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所见之益公、穆公与武公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见论文,金文论文,武公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曾见到有益公、穆公与武公之名。而对此三公是生称还是谥号，以及他们的生世与身份等问题，历来学术界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出于兴趣，笔者在学习金文时对此问题较留意，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与初步疏理。深感欣慰的是，随着近年来新资料的不断涌现，上述问题似乎已经变得日趋明朗起来。现不揣浅陋，将相关资料以及个人的初步认识罗列陈述于下，聊供参考。
一、益公
主要见于如下诸器
1.盠方彝。1956年3月，陕西眉县李家村曾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盠方尊1、盠驹尊1、盠驹尊盖2、盠方彝2件（注：李长庆、田野：《祖国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4期。）。其中盠方彝铭文曰：“唯八月初吉，王格于周庙，穆公右盠立于中廷，北向。王册命，尹锡盠赤韨、幽亢、鋚勒，曰：‘用司六师及八师蓺’。盠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祖益公宝尊彝……”。盠驹尊铭文曰：“唯王十又二月，王初执驹于岸。王呼师豦召盠，王亲旨盠，驹锡两。……余用作朕文考大仲宝尊彝……”。
盠器的年代以往曾经聚讼不一，但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已经涣然冰释。2003年1月，在距离李家村不远的杨家村又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经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共计出土青铜器27件，而且件件都有铭文（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考古与文物》2003年3期。）。据综合研究，这批青铜器的器主名字叫
，其主要供职于宣王时期。所出盘共有铭文327字，较详细的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的生平事迹，而且这八代人都可与十三世周王相互对应。其对应关系是：单公（文王、武王时期）——公叔（成王时期）——新室仲（康王时期）——惠仲盠父（昭王、穆王时期）——零伯（恭王、懿王时期）——懿仲（孝王、夷王时期）——袭叔（厉王时期）——（宣王时期）。
由盘铭文可知，盠应当就是惠仲盠父，其为单氏家族第四代人，曾经供职于昭、穆二世。盠自述其文考大仲，应当就是盘铭之新室仲，其供职于康王。盠之祖考益公，应当就是盘铭中的公叔，其为第二代单公，供职于成王。公叔亦当“叔作单公”方鼎之叔，公为单公省称，叔为私名亦当代表其排行，而益公则可能为字或谥。
2.九年乖伯簋，其铭文曰：“唯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来见，献帛……。”关于此器的年代，目前主要有恭王与懿王两说。持第一种观点者认为，簋铭所见王命益公征眉敖以及眉敖来见献帛一事，应当与九祀卫鼎所记“眉敖者脂为使，见于王”系发生在不同时日的同一事件的前后延续，而学界公认九祀卫鼎的时代为恭王，故此乖伯簋的年代也应定为恭王（注：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持第二种意见者认为，此簋的形制与师虎簋等器相同，而师虎簋又与曶鼎的历日相接，故其应当属于懿王前后之器（注：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笔者以为，据综合分析应当以第一种意见为是。而此器之益公显系生称，由于其与成王时期的单氏益公年代相隔较远，因而两者显然并不是同一个人。
3.十二年永盂，其铭文曰：“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内，即天子命。公乃出厥命，锡畀师永厥田：阴阳洛疆及师俗父田。厥其公出厥命：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公乃命奠（郑）司土（徒）函父、周人司工（空）
、
史、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付永田……”。该盂的年代学界大都定为恭王，由于其与九年乖伯簋年代接近，因而两器铭文中的益公理当为同一个人。
4.二十年休盘，其铭文曰：“唯二十年正月既望甲戊，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大室，即位。益公右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锡休玄衣……”。此器学界大都定为恭王，故此益公亦当与乖伯簋和永盂之益公为同一个人。
5.申簋盖，其铭文曰：“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周康宫，格大室，即位。益公入右申立中廷，王命尹册命申：‘更乃祖考匹大祝，官司丰人，……用作朕皇考孟尊簋，申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此器的年代有穆恭、恭王以及恭懿时期三说。笔者以为，此器与二十年休盘记事同为正月王在周康宫，且两器的右者同为益公，昭示两器当属同一王世，益公亦当为同一个人。
6.十七祀询簋，其铭文曰：“……唯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右询”。此器的年代历来异说纷纭，对此刘启益先生曾有过较翔实的辨驳与论析，故定此器为懿王（注：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窃以为理由较为充分，姑且从之。该器益公当与上述恭王时期诸器铭文中的益公为同一人。
7.二年王臣簋，其铭文曰：“唯二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格大室，益公人右王臣，即立中廷，北向，呼内史年册命王臣……”。此器年代主要有懿王、孝王、夷王三说。按此器铭文中的内史年又见于五年谏簋，四年
盨与十三年望簋，而王在周师录宫与司马共又见于四年盨、五年谏簋、三年师晨鼎、三年师俞簋盖等器，上述铜器学界一般认为属于孝王时期（注：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因此可将二年王臣簋视为同一王世。由于孝王二年至恭王九年之间约为30年（注：参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公布的西周诸王拟年，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倘若益公在20多岁时袭职，至夷王二年时亦不过50岁，因此，如果将此益公与恭、懿时期的益公视为同一个人，仍可作为一种能够接受的选择。准此，则可知益公有可能历事恭、懿、孝三王，可谓是三朝元老。
8.益公钟，其铭文曰：“益公为楚氏和钟”。此钟为传世品，吴镇锋先生断其为恭懿之世（注：吴镇锋：《金文人名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当可从之。该器自铭益公为楚氏所作，依金文贯例推之，楚氏当为益公的先辈，亦可能为其配偶或祖妣等。目前尚无证据否认其与恭懿时期的益公并非一人。
9.毕鲜簋，其铭文曰：“毕鲜作皇祖益公尊簋，用祈眉寿鲁休，鲜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此簋为传世品，其时代当属西周晚期。该簋云毕鲜为其皇祖益公所作，明示毕鲜当为益公后裔，若依时代推论，此益公亦当与恭懿时期的益公为同一人。由于此簋是后代为其先祖所作的尊器，故毕鲜此人则极可能为毕氏，名鲜。毕氏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见于金文。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毕、原、丰、郇，文之昭也。”《史记·魏世家》谓：“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尚书·顾命》说：“唯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乃召召公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史记·周本纪》谓：“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作《毕命》”。康王时期的史
簋铭文曰：‘乙亥，王诰毕公，易史贝十朋……”。十四祀段簋铭文曰：“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在毕烝，戊辰，曾，王蔑段历，念毕仲孙子……”。或以为毕仲为毕公之子。由此可见，如同单氏家族一样，毕氏亦为西周时期的名门望族。毕鲜簋铭文证明，恭懿时期的益公当为毕氏，就象成王时期的单益公一样，此人亦当为一代毕公，即毕益公。
10.
簋，其铭文曰：“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尊彝……”。此器为传世品，原称龚伯彝，其时代亦为西周晚期。该簋铭文中的皇祖益公、文公、武伯有可能为同辈，亦有可能为祖孙三代，故器主与毕鲜有可能系同辈兄弟，或者为其晚辈。但无论怎样，似乎还没有充足的理由来排斥两人的皇祖益公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
二、穆公
主要见于以下诸器
1.穆公簋盖，其铭文曰：“唯王初女（汝）□，乃自商师还，至于周。王夕飨礼于大室，穆公侑御，王呼宰利锡穆公贝二十朋，穆公对王休，用作宝皇簋。”此器为穆公自作，穆公显系生称。由宰利、师豦与盠器可以判知，此器当属穆王时期。从铭文看当时穆公的职位似乎并不很高，大概其供职时间尚不太久。
2.盠方彝，其铭文曰：“唯八月初吉，王格于周庙，穆公右盠立中廷，北向。王册命，尹锡盠赤韨、幽亢、攸勒，曰：‘用司六师王行，三有司：司徒、司马、司工’。王命盠曰：‘兼司六师及八师蓺’。盠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祖益公宝尊彝……”。前已述及，由盘铭文可知盠即惠仲盠父，其为单氏家族第四代后裔，曾供职于昭、穆二世。此器云穆公右盠受王册命，证明两人曾经同朝共事。一般认为，金文中的右者与被右者大都属于上下级关系，而由上器所记王对盠的册命内容来看，当时穆公的身份、地位已经很高，应相当于掌管军政大权的执政大臣。
3.
簋，其铭文曰：“唯正月乙子（已），王格于大室。穆公入右立中廷，北向。王曰：，命汝作司徒，官司藉田……”。此簋为传世品，其文例与盠方彝很相似，且两器的右者同为穆公，故可判定其为同一王世，穆公亦当同为一人。
4.尹姞鬲，其铭文曰：“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忘穆公圣遴明比事先王，格于尹姞宗室繇林……”。另一件公姞鬲则谓：“唯十又二月既生霸，……天君蔑公姞历，使锡公姞鱼三百……”。这两件尹姞鬲为传世品，自铭为鼎但实为鬲。陈梦家等先生认为，“尹姞”是穆公之妻。“天君’指的是周王后妃（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载《考古学报》1956年4期。），由“天君弗忘穆公事先王”句可知，此“天君”当系恭王后妃。恭妃念念不忘先王旧臣，大概希望穆公能够更好地侍奉新君。
5.井叔采钟，其铭文曰：“井叔采自作朕文祖穆公大钟……”。此钟张长寿等先生断为懿孝时期（注：张长寿：《论井叔铜器》，《文物》1990年7期。），刘启益先生则断为孝王，并认为其下限可及于夷王之世（注：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井叔采之文祖穆公应当就是上述诸器铭文中的穆公，由此可知，穆公当系井氏，亦即邢氏。
6.禹鼎，其铭文曰：“禹曰：‘丕显桓桓皇祖穆公，克夹绍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忘遐朕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祖考政于井（邢）邦……”。此器的年代学界公认为历王，器主禹即叔向父禹簋之禹，其为井氏，名禹，字向父。禹鼎铭文中的穆公应当就是井叔采的皇祖穆公，从而再次证明穆公为井氏。
上述铜器铭文表明，穆公应系穆恭时期王室重臣，氏称为井，亦即邢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云：“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知井氏出自周公。依据金文资料获知，第一代井氏约在成王时受封于畿内奠（郑）地之井，即陕西凤翔县境。康王时“王命荣及内史曰：
井（邢）侯服（邢侯簋铭）”，即改封其于畿外之邢，在今河北邢台一带。康、昭时期，留相王室的邢氏长子一支称作邢伯，其名为井伯
父（见井伯父鼎）；穆、恭时期，邢伯主要见于长
盉与奠井伯
，以及五祀卫鼎、走簋、超曹鼎、师虎簋、豆闭簋、利簋、走簋、师永盂、师毛父簋、师奎父鼎、师
簋盖等铜器铭文，由师簋盖可知此代邢伯名
，官为司马（见走簋与师奎父鼎）。此人常为时王册命时的右者，显系群臣之首；约当恭懿之际，有代井氏名叫奠井叔康（见奠井叔钟、井叔盨、奠井叔康鼎等）；约当懿王至夷王时期，邢氏名门有奠邢叔蒦父（见井叔蒦父鬲）与丰邢叔采（见井叔采钟）等；厉王时期，邢氏名人主要有井（邢）叔向父禹等（见禹鼎等器）。
根据如上所述，可知穆公的生世主要在穆王与恭王时期，此人亦当为一代井（邢）公，为当时王室执政大臣之首，故其身份地位非常显赫。再参照井（邢）氏家族的世系与发展脉胳来看，我认为此穆公不仅与金文中的司马井（邢）伯年代相合，而且其身份地位亦正好相符。因此，我认为此穆公当非司马井（邢）伯莫属，斯人当依氏名而称井（邢）公或井（邢）白，名，字穆公，官司大司马一职，主要供职于穆、恭二世。由相关金文资料获知，大概当穆公年迈之后，其职位则逐渐被毕益公所取代。
三、武公
主要见于以下诸器
1.《禹鼎》，其铭文曰：“丕显桓桓皇祖穆公，克夹绍先生，奠四方。肆武公亦弗遐忘朕圣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井（邢）邦。……乌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准夷东夷广伐内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对扬武公丕显耿光。用作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此器学界大都定为历王。前述已明确禹为又一代井（邢）叔，名禹，字向父。由该铭文知禹为武公属下。噩侯之名见于噩侯驭方鼎及噩侯簋，簋铭“噩侯作王姞朕（媵）簋。”是噩侯嫁女于周王所作媵器，于是可知噩侯为姞姓。据考证，噩侯居地在今河南南阳盆地（注：张昌平：《噩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年1期；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2期。）。南淮夷、东夷是当时居住在江淮流域与山东境内的族邦。铭文记述在王向西六师、殷八师发布伐噩的征令之后，于是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徒驭伐噩并取得成功，看来武公当时应是执掌西六师与殷八师的军事首领，其官职亦当与穆公相近，极可能就是王室的大司马。另外，此次伐噩之役，似可与周厉王自铸《
钟》铭文相呼应。
2.敔簋，其铭文曰：“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准夷迁及内，伐
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命敔追御于上洛
谷，至于伊，班。长榜截首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于荣伯之所，于卒肆，复付厥君。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擒馘百、讯四十。王蔑敔历，使尹氏受
敔圭瓒、贝五十朋……”。此器年代有夷王、厉王等说，但以持厉王说者居多，故此武公当与禹鼎之武公为同一人。簋铭所述追御南淮夷战争有可能与禹鼎所述伐噩之役为同一事件，也有可能属于另一次局部战事，由于两器年代接近，因此即使不是同一事件其发生时间也不会相差太久。或以为敔即公作敔尊鼎、簋铭文中的敔，其为一代应侯（公），居地在今河南平顶山市一带（注：王龙正：《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4期。）。
3.多友鼎，其铭文曰：“唯十月，用玁狁放，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荀，衣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
，多友有折首执讯。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二十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复荀人俘。或搏于龚，折首三十又六人，执讯二人，俘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多友或有折首执讯。乃轶追至于杨冢，公车折首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三人。唯俘车不克，以卒焚，唯马驱尽。复夺京师之俘。多友乃献俘馘讯于公，武公乃献于王。王乃曰武公曰：‘汝既静京师，汝，锡汝土田。’丁酉，武公在献宫，乃命向父召多友，乃延于献宫，公亲曰多友曰：‘余肇使汝，休，不逆，有成事。多擒。汝静京师，锡汝圭瓒一，汤（锡）钟一肆，鐈鋚百钧’。多友敢对扬公休，用作尊鼎，用朋用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此鼎的年代有夷王、厉王等说，但以赞成厉王说者最多，理由亦最充分。毋庸置疑，此鼎武公与前述武公当为一人。武公命向父召见多友时的向父，即井（邢）叔向父，亦即禹鼎之禹；而多友则无疑当属武公之部下。据考证，玁狁进犯京师之地在今彬县、长武一带，而玁狁的族居地则大致在今甘肃天水以及宁夏固原一带（注：李学勤：《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人文杂志》1981年6期。）。
4.南宫柳鼎，其铭文曰：“唯王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庙。武公右南宫柳即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命柳：‘司六师牧阳（场）大□，司羲夷阳佃史……”。此鼎的年代学界多定为厉王，因而武公亦当与上述诸器相同。南宫柳系南宫氏，名柳，所司之职则与西六师有关。
由以上所述可知，武公当主要活动于厉王时期，其身份则与穆恭时期的井（邢）穆公相当，为王室执政大臣之首，即相当于大司马一职，那末，此武公又究系何人呢？余颇怀疑此人应当就是召公（伯）虎。其理由是：（一）《后汉书·东夷传》记载道：“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命召公伐而平之”。虢仲征淮夷之事已由虢仲盨铭文证而实之；而禹鼎与钟铭文则记述厉王时征伐南淮夷与东夷并且大获全胜（注：钟铭文谓：“王肇省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子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服子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来见，二十又六邦……”。）。因此我认为命召公伐淮夷的王可能不是宣王而是厉王。（二）由文献记载可知，召公在厉王时已为执政大臣。如《国语·周语上》载道：“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不听，于是国莫敢言，三年流王于彘”。《史记·周本纪》则谓：“（厉）王暴虐侈傲，国人谤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防民之口，甚于防水’。……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又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三）《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谓：“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史记·秦本纪》则谓：“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畔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厉王时代戎狄入寇，王命讨伐之事当与多友鼎铭相印证。（四）由文献记载可知，召公曾拥立辅弼宣王，说明召公曾历事厉、宣两朝。《诗·大雅·江汉》据《诗序》云为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所作（注：前人考证尹吉甫当即兮甲盘铭文中的兮伯吉父。），其在描绘王命召公伐淮夷之事时谓：“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此事释者多以为王为宣王，若是，则说明宣王时曾继续对淮夷用兵，而召伯（公）虎则依然担任军旅主帅。根据以上理由，我以为若认定武公就是召伯（公）虎，其在时代与身份等方面都是极其相称的。若是，则可知此人亦当为一代召公（伯），名虎，字武公（注：召公（伯）虎见于五年和六年彫生簋，以往学者多认为这两件彫生簋同属宣王，但林沄先生考证后则认为两器“最有可能为厉王时”，余以为此说颇有道理。林说见其所著《彫生簋新释》一文，刊于《古文字研究》第三辑。此外，1993年在洛阳市东郊第906号墓葬中曾出土两件召白虎盨，铭文为“召伯虎用作联文考”，时代当属厉、宣二世，详情见《考古》1995年8期。）。然亦有文献称召伯虎为召穆公，我以为穆公或可能为其死后谥称（注：我的这种看法暂且只是一种假说，目前尚无扎实之根据。）。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时期应当至少有两位益公，第一位益公为单氏家族的第二代后裔，名叔，字或谥称益公，此人曾供职于成王时期；第二位益公很可能就是毕益公，其为周公之子毕公高的后裔，主要供职于恭、懿之世，但其私名目前尚不可知。见诸于金文中的穆公，此人则当为—代井（邢）公，名，字穆公，主要供事于穆、恭两朝，官为执政大臣之首，或相当于大司马一职。据文献记载井（邢）氏家族亦为周公支裔。而见诸于金文的武公，斯人则极可能为又一代召公（伯），名虎，字武公，或谥穆公。此人主要供事于厉、宣两世，为当时王朝执政大臣之一。由文献记载以及相关金文资料可知，召氏家族应当出自文王之子召公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