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明代论文,文人论文,文物论文,趣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江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因士绅富豪导引而煽起的“奢靡之风”，学界多有论及。然而细究之下，所谓的“奢”，其实迥然有别。权贵富商所追求的主要是物质生活的奢华、惬意，而文人学士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的闲适、优雅。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刻意区分“清”与“浊”、“雅”与“俗”的差别，意在以一种富有文化内涵，高品位和艺术化的生活情趣，彰显其文才学养，标榜其道德情操，由此拉开与达官贵戚、富商巨贾的距离，凭借文化上的优越感，抚慰内心的失落和愤懑。盛行一时的园林、书斋、茶寮，即为江南文人构建其理想生活的主要手段，而其间的文物古玩尤凸显出他们的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
如果说园林、书斋、茶寮为江南文人所倾心的生活样式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那么贮藏其中的图书及各类文物古玩则是其精神生活具体内容的重要构件。谈论经史子集之书，抚琴啜茗，题诗作跋，玩赏书帖绘画、鼎彝名瓷，可谓江南文人普遍追求的精神享受。为此，明代文献中有关江南文人醉心于古书古玩的记载比比皆是，随手拈出数例，便可见其一斑。松江名士何良俊在京任职时，“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①吴江隐士史鉴，“家居甚胜，水竹幽茂，亭馆相通”，书斋中收藏颇富，“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②。长洲文士顾国本，“家多蓄古书法帖，性耽山水，尝筑小园于舍旁，颜曰：澹园”；其家“藏书数千卷，率皆秘本。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士大夫之博雅好古者，遂往无虚日”③。常熟名士钱谦益收藏之富尤称江南之最，所筑绛云楼，“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鼎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汝、宣、成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物其中”④。钱谦益的从弟钱谦贞也以富于收藏闻名，时人称其“筑室种树，似仲长统；明窗棐几，丹黄校勘，似陆龟蒙；蒲团茗碗，栖心释梵，似白乐天；临池泼墨，淋漓绢素，似米元章；钟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别款式，似赵明诚；而忍辱不较，阖户自守，又似管幼安。于虞山城东搆怀古之堂，愚公之榭，居平栖迟偃仰其中，一觞一咏，移日易月，将以是终身焉”⑤。杭州文士高濂对清秘阁的描述：“左右列以松桂兰竹之属，敷纡缭绕。外则高木修篁，郁然深秀。周列奇石，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尊罍，法书名画。每雨止风收，杖履自随，逍遥容与，咏歌以娱。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也。”非常真切地道出了江南文人的内心追求⑥。以至游宦在外，也往往特辟一室，购藏几件文物，用作政务之余的清赏。如上海士人顾从礼赴京任职，便建有研山斋，“窗明几净，折松枝梅花作供，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凫鼎奇古，目所未见。炙内府龙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复知有京华尘土”⑦。沈德符对江南文人嗜好古玩的现象有一段颇为详细的记述：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吾郡项氏，以高价钩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世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⑧
一时风气之盛，超过达官显贵集聚的京城。嘉靖时的归安士人姚翼曾感叹：“余尝观世之贵游公子，往往驰心于金玉珠玑、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间或厌苦世俗而稍务为清虚者，则或奇花怪石，或古器图画，终其身淋漓燕嬉于其中而不出。”⑨
就江南文人收藏鉴赏的文物种类而言，古版善本图书集典籍、文物于一身，自然极受珍视，其余古玩也按照“文化”含量的高低，被人次第看待。其中，字画、鼎彝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有较高的文物、艺术价值，鉴藏此类古董，不仅反映其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而且显现出趣味的清逸高雅，因而江南文人多痴迷于此⑩。除古籍外，各类文物在江南文人心目的等第大致为：字画、碑帖、青铜器、玉器、瓷器及竹木工艺品。对此，顾起元在记载南京的鉴藏之风时说得颇为明白：
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留都旧有金静虚润，王尚文徽，黄美之琳，罗子文凤，严子寅宾，胡懋礼汝嘉，顾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时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赏鉴，或好事，皆负雋声。黄与胡多书画，罗藏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为名器，它数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尽掩前辈。伯时、元章之余风，至是大为一煽矣。(11)
有关各类文物的鉴藏次第，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罗列颇详，议论精审，尤能代表江南文人的一般看法。古籍收藏，高濂称：“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况多奇书，未经后人重刻，惜不多见……故以宋刻为善。海内名家，评书次第，为价之重轻。若坟典、六经、《骚》、《国》、《史记》、《汉书》、《文选》为最，以诗集百家次之，文集道释二书又其次也。”(12)文震亨也称：“藏书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润。……书以班、范二书、《左传》、《国语》、《老》、《庄》、《史记》、《文选》、诸子为第一，名家诗文、杂记、道释等书次之。纸白板新绵纸者为上，竹纸活衬者亦可观，糊背批点，不蓄可也。”(13)
书法墨迹和碑帖的鉴藏，大体遵行厚古薄今的原则。文震亨明确指出：“书学必以时代为限，六朝不及晋魏，宋元不及六朝与唐。”(14)为此，他列举了鉴赏家“收藏不可缺”的历代名家法书，“周、秦、汉则史籀篆《石鼓文》、坛山石刻”以及李斯、蔡邕诸碑，魏晋南北朝有钟繇、二王、萧子云、智永等，隋唐有薛道衡、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李邕等，宋元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倪瓒等。至于本朝名家，“所书佳者，亦当兼收，以供赏鉴，不必太杂”。(15)其实，文震亨的主张完全承袭高濂，《燕闲清赏笺》中开列的必藏品虽更为详细，但评价的标准如出一辙。高濂的书学同样以古为贵：“吾人学书，当自上古诸体名家所存碑文，兼收并蓄，以备展阅。求其字体形势，转侧结构，若鸟兽飞走，风云转移，若四时代谢，二仪起伏，利若刀戈，强若弓矢，点摘如山颓雨骤，而纤轻如烟雾游丝，使胸中宏博，纵横有象，庶学不窘于小成，而书可名于当代矣。”(16)
绘画作品的鉴藏准则与书法不同。文震亨评论诸科绘画的收藏次第：“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阁、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17)而山水以及梅、竹、兰、菊、树、石之类的文人墨戏，其流行较人物、楼阁、走兽为晚，故文震亨辨古今优劣称：
书学必以时代为限……画则不然。佛道、人物、仕女、牛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不及今。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及阎立德、立本，皆纯重雅正，性出自然；周昉、韩幹、戴嵩，气韵骨法，皆出意表，后之学者，终莫能及。至如关仝、徐熙、黄筌、居寀、李成、范宽、董源、二米、胜国松雪、大痴、元镇、叔明诸公，近代唐(唐寅)、沈(沈周)，及吾家太史(文徵明)、和州(文嘉)辈，皆不藉师资，穷工极致，借使二李复生，边鸾再出，亦何以措手其间。故蓄书必远求上古，蓄画始自顾、张、吴，下至嘉、隆名笔，皆有奇观。(18)
其所列举的“皆名笔不可缺”的77位古今名家中，元明画家有45位，约占总数的60%(19)。高濂曾论及时人品评画作的标准称：“今之论画，必曰士气。所谓士气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描者，欲脱画工院气故耳。”又称：“士夫画家，各得其趣。若郑颠仙、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张平山、汪海云，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俱无足取。”(20)显然，江南文人尤为推重的是合诗、书、画、印于一体，兼具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崇尚意趣，温润清雅的文人画，而唯求形似，剑拔弩张的“工匠画”，则遭到鄙视和摒弃。其实，略观画史即可明白，王维、苏轼、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正是经过明代吴门派画家的发扬光大和董其昌等人的极力倡导，才一统天下，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
对于其他文物的鉴藏，文震亨也有明确的论断：
玉器中圭璧最贵，鼎彝、觚尊、杯注、环玦次之；钩束、镇纸、玉璏、充耳、刚卯、瑱珈、珌琫、印章之类又次之；琴剑觿佩、扇坠又次之。铜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贵；匜、卣、罍、觯次之；簠、簋、钟、注、歃血盆、奁花囊之属又次之。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未知然否？官、哥、汝窑以粉青色为上，淡白色次之，油灰最下。纹取冰裂、鳝血、铁足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最下。官窑隐纹如蟹爪；哥窑隐纹如鱼子；定窑以白色而加以泑水如泪痕者佳，紫色、黑色俱不贵。均州窑色如胭脂者为上，青若葱翠、紫若黑色者次之，杂色者不贵。龙泉窑甚厚，不易茅蔑，第工匠稍拙，不甚古雅。宣窑冰裂、鳝血纹者，与官、哥同，隐纹如橘皮、红花、青花者，俱鲜彩夺目，堆垛可爱。又有元烧枢府字号，亦有可取。至于永乐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纯白薄如玻璃者，今皆极贵，实不甚雅。(21)
富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高度艺术观赏性的文物古玩，原本唯有才情横溢、学问渊博的文人士夫方能真正懂得其内在的价值，才能凭借深厚的文化素养从事鉴赏和研究。然而，随着宋元以来文物市场的日益繁盛，文物不仅是文化的物化形态，而且成为财富的象征。于是，江南的权贵富豪也蜂拥而起，或炫耀富贵，或附庸风雅，往往不吝千金，竞相购藏古玩字画。黄省曾记载：“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尤骇人听闻的是，“自正德中，吴中古墓如城内梁朝公主坟，盘门外孙王陵，张士诚母坟，俱为势豪所发，获其殉葬金玉、古器万万计，开吴民发掘之端。其后，西山九龙坞诸坟，凡葬后二三日间，即发掘之……所发之棺则归寄势要家人店肆以卖”(22)。郎瑛曾记述一则富家以名画标榜清雅的逸事，虽颇发噱，却很能说明问题：
宜兴吴尚书俨，家巨富，至尚书益甚。其子沧州，酷好书画，购藏名笔颇多。一友家有宋宫所藏唐人《十八学士》袖轴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吴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积，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语画主曰：“《十八学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数易之。而后置酒宴兄与其素鄙己者，酒半，故意谈画，众复嗤焉，然后出所易以玩。其兄惊且叹曰：“今日方可与素之鄙俗扯平。”吴下至今传为笑柄。(23)
流风之下，文物价格腾贵，市场上伪作迭出，真赝难辨。王士性记载苏州人仿制文物的技艺，称：“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24)。沈德符也记载：“玩好之物，以古为贵”，但因嗜之者众，而前代之物今已不可多得，“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鉴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蔽不知何极。”(25)
显然，文人学士若非家财万贯，其购藏的文物，无论品种、数量还是价格，皆无法与达官贵戚、富商巨贾相捋，唯一能胜出的是对文物内涵的真正了解。因此，江南文人论及文物鉴藏皆极力分清“鉴赏家”与“好事家”的差别。高濂引述前贤之语称：“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蓄，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家，天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知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声色之奉不能夺也，名曰真赏。”(26)文震亨也论道：
金生于山，珠产于渊，取之不穷，犹为天下所珍惜。况书画在宇宙，岁月既久，名人艺士，不能复生，可不珍秘宝爱？一入俗子之手，动见劳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书画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识鉴，识鉴而不善阅玩，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不能铨次，皆非能真蓄书画者。又蓄聚既多，妍蚩混杂，甲乙次第，毫不可讹。若使真赝并陈，新旧错出，如入贾胡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晋、唐、宋、元名迹，乃称博古；若徒取近代纸墨，较量真伪，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27)
可见，在江南文人的心目中，唯有发自内心地酷爱，且能以专业的、内行的真知灼见对文物进行仔细的辨识、鉴定和精审的整理、研究，才是真正的“鉴赏家”。若胸无点墨，品味低下，仅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唯识材质贵贱、市价高低，所藏文物即便堆积如山，琳琅满目，也只是暴殄天物的“好事之徒”。江南文人反复论证这一点，正是希望以此凸显自己的才艺和学识，划清与权贵富商的界线。
于是乎，懂不懂文物，尤其是字画，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竟成为是不是“高雅之士”的标志。松江文士孙克弘题倪瓒画时引沈周之语：“石田云：云林戏墨，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浊。”名士董其昌也称：“云林画入逸品，江南人以有无为清俗。”(28)文人用语中，“清”，自然是指兼具才学、人品的清雅、高逸之士，而“俗”与“浊”，无疑是指不学无术，孜孜逐利的低俗、污浊之辈。品鉴人物，无视文治武功、权位高下，而以有无收藏和能否欣赏倪瓒画作为准绳，个中意蕴，值得玩味。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江南名士的确多工书善画，精于文物鉴赏。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即是江南文人的生活指南，而其中的部分篇章又堪称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研究专著。在他们的论述中，鉴赏文物不仅是文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作为文人必须具备的才艺修养。从有明一代数得上的书画鉴赏名家看，诸如无锡人华夏、嘉兴人项元汴、长洲人沈周、文徵明、太仓人王世贞、王世懋、长洲人韩世能、南京人黄琳、丹徒人张孝思，以及著有《珊瑚木难》的长洲人朱存理、编订《铁珊瑚网》的常熟人赵琦美、著有《寓意编》的吴县人都穆、著有《钤山堂书画记》的长洲人文嘉、著有《清河书画舫》的昆山人张丑、著有《书画题跋记》的嘉兴人郁逢庆，皆为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士人。至于在文集、笔记、杂著中兼及古玩字画的，更是不胜枚举。上述状况，绝非偶然。
有意思的是，江南文人虽以善于鉴别文物的真伪和优劣自矜、自夸，但不少人又热衷于作伪，出售给无知的好事之徒。沈德符记载：“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张凤翼)，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王穉登)，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他还以亲身经历举例，董其昌曾携一卷陈继儒秘藏并视为异宝的颜真卿所书《朱巨川告身》请沈等欣赏，沈看出是后人摹本，不久，这件赝品便售予一名徽州富商(29)。当时，不乏以伪造文物而发财起家的，如苏州人陈谦，字士谦，“能楷、行书，专效赵松雪(赵孟頫)，华媚可人。时染古纸，伪作赵书，猝莫能辨。购书者踵接门外，势家贵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30)。牟利自然是作伪的主要动机，但从相关记载的字里行间，往往可读出江南文人的复杂心态。一则笑话称：
嘉靖初，南京守备太监高隆，人有献名画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人传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闻沈石田送苏守《五马行春图》，守怒曰：‘我岂无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写随从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戏之曰：‘奈绢短，少画前面三对头踏耳。’守曰：‘也罢，也罢。’”(31)
面对势焰熏天的权贵和挥金如土的富豪，文人学士颇感英雄气短，惆怅失落，故喜传此类好事家不懂装懂，遭人愚弄的谑语笑话。正是在这种冷嘲热讽中，他们宣泄了愤懑，找回了几分自尊。
江南文人鉴藏文物除注重真伪、优劣外，更提出一系列文人特有的欣赏标准，以此标榜其超凡脱俗的审美趣味。他们尤为重视文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整体观感，鄙视富丽堂皇的金银珠宝之类，意在说明，他们鉴赏文物或为证经补史，求道问学，或为调适心志，愉悦情性，追求的完全是精神上的满足，而好事之徒收藏文物或等同于财富的积累与炫耀，或为附庸风雅，博取清名，二者截然不同。高濂自述其鉴藏文物的用意，说得非常真切：
孰知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斯得其闲矣。余嗜闲，雅好古，稽古之学，唐虞之训；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舄，歧阳之鼓，藏剑沦鼎，兑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岂直剔异搜奇，为耳目玩好寄哉？故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更校古今鉴藻，是非辩正，悉为取裁。……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32)
为此，江南文人极为重视文物欣赏中的雅、俗之别。王士性记载：“姑苏人聪慧好古……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33)董含引何良俊之语称：“士君子读书出身，虽位至卿相，当存一分秀才气，方是名士。今人几席间往往宝玩充斥，黄白灿陈，若非贾竖，则一富家翁耳。”(34)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古”、“雅”、“韵”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赞美词，书中反复强调的审美标准是“古朴”、“清雅”、“天趣”、“自然”、“不露斧斤”、“无脂粉气”等。凡与上述标准相左的，皆遭摒弃，被斥为“恶俗”、“最忌”、“不入品”、“俱入恶道”、“断不可用”、“俗不可耐”等。如论香炉，“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惟不可用神炉、太乙，及鎏金白铜双鱼、象鬲之类。尤忌者，云间潘铜、胡铜所铸八吉祥、倭景、百钉诸俗式，及新制建窑、五色花窑等炉。又古青绿博山亦可间用，木鼎可置山中，石鼎惟以供佛，余俱不入品”(35)。论铜镜，“秦陀、黑漆古，光背质厚无文者为上；水银古花背者次之。有如钱小镜，满背青绿，嵌金银五岳图者，可供携具。菱角、八角、有柄方镜，俗不可用”(36)。论漆雕，“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俗子辄论金银胎，最为可笑。盖其妙处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绝佳耳。”至于世俗喜爱的雕刻果核，“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37)
上文提及，江南文人鉴藏文物，主要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并未将其等同于物质财富。因此，收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欣赏，而这种欣赏又是基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清赏”，与凡夫俗子的“喜爱”迥异。从江南文人大量的议论评说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一味求多求贵，而是追求古、雅、真、优，注重与文人学士的身份相适宜，无论求购、贮藏，还是陈设、悬挂、展玩，整个鉴藏过程，无不以恰到好处为旨归。松江文人董含的一段议论颇具代表性：“士大夫陈设，贵古而忌今，贵雅而忌俗。若乃排列精严，拟于官署；几案纵横，近于客馆；典籍堆砌，同于书肆；古玩纷遝，疑于宝坊，均大雅之所切戒也”(38)。对好事家唯求华贵的一味堆砌，文人多有批评，文震亨称：“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39)松江名士陈继儒也称：“书画鉴赏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40)又称：“文房供具，借以快目适玩，铺叠如市，颇损雅趣。其点缀之注，罗罗清疏，方能得致。”(41)高濂批评徒有其名的“好书”者称：“富而好书，不乐读诵，务得善本，绫绮装饰，置之华斋，以具观美，尘积盈寸，经年不识主人一面，书何逸哉？”(42)文震亨论及字画时，明确指出：“书画名家，收藏不可太杂，大者悬挂斋壁，小者则为卷册，置几案间”(43)，关键在于布列得体。
显然，江南文人对斋室中文物展示的数量、位置等都极其讲究，刻意营造的是一种清幽、古朴、恬淡、雅致的，充满文化气息的特殊美感。李渔所著《闲情偶寄》中，《器玩部》“位置篇”即专论文物的陈设摆放。其“忌排偶”称：
胪列古玩，切忌排偶。……大约排列之法，忌作八字形，二物并列，不分前后，不爽分寸者是也；忌作四方形，每角一物，势如小菜碟者是也；忌作梅花体，中置一大物，周遭以小物是也；余可类推。当行之法，则与时变化，就地权宜，视形体为纵横曲直，非可预设规模者也。
其“贵活变”称：
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若使骨董生根，终年匏系一处，则因物多腐象，遂使人少生机，非善用古玩者也。……或卑者使高，或远者使近，或二物别之既久，而使一旦相亲，或数物混处多时，而使忽然隔绝，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若有悲欢离合于其间者。但须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则造物在手，而臻化境矣。
在详论文物摆放的各种宜忌后，他声称唯有精于此道，方为真正的“雅人君子”(44)。
明代中后期关于书斋内文物、文具的论述，当以高濂之作最为翔实，从中可以想见江南文人所向往的精神生活：
书斋宜明净，不可太敞。……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之，禽鸟人物不与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名贤字幅，以诗句清雅者可共事。……盆用白定官哥青东磁均州窑为上，而时窑次之。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者择之。然而炉制惟汝炉，鼎炉，戟耳彝炉三者为佳。大以腹横三寸极矣。瓶用胆瓶花觚为最，次用宋磁鹅颈瓶，余不堪供。……法帖，真则《钟元常季直表》，《黄庭经》，《兰亭记》。隶则《夏丞碑》，《石本隶韵》。行则《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圣教序》。草则《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此皆山人适志备览，书室中所当置者。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45)
江南文人对于文物鉴赏的具体过程也极为重视。何时何地开卷张册，是独自玩赏，还是众人品评，皆不苟且。一般来说，唯有志同道合的清雅之士方能进入主人的书斋，观赏其秘藏的心爱之物。陈继儒曾论及鉴藏古帖的诸般妙处：“裒访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别六书宗派，二益也。多识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贤风流韵态如在笔端，且可以搜其遗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钩榻，日与聚首如熏，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最后说：“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46)。在陈继儒看来，能与知心好友一同谈经论史，听琴赋诗，玩赏古董，确为人生莫大的快事：“读理义书，学法帖字，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煮茶，泛舟观山，寓意弈棋，虽有他乐，吾不易矣”(47)。如若对方为好事家的伧父俗子，江南文人则万万不肯与之同观共享，尤其是古书和字画。文震亨解释了个中缘由：
看书画如对美人，不可毫涉粗浮之气，盖古画纸绢皆脆，舒卷不得法，最易损坏。尤不可近风日，灯下不可看画，恐落煤烬，及为烛泪所污；饭后醉余，欲观卷轴，须以净水涤手；展玩之际，不可以指甲剔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涉强作清态，惟遇真能赏鉴，及阅古甚富者，方可与谈。若对伧父辈惟有珍秘不出耳。(48)
高濂也认为鉴藏字画必须小心翼翼，绝不可让低俗之辈观赏把玩：“藏画之家，当自检点，不恤勤烦，乃收藏之要”，字画遭到损坏的一大原因为，“出示俗人，不知看法，即便手托画背，起就眼观，绢素随折”(49)。正因如此，陈继儒夸张地声称：“书图受俗子品题，三生浩劫；鼎彝与市人赏鉴，千古奇冤。”(50)
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使江南文人深感畏惧与彷徨，他们醉心于园林、书斋、茶寮，沉迷于古书古玩，其实是想躲避尘世喧嚣和政治漩涡，实现精神上的退隐，并试图以精神世界的极致快感缓解现实感受的深切痛楚。我们不妨摘录陈继儒的几段文字，聆听一下他们的心声。
怪石为实友，名琴为和友，好书为益友，奇画为观友，法帖为范友，良砚为砺友，宝镜为明友，净几为方友，古磁为虚友，旧炉为薰友，纸帐为素友，拂麈为静友。
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尘当亦扑去三寸。
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51)
然而，以陈继儒的行迹论，其实并未远离世事，表面看似闲云野鹤般的恬静与优雅，内心却隐藏着满腔的不平和失落。深受儒学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他们萦绕于心的政治理想，“独善其身”毕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欲平衡二者的落差，妙诀在于：“居轩冕之中，要有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常怀廊庙的经纶”(52)。
显然，对江南文人耽于文物古董，不能简单以消极遁世、玩物丧志作评。就学术史而言，正是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之风，推动了中国传统文物鉴定学的长足进步，其所总结的评价标准和鉴定经验，至今仍不乏参考价值。从社会史的视角看，以特有的情怀意趣反复厘清“雅”与“俗”、“清”与“浊”的差别。与此同时，士人群体的自觉意识也由此不断被触动和唤起。士人群体的自觉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触动和唤起。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不少文人学士正是凭借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以竭力倡导和亲自实践闲适生活的代表文震亨为例，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力抗暴政，鼎革之际置生死于度外，以身殉国。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出现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暴力或非暴力抗争事件，如顾炎武的“国家”、“天下”之辨，江阴、嘉定的浴血奋战，众多遗民沉默中的抗愤，其实皆与文化自觉和崇尚气节有关。由此说明，唯有细致分析江南文人的复杂心态，方能就其生活追求和历史影响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读。
注释：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何孔目良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50页。
②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四《隐士史明古墓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王欣夫补正)卷四引盛王赞《君宁顾君墓志铭》、张思孝《顾生玉书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8页。
④顾苓：《塔影园集》卷一《河东君传》，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52册，第372页上栏。
⑤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王欣夫补正)卷四引《未学庵诗稿序》，第343页；卷三引《眉公笔记》，第203页。
⑥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上卷“清秘阁、云林堂”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玩具》“好事家”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54页。
⑨姚翼：《玩画斋藏书目录序》，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一二《序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55册，第351页上栏。
⑩书画与诗文关系密切，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往往以是否工于诗文、擅长书画作为品鉴人物的重要标准。如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二六《陈山人墓表》记述嘉靖时寓居南京的山阴人陈鹤，“生而颖悟绝群，年十余，已知好古，买奇帙名帖，穷昼夜诵览”。成年后名望极高，“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已间出己意，工赡绝伦。……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尽一时豪贤贵介，若诸家异流，无不向慕，愿得山人片墨，或望见颜色，一谈一饮以为幸”。徐渭之言固不免溢美之词，但时人以诗文书画论列才情高下、人品清浊，则为事实。
(1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赏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1页。
(12)(16)(20)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卷“论藏书”条，第448页；上卷“论历代碑帖”条，第449-457页；中卷“论画”、“画家鉴赏真伪杂说”条，第467页、第469页。
(13)(14)(15)(17)(18)(19)文震亨：《长物志》，陈植校注，卷五《书画》“宋板”条，“古今优劣”条，“名家”、“论画”条、“法帖”条，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第141页；第152—153页、第185—188页；第138页；第141—142页；第152—153页。
(21)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海论铜玉雕刻窑器”条，第316—318页。
(22)黄省曾：《吴风录》，载《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77页。
(23)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四《事物类》“十八学士卷”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536页。
(24)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页。
(2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玩具》“时玩”条，第653页。
(26)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卷“画家鉴赏真伪杂说”条，第467页。
(27)文震亨：《长物志》卷五《书画》“导论”，第135页。
(28)董其昌：《题云林画》，载《清
阁全集》卷一二《外纪下》，康熙五十二年刊本。
(2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玩具》“假骨董”条，第655页。
(30)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二“伪赵”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546页。
(31)郎瑛：《七修类稿》卷五○《奇谑类》“不知画”条，第622页。
(32)(42)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卷“导论”条，第423页；上卷“论藏书”条，第448页。
(33)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第33页。
(34)(38)董含：《三冈识略》卷三“林史”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35)(36)(37)(39)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香炉”条，第247页；“镜”条，第274页；“海论铜玉雕刻窑器”条，第318页；“导论”，第246页。
(40)(41)陈继儒：《小窗幽记》卷一《醒》，卷七《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页；第101页。
(43)文震亨：《长物志》卷五《书画》“名家”条，第152页。
(44)详见李渔：《闲情偶寄·器玩部·位置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8-260页。
(45)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上卷“高子书斋说”条，第199—200页。
(46)陈继儒：《岩栖幽事》，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47)陈继儒：《小窗幽记》卷四《灵》，第59页。
(48)文震亨：《长物志》卷五《书画》“赏鉴”条，第147页。
(49)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卷“画家鉴赏真伪杂说”条，第467页。
(50)陈继儒：《小窗幽记》卷一《醒》，第7页。
(51)(52)陈继儒：《小窗幽记》卷七《韵》、卷五《素》、卷三《峭》，第104—105页、第74页；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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