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定位”与德国对外政策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走向论文,身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统一后的对外政策走向一直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在冷战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德国外交呈现出较强的多面性和摇摆性，从而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对前南地区问题的处理和施罗德政府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突破，使人担心“德国霸权”的复活；德国对于多边方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强调，又使不少人认为德国正在经历“权力忘却”；伊拉克战争期间德国与美国的公开分歧，似乎又暗示德国加强对美国的独立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默克尔政府上台后重新调整对美关系则又被看成是“恢复常态”。① 然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德国外交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正是其多重身份逐步确立的表现。通过分析德国身份定位的内容和含义，人们可以找出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助于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甚至未来大国关系全局做出整体判断。
一、法理层面的定位：“民族国家”与“后主权国家”
统一后的德国奉行怎样的对外政策？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德国统一前就开始了。总体上看，这场争论的重点似乎并不涉及具体政策，而是集中在更加核心的问题——德国自身的身份定位上，而且是法理层面上的定位。
一种观点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而将以“现实主义的”、“更决断的政策”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反对意见实际上是强调了德国战后经历的“特殊性”，特别是德国对多边主义和合作外交的重视。比如德国属于主要依靠经济而非军事力量的“贸易国家”（Handelstaat），② 或是属于“文明国家”（Zivilmacht），③ 即主张尊重人权和国际机制、国际社会和平解决争端的国家；或是属于“后主权国家”，即在法理上享有主权，但奉行的政策却反映了国际体系和德国国家利益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强调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合作、谈判来解决争端，④ 等等。相对而言，“后主权国家”的定位涵盖范围比较全面，也更能准确地体现德国战后经历的特殊性，因而本文将其与“民族国家”身份一起作为两种主要的法理定位。
不难看出，这两种定位并非完全对立。比如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也完全可以推行一种现实主义的、追求国家利益的政策。从理论上说，多边机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源泉。⑤ “修正新现实主义”（modified neorealism）也提出，在外部安全压力降低的情况下，国家将更倾向于牺牲“自主性”以换取多边国际机制所带来的“影响力”，而德国统一以后的情况正好与之相符。⑥ 在现实中，德国“民族国家”和“后主权国家”两种定位也是并行不悖的。
德国“民族国家”身份的有目共睹，主要表现在德国越来越不避讳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1991年，统一还不到一年的德国就表明它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拥有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的“利益”。在西方盟国普遍反对的情况下，德国坚持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逼迫欧共体实施加速前南解体的政策。1992年初，科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明确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理所当然要在欧洲和世界上负起更大的责任。施罗德政府上台后，更是公开提出了以往讳言的“德国国家利益”和“德国道路”，并宣称德国要奉行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对外政策。⑦
除了对外政策目标以外，这种“民族国家”身份的确立还体现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从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开始，通过积极参与各种维和行动，德国使用军事力量的禁忌一再被突破。以参加北约的域外行动为例：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德国仅为美、英、荷部队提供了后勤援助，并在战争结束后才向海湾地区派遣部分扫雷人员；在1992—1994年期间，德国参加了北约在前南地区的多次军事行动，包括向萨拉热窝的空运、监视波黑禁飞区、监视禁运等，但只派遣非作战人员参加；1995—1996年德国参加北约领导的“波斯尼亚任务执行部队”（IFOR），仍坚持了不派遣作战部队；但1996年德国参加“联合保护稳定部队”（SFOR，接替IFOR）时，就派出了作战部队，从此就突破了不派作战部队参加域外行动的禁忌。“9·11”恐怖袭击后，德国更是派出特种部队直接参加阿富汗战争。
同样，德国国内政界对于对外使用军事力量的顾虑和反对也迅速减少，立场趋于一致。1995年6月，当波黑危机升级时， 德国向波斯尼亚派遣部队的提案在联邦议会通过的比例为386票对258票。仅仅半年以后，联邦议会在通过德国参加“波斯尼亚任务执行部队”时，这一比例就提高到了543票对107票。⑧ 1999年， 在参加北约“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问题上，联邦议会表决通过的比例又进一步增加到505票对24票。⑨ 到了2002年德国派兵参加在马其顿的维和行动时，联邦议会的通过比例是584票对12票，⑩ 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例行公事。德国国内舆论也是同样：在波黑危机时期德国国内曾就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到1999年在德国参加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时，公众已经不再表现出有多少争议。(11) 德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德国“民族国家”身份正逐步确立。
另一方面，德国“后主权国家”的身份也在强化。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将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德国的内政外交更多地融入欧盟这一超国家的多边框架中。在政治上，科尔政府和施罗德政府都是经货联盟和政治联盟的积极推动者，而且与法国协调良好，使“法德轴心”得以在一体化进程中保持其“发动机”的角色。总体而言，德国的“后主权国家”身份与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是同步的，欧盟内部联系越紧密，一体化程度越高，德国的“后主权国家”身份也越巩固。德国的“后主权国家”身份还体现另一方面，即它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将欧洲经验推而广之，强调多边合作、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与冲突。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当德国公开以这种观点与美国相对立时，这种“后主权国家”的定位实际上已经确立。
在现实中，德国“民族国家”与“后主权国家”这两种身份定位是结合在一起的。德国的“后主权国家”身份有助于消除其他国家对它的戒心，为其在欧洲事务和全球事务中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在融入欧盟、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其“民族国家”身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是以“后主权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比如，扩展“有效多数”（QMV）原则的应用范围有助于提高欧盟理事会决策的效率，是深化欧盟建设重要内容之一，推动这一原则可以看成是“后主权国家”的表现。但是，这种原则的推广同样也有利于增强德国对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因而也是其“民族国家”身份的表现。部分学者对德国在1985年关于“单一欧洲法令”的政府间会议、1990—1991年关于《马约》的政府间会议以及1996—1997年关于《阿约》的政府间会议期间的不同行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在统一以后对扩展QMV的支持明显增加。(12) 这可以看成是“民族国家”与“后主权国家”两种身份定位的吻合程度不断提高的一个例子。
二、回归“中欧”：文化和地缘层面的定位
当然，“民族国家”与“后主权国家”都不能概括德国统一以后的身份定位。真正能够对政策发挥深层次作用的因素往往存在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对于统一以后的德国而言，更重要的一种身份定位应该是文化／地缘层面的定位。
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德国文化本身不是同质的。在德国的莱茵河流域和南部地区，天主教略占多数，历史上受罗马—拉丁文化影响较大，传统上与西欧相对一致。而东部和北部地区则是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有着坚实的“路德传统”，新教徒占绝大多数，主体上属于日耳曼或是日耳曼—斯拉夫文化传统。在统一前，联邦德国的主体在莱茵河流域和德国南部地区。在基民盟内部，像阿登纳等很多领导人都是天主教徒，因而联邦德国也曾被称为“天主教德国”，与历史上新教居于主体的德国相区别。在政治上，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形势和个人的好恶促使阿登纳宣称要“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明确表示皈依西方国家”，“我们外交政策的态度必须是明确的、始终不懈的和坦率的”。(13) 因此，联邦德国在文化和地缘上的定位实际上是西欧国家。
但统一后，这种定位就难以为继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地理版图与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统一后的德国在地理上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西欧国家。况且，新联邦州（原东德地区）是历史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信教人口略超过50％，其中新教徒占46％，天主教徒占7％。从全德来看，新教徒有2910万人， 比天主教徒多出200万人。(14) 二是历史传统的影响。历史上，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只在1871—1945年间存在过，这一时期，在政治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鲁士邦。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只要德国恢复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状态，普鲁士的传统就会多多少少地发挥作用。德国统一以后报纸上出现大量文章赞美“普鲁士美德”，如守时、清廉、节俭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佐证。从渊源上看，普鲁士发源于东欧，其文化不是纯粹的日耳曼文化，更非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更多地同东部斯拉夫文化有联系，而且存在着敌视西方文化的倾向。(15) 另外，公众心理也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地重视德国历史文化的“主流”，显示出一种回归主流传统的渴望。(16) 这些显然都无助于使德国保持一个“西欧国家”的定位。
当然，真正使德国在地缘和文化上进行重新定位的，还是迁都柏林。柏林是德国历史上的首都，也曾是普鲁士的政治中心。把德国的首都从莱茵河畔的波恩迁回离波兰边境不到一百公里的柏林，这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标志着德国的政治重心向东回归。更何况，迁都柏林本身就包含了“重视东方”的战略考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曾就还都问题发表备忘录，指出在以后的20年里，欧洲的地图将发生决定性改变，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以及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均将参加欧共体或以类似成员国的形式与欧共体融合在一起，欧洲的中心将移到欧洲大陆，而德国“会起推动性作用”。因此，还都柏林的德国必将逐步摆脱“西欧国家”的身份，并恢复其传统上的“中欧”身份，而还都行为本身就成为这种身份回归的起点。(17)
除上述德国国内因素之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促进德国的“中欧”身份进一步确立。德国的统一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发生，对于德国来说，“东方”、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不仅不再是安全上的对手，而且还成为可以争取的对象和可以“施展”影响的地区，是德国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潜在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及俄罗斯的经济联系迅速加强。
由于欧盟在欧洲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德国的身份定位还取决于与欧盟相关联的两个因素。一是欧盟的版图，它实际上决定了德国在当前欧洲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只有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了欧盟，德国才在地缘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中欧国家”。二是德国与西欧国家在欧盟“深化”问题上的一致程度。只要西欧国家与德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一致，一体化的发展能够继续深入，那么“差异欧洲”将不可避免，德国自然也会成为“核心欧洲”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仍将保有部分“西欧国家”的身份。
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矛盾有所上升、德国对后者入盟的积极性比科尔政府时期有所倒退的情况下，德国的“中欧”身份仍在。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期，上述两个因素有了质的发展。2002年，中东欧国家获准于2004年正式加入欧盟，欧盟的版图扩展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德国在地缘上的中心地位真正确立。同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核心欧洲”内部出现公开分歧，更重要的是，这六个成员国在欧盟“深化”问题上的立场也渐行渐远。2005年，法国和荷兰在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不仅使欧盟一体化进程受到挫折，而且也宣告了“核心欧洲”的名不符实。这对德国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国国内部分人认为法国已经没有资格再在欧洲联合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而德国自然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重任；(18) 二是“核心欧洲”的松散化使德国的“西欧身份”进一步消褪。这样，德国回归“中欧”身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都完全成熟了。默克尔政府上台后，“法德轴心”似乎正在流于表面化，而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更加受到重视。这些调整既是德国回归“中欧”身份的一种反映，又是对这种身份定位的再一次确认。
三、未来走向：“诚实的掮客”及其制约
在上述几种身份定位中，德国“后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等法理层面上的定位已经受到了相当长时间的关注，这些身份定位所能导出的政策特点，如重视多边框架、强调合作与强调国家利益相结合、追求国家利益等等，也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未来德国对外政策走向最关键的，应该是德国文化和地缘层面的身份定位，也就是德国的“中欧”身份。
就德国而言，“中欧”这个词带有沉重的历史含义和浓厚的地缘政治意味。20世纪初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如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帕奇（Joseph Partsch）、瑙曼（Friedrich Naumann），以及后来的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等人都用它作为德国整体地缘特征的一种总结，并且以这个概念为逻辑起点，从而完成地缘政治学说的构建和德国地缘战略的设计。在他们的著作和论述中，那些唯心主义、扩张主义色彩浓重的部分可能已经永远地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基本共识，即德国真正的实力来源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包括俄罗斯在内），(19) 对于今天的德国却依然适用。所以说，德国“中欧”身份的确立应该意味着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德国未来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
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欧”身份也暗示着德国未来可以在各种矛盾中发挥居中调停的作用，并据此提高自己在欧盟和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这种做法是有着深远的传统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就认为德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地处中欧的特点，尽可能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在各种力量之间发挥平衡作用，简言之就是充当“诚实的掮客”（ehrlicher Makler）。(20) 而后来的事实表明， 这种政策是有成效的。德国的实力和“诚实掮客”的做法，使德国得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
默克尔政府上台后，德国外交的调整也已经显露出这种希望充当中间人和调停者的趋势。(21) 比如，在法美之间，德国一改施罗德政府时期与法国联合“抗美”的做法，有意识地与法国拉开一定距离，与美国调整关系，但同时在向伊拉克派兵等问题上仍坚持施罗德政府时期的立场。在处理与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关系问题上，施罗德政府重视发展与俄罗斯关系，但相对忽视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这导致后者对俄德关系发展有所疑惧，担心两个大国搞“越项外交”，重演两国共同控制中东欧的历史。特别是在2005年9月德俄签订了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协议， 使俄罗斯的天然气可以直接输往德国，再加上2005年末俄乌两国发生天然气输送争端，中东欧国家的担忧进一步加深。针对这种情况，默克尔在上台前就明确表示，决不会绕过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发展关系，(22) 同时也明显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特别是波兰的重视。
应该说，这种调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调整，也不仅是政府更迭所带来的必然变化。它根源于一些深层次因素，与德国“中欧”身份定位的确立吻合。对于德国来说，这种在美国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英国与欧洲大陆、西欧与中东欧、新成员与老成员国等多种力量、多层关系之间搞平衡、充当沟通中介的对外政策，无疑有利于提高自身在欧洲政治、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何况德国很可能是欧洲大国中最有条件、最有实力来扮演这种角色的国家。因此，默克尔政府的外交调整所显示的恰恰是一种趋势性的东西，而且，这种趋势扎根于德国独特的地缘身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并不完全受党派与政府变化所左右。
德国对外政策这一走向无疑会对欧洲地缘战略格局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应当是“法德轴心”。前面提到，欧盟扩大强化了德国的“中欧”身份，使德国趋向于“诚实掮客”的角色，但对于“法德轴心”来说，扩盟却起到了一种弱化作用。从地图上看，对于一个15国的欧盟来说，“法德轴心”基本处于中心，而对于25国的欧盟来说，这一轴心的地理位置似乎过于偏西了，而德国的中心位置却凸显了出来。在现实中，新成员国的加入使法国在欧盟内部的麻烦增加了，在“共同农业政策”等问题上，法国往往与中东欧国家有着很深的分歧和矛盾，无形中限制了法国在欧盟内部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从法国国内情况来看，民众的“疑欧”情绪也在增加，2005年法国全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条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法德轴心”能否再度扮演一体化的“发动机”角色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
但是，对于德国来说，这种情况反而减少了推行“诚实掮客”政策的顾虑，德国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充当欧盟的中心。而在各种力量之间充当调解人、中间人的做法自然也会进一步弱化法德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诚实掮客”角色本身就意味着不能与某一方保持过于“特殊的”关系，否则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法德轴心”的淡化既是德国扮演“诚实掮客”的前提，同时也是必然后果。
当然，德国扮演这种“诚实掮客”的角色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法国的反应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对于法国来说，德国的这种走向意味着法国将越来越无法约束德国在欧盟中的强势地位，法德之间的力量不平衡也将进一步发展，法国可能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必然会寻求联合其他力量，比如很有可能与英国逐步接近。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这种做法历来是法国摆脱大陆不利形势的首选策略，也是一条捷径。另外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德国能否扮演好“诚实掮客”的角色，关键在于能否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然而，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难以保持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以能源为例，德国是欧洲第二大天然气消费国，76％的天然气依靠进口，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其总进口量的44％。(23) 如此紧密的利益联系必然会缩小德国的回旋空间，不利于其角色的扮演。当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总体平稳时，德国的这种角色还可以保持，但如果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于紧张，德国不仅难以继续左右逢源，反而会陷入尴尬境地。一定程度上，德国的这种桥梁作用更像一座“浮桥”，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用，风浪来了可能就不行。
无论如何，德国在统一十多年以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定位，其今后的对外政策不可能再与原先的西德一样，也不可能简单地重复俾斯麦的传统。由于身份定位的多重性，德国的政策也必然是复杂的、多面的。然而，我们愈是从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德国的地理位置、历史经历等深层次的因素便会愈加充分地显现出来，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欧洲的一体化、甚至是国际关系全局。
注释：
① 国内学者对于德国统一后的对外政策进行过详细的梳理，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主要侧重于德国外交中重视多边主义、和平外交的一面，即二战以后德国（联邦德国）的外交传统。参见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连玉如：“聚焦德国问题”、孙恪勤：“试析当前德美战略矛盾”，《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孙晓青、孙春玲：“德国外交的新大西洋主义取向浅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等。另外，国内学者也从角色定位角度对德国外交进行了研究，在时间段上同样也侧重于二战以后的德国，如李绘新：“试析当代德国外交的不确定性”，《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期。
② Michael Staack,“Grossmacht oder Handelsstaat,”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12(1998),p.15.
③ Hanns W.Maull,“Germany and Japan:The New Civilian Powers,”Foreign Affairs,Vol.69,No.5,1990/1991,pp.91—106.
④ Scott Erb,German Foreign Policy:Navigating a New Era,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p.9.
⑤ Stephen D.Krasner,“Regimes and the Limits of Realism.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 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364—365.
⑥ Rainer Baumann,Volker Rittberger and Wolfgang Wagner,“Neorealist Foreign Policy Theory,”in Volker Riitberger (ed.),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Manchester,N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p.56—58;63—65.
⑦ 德国政治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讳言“德国道路”一词，因为它容易使人想起与1933—1945年德国历史相关的“特殊道路”（Sonderweg）。Dirk Peters,“The Debate about a New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in Volker Riitberger (ed.),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p.12.
⑧ Sabrina P.Ramet and Letty Coffin,“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1991—1999,”i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48,No.1,pp.53—55.
⑨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48,No.1,p.63.
⑩ Lars Langenau,“Bundestag fast einmütig für Mayedonien-Einsatz,”Süddeutsche Zeitung,October 24,2002.
(11) Matthias Geis,“Seltsame Stille,”Die Zeit,April 1,1999.
(12) Wolfgang Wagner,“German EU Constitutional Foreign Policy,”in Volker Riitberger(ed.),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Manchester,pp.191—200.
(13) ［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9页。
(14) 《过渡时期的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94年，第180页。
(15) 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16) 不少德国学者坚持纳粹时期是德国历史的一种“例外”，主张统一后的德国应更多地关注纳粹以前的德国历史，关注德国历史文化的主流，以便树立一种健康的民族自信心。参见Klaus R.
Rhl,“Morgenthau und Antifa:über den Selbstha? der Deutschen,” in Heimo Schwilk und Ulrich Schacht,Die selbstbewuβte Nation:“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und weitere Beitr
ge zu einer deutschen Debatte,3rd edn,Frankfurt M.,Ullstein,pp.99—100.
(17) Dirk Peters,“The Debate about a New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in Volker Riitberger (ed.),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p.14.
(18) Dan Bilefsky and Judy Dempsey,“Allies get speedy Merkel visit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4th Nov.2005.
(19) ［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8、40、47页。
(20) W.N.Medlicott,The Congress of Berlin and After,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3,p.37.
(21) Gunther Hellmann,“Merkel wants to be an honest brok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2005.
(22) 江建国：“德俄天然气工程惹诸国不快”，《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4日。
(23) 2003年数据，来源于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http://www.eia.doe.gov/emeu/cabs/germany/naturalg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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