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与“民国”中凤凰涅盘的起伏_郭沫若论文

《凤凰涅槃》在民国选本和共和国选本中的沉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本论文,凤凰论文,共和国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7-0106-09

      《凤凰涅槃》最初发表在1920年1月30日至31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后收入诗集《女神》。现在的史家和新诗读者在谈及《女神》或者郭沫若的新诗时，自然会把目光落在《凤凰涅槃》上，将其视为百年新诗的“经典”之作，甚至将其视为“五四”时代的精神象征。那么，《凤凰涅槃》的“经典”地位在何时开始确立的，是否在问世之后就受到读者的追捧而一路走红；《凤凰涅槃》又为何能在众多的郭诗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郭沫若最重要的代表作。为了探寻出《凤凰涅槃》走向“经典”的奥秘，我们通过大量的选本统计和史料搜集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凤凰涅槃》在民国时期处于被冷落的“缺席”状态，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诗歌选本中，直到1950年代以后才被选家看中，开始走进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随后逐步受到热捧。在新诗接受史上，《凤凰涅槃》这种命运突变的现象可谓十分独特。在《凤凰涅槃》的经典化过程中，诗歌以外的非文学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招来了对《凤凰涅槃》“经典”身份的质疑。本文将从选本的维度对《凤凰涅槃》的传播进行历时性考察，通过统计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选本对《凤凰涅槃》以及郭沫若其他诗作的收录情况，以数据分析呈现《凤凰涅槃》走向“经典”的历史脉络，探寻其背后隐含的成因，也为重新审视新诗中的“经典”作品提供有益的启发与思考。

      本文采用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1920年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为始，对近百年来出版的191个文学选本收录郭沫若《凤凰涅槃》及其他新诗的情况进行数据统计与学理分析。

      

      

      表一显示，在1920-1970年代选本中，郭沫若的地位十分显著。在表一所列出的50种选本里，郭沫若仅缺席4个，即《文艺园地》(柳亚子编)、《现代中国诗选》(孙望、常任侠编)、《战前中国新诗选》(孙望)和《诗歌选》(王者)，说明郭沫若确立了在中国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从《凤凰涅槃》的接受情况而言，在以1949年为节点的前后两个时期里，《凤凰涅槃》在选本中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传播命运。在1920-1940年代，选录郭沫若新诗的25个选本，无一例外地把《凤凰涅槃》排除在外，使这首长诗成为选家一致的“弃儿”。《凤凰涅槃》在选本中“缺席”，也就失去了成为新诗“经典”的可能性，同时也面临着被时代和历史淘汰的危机。那么，为什么众多选家无视《凤凰涅槃》的存在，使其在新诗发展的三十年里竟出现一段漫长的空白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它的缺席本身意味着什么？

      第一，选本遴选标准不统一，直接造成了《凤凰涅槃》的“落选”。各个时期的诗歌选本，在编选时出于不同的目的，其编选方式和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选本分类遴选，《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急着向世人展示早期新诗所取得的成绩，按照内容把诗歌分为“写景”、“写实”、“写情”、“写意”进行分类编排，其目的在于“把白话诗的声浪竭力的提高来，竭力的推广来”。①《凤凰涅槃》从表现内容上看，难以归入上述四类之中，无法入选；有的选本偏向于审美抒情的选编标准，如《恋歌》(丁丁、曹雪松编)、《抒情诗》(朱剑芒、陈霭麓编)等，《凤凰涅槃》既非恋歌，又不是倾吐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感伤，与编者着眼于个体情感抒发的标准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也难以入选；有的选本本身就诞生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所选的作品自然要反映当时的时代主题，《抗战颂》(唐琼编)、《战时诗歌选》(冯玉祥等著)、《抗战诗选》(金重子编)、《战事诗歌》(钱城编)所选的郭诗都是写于抗战时期的急就章，反映抗战生活和高扬全民族抗战热情的作品，而彰显“五四”精神的《凤凰涅槃》自然不会入选。

      第二，受中国古典抒情写意传统影响，选本在取舍上还要考虑诗歌体裁和篇幅长短等诸多问题。与西方诗歌相比，中国古典诗歌偏重抒情写意，并以短小精悍为重要审美标准，没能产生古希腊那种长篇叙事史诗，主要是源于这种传统的诗学观念。一些编者囿于传统认知和惯性思维，在选择篇目时便把篇幅较长、长于叙事的作品排斥在外。卢冀野在《时代新声》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论其内容，予所收者，无一不具充满的实质，抒情诗最多……论其外形，予所录者，无一不具审美之辞藻，调和之音节，大都蜕化而成。”②在内容和形式上，选本收录的诗作要符合优美的辞藻、和谐的音调等固有的抒情传统，而《凤凰涅槃》尽管有着浪漫的抒情，但在编者看来，其诗中过多的叙事成分和对话形式，加上融进较多的神话传说，应该归为诗剧的行列里。孙俍工在《最近的中国诗歌》中便把《凤凰涅槃》作为“剧诗”加以介绍，并认为“是一种兼叙事诗与抒情诗两面的主客观诗。”③基于这种观念的认识，选家更钟情于郭诗中那些辞藻精美，意象奇警，具有唯美情调的作品，如《夜步十里松原》、《新月与白云》等，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显得较为独特又难以简单归类的《凤凰涅槃》免不了处于尴尬的境地。

      第三，编选者的个人性格和视角眼光影响其取舍，致使《凤凰涅槃》落选。鲁迅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④选本的编辑整理过程本身就是极具个人化色彩的文学活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选家的个人眼光、审美取向甚至性格特点都对选本的编选产生一定的影响。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朱自清编)是一部着意钩沉新诗历史的诗选，出于此目的考虑，朱自清希望全方位、多层面地选择诗歌，向读者全面介绍新诗人，给予读者选择和阅读阐释的自由空间。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无法真正做到全面再现新诗客观发展，他坦言“大系”所收录的“只是就所能见到的凭主观去取。这其间自然免不了偏见，但总盼望取的是那些影响较广或者情境较新的。”⑤《凤凰涅槃》无论在影响上还是诗的情境上都应该符合朱自清的选编标准，但却偏偏没被收录，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朱自清的审美取向和个人性格有关。虽然朱自清在《导言》中对郭诗溢美有加，但在选择篇目和数量上还是有所偏好。郭诗入选“大系”25首，数量上低于闻一多(29首)和徐志摩(26首)，排在第三位。此外，“大系”遗漏的郭诗不仅有《凤凰涅槃》，还有同具狂放风格的《天狗》、《立在地球上放号》，这说明编选者的审美取向更趋同于“新月派”对艺术的节制，而非郭诗天马行空般的自由与豪放，这种审美判断也更符合朱自清本人温柔敦厚、儒雅高狷的学者品性。至于后来的《现代诗钞》对《凤凰涅槃》的轻视，更是编者闻一多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的使然。闻一多曾批评郭诗有过于欧化的缺点，正是针对过于散漫的形式和缺少诗韵的自由体诗，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新格律主张。受限于人情影响，对于私交较好的诗人自然有所偏重，《现代诗钞》收入新月派诗人的新诗所占比例较大，却只选了郭沫若6首诗作，在数量上远低于其他知名的诗人，这与郭沫若在诗坛的地位极不匹配。郭沫若在闻一多眼中的“降格”直接反映在其篇目的选择上，《凤凰涅槃》也自然因形式散漫、缺乏节制等缺陷而被挡在选本之外。

      第四，重要诗歌选本对《凤凰涅槃》的盲视，进一步强化了这首诗在民国时期受冷遇的程度。民国时期的所有选本中，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对新诗的传播和接受所产生的作用力尤为明显，除了《凤凰涅槃》以外，郭沫若几乎所有的名篇都被编选在其中，使得之后的选本在遴选篇目时也自然受到“大系”的影响。其中，《诗》(钱公侠、施瑛编)和《现代新诗选》(笑我编)这两个选本所选郭诗的数量都在10首以上，其编排的篇目大体与“大系”相仿，几乎涵盖了郭沫若的所有名篇，但唯独遗漏掉了《凤凰涅槃》。朱自清没有收录《凤凰涅槃》，直接造成了1930-1940年代别的诗歌选本中《凤凰涅槃》的缺席。

      从表面上看，《凤凰涅槃》在民国时期选本中的“空白”是选家个人因素造成的，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新诗发展过程中谋求合法性地位的现代性焦虑。新诗从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伴随着寻求合法性地位的问题。早期白话诗着眼于与旧诗的分野，凭借着现代媒体的广泛影响迅速扩大新诗的声势，因此，包括选本在内的新诗集的结集出版，成为新诗合法性向外部扩张的重要举措。编选者在遴选作品时，不仅要考虑诗人的影响，还要从新诗发展的内部规律和诗学理论探索的角度去对新诗作品进行取舍，这就把对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延伸到诗歌艺术美学的层面上来，从诗歌语言、形式、文类秩序等方面着眼，以寻求新诗的合法性地位。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对《凤凰涅槃》的忽视，也正是基于诗歌艺术形式和审美蕴藉的角度而有意为之，在新诗内部进行自我辩驳与思考，期望通过甄别与遴选，为新诗留下“经典性”作品，而这种经典化的行为过程，也推动着中国新诗合法性地位的确立。

      那么，选本的忽视是否意味着《凤凰涅槃》本身就是一首乏善可陈的平庸之作，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地消失在读者的视野里呢？《凤凰涅槃》被遗忘的命运又何时发生转换的呢？1956年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一次将《凤凰涅槃》列入选本篇目，这是该诗除了入选郭沫若个人诗集之外首次进入公众的阅读空间，为其迈向新诗“经典”的行列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部诗选选取1919年至1949年26位诗人92首作品，收入郭诗9首，《凤凰涅槃》排在郭诗的第三位，可以说比较重视这首长诗。臧克家为何能够独具慧眼，把这首诗又重新拉回到读者的阅读视野里，使该诗的命运在1950年代之后发生“剧变”呢？

      《凤凰涅槃》地位的迅速上升始于1950年代，这与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文艺环境变化有关。诞生在“五四”时期的《凤凰涅槃》，发表后便引起广泛讨论，有赞赏之词，也有质疑之声，但都立足于诗歌艺术规律的角度表达见解与主张，批评之声多集中于郭诗外在形式的弊端，认为“他的结构太单纯了，有时仍旧不脱浅露之病”。⑥但进入1950年代以后，时代语境和文学环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文学由多元走向规范，政治立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评判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者‘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⑦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对《凤凰涅槃》的解读突出了爱国的思想倾向和革命性的精神主旨。郭沫若曾强调“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⑧之后的学者、选家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指向性地阐释，王瑶较早地把这首诗与“新生的中国和新生的民族”⑨联系起来，这种具有定性式的解读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史写作。1956年，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虽有钩沉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历史的意图，但终究还是一次体现政治化意图的非个人行为，发挥建立文学新规范的导向作用。“这本选集，主要是给青年读的，是为了帮助青年人认识‘五四’以来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学习它的革命传统，因而，主要应着眼于有进步影响的诗人，着眼于思想性较强的诗。”⑩臧克家在序言中高度肯定了郭沫若的诗作，认为《女神》充满了“对于祖国未来的新生的渴望”，也是“第一次把新诗的题材伸展到历史神话的范围里去，用了历史神话故事，而又不使它脱离现实的意义”。(11)这些评价具体到诗歌文本时，全部能够与《凤凰涅槃》相对应。这首描写古代神话中凤凰再生故事的诗作在臧克家看来，可以解读为一个暗示中国现实的故事，凤凰的再生就是中国的新生，符合对新中国的历史预言与想象。诗中的凤凰被赋予崇高、神圣的意义，是被作为祖国、民族的象征，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化身而被讴歌。在这里，《凤凰涅槃》的思想价值被放大，而其艺术形式方面存在的问题则被搁置，狂放自由的抒情形式也被视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其目的是要建立起符合规范的文学“经典”。因此，从国家意识层面上看，《凤凰涅槃》更符合革命性话语对“经典”的有效阐释，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也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

      臧克家的选本在1950-1960年代所具有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使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为《凤凰涅槃》在国家意识和读者接受两个层面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笔者所搜寻的选本中，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下)》是继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之后最早收录《凤凰涅槃》的选本。这部诞生在极“左”思潮笼罩下的选本，收录郭沫若诗歌10首，《凤凰涅槃》被安排在全书的第一篇。更有意味的是，编者在编选说明上明确表示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不选，而《凤凰涅槃》的入选则有悖这个原则，更加说明了这首长诗在选家心中的独特分量。这部选本明显遗留着“文革”的印记，所收录的诗歌除了郭沫若、冰心、闻一多、蒋光慈、殷夫、臧克家、田间等现代诗人的作品之外，还集中选录了15首“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以及表现革命气节和歌唱祖国和工人劳动的作品。选家看中《凤凰涅槃》的原因，自然着意突出其革命性的思想倾向和对新世界的礼赞。在文艺作品几乎被全盘否定的特殊时期，《凤凰涅槃》能够保留其“合法”地位而继续传播，进一步增加了该诗在读者心中的分量，也影响了1970年代末作品选的编选。从1977到1979年间，表一列出各高等院校编选的作品选全部收录了《凤凰涅槃》，其中不乏有单独选录的情况。1979年，旨在便利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提供齐备的文学史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联合编选了三卷本《新诗选》，其中第一册选取了以《凤凰涅槃》为代表的郭沫若的30余首诗作，再次体现对郭沫若的重视。此选本影响力和传播力较大，初版就印刷十万册，其中确立的许多新诗名篇都成为后来诗歌编选者的重要参考来源。此次《凤凰涅槃》的入选进一步巩固了在选本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以后，这首抒情长诗从被忽略的“弃儿”渐变成受热捧的“宠儿”，成为众多诗选和文学作品选的必选篇目，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突出地位日益稳固，同时也加快了迈向“经典”的步伐。以下是1950年代以来162种选本对郭诗收录情况的统计数据。

      

      

      从表二、表三可以清楚地看到，《凤凰涅槃》成为1950年代以后郭诗入选频次最高的作品，占总频次的80%，远远高于其他作品的入选次数，名副其实地成为郭沫若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这组数据的背后，还有几个特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通过与表一的比照，民国和共和国的选本在篇目上存在着较大的变化，除了《凤凰涅槃》的“异军突起”之外，民国时期入选次数最多的《夜步十里松原》在1950年代之后便受“冷落”，仅有9次入选，而《炉中煤》、《天上的市街》、《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均超过50次，成为读者眼中郭诗的代表作。第二，这162个选本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是高等院校编写的文学作品选，如《新诗选》第1册(北京大学等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林志浩，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二是普通的鉴赏性读本，如《中国新诗选(1919-1949)》(臧克家，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现代诗歌名篇选读》(吴开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新诗名作导读》(龙泉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中国新诗：1916-2000》(张新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三是为百年新诗“遴选经典”的多卷体长篇选集，如《中国新诗总系·第一卷1917-1927》(姜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1卷》(李怡，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四是专为中小学生提供课外阅读的通识性读本，如《现代新诗一百首》(少年文学诵读本，钱光培编注，北京出版社1983年)、《中学生阅读与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卷》(李霆鸣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影响中学生一生的60首诗歌》(陈荣赋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等。选本类型的多样化说明了《凤凰涅槃》具有传播范围广、受众群体多的特征。第三，在选有《凤凰涅槃》的130个选本里，有27个选本把《凤凰涅槃》列为郭沫若的唯一代表作，超过选本总数的20%，如《诗歌精粹》(刘雨婷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百年百首经典诗歌(1901-2000)》(杨晓民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刘复生、张宏主编，蓝天出版社2004年)等，这种独篇“代表”身份加上“精粹”、“经典”、“名著”的标签更加显示出《凤凰涅槃》在郭沫若诗歌中的独特位置，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中国新诗中的“经典”地位。

      从数据上可以发现，1950年代以后的《凤凰涅槃》开启了广泛传播的新阶段，但其发展的趋势却并非直线上升，而是出现过波澜起伏。198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15年间处在高峰期，而1990年代则陷入了低谷，这说明《凤凰涅槃》缺乏能够超越时代的限制而具有更加长久和共时性的价值，而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其经典化之路更多的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这也让读者对其“经典”地位产生了怀疑。

      《凤凰涅槃》之所以在1980年代呈现“繁荣”之势，背后的原因离不开“学院派”对该诗的重新认识和批评阐释，并直接加快了其走向“经典”的步伐。由表二显示，《凤凰涅槃》入选高校教材的次数远高于普通选本，超过总数的70%，这说明在《凤凰涅槃》走向“经典”的过程中，“学院派”的助推力是最大的。在1950-1970年代收录《凤凰涅槃》的21个选本里，高校教材选本(主要指文学作品选)就占了19个，1980年代的占了36个，而且大部分选本在编排郭诗篇目时把该诗列为第一篇，有的选本还附有专门解析品评的文章，如《“五四”精神的号角——读〈凤凰涅槃〉》(《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钱谷融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是火在歌唱——〈凤凰涅槃〉浅析》(孙玉石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下》林志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高校选本是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实际情况而编写的，直接反映了该学科在高校中文系中的教学内容。自从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颁布以来，全国各高等院校按照大纲的内容进行教学研究，而郭沫若在大纲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因此，郭沫若及其新诗创作成为现代文学教学中的重点。在为数众多的郭诗里，《凤凰涅槃》能够被集中地凸显出来，尤其在1970-1980年代形成了较为一致性的评价话语，除了延续了1950年代对“凤凰”隐喻中国再生的象征性解读之外，更着眼于《凤凰涅槃》中所体现出的五四精神和时代特征。在一些选家看来，“《凤凰涅槃》中所表现的那种摧毁一切、创造一切的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气魄，正是五四时代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体现”。(12)而此时的中国，在“文革”结束、国家政治生活恢复正常的前提下，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新启蒙主义”迅速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潮流和文学意识。这种启蒙意识根源于对“文革”封建主义肆虐时期的否定，也形成了对现代未来的渴望。因此，十七年文学中“革命浪漫主义”被新时期的“启蒙浪漫主义”所取代。《凤凰涅槃》所体现出的五四文学中对人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心中最为迫切的渴求，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诗中抒情的成分和自由的形式也符合整个1980年代的浪漫精神。可以说，从《凤凰涅槃》中解读出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求新变革意识与整个时代语境形成了呼应，众多论者对其所进行的经典性阐释也支撑起时代变革的呼声。《凤凰涅槃》因此迎来其经典化之路上的第一次高峰。

      但是，《凤凰涅槃》在1980年代的热度并没有持续到1990年代，而是出现了陡然降温的现象。由表三显示，1990年代入选郭诗的数量明显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低于其他时期的入选频次。虽然《凤凰涅槃》仍然是入选频次最多的作品，但与其他诗作的差距在缩小，这种变化证明了《凤凰涅槃》的“经典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何以会出现这种波动呢？这与1990年代文学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全面进入现代化的物质实践阶段，1990年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理念步入了复杂的转型期。在文学界，“多元化”、“个人化”取代了以往的启蒙指向，曾在1980年代充当思想先锋的知识分子，开始喊出“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口号，试图打破原有的价值标准，进行重新的考量和评判。随着启蒙意识的旁落，浪漫主义日趋式微，现代主义成为1990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对“经典”的质疑、文学大师排座次等事件的发生，使文艺评判的标尺呈现多元性和个性化的特征。1994年围绕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排名，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大师“座次”问题的轩然大波，茅盾、郭沫若等大师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中，郭沫若位列12位诗人中的第八位，排在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之后，颠覆了郭沫若原有的大师形象。郭沫若之所以被“降级”，是编选者用某种特定的尺度去衡量其价值的结果，即“诗歌文本的审美价值及其对诗史的影响”。(13)当剔除了时代话语对诗歌的潜在影响和精神感召的时候，人们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也自然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对其整体诗歌认同感的滑落上，也表现在对郭诗内部“经典”作品选取标准的多样性上。在1990年代的选本中，有7个选本排除掉《凤凰涅槃》而选取其他作品作为郭诗的代表，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严家炎、孙玉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新诗经典》(江水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名作三百篇》(张大明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天上的市街》、《天狗》、《炉中煤》、《太阳礼赞》等作品也同时进入到选家“经典”的视域里，有的选本还把《天上的市街》(《新诗选》罗洛编，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1年)、《夜步十里松原》(《中国现代诗一百首》庞秉钧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等诗歌作为独篇代表郭诗入选。可见，《凤凰涅槃》在走向“经典”的过程中，并非一路走红，而是夹杂着许多质疑之声。《凤凰涅槃》“经典”地位所受的挑战，有源自文学之外的原因，即知识分子对以往的“价值立场”产生的怀疑和困惑，表现出深刻的危机意识；同时也是源于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内因，其众声喧哗的背后表现出中国新诗以独立的美学品格加入世界诗坛的焦虑性渴望，这也成为1990年代文化界关注的焦点。

      但是，在21世纪以后的15年里，《凤凰涅槃》的命运再一次发生逆转，没有在质疑的声浪中走向衰落，而是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迎来了新的“爆发”。表三显示，在新世纪以后的十余年间，《凤凰涅槃》入选频次明显高于1990年代，与1980年代持平，重新回归到选本的中心位置，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新诗中的“经典”席位。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带来这种变化呢？《凤凰涅槃》的超凡想象、夸张语言以及绝对自由的形式，充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眼光，带来审美观念的转变。随着社会前进脚步的加快和科学文化、社会生产力稳步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必然发生根本改变。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传播媒体的产生和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相对收缩，这便导致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使人们形成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心理。在此基础上，必然要形成新的审美意识。因此，对传统的反叛、个性张扬、注重自我的表现成为现代人的生存诉求。“《女神》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期受读者欢迎，它的传播、接受经典化过程，是民族现代审美意识建构的重要环节，张扬了现代浪漫主义美学，培养了浪漫主义审美趣味，为五四以降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眼光，凝练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浪漫主义艺术精神。’(14)《凤凰涅槃》中呈现的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体现了与传统彻底决裂、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高昂精神，这正是现代人面对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化所表现出自信的精神映照，与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不同，传达着一种具有强烈个体意识的现代情绪。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挤压在新诗身上的政治思维逐渐隐退，开放包容的时代语境为《凤凰涅槃》的“更生”提供了广阔的土壤。革命和启蒙的浪潮早已退去，现代主义的热度也随之锐减。开放自信的时代环境，让读者重新审视《凤凰涅槃》的外在形式，那种“绝端的自由”形式和酣畅淋漓的情感喷涌不再遭人诟病，而是以冲破陈规戒律、开合自如之气焕发出“美的中国”的诗意写照。当人们不再把目光局限于诗中所隐含的国家预言和政治隐喻的时候，这才发现其诗中所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把神话传说的外壳嫁接在作者浪漫的艺术想象之中，纯洁、美丽、高尚的凤凰形象代表了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在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的同时，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的象征，这便是闻一多所追求的“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15)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凤凰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创造凸显出带着民族和时代的悲剧美特征，再次走进现代人的审美视野，也符合新诗现代性的发展之路。

      纵观中国新诗近百年的接受史，作为个例的《凤凰涅槃》在历史的长流中几经起伏，在新诗中“经典”地位的确立也较为复杂。新诗的经典化是一种动态渐变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与文学批评、作品遴选和读者的接受有着密切的联系，既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也制约于新诗自身的发展逻辑。《凤凰涅槃》在民国时期虽曾声噪一时，但很快被读者所冷落，以致在选本中销声匿迹，成为时代的“弃儿”。随着1950年代以后国家形态的改变，《凤凰涅槃》又迅速“升温”，成为时代的“宠儿”，逐渐成为新诗中的“经典”，并在质疑声中不断地被阐释与强化，最终稳固住它在新诗史中的地位。应该承认，在《凤凰涅槃》的经典化过程中，外部语境和非文学因素的参与作用不容忽视，革命话语、政治隐喻和启蒙理想共同构成了阐释《凤凰涅槃》的精神资源，致使各个时期的选家不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新诗的本身，而是放在排除掉审美传统之外的意义挖掘上。要知道，“一部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和对未来的审美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体现”。(16)过多附着在《凤凰涅槃》身上的非文学因素，让其“经典”的意义难免受到质疑。如果抛开历史语境和政治话语对新诗传播接受的制约，重新考量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凤凰涅槃》能否进入经典作品的行列，在未来的传播空间里是否依然保持如此之高的接受度，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凤凰涅槃》的经典化是选家、读者和时代语境等因素共同参与的建构过程，也为读者重新审视所谓“经典新诗”提供了新的思考。

      ①许德邻：《分类白话诗选·自序》，崇文书局1920年版，第4页。

      ②卢冀野：《时代新声》，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第3页。

      ③孙俍工：《最近的中国诗歌》，文学研究会编：《星海》(上)，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65页。

      ④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⑤朱自清：《编选凡例》，《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页。

      ⑥钱公侠、施瑛：《诗》，上海启明书局1936年版，第5页。

      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⑧郭沫若：《创作十年》，《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⑩大伊：《有关〈中国新诗选〉的几件事》，《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

      (11)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12)兰少成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13)张同道、戴定南：《纯洁诗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4)方长安：《新诗传播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

      (15)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年第5期。

      (16)张柠：《诗比历史更永久》，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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