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世纪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建立亚洲新型南北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跨世纪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即将挥手告别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曾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而来的漫长冷战时期。然而，战后50年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往鉴来，以便把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带进21世纪。
一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战后的每一个年代似乎都涌现出一些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50年代，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继起飞成“龙”，并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80年代至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在加速经济发展，以争取早日成为亚洲第二代新兴工业国。尤其中国、越南和印度先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业绩，从而使亚洲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前进的“火车头”。
在亚洲经济振兴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一些经济发展瓶颈需要解决，主要是基础设施不足、科技人才缺乏、环境保护日趋恶化、财富分配不均等，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亚洲今后的经济发展。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亚洲经济的总态势还是令人鼓舞的。
从全球发展角度看，今后5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则高达5—6%。亚洲仍将执世界经济增长之牛耳，特别是东亚在未来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达7%以上。整个亚洲的发展将呈现以下重要趋势：
首先，日本在50年代到60年代，曾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70年代两次石油提价，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开始大量对外投资。80年代日元不断升值，日本对亚洲的投资旨在缓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同时出现了“泡沫经济”。目前，“平成萧条”虽已过去，但是，“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依然存在。因此，9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表现虽将好于前半期，但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太快，约为2-3%。尽管如此，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今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将向高级化发展；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将加速跨国经营的步伐；日本将从出口大国迈向金融大国。这些变化和发展，无疑会进一步加强日本同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1.日本可以继续扮演“亚洲资金供应国的角色”。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已大于美国和欧盟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在今后10年内，仅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资金1.5万亿美元。据日本国民经济研究会预测，2000年时，日本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仍高达1150亿美元，因此，日本资金继续向亚洲国家回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日本可以扩大吸纳亚洲国家的出口产品。日本经济将逐渐从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化，因此，开放市场和扩大进口已是大势所趋。1994年，日本从亚洲国家进口金额达953亿美元。到本世纪末，日本市场的容量必将进一步扩大，从亚洲国家进口的增长率仍将高于从其他地区的进口增长率，这不仅有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为日本消费者带来莫大的好处。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出口的势头会更加迅猛。1994年，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出口额为1569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39.7%，超过日本对美国出口额的1175亿美元，对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高达616亿美元，从而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回升。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分工型态自90年代逐渐由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发展。
其次，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将完成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先后步入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它们将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要地，可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新的资金来源，从而降低对美日等国的经济依赖。二是它们的造船、半导体等工业将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强劲的竞争对手。此外，马来西亚和泰国将跻身于亚洲第二代新兴工业国，最终被纳入亚洲“工业发展群体”。随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亦将进一步发展。在本世纪末以前，东盟有可能从6国扩大到10国，实现建立“大东盟”的宿愿。届时，国内生产总值可达9000亿美元，在亚洲的地位将有所上升。
再次，目前印支3国和缅甸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尚无足轻重。但从发展观点看，它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其经济发展潜能不可低估。尤其越南自1986年“革新”以来，经济领域里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1年越南制定了《公元2000年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90年代前5年，越南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7%以上。今后5年，越南将推行“追赶型战略”，其年均经济增长率可维持在9-10%之间，农业所占比重将降至25%，工业所占比重提高到28-30%。下世纪初，越南虽然尚实现不了“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战略目标，然而有可能成为亚洲的一个新兴市场。
最后，南亚地区的经济将进一步好转，尤其是印度作为这一地区的大国，自1991年实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表现，已为其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90年代前5年，印度已突破3%的经济增长率的传统模式，今后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还会上升。预计未来5年，印度将成为吸纳发达国家和东亚地区资金、技术及产品的重要市场，因此其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6%以上，称雄于南亚地区。
综上所述，亚洲经济的崛起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今后只要不发生战乱或大灾难，亚洲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也有人认为，东亚的发展是“虚幻”、“神话”。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曼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的东亚与50年代的苏联，其共同点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投入的大量增加和资源的惊人的动员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率和知识提升的基础上。由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毫无止境的增加，所以只靠投入增加而没有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陷入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的结局，高速增长的局面肯定是不能持久的。
应该说克鲁曼教授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是可取的，是对的，但有以下不足之处：
1.他所引用的数字不够准确。实际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增长率有1/3是由于提高效率或者说是由于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的结果。
2.他没有把东亚的灵活经济政策及体制与苏联的僵硬计划经济政策和体制加以区分。
3.他忽视了东亚社会将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特点。
4.他忽略了苏联是排斥市场，而东亚却是拥抱市场的这个关键性差别。
5.他忽略了东亚经济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亦即东亚社会的和谐及稳定。
6.他忽略了东亚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事实，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扩大，对推动东亚经济持续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他没能重视和分析政府在东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以上7点是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3-4月号刊登的7位学者对克鲁曼文章的评论意见，这些看法有其道理。诚然，从亚洲地区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确存在克鲁曼所说的问题，但是，还应该看到这些国家也正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涵经济增长方式，愈益重视通过提高总和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二
亚洲地区呈现的你追我赶的大好经济形势，是本地区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日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改革与开放的中国亦为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现实市场。
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互动关系加强，日本提出的“雁行模式”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不甘心屈就于日本在这一模式下推行的国际分工体系，而是积极地谋求加快产业调整的步伐，争取把其经济推向更高的发展层次。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逐渐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发展高科技产业，致力于生产及市场的多元化，现已成为亚洲国家推行经济转型的目标。这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标志。
亚洲经济的强劲增长，对发达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为此，日本开始“脱欧入亚”；欧洲联盟制定了面向亚洲的新战略；美国则提出十大“新兴市场”，其中4个在亚洲，亦即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这些新兴市场不仅是美、日、欧国家促进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源泉，而且是“地区经济推动器”，推动本地区经济与合作的更快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解体后，世界总体形势又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各国都想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正在开展一场日趋炽热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根据我们的计算，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9位，到2000年和2010年则将分别提高到第8位和第7位。而今后15年内，日本的综合国力将始终居世界第2位。因此，中日两国能够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受到忽视，相反，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合作的加强，各国更加重视军事安全。中日两国应建立互信机制，防止有人挑拨中日对抗，这对于保持亚洲经济持续发展和地区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长期对峙的东西方开始和解，从对抗走向对话，从而淡化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争夺的“中间地带”的战略意义。西方国家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加速它们经济的市场化。特别是冷战产物在亚洲并没有完全被铲除。上述情况增加了亚洲国家谋求发展的难度，并使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苏联解体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日渐增强。战后5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已掀起了三次地区经济合作的浪潮。第一次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第二次是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第三次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亚洲“增长三角”的涌现。
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驱使下，亚洲国家明显地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以适应欧美两大经济集团所产生的排他性效应。为此，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倡导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自1989年建立以来，进展迅速，逐渐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世界将形成欧盟、北美和亚太三大经济板块。地区经济集团要求其参加成员妥善处理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两者的关系，在关税和生产要素流动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这种让步可以促进集团内成员间经济的互补性，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加快各自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对亚太经济组织抱有积极态度，愿意在发展与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日本亦可以在地区开放、直接投资、产业调整、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及调解南北矛盾，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
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北方国家，就亚太地区而言，北方国家还包括美、加、澳、新4国。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亚洲和亚太地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自60年代以来，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问题。
雅尔塔体系瓦解后，国际社会又纷纷议论在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转化的过程中如何构筑新的国际秩序。然而，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认为，今天的时代不应再继续维护二战后所形成的秩序，而需要建立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的国际新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首先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为此可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建立国际新秩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是紧密联系，不能分开的。很难设想国际政治新秩序可以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上。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言，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必要强调主权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然而客观现实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是北方国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制定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忽视，甚至损害了南方国家的利益。这种局面的出现，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南北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然而，长期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不错，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及外汇储备等经济指标方面，都已胜过日本。但是，在亚洲地区也尚未形成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反，亚洲国家仍不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不公正待遇。
过去，北方国家认为南方国家的不发达阻碍了它们经济的发展。现在，某些北方国家则害怕南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主要针对亚洲国家的所谓“第三世界威胁论”，指责发展中国家不顾劳工条件，搞“社会福利倾销”；不顾环境保护，搞“生态倾销”；不顾汇率的正常变化，以人为的汇率贬值，搞“货币倾销”。特别是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签署的前后，某些北方国家一直坚持所谓“社会条款”。北方国家的上述举动，旨在遏制南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这势必引起南北经济关系的尖锐冲突。在南方国家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以加强南北合作为目标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是空洞的口号，当前，南北双方最主要是携手合作解决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如贸易保护、技术垄断、债务和资金短缺、初级产品价格、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问题不单是南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或不当，不仅限制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到包括北方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能够把自身经济利益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为改善亚洲地区的南北关系发挥特殊的作用。尤其就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对维持世界和平和推动世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所以应该从战略和历史的高度，妥善处理和解决两国在台湾、南沙问题上的关系，以及日元大幅升值给中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便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