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式传承”及当代启示
范乃嘉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500）
摘 要： 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他的崇高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的完美结合。通过对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如何实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式传承”的分析解读，不仅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承以及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范式，也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周恩来；周恩来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新时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定位。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实践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以“甘当公仆”“求真务实”“忍辱负重”“求同存异”等为主要内容的周恩来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崇实黜虚”“自强不息”“贵和持中”等思想的“超越式传承”，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协调、相适应、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本文旨在研究周恩来是如何“超越式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期对新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周恩来的“甘当公仆”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为邦本”思想
发轫于商周交替之际的民本思想，历经了从殷商敬天明鬼到西周敬德保民的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已成为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中最重要的思想，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尚书·五子之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蕴含着天下百姓才是永保国家稳固、社稷安定的根本的光辉思想；孟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在游历诸侯国的十余年间，调查并总结了各国治乱兴亡的循环经验，从中提炼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进一步延续、发展了儒学的民本思想；荀子在《荀子·王制》中也强调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君舟民水为喻，深刻且巧妙地阐明了人民的重要地位，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并不是在每个时代都完全适用，因为其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只是在民制约君、君依赖民的关系层面上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的“民”专指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老百姓而并非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从君主视角俯瞰民意，本质依旧是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依旧是为少数人而非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重中之重，将一切工作重心全都落在人民群众身上，周恩来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甘当公仆”。周恩来在少年时代便已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壮志，并为此矢志奋斗。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周恩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是将中国当时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典范，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坚信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其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绝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
周恩来“甘当公仆”精神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升华，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实现的“超越式传承”，这一“超越式传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人民历史地位的深刻认识。公仆意识是周恩来在深刻认识干群关系的基础上，由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总结出的一种思想认识，是摒弃官本位，对民本位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第二，坚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立场。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他还指出，中央指示必须公开发表，“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这些论断正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深刻诠释。第三，在勤政为民的实践中鞠躬尽瘁。周恩来在敬业、勤业、精业中实践着为人民服务，其中在一次与干部的谈话中，他指出：“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以身作则，用有限的生命无限地为人民服务，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他所言“活着要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毋庸讳言，周恩来的一生是“以百姓心为心”的一生，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甘为孺子牛”的一生。
二、周恩来的“求真务实”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崇实黜虚”思想
中国实学是以“实体达用”为逻辑理路，以“经世致用”为理论根基的哲学学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中介和桥梁。传统文化中“崇实黜虚”是在清初“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凝练出的重要思想认识。崇实先得黜虚，即摒弃空谈心性，重实存真。简言之，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坚守信仰、对党忠诚、勤政为民、自我革命、勇于担当、清正廉洁是对周恩来精神的凝练表达。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和高尚品格，不仅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中庸和合”与“贵和持中”作为具有中国风格的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是指以包容为基础的不同事物之间的融洽、和睦、协调，是一个国家政治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托条件，也是中华文明汇聚众多社会基础所追求的目标。要想达到“和”的状态，必然要倾靠“尚中”的思想方法，故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指的是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终极目标，更侧重于类似“得道者多助”的方法论；“庸”则指需求、中用之意，是追求一定目标结果的需求，是人和人（或物）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获得的量与所付出的量。“中庸”的核心思想是不偏不倚，也就是说，不刻意偏向对立双方的任意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发展的态势，它所指代的不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也不是寻求平庸的消极主义，而是追求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正如孔子所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近代史上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顽强屹立、不畏艰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自强不息”提供了生生不息、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周恩来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他用一生去履行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私和忠诚，始终不忘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反观查验自己的言行，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贯之以大义凛然、坚韧刚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精神。
三、周恩来的“忍辱负重”精神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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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求真务实”作为中国共产党优良的工作作风，既是共产党员思想风范和精神状态的集中写照，还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重要方法论，而这一工作作风正是周恩来对传统“崇实黜虚”思想的超越与升华。
最为可贵的是，周恩来将传统的“自强不息”精神创造性转化为“忍辱负重”精神。尤其在“文革”十年间，周恩来忍辱负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既要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又要灵活机智的同“反革命集团”进行巧妙的斗争。1966年底他在与一位老战友的谈话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从不违背自己的本心，一生爱护自己的名誉，但他为了消除党内的摩擦与危机，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际，不得不承受内心的煎熬与名誉的损毁。值得肯定的是，他的忍辱负重，换来了国家安定，保全了大批干部、文化和科技工作者等国家建设的栋梁。可以说，周恩来的“忍辱负重”精神是优秀中国共产党员的真实写照，也是共产党员责任担当的时代体现，更是成为了一代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四、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精神与中华民族的“贵和持中”思想
周恩来以“崇实黜虚”为基础的“求真务实”思想，承继了中国实学理论，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最重要的是“真”和“实”，“真”是以追求真理而进行的探索，“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正是周恩来“真”的集中反映；“实”是以实现真理而付诸的努力，比如周恩来经常警醒自己和告诫全党同志“应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周恩来“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主要体现：第一，冷静分析中国国情，立足实际制定方针政策。建国后一段时间，由于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对国情的不了解等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不快。经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对当时国情的认真分析，尤其在周恩来“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深刻影响下，我国现代化建设逐渐步入正轨，经济总量开始明显上升、科技也实现了“零突破”；第二，反对形式主义，提倡立足实际的工作作风。周恩来以身作则，从不空谈，扎扎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工作，讲求实际效果，把是否满足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第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最终成效，都要毫无保留地落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毫无疑问，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允中”是周恩来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求同存异”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思想创造性转化后在外交领域的突出表现。为了建立新中国外交，他高举“求同存异”的旗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权衡四方，在对立中寻求同一，以期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周恩来指出：“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要善于估量情况，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方法。”韩素音赞赏周恩来说：“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诚然，周恩来的确是协调矛盾的行家里手、化解矛盾的大师巨匠，他那高超的外交艺术彰显了“贵和持中”“求同存异”思想的魅力。时至今日，“求同存异”依然是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需要、能够正确指导中国外交、扩大中国“朋友圈”的外交理念。
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企业需要朝着大数据分析方向迈进，创造出精准成本管理模式。在企业的成本管理中，可利用大数据进行成本的实时动态管理，并提高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现如今，有很多企业已经利用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企业可以利用大量信息，对企业的成本管理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纵观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他以智慧与担当沉着应对了无数次的外交风云，是我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奠基者。最关键在于，他将“贵和持中”思想与中国实际问题融会贯通，并将其转化为积极有为的建交思想。首先，周恩来认为存异是求同的前提。世界各国文化迥异，理应承认差异而非全盘抹杀，正因为有差异，才有必要求同。周恩来在推进中英关系时曾说：“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小异都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能对话，不可能有外交了。”第二，求同是存异的要求。存异是暂存相左的意见，不发展成争论，不是为了求异才存异，而是为了求同才留异。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中难以调和的分歧激化为矛盾而陷入僵局时，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第三，和平共处是求同存异的旨归。求同存异的最终目的是为达成一致、团结合作，以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发展方向。即使相同制度的国家在对待不同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方式上也会有所区别，但是仍应致力促成和平共处的良好局面，“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
五、周恩来精神对新时代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
周恩来立足中国实际，将“崇实黜虚”思想在实践中升华为“求真务实”精神。他在强调“求真务实”的重要性时指出，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在他一生“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求真务实”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埃德加·斯诺评价周总理说：“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1971年，斯诺在北京第二次与周恩来长谈，他发现此时的周恩来仍具有细致无比的工作精神，“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王牌在握的话。”周恩来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关头，他都求真务实、去伪存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诠释着“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志向，尤其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寓指君子处事应与天一样，力求自我刚毅坚卓、发奋图强；君子为人应与大地一样，饱含容人之量、增益美德、以身作则。此外，“吾将上下而求索”“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等都是“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其反映的进取精神和博大胸怀，不仅是儒家学说的思想要义和华夏民族的精神圭臬，更是中华民族积极有为的道德品格。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理所应当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与象征。
（一）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创新教育方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伟大民族精神，为我们完善人格修养与道德品质提供了精神养分，是锻造当代青年思想作风和意志品行的源头活水。青年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往往影响着个人思想理念和社会文化秩序。因此，在新时代加快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必要且重要。
会议强调，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思考领会《条例》精神，把学习贯彻落实《条例》和机关党组制定印发的《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施方案》《关于做好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结合起来，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指导工作和生活实践。要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使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的重要精神标识，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根”与“魂”，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出现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导致国内外各种思潮呈现出相互交织、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激化出以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文化自信相悖的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冲击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外，还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不良思潮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因此，必须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建立相应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机制和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机制，不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任何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方法，如“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都是教育中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所以有必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教育资源。首先，在教育内容上，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受教育者的专业教育之中，让学生系统、准确、深入地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其次，在教育形式上，以融媒体为创新介质，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用高效的传媒驱动影响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活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教学活力，实现课堂内外，同向同行、协同发力，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下，潜移默化地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最后，在教育制度上，以网络交互为创新平台，用综合考评平台、信息分析平台等对教育及其工作者加以合理的、有利的引导和规范，提高广大师生参与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加强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确保更好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养分。
（二）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在批判中实现传承
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并获得新知。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精神养料。例如，毛泽东用历史典故“实事求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使“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通过人民当家作主得以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属于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因此，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挖掘有利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成分。
中国传统文化有可供借鉴的思想精华，也有应当摒弃的封建糟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交融契合的重点便是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否定中肯定，在批判中继承。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润泽与滋养，要承认其对现实发展所起的承上启下之效用，要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另一方面，要以思辨的维度，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文化，既要辨别出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和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到传统文化中受历史条件限制和禁锢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不利方面和消极影响，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力求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大力挖掘、细致提炼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如讲仁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厚植传统文化的思想本源与精神内涵，对其进行创新型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当代价值。
2)数据的种类齐全。煤矿安全生产数据属于多媒体数据，不仅包括实测值、平均值、累计值等结构化数据，而且还包括矿图、图像、视频、音频、应急知识、事故案例等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且此类数据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三）扩大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实践中创新发展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习近平对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也是新时代传播好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指南。尤其在网络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那么，在这个看似和平而又风云激荡的时代，对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的传承，绝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借助传统文化的精神机理和核心内涵，实现能动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须寓载体于方法之中，坚持基础改进与辩证创新相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喜闻乐见、脍炙人口。其次，须寓文化于现实之中，坚持道德价值与人文关怀相融合，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再次，须寓教育于生活之中，坚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协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
马克思主义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重要推动力便是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每一个转折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创造的辉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外乎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现实境遇和时代特征下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时代背景的理论创新。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润泽，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以燎原之势实现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自然，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相协调、相融合、相渗透，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当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要将新的时代特征用现代化表达形式融入符合当今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文化之中，补充或完善其积极内容，剔除或改造其过时部分，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游粱式抽油机具有结构简单和可靠性高等优点,使其在采油设备中有广泛的应用。抽油机都采用较大功率驱动电机来解决启动问题,但正常运行时效率低下。抽油机的数量巨大,因而抽油机的节能降耗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些探索工作可以分成两类,对抽油机机械结构的优化和对电机运行特性的改善。当抽油机上冲程时电机处于电动状态;下冲程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会产生“泵升电压”。这部分能量通常采用外接功率电阻,以能耗制动的方式将这部分能量消耗掉。虽然这种方案结构简单,容易实现,但是功耗电阻的发热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并缩短设备寿命,更重要的是造成了能量的浪费不利于油田的节能降耗。
六、结语
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以德治国”优秀治国理念的生动体现，是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并“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形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崇高品格，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超越式传承”的光辉典范。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周恩来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甘当公仆”“求真务实”“忍辱负重”“求同存异”等精神，是新时期治理某些领导干部“以官为本”“以权谋私”“信念动摇”等不良作风的良药。周恩来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超越式传承”的光辉典范，对于我们在当代社会如何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校食堂是校园生活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和事故易发的地方。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进步，师生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高，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这就要求食堂不断提升质量，确保师生安全用餐。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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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En-lai′s"Transcendental Inheritance"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FAN Nai-jia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Zhou Enlai，the outstanding leader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was the faithful inheritor and promoter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His lofty spirit i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arxist revolutionary outlook on life．The paper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the＂transcendental inheritance＂of Zhou Enlai in the long revolution and practice，which offered not only a paradigm for the further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but also a reference for leaders to manage state affairs．
Key words： Zhou Enlai；spirit of Zhou Enlai；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new era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233（2019）04-0042-06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思政专项（15JDSZK064）
作者简介： 范乃嘉（1995—），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校对：东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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