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_文学论文

论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_文学论文

关于“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文学论文,文革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文革”时期的文学,许多学者仍然坚持“沙漠论”,即“文革”中除了被林彪、江青之流所利用或炮制的“样板戏”等作品外,是一片沙漠。特别是在一些当代文学教科书中,大致以此论为基调。这是相当偏颇的,至少是论者忽略了民间文学存在的事实,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民间文学排斥在文学之外,没有看到民间文学在全部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奇特的一页,是整个“文革”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关于这期间的手抄本问题,我已经在他处发表文章进行论述,此略)。今天,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也更具有科学性。

首先是其基本范畴。

“文革”时期的文学,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从文学机制自身上讲,出现了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新类型、新体裁。它最为典型地体现为这样几种形式:一、民间传奇;二、政治笑话;三、时政歌谣。

新时期以来,对于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曾经出现了几个旺盛时期。在1979年前后,为了配合思想解放运动,深入揭批“四人帮”,《民间文学》等杂志发表了一些搜集整理出的政治笑话和时政歌谣。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故事杂志则发表了较多的那个时期在地下流传的民间传奇。有的出版社还出版了以传说故事为名的此类作品集。但整体上讲,“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在科学地搜集整理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还存在着继续搜集、钩沉的问题。这个工作不应该为我们所忽视。特别是从事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口头性和集体性。它首先是口头的,与普通的作家文学的创作手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口头性还要接受大众传播的加工,即表现为万千人所共同承认。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与特征,才能称之为民间文学。“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当然要具备这两个特征。也正是这两个特征,使它被人称为“风”,给我们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出了许多难题。现在,我们只能以有限的材料,来探讨其范畴问题。

“文革”时期的民间传奇,即民间英雄传说,它包括两大类,一是现代侦破故事,二是关于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些知名人士的传说。前者的篇幅较长,故事情节曲折、惊险,许多作品和这一时期所流传的手抄本密切联系在一起。典型的作品如《于飞三下南京》、《许世友三进故宫》、《第十三张美人皮》、《梅花党》、《一张发黄的报纸》、《一只绣花鞋》等,在有些地方家喻户晓。后者集中在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的传说中。这些传说集中表现出周恩来总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以及他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如海深情。如,《智对赫鲁晓夫》,显示出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两种态度,两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们神化了自己所爱戴的领袖,将中华民族所有的美德和智慧,都集中在他身上。

民间传奇的情节形成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所特有的类型化,出现了同一母题的许多异文。这种体裁的作品搜集整理工作是相当艰难的。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和变异性特征,在这里得到典型体现。一个故事情节铺开后,很快形成滚雪球式的集体加工和箭垛式的层层积累,这样,异文异常丰富,为我们后世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在后来成为一些小说、电影、电视的重要题材。如《一只绣花鞋》就曾被重庆话剧团排为话剧,后来被拍摄成电视剧,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

政治笑话,即讽刺故事,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对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嘲讽。后来的上海《故事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所出版的笑话集中,曾保存了大量政治笑话,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这类笑话是时代的产物,它集中批判和讽刺的是极“左”人物的愚昧无知。例如,作品中的人物读白字、读错字,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令人捧腹大笑。在这笑声中,它唤醒人们正视现实,鞭挞时弊,呼唤良知和正义,形成鲜明的审美效应。当然,这类作品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极“左”政治代表人物的强烈批判,如讽刺江青的嚣张、狂妄,王洪文的愚昧、无能、蠢笨,与前面所提的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勇敢,形成强烈反差,刻画出江青之流作为民族败类、政治流氓的种种丑恶行径。另一类是对一般现象的讽刺、嘲笑、挖苦。应该说,这类作品更多的是善意的规劝,与上一类作品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亮出匕首,后者是提供娱乐。

政治笑话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审美的成分,又有战斗的成分。有时,它又体现出百科全书式的教谕,成为人们自省自问的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自己的丑陋和不足。这类体裁的作品直接促成了后来小小说、随笔小说、相声等作品的形成或变更。其幽默、精短的艺术传统,不断被发扬光大。

时政歌谣的数量最多,搜集整理的难度也最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革”歌谣除少量的在《民间文学》、《南风》、《山茶》等刊物上发表外,大量的仍残留在民间。即使最大规模的民间文学“三大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在全国搜集整理出版时,因为编选标准等原因,这类作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民歌中的时政歌谣,是指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反映、表现。它毫不掩饰作者的感情,以自己特有的审美视野和表达方式来传达心声。我国文学传统中,民歌被称为“天籁”,素以质朴、幽默、大胆、直快、生动而著称。所以,《诗经》的编者把民歌称为“国风”。在“文革”时期,歌谣无处无时不在,与江青所炮制的“小靳庄群众诗歌”形成鲜明对比。真正的民歌,常常是在自发的创作和传播中完成其艺术创造的,任何人为强加,都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共鸣。这些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样,映射出整个时代的每一个方面。最典型的歌谣如《打着红旗去要饭》,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人民群众在贫穷和极“左”的岁月中从肌肤到心灵所遭受的痛苦。

这些歌谣是最真诚的声音,它不仅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天才的预见和觉醒。值得注意的是,还在我们举国上下为“两个凡是”所困扰的时候,这些歌谣已经早早地做出了(尽管是悄悄地进行)可贵的启蒙工作。

其次是其基本特征。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作为这个时期的一种民间文学,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时代的烙印,在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中随处都可看到。那就是,尽管我们一再强调民间文学有它独特的发生机制和流变规律,有它迥异于一般文学作品服从于时势的被动性,而表现出能动态势,但它无论如何也逃不脱对现实政治的依附。它来自时代,就必然会由这个时代所造就,深受时代的影响。从来就没有隔世的民间文学。这种鲜明的特征,最典型地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直接的表现及其矛盾性上。即一方面它强烈地批判极“左”给我们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危害、痛苦,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带有“左”的烙印的时代的认同、接受。在民间传奇和时政歌谣中,都有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如在著名的公案故事中,像《梅花党》,就有丑化党和国家领袖的夫人为美蒋特务及美化造反派等现象。更不用说在一些歌谣中,刘少奇同志作为批判的靶子,成为所谓“坏分子”的典型。这是盲从的具体的表现。究其原因,还在于全民族难于摆脱的现代迷信,其中,传统的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无时不在起着支配作用。当然还有时代的局限。

其基本特征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在这一方面,民间传奇中的现代侦破故事最为典型。如《于飞三下南京》、《许世友三进故宫》等,在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智慧和胆量、情节的设计和描绘人物的方法等方面,有许多就直接地借鉴了本世纪初我国侦探小说的手法,而成为现代侦探小说在当代发展的一个支流。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传统的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其承前启后的意义更为突出,即一方面它借用现代侦探小说的方法,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模式,另一方面它直接促进了80年代的通俗文学的繁荣。

我国侦探小说的渊源可上溯至《史记·游侠列传》和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唐宋时期,以话本为代表,在艺术上初具规模。明清小说进一步使其完善。世纪之初,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起的“爱伦·坡热潮”,影响了我国。作为西方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爱伦·坡,他的《金甲虫》、《尼格街血案》、《被窃的信》等作品,由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介绍后,又经刘半农、周瘦鹃等人翻译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侦探小说阅读与写作的热潮。在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以吴趼人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程小青为代表的创新派。特别是程小青,用17年的时间创作完成《霍桑探案》,洋洋大观,令人耳目一新。其他像煮熟生的《上海侦探案》、陆澹安的《李飞侦探案》、超苕狂的《中国最新侦探案》和孙了红的侠盗鲁平系列小说,均汇入了滚滚的侦探小说大潮。这些侦探小说有着曲折离奇、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文革”民间传奇中的某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它们的一种翻版,仅仅是改动了一些场景和人物姓名。

在“文革”民间传奇中,许世友的形象十分突出。许世友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军。传说他武艺高强,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赤胆忠心,所以,在许多民间传奇中,他常常成为侠与义的化身,而为人称道。在他的身上,我们既可看到程小青笔下的霍桑的影子,又可看到现代革命战士的大智大勇、忠心耿耿的熠熠光辉。这是中国民间文学中异常突出的艺术典型。

另外,“文革”中的民间文学还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丰富的艺术性等特点,有别于同时代的作家文学和不同时期的民间文学。

第三个问题是其基本价值。

如何评价“文革”中民间文学的价值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其实,概括起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民间文学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是认识“文革”中民间文学价值的关键。应该说,这类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50~60年代的文学史编撰热潮中,由于受“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历史观的机械支配,一些人很不冷静地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从而贬低了一些杰出的作家作品。这固然是有意识地要改变传统中存在的轻视民间文学的文学史观,但是,过于夸张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思想意义,就会使论断失去其科学性。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一批师生为了配合大跃进而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就贯串了这种指导思想。尽管这是昙花一现,但它却代表着一种思潮。在40年代,向林冰等人就关于走向民间问题发表过过激的言论,还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总体方面解决了那次争端。而建国后,过激论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对待。在60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愈演愈烈,文学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人再着重提出。在“文革”中,民间文学受压抑,常被称为“政治流言”而遭“四人帮”清查,更不用说评论其价值问题了。而到了文学的新时期,这个问题虽有人提出,却仍然没有得到科学解决。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有意识地增加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呈现出可喜的势头。要真正写作出包括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在内的全面完整的文学史,是相当困难的。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我们过于追求宏观把握,而缺少西方民族的从微观入手的方法。

“文革”中的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所处的时代特点上。在这一时期,诚如中共中央关于“文革”所做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民族“行将走向崩溃的边缘”,没有文艺争鸣,没有批评,有的是大批判,否定一切的机械论。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给千百万人民带来令人窒息的氛围,文学要向前迈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电影《创业》、湘剧《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等作品的遭遇,表明了这个时期作家文学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对“文革”期间的文学格局形成必要的补充,一定程度上滋润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田,丰富着他们的审美天地。和历史上许多文化专制时期一样,当作家文学横遭禁灭、文坛出现空白时,民间文学则相对活跃起来。文坛可以萧条,但亿万群众心中,永远充满了春天。如高尔基在《论文学》中对民间文学论述的那样,民间文学“与悲观失望永远是绝缘的”。它不但形成这一时期文学上的一片绿洲,而且点燃、汇聚成一股愤怒的地火,启发人们冷静地思索现实,看到极“左”政治给我们的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唤醒人们去斗争。于是,在1976年,文坛必然出现了“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人们的胸中,早已滚动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一遇到相应的时机,它就奔腾着,冲垮极“左”的文化专制的大堤。民间文学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时代的急先锋。我们的人民选择了民间文学,在这大动乱的浩劫岁月中,与极“左”政治进行着艰辛的较量和搏杀。所以,民间文学称得上是“文革”中最自由、最珍贵的文学,是最有价值的文学。

当动乱结束后,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人民的脑海中,哺育了新时期的文学。如前所言,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像收视率很高的《戴手铐的旅客》,就借用了《于飞三下南京》中的情节,更不用说有些民间传奇被改编成话剧,受到人们的喜爱了。再后来,李书磊等人借用“文革”中的政治笑话创作了“新世说”这一生动的小说艺术形式,在《钟山》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后,引起较大、较好反响。在大量的小小说中,许多作家直接采用“文革”中的政治笑话作为素材,促进了经久不衰的小小说热潮的发展。尤其是叶辛、梁晓声、史铁生等知青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自觉地借用“文革”中的民间文学,加以提炼,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浓烈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哲理意蕴。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民间文学对作家的哺育作用。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虽然都是语言的艺术,但它们毕竟是两种创作机制,流传的方式不一样,艺术效果和思想价值也不一样。我们不应该简单化地比较这两种文学形式。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史料学大胆地拓宽艺术视野,充分注意到文学实际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全息的方法应该很好地被我们所运用。

“文革”只有十年的历史,而这十年是那样不平凡。这十年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是特殊的,它决定了这时期民间文学的非凡品格和独特的魅力及其卓越的价值。这十年已经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思索,是长期的。我们不仅要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文革”中的民间文学的内容,而且要看到它所体现的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价值,它反映出我国人民在动乱岁月中特有的思维机制与创作表现机制,体现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艺术才情。它更是普遍的文学发展规律的表现,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表现。

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有一般的思潮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散文史,也应该有特殊的民间文学史、手抄本文学史、通俗文学史等通常为人们所忽略、而在文学的实际发展中意义非凡的特殊的文学史,以及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交叉史、渗透史。特别是对于作品的考察上,我们所使用的材料,不能仅凭是否发表、出版为文本认同依据,而要广泛采用。因为在文化运行中,出版机制常常受制于政治,这样,许多作品就只能藏之名山而等待云开雾散。不用说“文革”中的一些手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所遭受的辛酸命运,即使是《红楼梦》那样的人类艺术的丰碑,当年也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秘密的渠道中流传。更何况民间文学常抨击时弊、指斥权贵,它如何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得见天日!遗憾的是,“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尚不能为许多人所重视,人们仍局限于用一般意义的文学标准来要求它。“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其搜集整理、钩沉工作,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希望早日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文革”文学史》、《“文革”民间文学史》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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