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大本营：它不仅拥有诸如勒费弗尔、拉康、阿尔都塞、巴尔、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德里达那样的思想领袖，而且还拥有许多在理论界享有盛名的干将人物，如阿克塞洛斯、高兹、马勒、克里斯蒂娃、巴里巴尔、鲍德里亚、勒古尔等等。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间当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在这些事件之后，法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从而发生了退党风潮、党外围的知识分子纷纷宣布与法共决裂的重大事件。法共退党分子和与法共决裂的党外知识分子试图脱离原先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自创另类的“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创办杂志刊物，并且与当时流行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相左的理论。70年代之后，法国又兴起一股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批判马克思主义又与之相结合，最终导致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一、苏共“二十大”之后法国知识界状况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二十大”，法国共产党兴高采烈地派出以多列士、杜克洛等人为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参加，但归来之后，却一个个垂头丧气，对于苏共“二十大”会议的内容守口如瓶，连政治局的传达会也一再推迟，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内容更是讳莫如深。直至6月，美国报界披露了赫氏的秘密报告，接着法国《世界报》予以全文转载，这才使法国人民知道了真相。秘密报告的发表立即引起法国共产党内部的巨大震动，法国共产党人认为，“二十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炸毁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6月18日，法共政治局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苏共发给每个听报告的代表团一份报告的正式文本，并对斯大林的功绩予以肯定。6月底，法共派出以罗歇、塞尔文和法戎等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准备与苏共中央就斯大林与个人崇拜的问题举行会谈，但后来却无功而返。
紧接着，也就是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波兹南省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和减税的要求，但遭到机械工业部长的拒绝，于是16000余名工人拥上市中心进行抗议示威，结果遭到了武装镇压，死伤数十人，扣押数百人，酿成震惊世界的惨案。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示威游行和暴力事件，匈牙利政府在苏军帮助下，用武力加以镇压，也酿成流血死亡事件。在整个事件中，有2502人被杀害，15000人被监禁，20万人出走国外。仅武装暴动的直接破坏就给国家造成30亿福林的损失，因生产停滞造成的损失高达200亿福林，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
1956年出现的上述“三大事件”给法国共产党乃至整个知识界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1956年之前，法国80％的知识分子都是信任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1956年之后，法共半数党员退党，知识分子最后只剩下大约20％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这些退党党员和离开法共外围的知识分子有感于上述“三大事件”，试图发展另类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著书立说，创建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苏联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使命、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等问题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反映了他们头脑中各种思想的混合、冲撞和重组的趋势。
就这样，几乎是在1956年“三大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反映上述“反叛”知识分子观点的刊物和著述。例如，由拉康创办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由埃德加·莫兰创办的《论辩》杂志（Arguments），由乔治·弗雷德曼创办的《交流》杂志（L'Echange），由拉罗丝出版社创办的《语言》杂志（La Linguistique），由让—埃德恩·阿利耶主编的《太凯尔》杂志（Tel Quel），以及由巴黎高师阿尔都塞的弟子负责的《马列主义手册》（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等，其中最早出现并最具影响力的是《论辩》杂志，以及后来出现的《太凯尔》杂志。
二、《论辩》和《太凯尔》的创刊
《论辩》杂志和《太凯尔》杂志都是法国知识界和政治界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冲击之后的产物。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随之出现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粉碎了苏联模式的神圣性，粉碎了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敬，也粉碎了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这种情况被法国知识界称作“马克思主义危机”。这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法国共产党出现退党风潮，使法共党员连年负增长；左翼人士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指责和批评。原先受苏联极左路线影响的知识界抛弃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教条，寻求其他选择的道路，不少知识分子纷纷改变信仰。例如，罗歇·瓦扬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摘下了斯大林肖像；萨特对“匈牙利事件”提出了批评，导致他与共产党的决裂；克洛德·鲁瓦被迫退出了法共……
1956年底，以埃德加·莫兰、阿克塞洛斯为首的一些从法共退党的知识分子创办了《论辩》杂志。《论辩》出现之后立即聚集了一大批自苏共“二十大”以来退党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些人所形成的集团也叫“论辩集团”。《论辩》杂志从1956年至1962年发行，共存在6年，历年参加该刊物编辑的理论家有：埃德加·莫林、科斯达·阿克塞洛斯、让·杜维若德、弗朗悉瓦·费梯、比埃尔·富热罗拉、罗兰·巴特、让—迪维尼奥、科莱特·奥德利、迪奥尼·马斯科罗和塞尔日·马勒等人。除此之外，原法共政治局委员、法共著名理论家昂利·勒费弗尔虽没有担任该杂志的编辑，但他实际上是上述人物的精神领袖，该杂志鼓吹的“元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创意就出自勒费弗尔的“元哲学”思想。制造“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例如，阿克塞洛斯和富热罗拉主张用海德格尔的思想来批判马克思；勒费弗尔和夏特莱则依据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以及《唯物主义与革命》来批判马克思主义；而杜维若德则认为要“像马克思对待他那个时代的制度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提出挑战。由于上述的理论分歧，导致了该派的理论刊物《论辩》1962年的破产。导致《论辩》集团解体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法国风行结构主义，该集团的不少人皈依结构主义，有的人则与《太凯尔》杂志合流。
杂志虽然以停刊而告终，但它却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确立了批判探索的态度，并为新左派提供了一个新的激进框架，为尔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出现铺垫了基础。
《太凯尔》（Tel Quel）创办于1960年，但早在1958年就开始酝酿了。它最初是一帮作家创办的，主要以“先锋派”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刊物之所以取名为“太凯尔”，是因为《太凯尔》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引用了尼采的一段话：“我想拥有这个世界， 我想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拥有它，我总是想拥有它，永远拥有它。”这句话中的“它本来的样子”原意就是“Tel Quel”（太凯尔）。
《太凯尔》创刊时的秘书长兼总管是让—埃德·阿利耶，编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布瓦鲁夫雷、雅克·库多尔、让—埃德恩·阿利耶、让—勒内·于格南、雷诺·马提翁、菲利浦·索莱尔斯。1961年，该杂志由达尼斯·罗什和马塞兰·普利耐取代阿利耶成了秘书长。后来加入编委会的有蒂博多、里夏杜、让—皮埃尔·费伊等人。
《太凯尔》发刊不久就遇到结构主义的大潮，并受到深刻的影响，所以它在1962—1972的十年间被称作“形式主义时期”。而《太凯尔》也受到一些结构主义者的欣赏。如著名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上述《论辩》集团的骨干之一罗兰·巴特就特别看重《太凯尔》。他认为，“太凯尔集团相当诱人，它是现代性的化身”。正是在“太凯尔”的影响下，巴特出版了《批评与真理》（1964）这部著作。他甚至说过：“《太凯尔》这份杂志对我而言是一桩至关重要的事业。”[1](P373) 另一位当时尚属结构主义阵营的著名人物雅克·德里达与《太凯尔》也曾过从甚密，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该杂志同样也受到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属于正统阿尔都塞派的费伊于1963年成为该杂志的编委。《太凯尔》杂志也曾与当时法国共产党发行的、已经经过改革的杂志《新评论》（La Nouvelle Critique）有过合作，它曾邀请《新评论》杂志共创知识现代化大业。《新评
论》杂志也认为应当向《太凯尔》的作家们学习，因为他们的作品“引起了我们的巨大的同情，也能使我们受益匪浅”。《太凯尔》杂志就是这样，成功地与拉康主义、与阿尔都塞派、与巴特派融为一体，以至于人们常常把它视为一个虚构的结构主义的国际组织的机关刊物。
三、《论辩》和《太凯尔》的宗旨
《论辩》在发刊词中说：“不加任何限制地修正任何陈旧的思想和流行的意识形态，对这些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存在任何教条和禁区，关心占主导地位的或被认为是革命的现实和思想，探讨当代世界的所有（社会、政治、人、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方面。以及在这些领域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机。”《论辩》杂志的理论家们有感于1956年的波匈事件，试图发展出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标榜向新思潮和社会新现象开放，提出既继承马克思主义，又冒险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正如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埃德加·莫林所说：“1956年的春天鲜花盛开，阵阵希望之风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吹来，历史徘徊在进退之间。……我们已经意识到，以前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学说基石的东西，不过是一块不堪一击的浮冰而已。”[1](P222) 由此可见，《论辩》集团的方向是要抛弃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发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事实上，《论辩》杂志自创刊之后的最初两年内，发表了不少对法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路线政策、苏联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批判的文章，也对各种政治问题表示关切，并对技术文明、语言学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反思。但随着杂志内部的分歧的加大，以及杂志编委会的主要人物富热罗拉和迪维尼奥出走国外，杂志就似乎失去了原来的方向，越来越少关心政治问题，转而讨论爱情、普遍性、语言之类的问题。《论辩》杂志至此也就失去存在价值，最终于1962年解体。
本来，《太凯尔》的编委是一批作家，其方向应为文学艺术，正如费伊转述弗朗悉瓦·瓦尔的话说“它将是拿破仑三世的诗坛（Parnasse de Napoléon Ⅲ）。在1958年，戴高乐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新化身”。但尽管如此，该杂志还是向多方面发展。正如多斯所说，《太凯尔》创刊之后，很快就暴露出它的“结构主义并吞八荒、包罗万物的野心”[1](P370)。它不依托人文学科中任何一个具体学科，而是试图对各个学科都予以深沉的关切。事实上，该杂志既把诗置于“心灵的极致”，又注重“科学”，因此该杂志的副标题是“文学／哲学／科学／政治”。其主要目的是力图把先锋派和现代主义形式运用于社会科学，以便推进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亦即借助于结构主义取得的成就，影响文学创作，改变写作模式，支撑起新的语体学。因此，《太凯尔》杂志从一开始就是一块跨学科的阵地，只要遵守反映先锋派状态的这一原则，那么就可以在上面进行讨论和交流。
《太凯尔》反对法国传统的主流文学观念，所以它的秘书长马塞兰·普利耐说，“我们必须与战后法国的主流文学观念分道扬镳，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心理康复文学（restoration psychologique）”[1](P371)。这一宗旨与结构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因为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正是“共时态”，而不是“历时态”，也就是说，结构主义范式所抨击的正是意识心灵、主体、历史控制之类的观念；而《太凯尔》则希冀通过社会科学，消灭和谐融洽的实证主义文学史观。虽然《太凯尔》宣称它不受任何政党左右，也不特别忠于那一个学科，但它的编委会的逻辑始终处在先锋派之内。它甚至追随阿尔都塞，敬慕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从而成了法国亲中国立场的铁杆分子。
《太凯尔》的成立可谓适逢其时，因为法国正遇上所谓的“共产主义解冻”时期，就是说，已经不是日丹诺夫所说的“一刀切”的时期了。因此，法国共产党在“和平共处”和“非斯大林化”的年代里，在自己的党刊党报上也扩大读者群，因而不断刊登一些党外人士的文章。 例如在路易·阿拉贡、皮埃尔·戴主编的法共文学周刊《法国通讯》上，就发表过先锋派和形式主义思想家的文章，其中就有《太凯尔》杂志编委的文章。这样，“《法国通讯》和法共中的某些信奉派，第一次使文学先锋派、大学、结构主义在1968年之前会师成为可能[1](P374)”。
与《论辩》杂志相比，《太凯尔》杂志的活动时间比较长，活动能力也更强，它吸引了大批“反叛知识分子”、结构主义者在上面发表文章，如巴特、利奥搭、德里达等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四、《论辩》和《太凯尔》与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可以说，《论辩》和《太凯尔》杂志是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最初展示的“T”型台。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以《太凯尔》的文学评论为中心——它们旨在话语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或革命性意识的形式之间做明显的政治性关联。……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2](PP178—179) 詹姆逊将《太凯尔》视为结构主义的政治性杂志，并且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并不全面。因为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自1956年“三大事件”之后所出现的那种“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改造”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仅仅限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应当包括后期存在主义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的余波。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可谓达到巅峰时期，位于巴黎乌尔姆小街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它的大本营，阿尔都塞则是其领袖。阿尔都塞麾下有大批弟子。阿氏及其弟子们在1965年一下子就抛出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这两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阿尔都塞不想得罪法国共产党，所以他的著作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还是注意分寸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被人称作“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与此相异的是另两个被后人看重的结构主义者——福柯和普兰查斯。
福柯被人称作“哲学浪子”，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为什么该书会引起轰动呢？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写的——“结构主义考古学”，这种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他主张人文科学（知识）产生于人在对自己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之时， 该著作宣布了“人类死亡”。因此，评论家沙普萨尔认为，福柯的著作是“自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拉克鲁瓦也认为福柯的著作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时任《法国通讯》杂志编委之一的雷蒙·贝卢尔认为福柯是推动观念史的真正革命倡导者，因为他把这一时期的观念逻辑总体性扔进了历史垃圾箱。福柯虽然把自己放到结构主义的阵营里面，但却是一位潜藏得很深的叛逆者。正如皮亚杰所说的，他所信奉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并不以结构的存在为基础，它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1](P443)。所以弗朗悉瓦·埃瓦尔德认为，福柯的方案就是反抗结构的观念，因而也反抗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在福柯看来，“结构是重要的历史主体的一种形式，是跨历史的宏大认同的一种形式，而福柯相当清楚地解释过，这正是他试图消灭的东西”[1](P444)。
福柯的意义在于使法国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发生了一个“断裂点”。这个断裂点很快就为另外一个著名的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所扩大。
众所周知，同在1966年，德里达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反叛结构主义的声明，宣称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结构是没有等级的；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就这样，在美国知识界还不知道结构主义的底蕴时，他们就均倒向了德氏的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此，德里达虽然一度在法国曾遭到千夫所指，但他在美国却赢得一批有欧陆文化背景的人士的欢迎，从而赢得了声誉，他甚至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客座教授。这样，法国人即使不给他饭吃，德里达照样在美国当他的教授。更重要的是，诸如“耶鲁学派”的保罗·德曼等美国人还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煽风点火，使他的学说四处传播。
福柯和德里达虽曾是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从他们的理论道路来看，自一开始就与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有分歧，因此最终的分道扬镳势在必然。
由此可见，1966年法国思想界也出了“三大事件”：阿尔都塞及其弟子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出版、福柯的《词与物》的出版、德里达在美国发表反结构主义宣言，这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考察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还不能忽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期的理论工作。萨特弟子塞尔日·马勒和安德烈·高兹是其中的代表。马勒曾经是法国十分活跃的一位青年，二战期间曾参加过抵抗运动，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曾以国际青年联合会法国代表的身份常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过法共党报记者，后不满法共路线退出法共，曾加盟《论辩》杂志编委，后来又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并成为该党中央委员。马勒早在1959年就在《论辩》杂志第1—3期上发表了《一个在变化的工人阶级》的文章，到1963年又发表了《新工人阶级》的著作。1964年，萨特的学生、朋友安德烈·高兹发表了《劳工战略》一书，1980年，又出版了《告别工人阶级》一书。马勒和高兹依据法国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出资本主义发生阶段性变化到了“第三阶段”的理论，由此而得出“新工人阶级”的结论。在这种新工人阶级之中，没有巨大的工会官僚阶层，他们受过高级技术训练，他们不少人已经成为技术工人，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厌恶，相反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采取有组织的协调良好的短期罢工。在战略上，他们采取“企业工团主义”的路线，提倡生产集体与自治，为争取和平地把企业的权力转到工人自己手中而斗争。这也是新工人阶级未来斗争的惟一的根本出路。高兹在《劳工战略》和《告别工人阶级》的著作中表达了与马勒同样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一翼，与当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大体是一致的。所以蒙克称他们的“新工人阶级”为“后马克思主义工人”是不无道理的。
另外一个阿尔都塞的弟子普兰查斯的著作发表较晚。普兰查斯于1968年发表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这部著作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状况作出了“结构主义式”的分析研究，对马勒和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观提出异议，以“新小资产阶级”来描述工人阶级出现的新变化，以激进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和边缘化。普兰查斯的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比阿尔都塞走得更远，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策略方面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激进，普氏的理论与80年代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相近。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是法国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塞尔日·马勒、安德烈·高兹、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尼可斯·普兰查斯、罗兰·巴特、吉·德勒兹、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让—弗朗悉瓦·利奥塔、阿兰·图雷纳、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等。这些人至今在法国思想界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思想理论共同构成了今日名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的出版，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兴起①，上述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合流，形成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方面逐渐形成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 事实上，法国应为后现代主义的故乡。早在1964年，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就发表了《后工业社会》一书，比贝尔的著作早9年，可见法国在60年代已经为后现代的出现清理了场地，打下了基础。不过贝尔的功绩是明确宣告“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已经到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