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方针论文,八路论文,战略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斗争形式，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史上的奇观，它对于实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开创全民族的抗日新局面，以至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全面抗战开始之际，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并没有立即形成，而且它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是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创导者，他对于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历史的考察和研究。
一、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是毛泽东在平、津失陷后正式提出来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非常关注红军如何调赴华北直接对日作战的军事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毛泽东来不及对战局形势和敌我友各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所以红军最初的战略方针仍是在国内战争擅长的集中兵力攻势防御的运动战。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和对敌我友各方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逐步将红军的战略方针由攻势防御的运动战转变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这个过程中，平、津失陷是转变的转折点。
在平、津失陷前后，毛泽东曾三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期间。7月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谈话会。当毛泽东得知国民党方面要求红军担任平绥线国防后，即命令红军各部改变准备待命的时间，由原来一个月准备完毕，改为10天。同时于7月14日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并强调指出：“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①可见，运动战是红军最初的抗日战略方针。
为实施这一方针，毛泽东于7月16日制定出一整套红军参战方案。根据这一次国共谈判情况，方案分两种：（一）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二）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编成一个三千人的游击师派去。
但是，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很不顺利。蒋介石在谈判中反对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坚持其所设政治训练处没有指挥机关的职能，只能进行联络工作，并蛮横地要朱、毛出洋。正是由于这些关键问题得不到解决，使谈判陷于僵局，毛泽东第一次红军参战方案因此受挫。
正当第二次庐山谈判宣告失败的时候，国民党冀察当局宋哲元的代表于7月19日与侵华日军参谋长桥木签定了三项和平妥协条款。这使毛泽东深刻感到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的严重斗争，从而有必要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事加以总结。于是毛泽东于7月23日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他在文章中提出“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但这是向全国军队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方面”，所以还不能认为是为红军确立了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第二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是在云阳红军自行改编时期。当时聚集在云阳的前方红军将领出兵华北求战心切，当他们得知周恩来等在庐山谈判不成，于是向延安提出红军自行改编成3个师1个军，并向全国公布的意见。毛泽东接电后，立即指示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结束同国民党谈判，即返云阳与红军将领们商定改编事宜。
7月2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提出延安方面对改编的意见：“（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这个改编方案针对蒋介石在谈判中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对红军加以限制的恶劣态度，明显地强调红军在指挥和人事方面独立自主的原则。但从战略方针来看，仍是采用攻势防御的运动战，因为“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战斗区域“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还是独当一面。
毛泽东第三次提出红军参战方案是在平、津失陷后，讨论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时期。正当红军在云阳积极改编和准备出动华北参加防御战争之际，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宋哲元的让步妥协并没有制止日军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声中国民党军起而抵抗日军，但几十万军队只抵抗了几天，平、津就很快失陷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虽然毛泽东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公开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安，没有抗战决心所致。但是，敌强我弱确是个严峻的事实。国民党军虽说战斗力不如红军，但无论从人数和武器装备上都要优于红军许多。当时红军总数不到4万人，力量单薄，加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最后形成，红军的编制、指挥和给养等问题都未解决，而且出兵行动还要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很大牵制。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着来势凶猛的强大敌人，红军能否独当一面，红军能否进行运动战，确实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的大问题。
正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当即决定“拟复以朱、周、叶三人赴京”。毛泽东并指示：这次赴南京须求得“决定国防计划”和“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一同解决。②
为说明红军作战方针，8月1日即平、津失陷后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已到云阳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③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出的红军参战方案，这与第二次提出的红军参战方案有了根本的改变：第一，不是集中作战而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第二，不是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而是在战役战术上不受束缚。第三，不是主力集中一起出动，而是以出三分之一为适宜，其余兵力逐步使用之。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已改变红军在国内战争时期擅长的运动战的战法，开始确立以游击战为红军的战略方针，虽然此时提出的作为战略方针的游击战还待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完善，但毕竟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迈出了第一步。
从7月28日的第二次红军参战方案，到8月1日的第三次红军参战方案，一共只有三四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毛泽东就有这样大的转变。可见，平、津失陷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游击战本是毛泽东十分熟悉的作战形式，现在又把它提到战略方针的地位，这说明是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对它的需要。后来，朱德曾对此说过：“抗日游击战争，并非谁能故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力量能够把它取消。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二、洛川会议和党内对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争论
毛泽东在平、津失陷后虽然提出了游击战战略方针，但当时在云阳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思想并未跟上毛泽东的认识和转变。在讨论准备提交南京国防会议的方案时，云阳和延安之间，就作战方针的一些具体问题便产生了分歧意见。
8月4日，毛泽东收到云阳方面朱德、周恩来等《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击抗战的意见》的来电，他在同张闻天于8月5日的复电中，就这两个文件的某些内容提出不同看法。复电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的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用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关于使用兵力，应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但须估计战争的长期性与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则尚有10个师）等问题。④
为统一全党思想，真正确立红军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8月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第一次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其实在7月下旬红军云阳改编时，驻云阳的红军将领就曾向中央提出过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建议。当时中央书记处认为并无原则问题需要从新讨论，要开政治局会议须待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回来才能决定，又因来延安开会往返半月以上，影响部队改编等原因，所以没有同意要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现在毛泽东认为召开这样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时机成熟了。同时，毛泽东还致电在山西作统战工作的彭雪枫，要他调查敌军和友军的情况，如敌步兵、特种兵战斗力，敌飞机的破坏力及杀伤力；守卫平、津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损失程度和失败的军事原因；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一带的地形、给养工事等。这些情况的调查，对于制定正确的红军战略方针有很大的帮助。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天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把八路军战略方针归结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着重解释了什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对“独立自主”和“山地战”两条原则并无不同意见，关键是如何理解“游击战”的原则。如有同志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多打大仗。他们认为运动战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机会减少，但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在胜利把握较多时，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而主张提“游击运动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这种意见有部分的道理。因为就运动战与游击战比较而言，它们在战役的进攻性和流动性上都是一致的，差别就在于是否集中兵力（正规兵团），而且就这一差别来说，游击战有时在战役战斗中也需要集中兵力，以造成对敌优势而取得胜利。那么怎样的集中才算运动战，怎样的分散才算游击战，有时很难明确一个界线。所以毛泽东同意在“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后面加上“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的话。
但是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这是有原则性差别的。以游击战为主，就是要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为主；以运动战为主，就是要集中兵力以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所以这种意见希望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并列起来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还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
“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所以以谁为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问题，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的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八路军分散开来，发动群众，组织起千万个游击队，打麻雀战。这样做虽然暂时起不到战略决战的作用，但是结小胜为大胜，最终能使日寇丧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有同志则主张把仅有的几万人的八路军集中起来使用，配合国民党军打大仗，这样做是用我之短，对付敌之长，就会使八路军随时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八路军急于上前线，对游击战战略方针还没有讨论透彻，洛川会议就结束了。
在洛川会议上，彭德怀就八路军作战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过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他建议在“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后面加上“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彭德怀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由于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是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⑤洛川会议后，毛泽东曾多次致电彭德怀，向他反复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在9月21日的电报中，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彭德怀坚持游击战争的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另一方面要求他对于个别同志⑥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对山西战局有不同的看法。北方局认为，“华北抗日的正规战争如果继续遭受一些挫败，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⑦而华北军分会认为，如果八路军积极影响和配合国民党军，这个地区可以作长期华北抗战以及反攻日军的基地。以后战争形势发展说明，华北军分会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9月25日，华北军分会在一封部署军事行动的电报中，对此有所检讨，表示愿意“接受山西同志批评我军宣传工作不够，特别口头宣传差”的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发电同意华北军分会的检讨，并批准“全部军队照朱、彭、任二十五日七时电部署”。⑧
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太原，华北军分会于10月8日发出《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模糊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提出“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指示还指出“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和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等。这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错误指示。毛泽东于10月17日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明确指出：“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对华北军分会这个指示的错误，任弼时在后来延安整风时承认，他们当时“对国民党进步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计太大”，本质是“轻敌”。但毛泽东说，主要是对洛川会议精神宣传不够，“除此项外是好的”。⑨
对于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产生分歧意见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它“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上，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个新事物不大理解，以至产生分歧意见是不奇怪的。其次是对于抗战到来后敌我友各方发生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过高过大地估计了国民党军和八路军自己的力量。再次同当时华北战场的实际需要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太原失陷前，八路军对日作战基本上还是运动战。总之，上述原因说明，这种分歧就性质来说是属于认识问题。经过毛泽东做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太原失守后，于“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23)的情况下，尽管还受到刚从国外回来的王明的干扰，但在实际上这种分歧已经不存在了。
三、毛泽东最初实施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三步分兵
分散兵力，是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原则，也是实施游击战战略方针的首要条件。毛泽东说：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⑩所以，毛泽东在实施游击战战略方针中，首先改变八路军兵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逐步分散兵力，先师旅后团营，甚至连排班，把正规军一步一步地化为游击兵团、游击支队，甚至更小的游击队。其特点是一步比一步更分散。使这些分散的武装，深入敌后，与群众结合起来，建立抗日根据地，真正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第一步分兵是将八路军三个师集中部署改变为分散部署，变被动为主动，使八路军打了许多胜仗。
根据原定计划，八路军出动部队要全部集中在晋东北恒山地区，但是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向恒山地区挺进时，日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并对该地区形成迂回包围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八路军仍按原计划集中该地区的话，必将使自己处于日军的大迂回包围中，陷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为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侧翼的主动地位，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略方针，毛泽东果断地变更八路军原定部署，化集中为分散，将三个师分散部署到有利的战略地区去。
9月16日，毛泽东在复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我三个师已无集中在晋东北一处的可能，更无此必要。”并提出：拟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一二○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11)
由于毛泽东预先有所准备，不顾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坚持八路军三个师分批出动，这样就为实现这一步骤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第一一五师已先于其它师进入恒山地区，所以该师已充当了正面。而第一二九师此时尚未出动，还来得及调整，关键是第一二○师正在出动中。9月18日，毛泽东关切地指出：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9月19日，毛泽东再次强调：贺龙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再去五台失去战略意义。
9月21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师转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一二九师准备开赴晋东南地区。初步实行了分兵。由于这一步分兵，八路军各师分散在所指定的作战区域，一般都在敌之侧翼，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打了一系列漂亮的胜仗。
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千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第一个大胜利。毛泽东为之兴奋地说：“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12)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林彪把“只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不分散”的想法报告毛泽东。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此指出：“这种一个旅的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虽然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强调了“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但还是批准了这次暂不分散，集中一个旅的打法，这正说明毛泽东实施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机动性，正如他在洛川会议上同意加上的话：“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
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开始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太原的忻口战役。第一二○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转赴晋西北，在神池、宁武一带袭击日军，切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占领雁门关。第一二九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入晋后兵分两路，取得了袭击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和在七亘村两次设伏歼敌的胜利。由于八路军各部在敌之侧翼积极作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守军在忻口的正面作战。
毛泽东第二步分兵是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与主力分开，留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在太原失守前，毛泽东就预料到华北正规战争将随太原失守而宣告结束，游击战将转入主要地位。所以在配合友军忻口战役的同时，毛泽东就考虑如何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了。10月20日，毛泽东就八路军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13)据此，八路军总部当即决定，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分兵一部，率以独立团为主的一一五师部分队伍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太原、上海失守后第二天，即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时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14)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进一步实行分兵，将正规军分散为游击兵团，纷纷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时随八路军总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于11月9日记载：“这一地区正在组织游击队。离八路军总部四里远的一个镇子上已有了三百名游击队员……”。
聂荣臻率第一一五师一部，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首先创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根据地。第一二○师创建了晋西北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主力移到吕梁山脉，建立了晋西根据地。这样在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依托山地在山西四周建立了4块根据地，使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处在八路军游击队的包围之中，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第三步分兵是指示八路军再度抽调兵力到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去，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
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是毛泽东根据吕正操创建冀中根据地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聂荣臻在总结这一经验时曾说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为了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1938年2月毛泽东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要求聂荣臻从晋察冀军区再分出一部分兵力到冀东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出一部分兵力，后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于6月间向冀东进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时间，毛泽东又提出第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分三步向河北、山东进军的意见。到同年11月，第一一五师只留下由陈士榘指挥的第三四三旅之补充团，主力全部由陈光、罗荣桓率领向山东进军，后来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4月21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电报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等。(15)在毛泽东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下，八路军总部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新的部署，逐步把八路军三大主力各分兵一部，派向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广大平原地区，由这些部队再分出小的支队深入更远的敌后方，使游击战争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整个华北地区开展起来。
通过毛泽东的这三步分兵，八路军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一步一步地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38年底，八路军迅速发展到15万人，并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总面积达2百万平方公里的几大块根据地，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华北战场的战争实践证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提出对八路军来说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毛泽东以分兵来实施这一方针，表现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胆略和智慧。在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础上，1938年5月毛泽东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又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这不仅对于八路军而且对于新四军和所有抗日武装在抗日新阶段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的抗战，最终战胜敌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⑩(11)(12)(13)(14)(15)《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8、9-10、22、21、25、32、38、63-64页。
⑤《彭德怀传》第177-178页。
⑥据聂荣臻回忆，电报所指的“个别同志”首先是指林彪。
⑦《刘少奇选集》（上）第81页。
⑧⑨《任弼时传》第410、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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