，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甘愿冒风险的年轻人到城市就业，自身也从流动中获得很多技能”[34-35]。中国的古代谚语——“门人出身，不学会三分”——也证明了这一点。
五、国内市场效应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某一种产品的强烈需求通常可以通过贸易得到满足。在存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每种产品将只会在一个唯一的位置进行生产。但是，这些理论都认为贸易本身没有成本。新经济地理理论试图克服这一理论死结，它们将贸易和区位理论联系起来，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本地是一个企业的主要市场，那么市场位置就会成为经济的中心。如克鲁曼指出，在存在贸易成本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对某种产品的强烈需求可能会使得该国成为企业投资的最佳位置，从而使得该国成为此种产品的出口者[36]。他进一步指出，国内市场效应的发挥需要以报酬递增为条件，在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效应可能使得本国成为一个进口者而非出口者。克鲁曼等认为，一旦运输成本得以解释，当不完全竞争的行业倾向于将生产集中在较大的市场区域并向较小的市场出口，国内市场效应将会产生[37]。奥塔维亚诺（Ottaviano）等的研究也指出了这一点，在两地区经济中，国内市场效应意味着需求较大的区域能够吸引更多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进行投资[38]。由此看来，如果说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了因生产而产生的生产的分布，则新经济地理解释了因需求而产生的生产的分布。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这种因需求驱动而产生的专业化生产正是“国内市场效应”的内涵。
一个地区的大量需求会引发生产者在此集聚这一思想实际上并不是很新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城市经济学家巴顿在其著作《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中就已经指出：“居民和工业的大量集中产生了市场经济。当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时，它促使这个城市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反过来这又为当地的工商业增加了潜在市场。从企业层面看，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多，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再者，大规模的本地市场也能减少实际生产费用，因为较大的市场能促进较高程度的专业化，并使大规模生产获致的经济效益成为可能。而且，处于大市场地区，生产者确信自己的商品有足够的市场，使他能采用较大的、效率更高的机器，并将生产效率与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技术引入自己的工厂。如果当地市场狭小，则这种经济效益只能从向其它城市地区的市场大量输出才能取得，而这往往必须支付高额的运输费用”[39]。此外，企业还可能为了规避风险选择在一个市场较大的地区集聚。因为本地市场越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消化很大一部分，从而降低了生产的风险。这些早期文献其实已经显现出“国内市场效应”的思想。
然而，国内市场效应的局限主要在于它自身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小的、暂时的冲击能够对经济前景产生一个大的、永久的效应。奥塔维亚诺等认为，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作为生产者的一面在市场接近的地方从事生产的同时也要花掉所挣取的一部分收入。这种因工人的流动性增加了由最初更大的市场规模决定的初始优势，就产生了国内市场效应的“放大”。相反，在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且贸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效应将会消失，每个区域具有相同的规模[40]。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国内市场效应的永久性问题。但是在对某些不在市场较大的地区选址且运输成本的存在促使生产商远离竞争者以避免价格竞争的企业的行为无法做出解释。
六、消费经济性
如果说国内市场效应更为关心的是企业的生产性消费而带来的需求的生产分布，那么，消费经济性更为关注一般居民的消费方面。一般来说，消费的多少源自于自身可支配财富的多寡，尽管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如习惯、风俗和文化等，但财富的多少从根本上决定了消费商品的多少和种类。平均来看，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要比生活在非城市中的居民所获得收入要高。克拉瑟（Glaeser）等人发现，城市工人的要比非城市工人的收入高33％，这种溢价并不能绝对地说较高能力的工人居住在城市，而是城市使工人更富有生产性[41]。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城市规模和工资水平具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城市规模越大，工资水平相对越高。然而，尽管大城市的工资水平如此之高，而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已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很多大企业为何仍然青睐于在大城市选址呢？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企业在补偿了各种成本后仍然有剩余。排除城市居民生产率高这一原因，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并由此带来消费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也可能是企业选择在城市选址的重要原因。田渊（Tabuchi）等指出，城市中消费的可能性大，真实工资水平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购买，[42] 而农村居民生活所需的很多必需品根本不需要到市场购买。所以，在城市选址要比在农村地区更接近需求市场，而且，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企业所生产的商品上。因此，克拉瑟说，消费的集中引发集聚与增长[43]。
与上述正好相反，瓦尔德福格尔（Waldfogel）认为集聚也会强化消费[44]。市场的扩大、人口的集中使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机会增加了，这会使双方都渗透着彼此的偏好和习惯，从而产生“偏好外部性”。这种偏好外部性不仅使双方的消费习惯趋于一致，而且，彼此之间在消费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上也互相攀比，她的消费福利可能取决于其他消费者是否也偏好于她所购买的商品。至于是消费倾向低的人影响了消费倾向高的人，还是相反，不仅取决于哪一种倾向的人在社会中占有主体地位，更取决于个人财富水平的多寡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就一般情况看，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会越来越消费更奢侈的商品。这也比较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总起来看，集聚和消费是互为因果的。
七、寻租
一般来说，有三种力量促使城市人口集中于个别城市：贸易和商业、工业和政府。贸易和商业对集聚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史已告诉我们：“城市可以脱离生产而存在，但脱离了贸易活动城市将不复存在。”③ 至于工业对集聚的影响，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因为这已被认为是一种共识，而且在前面的讨论中也已论及。
上面的讨论致力于研究城市集聚经济的生产率收益方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发展的原因在于城市能够从农村中“抽租”以获得自身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是由于转移支付——城市居民不是从创造财富中获益，而是从社会其他部分榨取利益。很多研究者推崇这一观点，包括立顿（Lipton）的“城市偏向”论[45] 和霍塞利茨（Hoselitz）的“寄生的城市”[46]。
“政府之所以能够导致城市集中，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是政治中心，对政治的空间接近性会使这个城市的居民进行权力寻租，增加对政府的影响。”[47]。这种力量使得这个城市抽取了其他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而发展壮大本身又进一步构成抽取其他地区资源的力量并吸引企业和人口集聚，循环累积，使得政治中心城市愈加庞大。例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做买卖、雇用和解雇工人、注册财产、实施合同、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和停止经营都要受严格的管制”[48]。如果经营活动受许可证和执照所管制，那么越是接近行政中心，拿到许可证和执照的几率就越大。相似的争论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家庭，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可能意味着政府能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提高，这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迁移到城市里，尽管它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但是，寻租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力量的强弱，所以阿黛丝（Ades）等认为，专制会人为地强化大城市的优越性[49]。但是“过度地强调城市的发展会促使城市规模过大，阻碍经济增长”[50]。因此，城市集聚经济的生产率收益和由集聚本身造成的空间不平等是一种两难冲突。
八、多样化的微观基础
尽管上文已详细地阐述了集聚产生的微观基础，但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集聚水平显然是不同的。由于不同的行业在进行生产时所使用的技术和资本投入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且，这些行业在进行选址时所考虑的也并非单一因素。因此，各地区集聚水平也差别甚大。集聚可能源于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可能源于投入品共享，也可能源于知识外溢，甚至源于多数人颇有微词的寻租等等。即使企业将所有这些要素都考虑到了，但各个要素的影响权重肯定也是不同的，更何况一个地区可能并不拥有这些要素。因此，企业选址可能只是基于一种或几种要素，而不能将所有的因素都平等对待。督梅斯（Dumais）等人发现，尽管工业集聚水平在长期内相当稳定，但集聚的位置却有很大的变动。这一部分归因于新企业的诞生及现有企业的扩张、收缩和倒闭，新企业选址和新老企业不同的增长速度对减少地理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1]。尽管马歇尔早先提出的促使工业集聚的三因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新企业可能更愿意在具有更多潜在的上游供给者和下游顾客的位置选址。督梅斯进一步指出，投入供给者和顾客的存在在解释不同行业集聚时让人大失所望；知识外溢看起来很重要，但企业的选址过程可能更受劳动力蓄水池所支配，特别是在使用相同类型的劳动力时。
此外，企业在各地集聚的程度具有区域上的差异性。罗森塔尔（Rosenthal）等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了自然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投入品共享、知识外溢对区、县和州水平的集聚的影响[52]。他发现，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对所有地理水平的集聚都有正的影响；知识外溢只是对区水平的集聚具有正的影响；代表物质资本投入和产品运输成本的变量——包括对自然资源、制造品投入和产品消耗成本——对州水平的集聚具有正的影响，而对更低水平的集聚影响不大。不过，即使把上面几个因素都考虑到，仍然有一部分原因无法解释。因此，决定企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的因素就如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一样，仍然有一个“余值”存在。
九、小结
作为“理性人”，企业肯定只会向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集中，人口也只会向收入水平高、就业稳定、发展前景好的地方流动。但讨论不能仅止于此，企业作为一个资源转换系统，它的神奇在于能将一些微不足道的资源变成能提高人们福利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尽管从结构上看，企业是如此的简单，但生产过程却又是异常地复杂。企业进行生产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还要考虑交易成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的选址，并进而导致了经济的集聚。
不同的企业要求不同的投入要素，有的企业物质资本投入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种类型的企业在进行选址时，更多考虑的是自然优势和投入品共享；有的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占了很大的比例，更多考虑的是劳动力蓄水池和知识外溢；有的企业在生产上不是问题，更可能取决于需求方面，更多考虑的是国内市场效应和消费的经济性；有的企业可能仅仅受制于制度的约束，更多考虑的是寻租，尽管寻租总不被人赞扬。但不论是何种因素在起作用，其造成的集聚状态已然呈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自我加强之趋势。
［收稿日期］2007-03-05
［修回日期］2007-12-02
注释：
① 地区失业和工业专业化的正向关系见Simon(1988).地区经济稳定性和专业化的反向关系见Conroy（1975a），Kort（1981），Brewer（1985）．除此之外，发展经济学中的独立文献研究了国家出口专业化和出口收入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经验证据见James Love(1979)。
② 以总人口或总就业进行测算。
③ 转引自赵红军．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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