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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赞赏美丽，但他们确实为巨大倾倒。请考虑大峡谷、加州红杉林、纽约中央车站、迪斯尼世界、运动型多功能跑车、美国军队、通用电气公司、双层汉堡包（加干酪）和大杯拿铁咖啡。欧洲人偏爱复杂和细微差别，日本人崇尚微小和极少主义。但美国人喜欢规模，尤其喜欢超大规模。
这是中国使美国人的想象力受到如此强烈冲击的原因所在。中国是一个其规模使美国相形见绌的国家——13亿人是美国人口的4倍。100多年来，对这种庞大规模的梦想使一批又一批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如痴如醉——10亿个灵魂需要拯救，20亿个腋窝需要除臭——但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中国很大，但很穷。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可是，这种过去看来如此吸引人的规模本身已开始显得不祥。而且，美国人感到疑惑的是，“中国威胁”是否如同噩梦一般地真实。
每一个商人现在都掌握有关中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这种数字能使听到的人惊愕得哑口无言。而且，这是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煤炭、钢铁和水泥的最大生产国，能源的第二大消费国，石油的第三大进口国——这是汽油价格急剧上涨的原因所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过去15年间增长了1600％，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15％。
最令人吃惊的增长例子无疑是上海。15年前，位于上海东部的浦东是未开发的乡村。如今浦东是上海的金融区，面积是伦敦新金融区——金丝雀码头区的8倍，事实上只是略小于芝加哥市。而且，说到大杯拿铁咖啡，星巴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hultz）在CNBC电视台的节目中指出，在3年内，该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咖啡馆数量或许会超过美国。
在工业革命的高潮中，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场”。这个称号如今无疑属于中国。中国制造全世界复印机、微波炉、DVD播放机和鞋子的2/3（我的5岁儿子无疑也会希望我加上玩具——全世界的玩具）。
要认识中国多么彻底地控制低成本制造业，请考虑沃尔玛公司的情况。沃尔玛公司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公司。其年收入是微软公司的8倍，构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沃尔玛公司雇用140万人，超过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员工总数。沃尔玛公司是传奇性的，因为它高效地——有些人会说冷酷地——努力为顾客获得尽可能低的价格。它在这么做时利用了技术和管理创新，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利用了中国。去年沃尔玛公司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80亿美元的商品。在沃尔玛公司的6000个供应商中，5000个——80％——位于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不是美国。
可是，赢得这种竞争的统计数字无疑是有关英特尔大奖赛的统计数字，这个统计数字传达了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深度和广度。英特尔公司主办一项科学和工程学大奖赛，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进入大学前的科学竞赛，向世界各地的中学生开放。去年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年份：6.5万人参加了通常选择参加决赛的选手的当地大奖赛。在中国，这个数字是600万。
是的，中国的大奖赛并不等于美国的大奖赛，标准也是不同的，而且，你不能把苹果与桔子进行比较。但尽管如此，桔子毕竟有600万个！
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一种预测。中国的崛起已是一个事实。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增长最迅速的大型经济体，也是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的第二大持有国。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250万人），而国防预算位居世界第四，并且正在以每年10％以上的幅度增加。无论中国在经济上是否赶上美国——在我看来这像是一种遥远的前景——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舞台上强大的新生力量。
中国的增长已给世界、尤其是美国带来明显的和惊人的利益。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间，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种进口品为制造商节省的开支更多。《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多半由于中国的强劲增长，作为整体的世界在美国股市泡沫于2000年～2001年破裂后得以避免了经济衰退。”而且，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使美国人及其政府能够不断地借贷和消费，从而维持世界经济的运行。
在过去400年间，发生过两次全球权力的重大转移。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欧洲在17世纪前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有进取心和雄心勃勃的地区。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当时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最强大的国家，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决定性参与者。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其余地区是展示西方列强的野心和利益的舞台。中国的崛起加上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重要性所代表的是全球权力的第三次重大转移——亚洲的崛起。
强国并非每天诞生。目前的列强名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大致保持不变已有两个世纪。一个新的强国的出现往往即使不是造成动荡，也会引起紧张局势，因为新来者尝试挤入既定秩序——或者颠覆既定秩序以适应其目的。请考虑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或者奥斯曼帝国在同一时期的衰亡——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产生了现代中东。
强国冲突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世人没有见过的一种东西。可是，一旦这种冲突开始，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一切麻烦——恐怖主义，伊朗，朝鲜——相比之下将是苍白的。这种冲突将意味着军备竞赛、边界摩擦以及或许更多的事情。即使没有这种可怕情景，中国已经使国际生活变得复杂化。以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为例。伊拉克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可是，对待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有可能在西方联盟中造成永久的紧张关系。
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挑战对美国来说隐约显得是最大的。从历史上说，当世界主要强国受到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挑战时，两国的关系是困难的。而且，虽然无论哪一方都决不会公开承认，中国和美国都担心麻烦，并制定应付麻烦的计划。说出这一点不是设想会发生战争或者甚至冲突，只是指出中美两国之间有可能出现紧张关系。双方如何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关系——也决定世界和平。
中国需要什么
如果人们谈论当今中国，他们势必提到中国的独特文化。儒家学说据说处于民族精神的核心地位，而且，正是这种传统——守纪律、爱学习和热爱长者——能解释中国的非凡成功。可是，儒家学说的存在已有好几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是贫穷的、落后的和停滞的。事实上，20世纪初，当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希望解释中国不适合资本主义时，他指出了中国的儒家文化（文化是复杂的，而你往往能在文化中找到你所希望的东西）。中国在1980年代初开始增长，这不是因为其文化——中国文化相对说来没有变化——而是因为其政策。中国的政策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当历史学家们回顾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时，他们很可能把1979年作为分水岭。那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自掘了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坟墓。也是在那一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这种经济改革是在一次最不太可能发起改革的会议上发起的，这次会议就是于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会。在这次正式的会议之前，在一系列工作小组的会议上，新近获得权力的党的首脑邓小平作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已证明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讲。他敦促本国政权把注意力集中于发展和现代化，并让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指导其道路。邓小平经常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从那时起中国正是这么做的，走的是一条彻底地实用主义的和非意识形态的道路。
结果是非常惊人的。中国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已超过25年。这是有记录的历史上一个主要经济体最迅速的增长率。在同一时期，中国已使3亿人脱贫，并使中国人均收入增加到原来的4倍。而且，这一切是在迄今没有出现灾难性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领导人势必由于这种历史性成就而获得声望。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道路。他们认为，统计数字是编造的，腐败猖獗，中国的银行摇摇欲坠，地区性紧张局势一触即发，贫富不均危险地不断恶化，而事态已到了紧急关头。10年前他们就预测，“这种增长不可能持久，中国将崩溃，中国不可能维持这种增长速度。”至少迄今为止，这些预测无一成真。而且，虽然中国存在许多问题，它也具有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梦寐以求的东西——持续的高增长。
中央计划被认为不起作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计划即使在中国也确实不起作用。中国政府小心地赋予各地区巨大权力，发布有利于市场的指示，并使其经济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中国已利用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推行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自由市场改革。
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府值得因其规划和管理本国发展的能力而获得很大信誉。请考虑人们经常进行的与印度的比较。在微观层面，许多印度公司远比中国公司更令人赞叹。它们是真正的私营部门企业，富有效率地使用资本，并能与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公司竞争。中国公司相比之下往往是部分地国有的、国家出资的或者享受国家优惠的。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外国资本，因此在使用外国资本时缺乏效率。而且，许多公司只是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不能进行全球最高水平的竞争。可是，在宏观方面，中国政府对发展的推动远比印度政府更始终如一和富有成效。
印度官员总是指出，中国官员不必担心选票。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成员说：“我们不得不做许多从长期来看是愚蠢的事情。但政治家在短期内需要选票。中国能够采取长远观点。”当然，许多非民主的政府作出了灾难性的经济决定；请考虑菲律宾的马科斯和扎伊尔的蒙博托。可是，这种情况只是使中国政权的业绩变得更引人注目。
一名高级投资银行家说：“我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打过交道，中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或许最深刻。”他在美国企业界的许多同事都会赞同这种描述。不过，用什么解释这个卓越的政府最近在政治和外交政策领域采取的行动？
今年4月，中国政府似乎因为历史教科书鼓励进行反日抗议，不料发现这种抗议迅速地变成暴民示威、骚乱、向日本大使馆扔石头和抵制日货的广泛呼吁。今年3月，中国政府引导通过了一部《反分裂法》，威胁以武力对付台湾，如果台湾敢于以任何方式激怒中国大陆。结果是，除了别的以外，欧盟推迟了其在6月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计划。也是在今年3月，中国警告澳大利亚重新考虑其与美国的联盟，这在澳大利亚官员中间引起强烈反对。2003年7月，北京试图在香港通过一部“反颠覆”法，这种做法引起这个城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并在这个始终不关心政治的地区造成强烈的反北京政治情绪。所有这些行动使中国最强大的邻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感到犹豫，也使美国那些把中国看作一种威胁而不是一种机遇的人增强了底气。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否非常高明？
一种新型挑战
就其发展的第一个十年（1980年代）而言，中国没有一种外交政策。确切地说，中国的重大战略就是一种增长战略。中国默默地支持（或者不反对）美国的政策，多半是因为中国把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看作其发展动力的基础。而且，这种非对抗方式——“韬光养晦”——延续至今。除了与台湾有关的任何事情，即使现在，中国的主要外交政策行动多半也是经济需要的结果。目前这意味着不停地寻找石油和其他商品的持续供应。
可是，情况正在变化。在一篇大量利用对中国主要官员和学者的采访写成的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中，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提供了对中国新外交政策引人入胜的生动描述。他写道：“与建立一个全副武装并且不能容忍其他人的世界观的美国式权力不同，中国正在崛起的权力是以其自己的模式、其经济体制的长处以及其对国家主权的坚定捍卫为基础的。”
中国遵循一种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与只是关注面向少数市场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并使其国内市场保持封闭不同，中国使其自己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从美国到德国到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是推动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对发展中市场来说，中国是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2004年11月，乔治·W·布什总统和中国主席胡锦涛都访问了亚洲。几周后我到了这个地区，并对我与之交谈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胡锦涛的访问远比布什更成功感到惊讶。马来西亚作家卡里姆·拉斯兰（Karim Raslan）解释说：“布什着了魔似地谈论恐怖行动。他通过这惟一的棱镜看待我们所有的人。是的，我们担心恐怖行动，但坦白地说，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我们正在重组我们的经济，我们对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疑惑，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卫生、社会和环境等问题。胡锦涛谈论这一切；他谈论我们的议事日程，不仅仅他的议事日程。”从印度尼西亚到巴西，中国正在赢得新朋友。
目前有一群美国人——主要是新保守分子和五角大楼官员——不断地就中国威胁发出警告。而且，他们多半从军事方面谈论中国威胁，通常极力夸大中国的能力。可是，事实根本不支持他们的理由。中国无疑正在扩充军队，军事预算每年增加10％或者更多。但中国的军事开支仍然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至多相当于五角大楼年度账单的10％。
中国的威胁或者挑战不会呈现努力在军事方面与美国保持同步的另一个苏联的熟悉外表。中国更有可能成为拉莫所描述的一个“不对称的超级大国”。中国将利用其经济优势和政治技巧来实现其目标。中国大陆不希望入侵并占领台湾；中国更有可能不断地削弱台湾独立运动，以便北京逐步积累优势并战胜对手。拉莫写道：“中国的目的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战略问题方面的真正成功涉及如此有效地控制一种形势，以致结果不可避免地支持中国的利益。这种战略来自中国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孙子，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少这是中国的计划。麻烦在于，在坚持这种长期战略的同时，中国往往作出似乎是好斗的和敌对的短期行为。或许这是因为将指导其经济政策的理性决策应用于政治领域远不是轻而易举的，荣誉、历史、自傲和愤怒在政治领域全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就台湾而言，上周北京展示了其长期计划，使与这个岛屿的主要反对党的关系“正常化”，并给了它很多安抚。可是，上月北京通过了反分裂法，这部法律激怒了大多数台湾人，并对美国人和欧洲人发出了警告。
或者，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为例。北京像对待东京那样采取好斗行动是几乎没有意义的。这种行动只是确保中国将有一个敌对的邻国——一个其经济规模仍相当于中国4倍的国家。一种更明智的战略或许是继续以经济联系和合作吸引日本，并随着时间的推延实现优势地位。
中日和解是有基础的。日本人的行为并非完美无缺，但他们已为战时的侵略行为道歉若干次。他们已给了中国超过3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实际上是赔款），但中国人从不提及这件事。即使在最近这次僵局中，也是日本人首先采取行动打破冷漠气氛。
可是，以中国来说，情感似乎挡了道。中国共产党在放弃共产主义后，把民族主义用作保持中国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而且，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部分特征是其对待日本的敌意。尽管毛泽东实行了许多灾难性政策，但他在中国仍是一位英雄，因为他统一国家并与日本人作战。此外，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大踏步前进，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会变得更强烈。随便截住一个上海雅皮士，你将会发现一个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者——有关台湾、日本和美国。
北京认为，它能把握公众的情绪，但它很可能是错误的。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在这方面并不具有很多经验。它小心翼翼地处理公众的愤怒和情感，由于对这种情感可能导致什么结果感到担心，它对鼓励还是严禁这种情感缺乏自信。所以，北京并不知道，应该对一个像爱国者联盟这样的团体采取什么措施。这个以互联网为基地的团体6年来组织了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的示威。
专家们说，中国共产党已认真地讨论过政治改革，并研究过从瑞典到新加坡的单一占优势的政党，以便了解它如何可能在一种更开放的政治体制中维持其地位。一个身居高职的北京居民告诉我：“政府中最聪明的人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可是，政治不仅仅与聪明人有关。无论如何，北京的官员们最终如何对待其自己的人民可能与中国最终将如何对待世界有很大关系。
美国必须做什么
如何对待中国？最有益的指南是聆听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说什么，并反其道而行之。希拉克似乎是一头日益不了解今日世界的古老而疲乏的恐龙，最近谴责中国“野蛮地和令人不可接受地入侵”欧洲。他所指的是中国纺织品在废除纺织品配额后涌入欧洲（和美国）市场的事实。不幸的是，希拉克的劝告——以某种方式重新实施配额——可能很快被欧洲人和美国人采纳（纺织品问题使欧洲与中国之间不断发展的恋爱事件大为扫兴）。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冲动。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口自今年1月1日以来急剧增加——例如，毛线套衫在欧洲的销售增加了534％——但这多半是自由贸易而不是不公正做法的结果。更普遍地说，在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关税和壁垒不是通向繁荣的途径。不仅中国，而且尤其是印度、巴西、南非和泰国，全都在通过尖端产品和持能进入全球市场。西方国家的回答决不能是切断其自己与这种新的现实的联系。归根结底，它们得益于全球贸易的扩大。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15年间增长了600％。更广泛地说，那些过去为了维护其经济或者文化而尝试使其自己与世界其余地区事绝的国家已处于停滞状态，那些欣然接受变革的国家则欣欣向荣。中国只是一个新世界的最大组成部分。你不能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你能做的是更好地有所准备。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重新关注迄今推动美国经济的核心技能：科学和技术。在这些领域的所有全球性评级中，美国的排名严重地日趋下滑。美国的研究设施由外国学生和移民控制——但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现在留在了国内或者回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新的重心，美国将发现其自己不能培养出精锐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他们组成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体的基础。中国和印度培养的工程师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中国在今后5年内培养的哲学博士将超过美国。他们也许及不上美国的哲学博士，但数量至关重要。
对美国政府来说，免费搭车或许即将结束。美国政府实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知道外国的政府和人民会向它提供没有限制的贷款。可是，获得这种贷款需要付出代价。当中国持有巨额美元储备时，它也持有损害美国经济的权力。如果使用这种权力，中国受到的伤害无疑与美国一样大，或者更大，但如果美国的政策不那么容易受到这种可能性的攻击，情况无疑会更好。国内的财政责任意味着在国外更大的行动自由。
在外交政策方面，华盛顿将面临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中国将仗势欺人、激怒邻国并使世界感到惊恐。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一个自然而然的平衡过程，俄罗斯、日本、印度和美国将通过这个过程团结起来限制中国崛起的权力。可是，如果中国能坚持奉行其不对称战略，那该怎么办？如果中国逐渐扩大其经济联系，冷静地和适度地采取行动，并缓慢地扩大其势力范围，希望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承受能力，那该怎么办？
美国到时将不得不作出同样的反应，同样冷静而谨慎地发挥作用，同样在长期内采取一种和谐而细致的政策。这几乎并不超出美国的能力。美国远比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更有耐心。美国用了近50年时间实行遏制苏联的政策。美国军队目前仍然驻扎在莱茵河两岸、朝鲜非军事区沿线和冲绳。
发生一次世界大战是极其不可能的。核威慑、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全都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是，在这种平静下面，或许将出现一场软战争，一种对全球各地权力和影响力的悄悄竞争。美国与中国在某一天将是朋友，在另一天将是敌手，在一个领域将进行合作，在另一个领域将进行竞争。欢迎来到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