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概况论文,职业技术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6－0023－07
一、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
(一)栏目设置概况
201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共转载了130篇文章，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14篇。2012年共设栏目8个，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2个。其中常设栏目有7个，分别为“高等职教”、“关注”、“中等职教”、“比较与借鉴”、“理论经纬”、“改革与发展”和“农村职教”；新增了“回顾与展望”，该栏目仅在第4期中出现过；2012年仅“高等职教”为每期必设栏目(见表1)。
(二)源杂志转载量分析
201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转载的130篇论文来源于38种学术期刊，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2种(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排名前5位的是《职教论坛》(南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京)、《职业技术教育》(长春)、《职教通讯》(常州)、《教育学术月刊》(南昌)，共65篇，占到转载论文总数的50％。比较近年来源杂志转载量，可以看出这五种杂志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现代教育管理》(沈阳)、《教育发展研究》(上海)、《教育与职业》(北京)、《中国高教研究》(北京)、《教育研究》(北京)以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石家庄)六种杂志的被转载量有明显增加，使其在2012年源杂志转载量排名中进入前九名；《比较教育研究》(北京)、《黑龙江高教研究》(哈尔滨)、《中国成人教育》(济南)三种杂志在职教方面的转载量同2011年相比有所减少。
(三)源杂志所在地情况分析
如图1所示，从源杂志所在地来看，北京(38篇)、南昌(25篇)、长春(14篇)、常州(11篇)、武汉(8篇)、上海(7篇)、沈阳(7篇)、石家庄(3篇)，分别占总数的29％、19％、11％、8％、6％、5％、5％、2％。其他转载量在2篇的源杂志所在地有南京、宁波、广州、太原、天津和新乡，转载1篇的源杂志所在地有金华、长沙、绍兴、保定和杭州。
(四)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所转载的130篇论文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文章有39篇，占论文总数的30％(本文只统计了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除了有1篇文章的作者所在单位不详外，大多数文章来自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高校。来自教育研究机构的文章有24篇，占论文总数的18％，其中来自教育部的文章连续5年高居榜首；来自高校的文章共有103篇，占论文总数的80％；其中来自师范院校的有29篇，占论文总数的22％；来自普通高校的有41篇，占论文总数的32％；来自其他高职院校的有33篇，占论文总数的26％，其他单位的有3篇，占论文总数的2％(见表3)。
(五)源杂志所在栏目的分布情况
如表4所示，源杂志转载数量排在前5位的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内容涵盖比较广泛，主要分布在“高等职教”、“关注”、“中等职教”、“比较与借鉴”、“理论经纬”和“改革与发展”八个栏目中。总体来看，这六个栏目所包含的文章共121篇，占论文总数的93％。其中“高等职教”的文章最多，有38篇，占总数的29％。
二、研究方法、研究主要领域和基本观点
(一)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201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有80篇论文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法，占所有被转载论文总数的62％；采用统计法的有25篇，占总数的19％；采用比较法和文献法的各有9篇和8篇，分别占总数的7％和6％；采用个案法和调查法的各有4篇，各占总数的3％(见图2)。
(二)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基本观点
1.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科学研究是围绕着“怎么样”、“为什么”、“是什么”、“应是什么”等问题，对研究对象逐渐深化认识的过程。袁贵仁部长在全国职教工作会上指出：教育工作“要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作风，抓统筹、抓重点、抓责任、抓作风，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就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而言，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在本质和方向层面不存在自己特有的规律，本质上都是为人的发展，即从自然人发展为社会人，社会人应该是具有完整人格即全面发展的；所谓方向，都体现在我国的教育方针中，职业教育不应该有另外的方向性引导(杨金土，第12期)。但由于学界对职业教育学科的逻辑起点不明确，使得其基本范畴及其内容体系在相关论著中也显示出较明显的随意性。生活世界的事实显示，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对教育的规定，要集中通过职业来实现，这使得职业从四方面规制和限定职业教育，并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性质：职业角色规定教育目的的职业定向性；职业类型规定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职业活动决定职业教育机构专业教育的活动方式；职业认证影响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肖凤翔，所静，第1期)。从某种程度来说，职业劳动和工作体系与教育和培训体系之间也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劳动和工作世界的内容和形式部分地决定了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训中产生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如被教育培训者的素质，反作用于劳动和工作世界，也可能对其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有学者厘清职业和职业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职业教育的专业是由社会职业抽取凝结而成，它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而且具有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直接适应功能，即达到所要求的职业资格。只有达到相应的教育培训资格要求和职业资格要求，才能从事相应的职业。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框架出发，分析了我国职业与职业教育对应关系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并从职业教育分类需要优化、职业标准需要完善、职业教育的评价方式需要转换等方向对我国职业和职业教育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谢莉花，第9期)。
任何一门专门的学问，要真正掌握，首先一定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有学者按照学科成立的条件和成熟标准两项原则对中国职业教育学进行考察，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职业教育学的发轫(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学的草创(1916－1970年)、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1980－1990年)和职业教育学的反思与多元化(2000年以后)。并从元研究的视角、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对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基本问题诸如职业教育学的生成、职业教育学的独立性、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和学科体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探究和反思，试图构建一个系统的中国职业教育学理论知识体系，为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理论建构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路，以期能唤起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系统研究，进而共同推动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走向更高水平(马君，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学自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后，经历了模仿欧美、学习前苏联、恢复发展等阶段。职业教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在迈向独立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惑，如在理论体系、话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者等方面过于依赖母体，缺失独立品格；简单植入西方理论，本土特色缺失；理论研究与实践分离，对实践贡献不足；出现泛化现象，发展路向不明。为解决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职业教育学在未来应加强学科制度建设，推进本土化，借鉴多学科视角，注重开展元研究(唐锡海，韦莉娜，第12期)。也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创新等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但从整体上看，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尚处在不成熟阶段，主要反映在学科的依附性发展上，在“教/学什么”、“怎么教/学”及“谁来教/学”等基本问题上还不能做出独特的及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的回答。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蔓延很容易引发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在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呈现出生机与活力的同时，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研究的取向、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层次、研究的多学科、研究的学派等不容忽视的危机和问题，它们直接制约着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向更深的理论层次扩展，直接制约着职业技术教育学向更规范、更成熟的学科体系演进(吴结，第12期)。
2.职业教育师资建设研究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影响职业教育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学者研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规范准入机制、形成完善的师资培养模式，强调专业发展、重视在职培训、稳定兼职教师队伍是职教师资得到加强的几个重要条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观照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我国职教师资建设应以培养“双师型”教师为基础，突出建设“双师结构”师资队伍为整体思路，通过加强专业培养机构建设、规范准入机制、构建在职培训体系、完善相关机制，提高我国职教“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唐智彬，石伟平，第9期)。而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界定，研究者的看法和表述却不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双职称”论，即教师系列职称加上另一行业职称；第二种是“双素质”论，即理论教学素质加上实践教学素质；第三种是“双证书”论，即具有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并取得教师资格证；第四种是“双能力”论，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第五种是“融合”论，既强调教师持有“双证”，又强调教师具有“双能力”。有人指出“双师”的核心在于“双素质”，其实质是对职业院校教师的行业专家和教学专家的双重要求。对教师群体而言，“双师型”教师是指教师队伍整体上具备“双师”能力，即在专业教师队伍中“理论型”教师与“技能型”及“双素质”教师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双师型”教师是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特征，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专业教师都必须成为“双师型”教师。据此，有学者提出了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的基本要素和策略，即建立共同的教师发展目标；选择各有所长、才技互补的教师成员队伍；团队负责人和团队成员间分工明确、协同合作，以及在职称、类别、年龄方面的合理搭配；教师引进和培养实现专兼结合、校企合作(季舒鸿，高查清，第9期)。
毋庸置疑，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职业院校加强实践性教学，办出职业教育特色，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客观要求。“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成效，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影响着职业教育目标和功能的实现。新时期各级政府对“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如采取多措施并举，统筹国家职教师资培养培训网络建设；多部门努力，统筹地方职教师资培养培训网络建设；跨区域合作，统筹区域、城乡职教师资协调发展；分步骤衔接，统筹加强中高职教教师素质整体提高的力度。在政府统筹下，我国“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为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发挥了很好的导向功能。如增强了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落实了职业教育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体现了职业教育校企双赢的办学理念、坚持了职业教育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等(李梦卿，万娥，第9期)。基于高职教育兼具高教性和职教性的特点，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培养要围绕教学来进行，周建松教授认为，突出职教性、彰显高教性、凸显行业(区域)性应该成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出发点，提高质量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着力点，应着眼于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特殊要求和个性要求三个方面。完善体现教师的高教性与职教性相统一的专任教师考核、评价和晋升机制，促进兼职教师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相结合，完善专任教师企业挂职锻炼的保障机制是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应然选择(周建松，第6期)。
3.职业教育生源与招生问题研究
自20世纪末扩招政策出台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得到了大力发展和迅速扩张，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影响的渐显，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力量的释放以及国外教育机构争夺生源的加剧，高职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生源竞争。如何在日渐萎缩的传统生源市场上实现转型发展，在生源的竞争中得到更好的生存，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生源危机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将影响整个高职院校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方式，高职院校必须在实践中调整发展战略，着力于扭转高职院校的竞争劣势、明确类型定位与生源定位、寻求特色与差异化生存和关注学生发展与学习收获，方能在未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取胜(朱雪梅，叶小明，第12期)。有学者通过对30个省发展高职院校的相关政策文件与实践的整理，并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分析得出：生源单一化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是制约其拓展生源渠道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和提升工作能力，让社会大众接受并分享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解决生源之缺，并与终身学习相衔接，作为建构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环节(王秀丽，第1期)。不可否认，完善招生政策是高等职业教育深入变革和发展的首要环节，它制约着高职人才培养、教学方法和办学质量的改革和提高。
首先，高职自主招生改革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近年来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为了和重点大学有所区别，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又称单独招生。单独招生政策的制定机制事实上是依据美国政策学家约翰·W.金登的“三流交汇”政策制定模型，即“问题”、“政策”、“政治”三条过程“溪流”穿过决策系统，使得某一主题被牢牢固定在决策议程上。这种模型在2007年高校招生中得以实现，造就了我国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政策的出台(黄文伟，第2期)。理论上，目前国内关于高职自主招生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前存在的问题、改革构想、改革后的实施效果和改进建议等几个方面，对高职自主招生改革的研究存在着研究视角过窄、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蓝欣，任尔辉，第2期)。实践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职院校与考生是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主要参与者。引导普通高中毕业生向高职教育合理分流、应对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的生源困境、回应考生群体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强烈愿望是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改革试点的原因。相比重点大学自主招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特点是终结性录取、以民办高职院校为招考主体、报考条件比较宽松(杨旭辉，第2期)。
其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高度出发，提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要“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该规定开高职对口招生政策之先河。2010年各地高职加强了与中职的衔接，对口招收中职生方式呈现多样化，并引发高职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有学者梳理了此项政策的变革背景、政策内容、政策执行及社会反响，归纳出实施高职对口招生政策改革措施的两种路径：一是结合高职培养计划，创新高职招生模式，实现中高职衔接一体化培养，或者对中职优秀生源单独培养；二是增加中职生升学的数量，小幅度提高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中职生源比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地采取重点职业院校先行试点、经验推广、总结提升、逐步推进的策略，保证改革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为了促进高职对口招生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效性，学者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适当扩大高职院校培养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规模，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合理设置中职生报考高职的比例和入学方式，为高职院校发展提供适量生源，保证中职教育的科学定化；三是以高职人才培养方式创新推动高职对口招生改革，通过合理分流为高职院校改革和发展提供适合生源(戴成林，张洪华，第2期)。
对于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也有学者从经济和社会关联性视角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等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成本较高而收益不足，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的冲击，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职业教育资格认证制度不完善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加大政府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规范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格认证制度等(宋华明，彭月明，第4期)。
4.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研究
教育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跨界性成为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发展规律，使校企合作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合作是当今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态势，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灵魂，高等职业教育有可能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合作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要求。高等职业院校要探索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强化以学生为本的合作育人模式，创新产学研合作的共同发展机制，以创立高等职业院校品牌(马树超，第7期)。有学者认为“县校合作”已经成为全面提高高职教育质量的发展模式之一，更是产学研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高职教育体制改革进入瓶颈期，产学研合作遭遇体制机制障碍，高职院校职能不适应县域发展基层战略的需要。在高职院校特色发展诉求的驱动下，“县校合作”成为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历史必然。“县校合作”有利于国家推进小城镇化建设的基层战略，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机制创新的迫切诉求。“县校合作”通过县级政府与学校的战略联合，基于市场适切原则、政府主导原则、社会参与原则、深度融合原则、强强协同原则、利益共赢原则，构建战略项目推动下的“县校合作”机制。“县校合作”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产学研合作从“校企点对点”、“专产面对面”到“县校体对体”思想理念的转变，是从学校人力资本输出，到专业产业发展能力提升，再到县校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践体现(史秋衡等，第12期)。我国高职院校要培养适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就必须与产业部门、研究部门紧密结合起来。王洪才教授等人认为，要做到产学研结合，就必须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例如由政府牵头组织的政产学研。在政产学合作中，政府由一个投资人角色向服务人、协调人、监督人的转变。发挥其“扶持、引导、协调、服务”功能，为职业教育和地方产业发展“搭好台、擂好鼓”(王洪才，朱如龙，第1期)。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行业企业的参与。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大型企业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但只涉及内部员工培训尤其是高管培训，而对职业院校的学历教育缺乏兴趣，主要表现是不愿意和职业院校进行深度合作；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体制内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因素；建议从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培育中介组织、加强职业教育研究等方面构建一个有利于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段素菊等，第6期)。
高等职业教育要以校企合作为办学基本要求，而如何将校企合作落实到专业群层层，进而实现从形式、内容到机制的全面有机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进入提高质量与内涵建设新阶段的重要任务。孔德兰教授指出，以专业群为单元的校企合作有机体建设需要重点把握搭建平台整体运作、共同建设交叉管理、共担业务共享收益、协同发展合作育人等关键环节；并需从制度与政策层面明确校企合作各方的责、权、利，构建有效的校企合作有机体的保障机制(孔德兰，第1期)。
当前，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普遍推进，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除了缺乏制度性保障之外，学校与企业合作中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问题尚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原因，亟待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余祖光提出实现职业学校与企业工业文化的对接是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校企合作中工业文化对接要坚持以促进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互惠瓦利的原则，并采取如下实践途径：以学生为本，通过校企合作对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通过设置工业文化基础课加强价值观教育，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中渗透工业文化，通过顶岗实习使学生全面接受工业文化；以育人为本，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在校园中营造良好的工业文化氛围，组织开展各供活动(余祖光，第4期)。
5.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
教育经费总量投入不足和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是制约中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冉云芳，第3期)。通过对地区经费配置差异分析发现，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至2009年达到近8000元，低于普通高职高专而高于普通高中，近一半的地区的生均经费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均经费“中部塌陷”现象比较明显，京津沪地区要远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又高于西部，西部又高于中部，在2007－2009年里，中部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四省几乎总是处于全国最后5位，而北京、上海、海南、浙江、天津、西藏、新疆都是在全国位列前位的地区。青海、上海、广西、重庆、云南、陕西、浙江、四川、新疆这些地区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中公用经费所占的比例是较为合适的，其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比例大致在7∶3左右。生均预算内经费全国各地区间的离差程度较大，达0.5以上，全国总的离差水平要大于京津沪、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而生均基建经费地区间的离差水平要明显高于生均教育经费、生均事业经费、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的该值(沈有禄，第11期)。现行财税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行政管理体制僵化以及市场机制失灵则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王欢，第6期)。为此，应依法加大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优化职教经费分配结构；建立奖助学会动态调整机制，降低个人成本分担比例；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的注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成立“生均经费督导小组”，确保生均经费投入落实到位(冉云芳，第3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从政策导向看农村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补贴教育将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有学者对农村实行两年中职免费教育后预期的财政负担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如果到2015年农村实现两年中职免费教育全覆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占GDP比重将达到4.52个百分点，占财政支出比重将达到18.36％，正因为两个指标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所以现阶段我国优先发展农村中职免费教育的财政具有可行性(刘洪银，林霓裳，第1期)。
6.职业教育课程研究
近年来，课程改革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职业院校课程改革声势浩大、新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但由于在职业院校课程价值取向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使得课程改革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职业教育课程改革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就是合理把握课程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作为“类”的教育，应坚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现实功能相匹配的价值取向。过于理想化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人们在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迷失方向的本能反应，无益于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学者从社会本位还是从人本位的分析入手，探索了价值取向转换的原因及其问题，提出“本土化”才是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认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需要明确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推动课程的转向，避免造成课程改革的反复性以及课程内涵发展的不稳定性，办成真正的职业教育；二是积极探索就业能力中那些隐性态度以及能力的培养方式与方法，尽可能满足学习者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喻忠恩，林幸福，第6期)。职业教育中的普通文化课程目前处于尴尬的境地。针对这类课程的改革思路多种多样，呈现出了多样化格局。但热闹的表面掩盖的是人们对普通文化课程一个基本问题的含混不清，即职业教育为什么要设置普通文化课程。普通文化课程的功能定位应在职业能力的充分发展、满足个体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等层面进行理解。普通文化课程设置与内容的改革，应充分依据其功能定位进行深入分析，尤其要避免为了凸显所谓的实用性而出现的庸俗化改革倾向，普通文化课程必须坚定教育性原则(徐国庆，第6期)。
三、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双师型”教师：职业技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必然走向
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素质。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更为突出的是要加强“双师”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工作，是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也是实现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保证。进入“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到了关键时期，职业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师资队伍总量不足、素质不适应、培养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快建设一支教育理念先进、类型特征鲜明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特别是加快建设一支熟悉产业状况、服务产业转型、支撑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教师队伍，加快向内涵建设转移，是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双师型”教师将是职业技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必然走向。
(二)吸引力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关注点
尽管职业教育吸引力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由于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温家宝总理就特别强调，在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当中，必须把职业教育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注意职业教育的规模、学科设置和社会需求相吻合，要研究具体的引导办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学校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政策议程的关注点。如何把总理的要求落到实处，消除困惑，使职业教育摆脱“二流教育”的宿命，以何种形式彰显职业教育吸引力，必然成为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关注点。
(三)生源与招生：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由于“为了职业的教育”或“与职业相关的教育”吸引力不足，再加上少子化时代带来的职业教育适龄人口的下降、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力量的释放以及国外教育机构争夺生源的加剧，使得职业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生源竞争。而招生人数又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拨款。因此，生源下降和生源危机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格局和战略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关于职业教育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办学定位、课程模式、教学改革及体系建设等方面，对生源危机却较少有人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生源与招生问题必将成为未来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四)定量研究法：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常用法
从近三年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所转载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来看，定量研究法的使用量在逐年增加。大量运用观察法、统计分组法、综合指标法、估计推断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用调查解释现象、用数据预测趋势必将成为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常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