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对赵毅衡教授“符号灾变论”的一种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灾变论文,符号论文,可能性论文,教授论文,赵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12—0011—05
赵毅衡教授的《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是我迄今见到的应用双轴理论解析和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最好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批评性经典化的纵聚合方式，特别是对大众群选经典化的横组合表现，做出了恰如其分而且生动的揭示。双轴理论在此不仅起到加深对大众传媒背景下当代流行文化的理解的作用，而且带出了中国理论界和知识分子可以起到的某种能动作用和他们的责任感。
赵毅衡认为，在当下的两种主要的文学—文化经典化——主要由知识分子精英操作的批评性经典化和大众群选经典化——中，大众经典化有取代批评性经典化的趋向，而大众经典化由于其主要的目标选取方式是点击率，所以批评、比较、分析的方法完全用不上，经典与质量没有关系，按双轴理论，它不是在深度的纵聚合轴上操作的结果，而是以横向的粘连和链接方式完成的，点击靠的是邻近的传说和群体的扩展；去经典化也不是出于更好的作品的问世，而是出于经典的空间在时间积累中过于拥挤而腾出地盘的需要，大众经典化的特征是昙花一现。批评性经典化的方式具有相反的特点。但问题是现在即使精英们的批评性经典化也开始摒弃了批评等主要要件，纵聚合开始混杂横组合，向横组合倾斜，双轴运作出现位移现象，支撑轴移向横组合。这些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众文化及其主导下的整个文化运作状态。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运作所带来的结果，是因纵聚合运作缺失而导致的意义缺失，是大批找不到意义的媒体盲从者，是文化民粹主义全盘胜利。这些道德的和政治的后果也正是使我们倍感困惑的现实。社会文化因此而深受伤害。赵毅衡进而指出，经典化向横组合操作倾斜将导致纵聚合倒塌消失，整个文化成为单轴的运动，符号的灾变会带来完全丢失历史的文化大劫，以及人生意义的热寂。
我相信这种前景真的不只是危言耸听，从推证上说是可能的，它令人深感忧虑。我宁愿它不至于发生。它有没有可能不发生呢？我在此谨从三方面来探讨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首先，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双轴格局蜕变为单轴运动，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实，赵毅衡的担忧与其说在双轴位移上，不如说应该是在单轴运动上。双轴位移是说双轴中的某一轴为主的运作转向另一轴为主的运作，这种情况下，双轴运作还是存在的，只是支配轴发生了转移；而单轴运动就是另一轴崩溃、完全不起作用的情况。社会文化运动中的双轴位移是经常发生的现象。雅各布逊把换喻当作横组合轴运作的最集中体现，隐喻则是纵聚合轴运作的最集中体现。他指出，“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个性和语言风格的影响下，往往是其中一方——不是隐喻过程便是换喻过程——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①。在雅各布逊列举的几种情况里，有的按文本或艺术类型，有的按历史时期先后，一轴取得对另一轴的优势。前者如俄国抒情诗之于隐喻、英雄史诗之于换喻（后来罗兰·巴尔特补充了说教性陈述、主题式文学批评、格言式话语之于隐喻，以及通俗小说、新闻报道之于换喻等②）；后者如换喻占优势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取代隐喻占优势地位的浪漫主义文学，随后又被隐喻占优势地位的象征主义文学所取代，以及绘画中换喻占优势的立体主义和隐喻占优势的超现实主义相继出现的位移情况。双轴运作不可能总是在中位平衡状态，位移是文化多元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单轴运动就不同了，因为另一制衡轴的垮塌，它会导致热寂和文化灾变。
按索绪尔，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也就是后来发展为纵聚合轴和横组合轴的双轴雏形）是语言的各种要素和差别的两种基本展开形式，前者相当于选词，后者相当于成句。“它们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③。在言语活动中，二者是联合起作用的，缺一不可。很难想象，如果不能组合成句，选词有什么必要？或者，不选词，又怎么组成句子？二者中任何一者的缺失，立刻导致病态的状况，在个人身上，这种状况就是失语症。众所周知，雅各布逊关于“隐喻和换喻的两极”的著名论文正是旨在考察两种极端类型的失语症。按雅各布逊，如果一个人组合和结构上下文（横组合轴或换喻）的能力受到破坏，就表现为维持语言单位等级体系的能力出现退化，他说出的词之间可能毫无关联；如果他在隐喻（联想关系或纵聚合轴）方面的官能出了毛病，他的元语言行为就有障碍，无法选择恰当的词，或者句子变成一种无限的蔓延而失去主题。失语症是一种精神病症，社会文化的单轴运动意味着全社会的失语症。即使撇开这种类比的恰当性，就其后果来说，也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失语症病症是很难令人忍受的。雅各布逊的论文中提到一位俄国小说家乌斯宾斯基患有元语言障碍的失语症，他在患病之前的作品中就表现了对换喻特别偏好，因此“读者被作家充塞在有限的语言空间当中的大量细节描写压得透不过气来，从生理上便感到无法抓住整体”④，这还只是他在患病前的作品给人的观感，患病后的状况可想而知。那么社会的元语言失语症（这正是赵毅衡描绘和担忧的当下大众文化纵聚合缺失的可能后果）如果发作起来，我们又如何忍受呢？当人们对由群选产生的媒体英雄不再有新鲜感，当人们长期缺失对纵聚合轴的深度操作所带来的乐趣的享受，社会是否还能忍受一个没有主题，仅有喋喋不休的细节链接的没完没了的故事？
对当下大众文化状况的定位也许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的确在它的运作中存在着纵聚合轴作用弱化和欠缺的现象，导致的后果也的确令人担忧，它的蓬勃兴旺的表象也的确使人对未来的走向产生焦虑。但是我宁可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横组合轴长期遭受压抑而出现的一种反弹。精英文化当道，它对文化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它傲慢、脱离大众，赵毅衡也提到精英文化的自恋和非社会化及其与学阀产生的关联性，这些都是双轴运作不平衡的另一种表现。所以，出现相当程度的反精英文化趋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作为精英文学代表的“需要沉思潜想象外之意的诗歌，已经被宣布死亡；需要对言外之意的做一番思索的短篇小说，已经临危”（赵毅衡语）这种现状的发生，也是这种反弹的表现，或者说是文学为纵聚合轴长期压制所支付的一种代价。因为毕竟，文化的偏纵聚合运行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顺便说一句，在我看来，诗歌和小说的衰亡跟文学的衰亡并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文学衰亡的征兆。今天的文学可能存在于各种短小的网络文本中，存在于新闻、历史文本中，以及J.希利斯·米勒所说的电子游戏中，诗歌转向了流行歌词，任何有文学性的文本和设想都显露着文学行进的路线，所以用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学体裁的兴衰来判定文学的命运，不一定可靠。这样，尽管现在双轴的钟摆已经偏向于另一极，并且已经显现出偏横组合运作的各种消极后果，但在定位上还没有到了单轴运动的地步。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定位还由于以下第二点原因。
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来自教学和学术的存在，它们应该可以确保深度模式切实起作用。当前的大众文化运作空间主要在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收视率，手机短信，网络点击率可以捧出未经比较和分析的当红作品及明星，但是仍然存在着大中学校，研究和学术机构。当大中学校把任何文化现象纳入教学机制的时候，对它们必须作分析、比较和评价，教学和训练围绕着对象的原因和运作机制，要问“为什么”和它“何以如此”，必须有纵向的深度运作模式在其中起作用。为此，也必须涉及分析对象的历史，而不像大众文化那样，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中间地带，只有追随与否，不存在讨论的余地。讨论就是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尽管群体选择机制在大众文化构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对于专家的意见仍然有着很强的依赖，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被纳入明星机制中，专家的见解以简化、突出重点、删减过程的方式凸显于媒体。当然，相对于学术研究本身深入探究、详细论证的性质，这种处理使学术有所变味，在大众文化肤浅消费方式的汹涌浪潮下，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根本不显眼。但是，即使不显眼，即使被扭曲，就它本身而言，这种深度运作模式仍然存在着。在一个较合理的文化架构下，它可以起积极作用。举例来说，韩国近年的电视剧红极一时，不仅在韩国国内市场，而且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也收获了大量利润，韩国的影视明星也因此人气极高。但是考察韩国的演员培养机制，这些明星基本上都出自著名大学的影视系，李英爱是汉阳大学的，全智贤是东国大学的，金喜善是中央大学的，金泰熙是首尔大学的……我在东国大学期间去看过该校影视系的平时演出和毕业演出，剧目是清一色的莎士比亚话剧，当然，《哈姆雷特》的布景是现代化了的、抽象的。这些演员的出名是靠通俗作品，但他们的训练是依靠传统经典的深度模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他们在演艺生涯上过分的昙花一现。从此，可以看出学院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参与程度。
除非学术研究机构本身被取消了，大学的教学不存在了，否则，文化的纵聚合轴在这儿必然通过种种哪怕是隐蔽的方式起作用。
第三，在后现代运动中现代性仍然起强大作用。
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平面化趋向，精英的声音被喧嚣的大众声浪吞没，意义失落，以及后工业传播媒介在文化构型中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后现代文化运动产生的独特现象。作为对现代性批判的一个结果，后现代文化采用了与纵聚合相反的文化策略，偏重横组合性的运行模式，使得这一切文化现象产生出如此不同的观感，令人难以适应和接受。如果后现代文化极端化为一种单轴的运动，那么赵毅衡所担心的文化浩劫将是十分迫近的事儿。
但是如同我们应该避免按大众文化某些来势汹汹的态势下实质性判断一样，我们也应避免对当下文化做出单一的后现代性认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近年在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及其哲学根源，他于2003年出版了《单一的现代性》一书。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在有一种向现代性回复的潮流：美学的复苏，政治哲学的重新出现，大学的行业化等等。在逐一检讨后现代运动的种种表现之后，他发现后现代运动中包含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再现，“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天真地认为它已被取而代之”⑤。他指出，至少在两方面，后现代拥有现代性。“第一个关系到后现代对本质上仍然是现代主义的新的范畴的依赖，无论用什么样的修辞，它都不可能从‘新’的安排中彻底消除这些范畴。”第二，“谴责历史叙事（及其‘萎缩的矮子’或目的论）比在没有历史叙事的情况下做事更容易些。……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另一种宏大叙事”⑥。所以在做后现代批判和建设的工作中，实际上是在延续现代性的基本进程。詹姆逊甚至断言，“后现代主义不是在真正的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它之前，为它的回归进行准备”⑦。哈贝马斯在他著名的《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的演讲中也把今天的文化通俗化进程称作有待完成的现代性环节之一，他甚至不承认存在着一个后现代时期。从他们的反应来看，单一的后现代性肯定是不存在的，倒是存在单一的现代性。
精英和专家的主导性和权威地位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即使在现代性展开并不充分的当下中国，也有强势表现。上文提到的社会对于专家的意见有很强的依赖性说明了这一点。先不说专家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否是积极的，专家的参与至少在机制上保证了对大众文化现象分析批评的可能性，保证了社会文化运动的纵聚合轴介入的通道。例如赵毅衡所讨论的文学经典化，实际上，如果排除了专家学者的参与，任何经典化都是无法做到的。依靠类似海选的方法并不能选出真正的文学经典，专家必须出来说话。把金庸的作品经典化，严家炎和王一川的作用很关键，如果没有他们一锤定音式的表态，再多的点击率和舆论造势都是没用的。同样，如果没有中学语文权威们的认定，金庸的作品也无法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赵毅衡把大众经典化列为几种基本的经典化形态之一可能有点问题。经典（canon）的意思是一种范例，也是一种标准，它不仅是好的、值得追捧的，而且有可参照性。群选的、大众热捧的媒体英雄及其作品，由于没有分析比较的介入，并没有可参照性，如果要说它给后来者做榜样、做标准，那更不在媒体及其英雄们的思路中。对于“玉米”们而言，李宇春是惟一的。她不是“canon”，不可能被再生产，她不在历史记忆之中。所以，大众群选并不能完成对一个作品／人对象的经典化，它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经典化过程。双轴架构所描绘的，与其说是文学的大众经典化和批评性经典化对别的状况，不如说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别的状况。
上述三点，即对单轴运动的厌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在后现代运动中的主导功能，至少从形式上保证了文化的双轴运作不至于坠落横组合单轴运动的火坑。但是正是在此处，关键的问题出现了。第一点仅仅保证了一种消极的机制作用，单凭对单轴运动的厌烦是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这种坠落的，它可能造成一种逆反趋向，但是因为不明所以，以后这种状况可能再次发生，或者坠向另一极，出现另一极的单轴运动。而教学研究机构和精英究竟在社会文化运动中起什么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这儿，哈贝马斯关于完善现代性的观念仍然值得我们重温。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的现代性的宗旨与启蒙运动的宗旨是一致的，就是通过现代性的运动为人类提供普世的福祉。但是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世界的划界和专业的分离使得各种知识愈来愈专门化，深入细致，各门知识之间愈来愈互不相干，致使这些成果远离日常生活和大众，也致使知识分子精英脱离大众。这样一种条分缕析的知识和专家威权制度下的现代性，是不完善的现代性。现代性必须完成它最后的目标，它的成就必须化为人类普世可享的成果，因为启蒙的目的毕竟不是为了造就专家，而是为了解放大众。这就要求精英知识分子关心和介入日常生活问题，包括大众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但这种介入是一个现代性议题。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格局中承担批判的功能。他通过批判向大众展示现有文化是如何运作的，其中什么是比较好的，它还有什么问题，以及什么是比较有害的，等等，从而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使命。事实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文化格局中占有了揭示原因和指出方向的位置，他不批判，也可以以某种深度模式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从根本上是变了味的。举例来说，关于商品广告的研究，就可以因立场不同而造成揭示的内容在本质上的区别。罗兰·巴尔特说，跟大众文化中的现代神话（广告是现代神话的形式之一）有关的有三种人，一种是神话生产者（广告商），二是神话接受者（消费者），三是神话批判者。知识分子理应是神话批判者，但是在我们今天的人文学科有关广告的讨论中却充满了神话制造者的立场——如何产生好的广告效应，如何调动各色人等购买广告商品的积极性。他们成了广告生产者的同谋。知识分子介入大众文化，就是要承担批判性功能。这个“批判”当然不是说坏话的意思，批判不是骂人，现代意义上（也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是考查它“何以可能”，考查一个现象的发展路径，它的可能性，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好的部分说好，不好的部分说不好。在这一点上，赵毅衡对精英知识分子在大众经典化中所起的作用的质疑显得特别的强而有力。不是说金庸的作品不可以经典化，而是这个经典化过程有重大缺陷，只有全盘的肯定或者全盘的否定，没有分析批判，没有细致的论证，知识分子也按照类似横组合（追随或不屑一顾）的方式，特别是非批判性的立场来发挥他的社会作用，不正常的恰恰是这一点。
看来，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到底是意义热寂的灾变还是一种新格局下的双轴运作，关键是在知识分子的作为。赵毅衡发现的问题是，在当下的文化运作中纵聚合轴不起作用了。这种局面的发展将会导致单轴运动的灾难性后果。我则更担心，即使在纵聚合轴运作的情况下，由于批判性的缺失，也会导致现代性不充分的变了态的社会文化景观。所以，要确保文化大劫不至于发生，确保文化的双轴和谐运作，我们必须补上批判性这一课。文化知识分子在今天所起的作用必须具有批判性。在这一点上，赵毅衡的文章做了很好的示范。
注释：
①④ 罗曼·雅各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430页，第433页。
② 参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3页。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⑤⑥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第4页，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