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秩序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区秩序”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路径对其进行诠释，它既可以表示处理现存国家间事务的整体状态，也可以表示当地区中某些条件形成后国家间事务会积极导向地区共同性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秩序”具有可被建构性，具有可被理解的共同价值以形成共同协议的基础，尤其是地区秩序的概念可以被运用于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和制度行为体(institutional behaviour)。行为体的取向可以这样来判定：行为体“X”、“Y”和“Z”是否使得秩序“A”转变为秩序“B”？或者行为体“X”、“Y”和“Z”是否使得秩序“A”被维护？并且秩序还可因行为体相对权力状态与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而代表国家的政府并不需要因此而替换。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秩序的不同界定有着其内在的一致性，系统地观照这些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将是本论文方法论的主要基点。
冷战期间，亚太地区尚缺乏自身完善的秩序体系，所有的只是被称之为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hubs and spokes)体系。在赫德利·布尔、迈克尔·利弗看来，秩序意味着“国家间行为规则的制定”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共享”，而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存在，则表明东亚在冷战后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缺席”，迈克尔·利弗还强调这是一种“共享”的“缺失”[1]26。
阿米塔夫·阿查亚在认同缪赛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指出的亚洲在后冷战时期呈现出了“契约规范化”新秩序特征的基础上，进而把这一新秩序特征具体描述为：在地区范围内超越旧有的权力平衡与局部制度的约束，呈现出更多的规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2]。另有两种关于后冷战时期地区秩序的观点值得重视：一是大卫·康的观点，他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性秩序正在无可非议地形成，这表明小国更倾向于“搭便车”而不是去反对稳定而强大的中国[3]，可以说这正是亚太地区传统“封贡”思想在当代的显现；二是埃里克·张志贤(Eric Teo Chu Cheow)的观点，他在2006年菲律宾召开的亚太安全论坛上强调，中国在地区安全组织中的种种行为表明了中国正在提升“稳定重于一切”的传统思想，而“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正是根源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共有理想，并且我们正在看到这些传统信念的重现①。
本论文将阐明：关于秩序的讨论是否经得起中国在近几十年来的地区政策的检验？我们如何从中国政府在为秩序所作的努力中学习更多？中国日益增强的权力与影响如何作用于地区秩序？中国自身关于地区秩序概念的阐述是什么？中国运用于地区秩序的政策类型是什么？中国式的秩序概念拓展到地区中其他国家和组织如何获得共鸣？
一、中国权力地位的提升
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全球体系中除了1 9世纪未20世纪初美国崛起后的最伟大事件之一。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熟悉了与中国发展相关联的各类经济数据②：(1)中国人均GDP从1979年的275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 700美元，到2020年，预计将达3 000美元。(2)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2.26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有些专家预测中国在2020年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3)中国1980年的贸易总量为380亿美元，而2005年突破1.4万亿美元，排在世界贸易大国第三位，成为了亚太地区包括韩国与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4)假定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8％-10％水平，这意味着曾处在贫困线下的千百万中国人已经或正在摆脱贫穷。(5)自1989年以来，国防预算在增长，并且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公开宣称且不难实现的目标[4]。
在中国，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来说，其经济的超常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或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是：环境污染、水资源缺乏、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因素增加。这些因素或许是单一的，或许是复合的，或许是可以被预先防治的。然而在亚太地区，中国因经济超常发展所形成的总体形象发生了改变，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驱动者，中国领导人凭借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包括新的知识及调控能力)已经在地区发展中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聚焦于安全维度，无论怎样看中国，中国的“辽阔、横跨于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超速的增长”以及对安全环境的重塑是无可争议的[4]。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不断地重塑地区秩序。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帮助日本走出了经济的衰退，也加速了其他相关联国家的发展。中国已经在两极外交与多边外交中成为主动者，并在“东盟+3”、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高级商谈等新的地区机制中积极作出有助于发展的努力。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性角色，使得曾经一直是这一地区安全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调整了自身在这一地区中的定位，承认了中国在接洽朝韩之间的有效性和在北亚谈判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当然，中国并不是改变亚太安全秩序的唯一重要因素，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来，日本也被视为有助于地区安全的重要力量。舆论对日本趋向于恢复战争期间所曾拥有的“常规”军事力量存在着各种批评指责，但这并不包含对中国权力增加包括其军事现代化的否定，也不是对日本朝这一方向上努力的进一步刺激(可见之于与中国安全相关涉的日本2004年12月防卫白皮书)。日本在安全定位上的变化还不是地区安全的重要方面，地区安全更重要的方面是：东盟国家将寻求能强化与他们自身核心规范相符的地区立场；印度将启动参与各类亚太安全组织计划；中国则在解释与影响这些发展中起着极重要作用。
相比较而言，地区秩序是渐变的，但这种渐变是有条件限定的，不会是突变的。例如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双边结盟关系，与韩国关系虽然正在减弱，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新加坡保持着紧密的军事关系，与马来西亚有着经常性的军事互动。台湾地区的现状以及从美国购买新武器等仍然有赖于与美国关系的保持。另外，由美国发起和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演习在亚太地区也是经常性的事件，目前也没有特别的理由表明亚太地区的国家想厘清与美国的关系。再以中国为例，虽然中国的长期意图难以预料(或许中国自己也不甚清楚)，但是，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支配亚太地区，而是与其他主要国家和东盟这样的组织共同维护与分享着现有的地区秩序。
二、中国关于地区秩序的理念
中国的若干重要理念表明了中国的地区抱负。首先，中国在1 997年提出了“新安全观”，准确地表达了通过“互信、互利”共创真正安全的愿望。新安全观要弘扬的是合作安全精神，要取代的是冷战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权力政治的老式观点和双边结盟的陈旧方式。新安全观对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具有明显的冲击效果，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得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影响力明显减弱。按照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分析，这一转变还可以说是许多亚洲国家“个别而明确”地向北京表示他们“无意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的直接结果[5]70。然而新安全观作为中国新的安全理念具有宽广的内涵，其在众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都体现出其重要的作用，也表示出中国领导集团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对开创新的安全思维、拓展新的安全内涵所作的巨大努力。
2006年，中国政府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年度安全展望”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秩序的理念，强调注重经济增长与相互依赖、保持国家间的良好关系、深化地区对话与合作等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具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方面。中国在提倡“新安全观”的同时还强调，不谋求任何地区中的战略利益，不谋求任何与法律不符的利益，也不独自谋求任何与地区中其他国家相关涉的利益，而在坚持“平等、互利”中贯彻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的先前保证与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并不以军事为基础来扩展在外的影响。在中国的认知中，协商、自信、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和经济发展共同建构起了和平稳定的地区秩序。
三、中国的行动
中国倡导通过多边机制与权力和谐，开展双边的对话与合作，达到经济的相互依赖，进而在平等关系上建立地区秩序。那么，中国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祖国大陆想通过努力与台湾地区维持一种高水平关系，如果这种努力受到威胁，中国政府会对此坚决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对2004年7月李显龙出任新加坡总理之前私访台湾地区作出强烈反应就是很好的例子。人们不清楚中国是否期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减弱或者消失，但每年度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 La Dialogue)，被假定为是中国想改变美国支配地位的努力。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日本增强了美日同盟，加入了美国导弹防御条约，在台湾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等，使得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而对于台湾当局，中国政府努力在地区组织与各类形式的活动中予以孤立，并在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此类组织中限制其发言权。但这一切中国都以其权力的总体和谐为界。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中的政策与外交能力获得了提升，中国发展的地区政策是多层次、多边和双边同时操作，在军事、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进行交换。中国的政策自1 997年提出“新安全观”以来变得更加清楚、更加积极。由于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使其相邻国家确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不会打乱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否则中国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总而言之，中国领导人想消除西方、日本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与中期所流行的“中国威胁论”[6]。中国也拓展了关于权力提升的本质理解，强调在全球化与地区化的背景下，这种权力变化的影响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德国[7]。
在中国看来，把中国崛起视为经济与安全的威胁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为了能够集中于自身的发展，把建立地区和平作为关键的目标之一。而随之对中国崛起实行牵制的政策，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与全球的战略[8]29。地区秩序开始反映出老的冷战时代的“中枢—辐射”模式。虽然中国一直认为“中国威胁论”是由西方、日本和台湾地区出于某种动机制造的冷战思维模式的遗产，但也认识到必须以行动努力去挫败“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在亚太地区中不断得到完善，并且特别符合东南亚国家的期望。中国也在地区多边组织中变得更加积极和更符合其邻国的利益。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作为体现大国责任的中国宣称不实行货币贬值并为此提供经济的帮助，这就具体地证明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决定对地区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能够对相邻国家作出负责任的有帮助的行动。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若要消除地区中对安全发展的怀疑，还需要进一步的艰辛努力与解释。1998年，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提出了转向多边主义的新安全理念。一份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将尽更大的努力去发展多边合作。这就明显地改变了老一辈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是国际关系牺牲者的观点，也证明了“中国威胁论”是由它的对立者孤立制造出来的，事实上中国过去的行为与现在的努力恰恰是在关心和帮助其周边国家[9]130。
中国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越来越鲜明地以多边体系——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的领导者角色行事，并且中国把自己放入亚洲新创的独有的经济群体：“东盟+3”(APT)机制之后，还参加了2005年12月的东亚峰会，2006年成为南亚区域合作组织(SARC)的观察员等。的确，这些组织除了亚太经合组织以成员国的经济为基础外并没有对深入的整合提出异议，并没有超国家主义的成分，也没有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界定的主权原则作更多承认。他们的价值取向主要是“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而不是“目标导向”(goal-oriented)的，重视信任机制的建立而不是去发现特殊问题的解决，重视作为国家间机制所提供的公正而不是强制地去“建立信任”的机会。这些特征不光光是被中国，更是被不少参加国所欢迎。
中国已经发展出它的软权力能力。中国在简化字的基础上改善了中文的学习方式。2005年末，32个孔子学院在23个国家设立(至今已接近150个)。留学生在中国入学的数字戏剧性地增加，他们中的75％来自亚洲，其中以韩国、日本居多。中国教育部已经注意到这些外国留学生中的四分之三在学习语言、艺术、历史、哲学和中医[10]18。中国的这些努力的初衷是通过平和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促进共同价值的建立。
中国在2002年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中国领导人极力促成此事，因为他们认识到经济崛起特别是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成员，将使中国成为地区中日益关注的国家，他们更强调中国的经济崛起应是机会而不是负面的影响。中国在2003年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以及东盟首次与东盟创始国外的国家签订条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南亚都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件。《中国日报》的评论认为，中国以这样的让步方式进行合作表明中国并非是世界政治中的侵略者而是利益受损者。该评论作者认为：“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东盟成员国在过去并不信任中国。然而中国与东盟间的政治与法律协议的签订为确保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信任提供了法律基础，证明了中国成为其邻国的友好伙伴的诚意，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事实上是加入了确保双边安全的互不侵犯条约。”[11]172
能够因紧张而引发冲突进而导致原有地区秩序被打乱的是南海的争议。中国和东盟都十分关注此事的解决，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从而避免了任何用武力解决该水域中主权分歧的可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形成了中国把主权问题放置一边而从事联合油气勘探的长期发展目标。进一步的是，在2004年后期，东盟与中国草签了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有：高层官方包括军方的互访、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安全对话、军事人员训练与军事演习等[12]。很显然，双方已经从常规的经济关系、互不使用武力转向建立军事联系这一领域。
中亚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在北京为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设立了秘书处。这一地区对中国十分重要，因为中亚国家与新疆接壤，且此地区也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活动频繁地区。上海合作组织希望通过扩大经济合作范围，进一步建立与中东和南亚合作关系。而且，与中亚的良好关系将帮助中国在国外寻找能源(它远比海路能源通道来得安全)。
东北亚也不能被忽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开始扮演起重要角色。公认核武器增加、朝鲜问题和美国对朝鲜的攻击引发了该地区的极不稳定。无论哪种原因引起的不稳定都会影响中国的国内发展，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也将导致这一地区对中国存在某种威胁的安全机制的重建[13]。
然而中国的行为证明，中国视多边主义为确保稳定的重要机制，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也希望能与其他国家处理好安全问题。中国使得东盟国家在共同体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协商的信任增加，也大大消除了把中国崛起视为威胁现象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消极现象。这既对中国有利，同时也对其他各方有利。
或许对中国而言，通过改变双边关系建立多边地区秩序更有意义。中国强调“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其与许多邻国签订了“合作协议”，包括俄罗斯、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与韩国的关系更多地建立在经济领域(当然不是没有竞争因素)。中国已经是韩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韩国学生占了外国留学生的一半，而且每年还有数百万的韩国旅游者。
中国与东盟十个成员国签订了全方位的双边合作关系，最近与东盟的个别成员国签订了加强安全合作的协议，它包括“高层互访、军港调用、防卫备忘录(MOU)、武器和技术购买”等[12]。在2002年至2006年之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协作达71次，其中包括泰国元首的高层防卫访问；在2001年至2006年间有11次，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的海军友好访问；2006年4月，中国参加了越南东京湾的海军巡逻；2005年，中国参加了泰国皇家海军的海上搜索与救援[12]。这些协作证明了中国在军事领域建立互信的承诺以及改变与经济和政治实力崛起不相称的军事实力的努力[14]。
四、兼容性
中国的地区秩序理念是否以及如何与区内其他国家相协调？从东盟成员国角度看，他们虽然对此持有异议，但还是认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兼容性③。例如，若干东盟国家关注中国对缅甸的支持，关注中国对其一直努力推行国家的民主化、和解与开放政策的支持。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一直进行着讨论。
在十年前，东盟国家采取支持和发展东盟地区论坛的战略，因为在后冷战的环境中，大国(特别是美国)会在区内失去利益而不顾及小国专门去对付崛起中的中国、去对付摇摆不定(lessanchored)却强大的日本。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试图不让这种境况在21世纪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国能接受美国继续持有这一地区利益的现实，而更多的区内国家想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以助于地区的安全。
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即使很勉强——有助于奠定中国与东盟之间地区秩序的兼容性基础。中国也接受东盟国家希望在区内与其他大国交流的事实，因为东盟表达这一愿望不是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加，而是为了增加地区国家的选择与机会。例如，日本、韩国和印度被东盟国家视为重要邻国。在东盟国家看来，他们应当用东盟自己的方式来消除敌意，增加机会，建立合作。
荷西·阿尔蒙特(Jose Almonte)在1997年就指出，东盟希望中国在接受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重要理念、不以武力解决纷争的同时，也能接受东盟的主导地位[15]。中国也以此为基点保持其在东盟体系如东盟地区论坛、太平洋地区电信组织和东亚峰会中的领导角色的地位。
中国一直重申，和平的地区与全球环境有利于长期把国内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放在首位。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12月东盟峰会的经济论坛上指出：“我们明确意识到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承认中国面临环境污染、城乡差别、就业压力等问题。东南亚各国政府也认为中国的确面临着国内诸多问题的挑战，并且要花若干年的时间进行治理。
在东北亚，中国和韩国、朝鲜的关系日益紧密，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不错。中、俄、韩三国均希望维持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同时也明显地担忧朝鲜突然崩塌。他们支持六方会谈作为一种安定朝鲜的方法，美国也并不是不赞成。由于六方会谈可以被视为更正式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初始结构，或许有助于确保朝鲜的政治未来。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中国的地区安全秩序理念与美国有哪些一致之处。显然，中国既对地区中某些国家认为美国对地区安全秩序有重要作用的现实表示理解和接受，也并不公然反对美国的继续“在场”。正因如此，中国的兼容性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政策的诸多方面与其邻国有着或多或少的相关性，与美国也不相悖。换言之，中国倾向于本地区国家的政策是值得这些国家信赖的，但其程度却还不足以令这些国家放弃美国。由此，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政策的某种限度。
五、结论
中国的发展与所作的努力对亚太地区秩序的维护与再创特别富有建设性。中国为了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努力建设一个确保地区和平与全球和平的环境，也就是说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和谐世界”与之相应。无论对中国的行为作如何解释，中国选择了采纳或加强现存规范和制度(特别是东盟的规范及其相应的制度)以对秩序作出贡献的事实必须承认。它表明了一个国家所应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也表明了国家间为了改善整个地区的关系、利益和协作方式可选择的路径是多样的。与冷战方式的遏制政策不同，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是机会而不是威胁！为了使其他国家对“机会”的确信，中国并不刻意去强加或附和什么，而是坚定自信地在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中表达自己的一贯主张。
中国在亚太地区与不少国家保持着不断改善的良好关系。2007年以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虽然面临困境但正在努力地改善。不可否认，亚洲的发展在精神传承上仍存有“等级制度”或“封贡”的传统理念，并且在中国所追求的偏好后面关联着一批地区性国家。不管如何，中国仍然会努力与他国共享发展的成果，不仅与美国，而且也与日本、东盟、印度和俄罗斯一起共享。当然，权力的扩散意味着一国不能独断议程或独创秩序，一些地区性国家正在努力使权力扩散状态成为这一地区的特征。总之，中国日益增加的国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安全认知，也正在使这一地区摆脱以往的“安全困境”、“等级制度”与“权力平衡”等消极面，进而开创更积极、更美好的局面。
注释：
①参见埃里克·张志贤于2006年9月4日至5日在菲律宾宿雾市召开的亚太安全论坛上提交的论文《中国的角色与对地区安全组织的影响力》。
②相关数据源于2006年5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力克(Robert Zoellick)的国会报告。
③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自于笔者在2006年8月至11月间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及学者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