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钱理群专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为论文,专访论文,语文教育论文,中学论文,钱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为什么会关注中学语文教育并身体力行地参与中学语文教育？
1996年，我的一位朋友办杂志，开了一个专栏，叫“名著重读”。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和中学语文教育发生了关系的。说起原因也很简单。我在北大上课，每年都要讲鲁迅，每年我都感到会遇到一些障碍，有的学生对鲁迅作品表现得很厌烦。调查后我发现是中学的语文教育出了问题。中学教材所能给予学生的，不能让他们接受。中学语文课本几乎每一年都有鲁迅的文章，对这些文章学生要背，当然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我认为：中学语文教育提供的鲁迅形象是僵化的。我想，应该在中学就把鲁迅的形象扭过来。我写名著重读，就是写中学课本里的鲁迅文章。所谓重新解读，就是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给教师。
当然，关注中学语文教育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对语文教育的关心，是五四以来的传统。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学语文教育，像梁启超、蔡元培、刘半农、胡适，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都主张：新文学要想真正在民族中扎下根来，就必须进入语文教学。延续下来还有朱自清等等。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朱自清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为中学语文编教材。大学教授关注中学语文教学，作为学者，做的是学术普及工作。你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何为普通人所接受，中学生是最大的读者群。实际上我们对新文学的接受，都是从语文课本中来的。国外也是这样，为什么鲁迅在日本这么有名，就是因为日本的语文课本中选了鲁迅的《故乡》。由于日本在中学课本中连续选用，所以日本人就知道了鲁迅。
过去有一个传统，大学教授到中学教书，中学老师到大学教书，互相交流，当时中学语文教育，从他的教学理念及教材的编写等等，历来都是有大学教师参加的，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
第二，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是理想和信念丧失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理想，还要把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变成可以操作的行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事情。我觉得关注语文教育，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把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本身就是理想主义。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出了问题。解决民族精神的问题，要从孩子抓起。很多事情对大人说已经没有用了。当然现在的孩子也没有那么简单，但终究还是单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谈这个问题，有时讲得有些极端了。说到了世纪末，年纪大了，一切都绝望了，惟一没有感到绝望的就是孩子。如果对孩子绝望了，我们还依靠什么？还做什么？孩子总比大人强，具有可接受性，面向孩子的工程是根本性的工程。
■《新语文读本》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我现在所做的，基本上定位为民间行为。因为我进不了现有体制，进去了也会有各种束缚，以民间介入的方式，可以有一定的空间。比如编课外读物，这样不出大格。民间出点问题影响不太大，如果是教材，出了问题就大了，马虎不得。
我主持编写的《新语文读本》，从小学到高三，成为一个系列。《新语文读本》已经出版了，现在正在编《新写作读本》。我现在已经在编区域文化读本，比如上海读本、江南读本、还有北京读本。我提出一个理念，认识你脚下的土地，为什么？现在都在讲全球化，和国际接轨，眼睛都看着外国，却不认识自己的土地。
《新语文读本》出版后，反应很好。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的孩子，把最基本的理念灌输给孩子。所谓最基本的理念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这个理念贯穿这本读物的始终。比如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爱，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强调这些，也是针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国现在有两种现象，一个是不懂得爱，一个是不懂得怕，如果既不懂得爱，又不懂得怕，我们的道德底线已经被突破了。过去常说，盗亦有道。说明有一条线是不能过的——不能伤害人的生命，再做坏事，也不能伤害人的生命，为什么？老百姓说不能伤天害理，否则要遭报应，因此做坏事，也有条线。这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东西，是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但现在这条线已经被破了，现在有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危害人的生命，而且这样的事不是个别的，这非常可怕。所以《新语文读本》贯穿一个主题，就是敬畏生命。还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独立思考，做自己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针对当前的奴性和奴化。
对于中学的语文教育，我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出自己的东西，进行切磋，可以争论。我是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作为思想者的介入，一个是作为实践者的介入。在我的理念中是把二者分开的，作为思想者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不管操作，对现实问题可以提得很尖锐，思想很彻底。刚开始，我是以思想者的姿态进入，提出很尖锐的批评，有人不接受，说我太理想主义了，但是我这样认为：思想者任务是两个，一个是提供一个新视野，一个是对现行体制的一种批判，可以促进改革，至于如何改他是不管的。后来我开始作为实践者的身份来介入，特别是在编写《中学新语文》的时候，要考虑可操作性，必须做出某种妥协，不能那么激进，要相对稳健一点。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道德很简单，我当过语文老师，知道他们的艰难。刚开始，你提出一些理想，是有作用的，对他们来说，是给他们具体的帮助，但若只是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那是不行的，中学老师更需要你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实践者就是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编写《新语文读本》是以实践者的身份进去的，我要妥协，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理念，《新语文读本》中有很多妥协。
■现在读本风行，这对中学语文教育有什么影响？
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坚持理想主义，继承五四传统。理想主义不是孤独的。我发现一些人还是愿意做一些事情的。我经常这样说：做一个简单的算数，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人口多，理想主义者在其中比例很小，但绝对数不少，如果每个中学有一个老师是我们的同道，这就够了，全国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再像滚雪球一样地发展，这就给了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编委会，中学读本基本是我在主持的，小学就不是我主持了，后来编的写作读本就是几个中学老师在主持，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团结很多人，吸引很多人参加这一工作，大家相互支持，相互支撑，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主义的聚合，在很艰难的环境下，自己创造了一个小环境。
实际上，现在各种读本已经成风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可以造成一定的舆论，因为参与的人越多，越有影响。比如《中学新语文》发行了10万册，如果有100个孩子真正读进去了，会让我感到我的理想实现，能帮助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不管小数点以后多少位，再小也是一个正数。这是一个合力的作用。每个人做一点事情，看不出什么影响，但是大家都做，做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历史就是这样。我只能做这些事情。但是面对孩子，要非常谨慎。现在有一种好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学语文教育，这是理想主义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有传言说我要当中学语言教师，其实不是这样，虽然我以前当过语文老师，但现在真当语文老师，我认为我不行，因为当语文老师也是一门学问。但是上选修课还是可以的。我最近听说，新的语文教学大纲修改后，中学的选修课会越来越多，比例会越来越大。目前在中学大量开选修课有困难，但如果有一批大学教授愿意去上选修课，和中学老师一起合作，互相补充，肯定是有益的。但是，能不能上课，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在大学受欢迎，不一定在中学就受欢迎。我上选修课，要讲也是讲鲁迅，讲现代文学，我不会讲专业以外的事情。我在大学讲过鲁迅，给研究生讲过鲁迅，如何给中学生讲鲁迅，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鲁迅的文字比较深，关键是选什么作品？如何讲？我在《新语文读本》选了鲁迅的文章《兔和猫》，我觉得作品中的小生命形象，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
总之，中学语文教育需要人们去关注。编写《新语文读本》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把编写《新语文读本》当作学术工作来做。编书不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我是通过这个过程建立自己的理念，建立自己的东西，比如中国语文的课外读物应该如何做？要形成自己的编辑理念，把编书当作一个学术工作，在学术上要有所贡献。我就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编写《新语文读本》时，我写了8万字的编写心得，做理论上的总结，有一点理论成果。这和我的一个思想有关，我认为：任何改革都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应该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恰恰在这个方面不行，很多改革仓促上阵，容易形成长官意志，或者脑筋热了就拍板。教育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到几代人，稍不谨慎就会出大问题。研究要跟上，才能进行科学的教育改革。
■你对中学教育改革有什么建议？
我参加了一个工作，是具有改革意义的，就是清华大学的网络评价，我认为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教育改革有关键的几点，一个是教材，还有一个就是评价体系的问题。网络评价很有意思，它的特点是充分利用网络，把学生活动中积累的各种各样的资料集中起来，然后建立评价体系，有一个严格的审查，建立一个专家推荐体系。我就向清华大学推荐了三个学生，还不错。当然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推荐的方式不能推广。这种方式是满足清华的特殊需要，清华的口号是不要漏过一个钱钟书。今年我推荐的是胡坚，就是写《愤青时代》的那个孩子。说实在，我对这部作品有些不欣赏。但这次我看上了他了，我搞了一个鲁迅学术周，这个孩子提供了一个提纲，让我吃惊不小。他提的问题，正好是学术界在思考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研究层次。我还看上一个孩子，是南京的，是我母校的学生，我和他见面，提了很多问题，这个孩子读的书多，《新语文读本》的文章几乎都读过，他读的书是从古希腊读起，读得比较深。而胡坚读书有些偏。
这种评价只是克服高考的一些弊病。但推荐不能推广，否则就会乱了套，走后门盛行。所以，高考不能废除，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是最后一个还算相对公正的制度，是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农民子弟跳出农门的惟一机会。
这次亚洲运动会出现了几个天才的小运动员，我感到很振奋。我们对中国的孩子创造力估计不足。如何让更多的孩子脱颖而出，是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