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常态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5)04-0081-08 一、“新常态”的辨思 理解“新常态”这一范畴，首先需要理解何谓“常态”。汉语中的“常态”，按照《词源》解释，是“通常的状态”之意。[1]在英语中，“常态”一词对应于单词“normal”。“normal”源于词根“norm-”，作名词时表示“the usual or average state，level or standard(常态；通常标准；一般水平)”。[2]借助辩证唯物主义来剖析“常态”的哲学内涵，那么“常态”是“统一体的相对的平衡”，“如果它们(指矛盾的各方面)的量变还能保持着相对的平衡，这个统一体就能保持着它原来的性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是，事物是发展的，使得“常态”是暂时的、变动的。“当量变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这个统一体的相对的平衡，所谓常态，就不能维持了”。[3]此时，旧的常态无法持续，被新的“相对的平衡”所取代。苏联哲学家鲁特凯维奇(Руткевич，А.М.)也指出，旧常态的偏离，意味着“建立新的常态”。[4] 在常态演进的过程中，旧常态之所以不能持续，是因为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矛盾，成为对它发展而言的制约性因素。这些制约性因素，既造成旧常态的危机又促使旧常态转向新常态。应对危机所进行的变革，恰恰是为了化解这些矛盾，消除制约性因素，形成新的常态。可以发现，在“旧常态”与“新常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反常态”的过渡期，伴随着危机与变革。这类似于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阐释，即“常态科学时期”与“新的常态时期”之间，经历着“反常与危机”以及“科学革命”。[5]因此，常态演变经历着“旧常态—反常态(危机与变革)—新常态”的运动过程，这是常态演变的基本规律。 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宣告它们经济发展的“旧常态”无法持续。因此，西方国家希冀通过变革走出危机，进入自身发展的“新常态”。这既是现实所迫又是规律所致。在2010年的第40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使用“新常态”一词，描述世界经济在危机后面临的全新的常态。此后，西方商界、学界以及舆论界开始频繁使用“新常态”范畴。然而，这种在所谓“后危机时代”语境下提出的“新常态”，与当前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下提出的“新常态”之间，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内涵、目的和实现路径，切不可混为一谈。因此，对于如何做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6]我们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和范本，只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探索。具体而言，需要我们深入剖析我国经济发展的“旧常态”，探究“旧常态”不可持续的制约因素和“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二、利益格局“反常态”与中国经济发展“旧常态” (一)利益格局与经济发展：基于常态演变规律的描述 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在一定社会形态下，不同的利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结成了具体的、特定的组合形式和结构，形成了相应的利益格局。同时，利益是运动的，使得利益格局也随之不断演变。在某些时候，各方面的利益在运动中取得“相对的平衡”，形成利益格局的“常态”。但是，这种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在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动，各方面利益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使得利益格局转向“反常态”。在利益格局的“反常态”下，利益矛盾将不断凸显，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相对地，反常态的利益格局又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变革压力，并在常态演变规律的支配下通过调整进入新的常态。 从历史的跨度来看，利益格局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关联。这种辩证关联，充分展现在彼此演变的互动性上。一方面，经济发展推动利益格局演变。恩格斯说过，“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8]利益作为经济关系的根本反映，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变动。这种变动既反映为旧的利益问题的不断解决、利益矛盾的不断缓解，又反映为新的利益问题的不断生成、利益矛盾的不断激化，成为利益格局常态演变的动力。如果经济发展处于某种常态的后期，意味着新的利益问题已经在经济常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和堆积、利益矛盾已经激化，一旦触碰到质变的“临界点”，就会导致利益格局的反常态，影响社会稳定性，使得“托克维尔悖论”似的情形发生。[9]另一方面，利益格局演变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利益格局处于常态，意味着此时的利益格局能够被社会各群体接受和认可，人们从事经济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提升。显然，利益格局常态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即经济发展常态的重要保障。相反，若利益格局处于“反常态”，则意味着此时的利益格局难以被社会各群体接受和认可，不断凸显的利益矛盾势必冲突化、斗争化，破坏社会稳定性，并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此时，利益格局的反常态将成为阻碍经济稳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破坏经济发展常态。 (二)从利益格局“反常态”到中国经济发展“旧常态”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10]改革开放以来，对利益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了之前的人民公社制；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性生产代替了以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性生产。(2)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慢慢走进历史；作为社会资源新的配置方式，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并不断巩固。(3)由之前单一的公有制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私有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新的变化。(4)按劳分配的单一式分配制度被“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混合分配制度取代，为打破平均主义，差异化的分配调整得到鼓励和推行。显然，这些重大改革顺应了各群体的利益要求，扭转了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常态，使得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常态发展阶段。作为这一发展常态的首要特征，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稳态增长。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82-199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1992-2001年GDP年均增长10.2％，2001-2011年GDP年均增长10.7％。[11] 前后跨越三十余年的常态阶段，不免让身在其中的人们产生常态会一直保持且必须保持的错觉。围绕这种错觉，不少学者进行了理论证明。比如，有学者先是推测“未来20年中国有潜力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近期又上调预期，称“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实现了35年的每年9.8％的高速增长，但依然还有20年的平均每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还有学者将经济发展比作骑自行车，阐述“骑得快车子反倒稳，慢就晃，停就倒”的“自行车理论”，[12]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性进行辩护。在这些学者看来，以稳定不变的增速发展是最好的，是必需的。然而，这恰恰体现的是中庸哲学指导下的经济发展观，沿袭着中庸哲学固有的硬伤，即“反对质变，反对新事物替代旧事物，永远保持事物的所谓‘常态’”。[13] 习近平同志在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时指出，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14]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可以知道，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拥有永久持续的高速增长，也不可能拥有永恒不变的发展常态。欧美国家在经历了战后“黄金发展周期”之后，纷纷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经济滞胀”期；而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15]1978-2011年的三十余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已经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作为不争的事实，2012年和2013年我国GDP增长7.7％，2014年为7.4％，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常态，转向中速增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正确认识三十余年的常态阶段，需要我们深入认识利益格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联，把握利益格局演变现状、特征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已经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常态何以不能继续，成为旧常态，也才能理解我们将适应的是何种新常态，如何适应新常态。结合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在三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常态中，利益格局已经演变为反常态。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益分化造成的利益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经济社会多领域的改革不断推进，利益主体、利益来源及利益关系分别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态势，[16]使得我国利益格局发生大调整、大分化。作为利益分化的重要表现，利益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7]虽然经济发展给全社会带来了丰厚的“改革红利”，但是在微观层面，“改革红利”的分配存在着很大差异，使得全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过大。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些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高企，从2003年到2014年十二年的基尼系数均高于0.46，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2008年达到了峰值(为0.491)。世界银行公布的部分年份数据也表明，1999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92，已经逼近警戒线；2004年和200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26和0.425，均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与流量概念的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相对应，存量概念的财产的不平等程度也在迅速提高。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1％的家庭占全国超过1/3的财产，而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约1％的财产。[18] 2.利益固化造成的利益流动受阻。利益固化往往以利益分化为基础，是分化的利益的各自凝固。利益分化通常会加速利益群体流动，既包括群体从上向下的沉淀也包括群体的从下向上的流动。但是，利益固化的过程却使得纵向流动渠道阻滞，极大削弱了向上的流动性。近些年来，我国已经呈现出利益不断固化的趋势。我们不仅面临着贫富悬殊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更令人深思的“穷者恒穷，富者恒富”的问题。同时，作为利益固化的具体体现，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方面，弱势阶层面临向上的流动困境，难以改变自身在利益格局和社会分层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强势阶层则凭借自身已获得的各类资源，极力地维护既得利益，强化现有利益格局，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在利益格局和社会分层中的优势地位。于是，利益的代际更替被破坏，身份的代际遗传显现。“穷二代”、“农民工二代”依旧生存在社会的底层；“富二代”、“官二代”依旧如父辈一样处于社会的上层。 3.利益错位造成的利益关系失衡。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的依赖关系以及非自愿分工都客观存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使得利益矛盾特别是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19]一般而言，共同利益作为“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整个利益关系体系的“重心”，通过有效整合各类特殊利益来实现利益关系体系的均衡和稳定。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的合法化以及权力的资本化，代表资本和权力的特殊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不断取得“自觉”意识，试图摆脱对共同利益的服从。在现实中，这些不断显现和强化的特殊利益不再甘于被主导、被制约的地位，而是对共同利益进行“倒逼”，使得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出现“错位”。在这种利益错位的情况下，共同利益难以体现出矛盾主要方面的地位，特殊利益却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矛盾的发展。于是，利益关系发生“重心偏离”，出现失衡。作为这种失衡的最突出体现，在当前的民生各领域，一方面是私人资本获取了资本收益，权力攫取了“寻租”回报，两者都取得了自身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难以实现，必须面对上学难、看病难、收入少、养老难、住房难等一系列民生难题。 正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20]在现实中，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往往表现出短视的、片面的、无节制的。[21]利益差异过大、利益流动受阻以及利益关系失衡，已经刻画出当前利益格局的“反常态”。这样的利益格局显然难以被社会各群体接受和认可，并且对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稳定性产生了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反常态的利益格局造成了当前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消费需求严重不足。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6.2％，最终消费率才49.8％，而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普遍在80％以上。[22]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使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迫在眉睫。可以说，正是利益格局的反常态，破坏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常态，使得后者无法持续，成为历史的、旧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利益层面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根本上是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23]这一新思想，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认识。[24]在当前，利益格局的反常态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阻碍。因此，调整利益格局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利益层面的内在要求。 (一)促进共同富裕，从利益分化转向利益整合 市场崇尚优胜劣汰，是促进利益分化的离心机。因此，政府应是利益整合的主体，应在利益整合过程中发挥出制度优势。这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在我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时”，应当“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好政府作用”。[25]利益分化体现的是利益的分散和极化，利益整合则体现的是利益的收敛和集聚。在当前，整合各方利益，需要寻求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使得它们之间的差异收窄，呈现出收敛和集聚的趋势，实现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来推进利益整合工作，调整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解决利益差距过大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6]在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口，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只是理想追求，而且是现实主题，否则利益格局新常态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都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是属于“将来时”的归宿、目标，而是属于“现在进行时”的逻辑主线，贯穿于当前利益整合和经济换挡的全过程。 (二)钳制利益集团，从利益固化转向利益交融 在利益固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既得利益在本性的驱使下不断固化，并不会考虑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从旧常态迈向新常态，是一个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27]但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诸多既得利益集团和固化的利益格局，阻碍了“创造性毁灭”，成为深化改革和迈向新常态的藩篱。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难点在于击碎因各类既得利益集团而形成的利益板结。当前，既得利益集团在各自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利益认同，并且不断强化自身组织性以及加深与权力层的联系，已经成为阻挠深化改革、阻碍经济发展迈进新常态的不可小觑的力量。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28]无疑，只有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决钳制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击碎利益板结，才能打通或重建利益纵向流动的渠道，形成利益交融的新态势。也只有在利益交融的新态势下，“穷者恒穷，富者恒富”以及相应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才能被扭转，阶层的割裂和社会的断裂才能被弥合，利益固化对深化改革的阻挠和经济发展迈进新常态的阻碍才能被消除。 (三)坚持民生导向，从利益错位转向利益归位 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生活保障以及基本发展等民生需求，是共同利益的最集中体现，也构成了共同利益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在当前利益错位以及利益失衡的背景下，坚持民生导向，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强化的是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扬弃的是以资为本、以权为本，抑制的是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习近平同志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9]因此，检验利益错位是否得到正确归位、利益失衡是否得到有效纠偏，最终要看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是否得到维护。具体而言，实现利益归位和利益均衡，要以上学难、看病难、收入少、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为抓手，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得人民群众既是利益的创造者又是利益的分享者，不仅增强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释放人民群众的消费潜能，以之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在此过程中，民生改善为经济发展固本强基，通过以民固本来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利益才能得到强化，特殊利益才能得到抑制，彼此的错位才能得到正确复归，利益关系失衡才能得到有效纠偏。 四、结语 与改革开放前“短缺经济”的供给不足相反，利益格局反常态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调整利益格局从利益分化、利益固化、利益错位的反常态，转向利益整合、利益交融、利益归位的新常态，不仅是破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只有深刻认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做到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才能够把握未来经济工作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