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另一个维度：美国浪漫主义史学观念和方法评析——以科学的历史学为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维度论文,史学论文,浪漫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9)04-0062-12
著名的思想史家路易·帕灵顿把1812年英美战争到1860年南北战争这段时期界定为美国的浪漫主义时期。①这个时期，美国在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上呈现出生气勃勃和乐观上扬的崭新氛围。浪漫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历史编纂，历史写作在向成熟的阶段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不同于之前和之后时代的具有比较鲜明特征的浪漫主义史学。在历史著作的长河中，浪漫主义虽然已经被专业史学的历史车轮超越，但是浪漫主义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回声在后来的历史编纂学中仍然绕梁不止，并具有超越其所属时代的深远影响。然而，美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并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国内有关西方史学史的专著对于浪漫主义史学仅仅稍言掠过。美国虽然有学者研究浪漫主义史学，但是关于浪漫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的研究仍十分不足。这篇文章针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历史观、方法上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初步探讨其对于后世史学研究的影响和意义，以求抛砖引玉。
浪漫主义是发端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一种思潮，它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后来影响了哲学、历史等学科的思想观念。17世纪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牛顿的发现使人们倾向于把整个世界看作具有相似物理结构的机器，可以用统一的普遍定律来进行分析。这种机械论的眼光也使人们的自然观发生了变化。18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认为世界是一部由上帝设计的机器，同样可以置于普遍规律下进行解释，人以其智能成为这个宇宙的主宰，制服了野蛮的对象即自然。这样，自然被置于了人的对立面。浪漫主义首先是对这种僵硬的机械论的反动，他们认为，世界并不像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上帝设计的机器，按照既定法则运转，而是一种自发存在的有机体，有其生老荣枯的自然代谢过程。自然也不再仅仅是人类可以随意利用和占用的工具和资源，自然被提升到与人类世界平等的地位。②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崇尚回归自然，抒发感伤等情绪的作品，并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内在情感与外部世界的结合。大自然本身那种生命不息、变化不止的动态性和有机性使他们认识到自然界中事物的自发性和独特性，由此无论在生活还是艺术中，浪漫主义强调个人的独创性和创造性的天赋。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企图洞察普遍真理，为万事万物建立永恒正确的标准，这样就令文学、艺术的创作陷入了固定模式的束缚，而浪漫主义则认为想象和创造力是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更加精彩纷呈，去掉了模式化，而越来越体现出个性特点和多元化。早期浪漫主义强调艺术想象，这种强烈地依赖直觉来揭示艺术家超验王国的洞见的方法，带有伪宗教的神秘主义气息。③
浪漫主义者在自然中重新发现了连续性、创造性、具体性、多样性、有机体等因素对新的历史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费希特所言，自然的发展就像是一个链条，环环相扣，前后具有牢固的联系。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的连续的现象，每个人、每个事物、每个国家都是这一伟大链条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它们的存在既是自身的存在，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这种从自然衍生出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观念也被应用于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④克罗齐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不仅影响了文学、哲学、政治学和心理学，而且渗入历史科学，带着它的创造性；想象力、情感、思想和对过去的乡愁，将历史学从单调机械的理性主义的笼罩下，带入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⑤19世纪的历史科学成为浪漫主义最骄傲的果实。⑥这种发源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很快传播到了美国，并受到美国人的热情响应和广泛地接受，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美国历史学也成为这“骄傲的果实”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期活跃并享誉于美国史坛上的历史学家主要是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丝·帕克曼、普里思科特和莫特利。虽然其写作对象不尽相同，像班克罗夫特致力于为自己的祖国撰写一部通史，莫特利和普里思科特则着眼于欧洲的历史。但是，他们在主题和写作风格以及历史观念上却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历史著作的特征并具有相似性，基于其社会思想基础、方法论和表现方式上的共性，他们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流派。⑦
历史观念：“正确的设想”
在浪漫主义潮流中，美国打破了狭隘的土地抢占，产生了一种流动的经济，荡涤了有碍民主发展的一切限制，并为普通人提供了机会。人们为了前方的希望和梦想而更加积极肯干。浪漫主义正适合美国打破停滞状态，不断开拓新世界的历程。⑧正是在这种生气勃勃的开拓过程中，普通人的潜力有机会得以发挥出来并受到关注，所以，美国的浪漫主义是植根于普通人民之中的。
浪漫主义思潮对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变动性的承认，也为当时的社会奠定了平等的基调。既然自然赐予每个人天然的禀赋，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身的智识感知上帝的意旨，每个人都能够进行自我提升和改善。19世纪早期，美国开始抛弃贵族教育，提倡大众教育，教育的目的旨在提升全社会。历史学在其中承担了政治和道德教育的任务。浪漫主义史学著作以激动人心的故事为人们树立道德榜样，希望以此担负起道德训诫的功能。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虽然在主题上不尽相同，却分享着共同的著述目的和历史观念，即期望以好的历史著作吸引读者，在读者与其分享关于美国过去经验的描述中，在精神上受到熏陶，在心灵上得到启示，在道德上得以提升。
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是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在19世纪中期，工业和城市还没有发展到专横地把人的功能和作用分门别类，致力于思想和以行动为本的人群界限也并不泾渭分明。当时的社会精英也没有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行业或领域内。杰斐逊、麦迪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都是响应公共责任召唤的学者。很多公众人物，不仅仅来自波士顿或剑桥，都确信真正繁荣的共和国文学根源于一个真正繁荣的公共领域，所以他们致力于公众的精神建设。历史研究者也置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之中。他们认为对过去的探究不仅仅是为了理解过去，历史的学习和教学是一项公共职责和公共信托事业，历史研究是一项文化上的义务和职责。历史的功能之一即公民身份的建设者。⑨班克罗夫特在1824年9月24日写信给斯帕克说：“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有用的公民，贡献我的微薄力量来散播正义、自由原则和学识更令我兴奋的。”他希望通过美国历史使公众了解美利坚的起源、发展和独特的特征，以此来增强人们作为美国一分子的公民责任感和这个新国家的凝聚力。而宣传民主制度能够引导美国公众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真正正确的原则，以此来传播正义的事业。⑩
浪漫主义史学家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历史学承担社会功能的期望，在其历史观念中体现出来的即他们的著作都存在一个“预期设想(preconceived ideas)(11)，”这个预设的前提也被称为“正确的设想”。所谓“正确的设想”是建立在当时美国社会的一般共识的基础上的，意即只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观念才应该在历史作品中反映和贯穿起来。当时的历史编纂者普遍认为，历史的主要功能是支持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使社会稳定，所以历史事实一般被置于预期设想的框架内。在19世纪早期，道德、进步、爱国主义和上帝的存在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于是就成为历史著作很好的主题。
另一方面，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与哲学和文学相伴相随。哲学为历史学提供了解释框架，而文学手法则是历史描述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早期的史学是具有目的意识的历史学，历史是以实例来阐释哲学的，哲学提供原则，历史则以事实证明原则。真正的历史一定以正确的原则为前提，事实则为阐释真理服务。(12)所以，写作历史时很重要的前提是从正确的设想开始。浪漫主义者承认，历史学家会把其情感、兴趣倾向和观念倾注在历史写作中，因此他会选择适合其历史理论的事实来证明他预期的想法，或以事实来证明或解释其预先形成的框架。
美国的浪漫主义史学是建立在对民族本质、道德、进步和国民特性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一般共识的基础上。社会的普遍共识为历史学家提供正确的“预期设想”，即他们共同承认的普遍原则，这一点也是对上述19世纪美国社会现实的呼应。
真实性与趣味性：大众读者的期望
对历史作品能够承担训诫于社会的期望，以及这些历史学家自身对公共文化领域的强烈责任感，也体现在浪漫主义史学作品的真实性与趣味性的博弈中。浪漫主义史学家自身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眼中的历史本身就是情趣盎然、吸引人不断去探索真相的领域。他们认为只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再现出历史丰富多彩的性质和意寓深长的趣味性，真实性和趣味性是成正比的。
19世纪早期的史学家选择主题一方面是为了要发现事实，另一方面为了作品的可读性或增加其对于读者的吸引力，他们一般会选择一些此前没有人探究过的历史领域，或者并没有被很好展开的某一主题。为了更加生动地再现历史真实，他们经常会雇佣代理人或托朋友为其在国外查找档案。有时其主题虽然是围绕众人熟知的历史事件，但他们要发掘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以增加其主要人物或情节带给读者的真实性。这些史学作品描写的历史场景或惊心动魄或妙趣横生，人物或真实感人或令人崇敬，栩栩如生和引人入胜是这些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虽然强调历史事实，并乐于展开批判性的评论，但在浪漫主义史学家的心中，历史事实是增加其历史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的重要因素。班克罗夫特认为普里思科特关于格兰纳达之陷落叙事准确，并拥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却仍不减其魅力。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源于真实的更深层的趣味。(13)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会认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时会带来叙述的枯燥乏味，而影响其作品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但是，如果历史事实本身或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还原了时代的整体氛围和精神，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那么，这就是浪漫主义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浪漫主义时期，当历史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专业的规范时，历史作品是带有脚注的，但这些脚注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作品的科学性，历史学家也并不希望脚注为读者带来阅读的负担，而是希望脚注的使用令读者相信这些作品的真实性。19世纪早期的历史著作是指向一般公众的，而非职业学者，当时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著作，像班克罗夫特的《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国史》、普里思科特的《墨西哥的征服》、莫特利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帕克曼的《庞蒂亚克的阴谋》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也唤起了公众对过去的尊重。当时的普通人也喜欢在闲暇时间阅读历史著作，关注他们认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作品。但是，这些为数众多的读者并不想去考察和验证他们眼前的文字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他们最终还是希望从这种被注脚所确保的真实性中得到不同于小说的更深层次的乐趣。(14)源于真实，并由真实带来趣味性是浪漫主义史学家期望的作品风格，但是在真实性和趣味性二者互相博弈时，真实性有时会妥协于趣味性，这时的历史资料就会被加以修饰，而符合大众期待的标准或历史学家心中的框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浪漫主义史学的真实性与后来科学历史学中的真实的标准是不同的。
真实的标准：事实真实？精神真实
最好的历史是最真实的，这是19世纪的人们衡量历史作品的标准。即便如此，19世纪早期的“真实”标准与19世纪末以后科学的历史学派兴起以后所定义的“真实”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对“真实”的看法是与当时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者认为，“好的历史归属于心灵”，对其主题拥有的激情并不妨碍历史的真实性，对过去的感情和主观直觉也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必须有能力穿越时空，感觉到其主题的现实性，感受真实的精髓和历史的时代精神和整体氛围，并恰当地传递这种感受。基于此，历史学家应该兼有政治家的激情和诗人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作品中渗透了史学家自身的诗性主体体验、驰骋的想象力和对历史深邃的思索。历史家要把自己的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里，以便再现历史事件的殊相(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或活动)，这样的历史就是“诗性的历史”，这是浪漫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特征之一。(15)另外，历史作品是面向大众的，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他们应摒弃18世纪启蒙时期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式探讨。历史学家不应该仅仅关注事实本身，而是要挖掘事实深处的真理，使读者从心灵上感受到过去，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精神。
这里的“真实”是指向遥远时代的精神。读者在历史作品中能够真切体会到作者所描述的时代精神，并与之融和在一起，这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主观直觉、想象力、热情而非谨慎小心的科学求证成为写作历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所以，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学家会不遗余力地在词藻、文风、描述和烘托历史时代的氛围上下功夫，因为，形式与意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历史学家很注重对词句的锤炼以及各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并认为意义不能存在于形式之外，形式不仅是意义的载体，它和意义融为一体来展现历史的面貌。最好的历史学家应最关注文章的形式。
浪漫主义文学和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即探讨历史中个人的独特性，同时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对自身的认同。爱默生相信，读者对过去的最大兴趣在于其不自觉地会成为历史英雄。浪漫主义史学家追求的是人物的生动再现，而非性格的抽象。这些都强调了文学技巧和直觉等主观体验，而造成了有时候对个别事件“真实”的忽视。或者可以说，为读者带来过去真实的整体时代氛围，精神上(艺术上、心灵上)的真实，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真实被置于首位。但是，浪漫主义史学家并不认为历史学是某种形式的虚构。虚构的意图在于使之成为可信，而历史学在可能的最直接的方式下，是在讲述真理，它预设了历史再现与过去之间的一种直接联系。历史学家并不是小说家，历史学受到合乎真理与合乎理性的阐释标准的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历史学对过去的再现意味的不只是纯粹的描写，它意味着感性的、解释性的、分析的描述。再现并不是对赤裸事实的叙述，它是一种理解的叙事。历史学导向理解。(16)
写作手法：想象式沉思
浪漫主义历史学的内在(潜在)的史学前提是任何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渐进性和不易察觉性(unconscious nature)，浪漫主义宣称，任何形式的国家或民族文化都单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决定性但神秘的内在张力，推动这些不可知的创造性力量前进，文化的这种神秘的发展方式是不能以直接的理性分析获知的。根据这个前提，文化和宪政的发展是受到这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影响的，这就是后来被兰克所称的Zeitgeist(时代精神)。(17)因此，这个时期史学强调民族(国家)传统和由思想观念构成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把握时代精神才被认为是抓住了历史的精髓。班氏、普里思科特、帕克曼和莫特利以“想象式的沉思”的方式来体验过去，并力图真实地传达出历史的精神和氛围。这种想象使他们能够以今通古，在内心对过去进行主观体验，令这些历史写作者兴奋的是与过去的生命进行感受上的交流。对于这样一群充满文学经历，并强调对主题的体验和理解，与写作对象的感应的历史作家，为过去赋予生命是最重要的事情。(18)这也体现了浪漫主义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强调历史的内在精神、思想、情感和情操，用移情和同情的方式深入历史，从内部感知和理解历史的行程，浪漫主义史学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它是从内部观察历史。黑格尔在分析浪漫主义艺术时，把内在主体性的原则作为浪漫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而主体性就是精神性，他认为只有浪漫主义才初次把精神沉浸到它所特有的内心生活里去，从而实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统一，精神原先要从外在的感性事物中去找它的对象，而现在，它就从它本身获得它的对象，并在这种精神与本身的统一中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己。
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主体性并不是对外在客观事物的否定，而只是以内在的精神为基础，通过精神的创造力的活动，赋予外部世界和各种感性材料以意义。浪漫主义史学之为浪漫的，就在于它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强调了主观的思想和情感，强调通过想象和直觉去亲历历史、感受历史，它是从历史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写作历史。它不仅想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要复活过去。浪漫主义史学家不仅热切地希望了解他们的祖先是什么样的，而且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看到他们自己从中成长起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浪漫主义重新思考历史知识问题，并且根据将个体的意愿视为历史过程中唯一的因果效用主体，而重新思考历史过程问题。由此而言，浪漫主义史学家既是历史过程中的观察者，亦是其中的行为主体。(19)
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浪漫主义史学强调主观与主体性，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不仅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了理想中的形象，一般是作为历史中主体的英雄形象，而且最重要的是把想象作为联结遥远的过去与现在以及美好未来的手段。(20)帕克曼认为人物的特征不仅仅是抽象的思想或非物质形象，而应是鲜活的血肉之躯的具体体现。这里，化身，外部再造代表了最重要的特征。帕克曼在其著作中对库柏用语言进行了非常形象和生动的肖像素描，为当时的人们所称道。(21)约翰·马歇尔和华盛顿·欧文都撰写了华盛顿总统的传记，后者由于符合了浪漫主义时期史学作品的标准而得到赞扬，后者得到的评价是：历史学家与诗人的禀赋是相通的，在描述上，则要兼具诗人和画家的才能。(22)班氏在其历史著作中的戏剧式的表现力得到了尤其的赞扬。普里思科特曾告诉班克罗夫特他很钦佩班氏“能够让历史中的角色自己行动，并且以自己的语言说话，这样就很原汁原味地、并且很有效地展现了戏剧的形式”。在多年以后，当班氏的下一卷历史面世时，普里思科特又称赞班氏“令其历史戏剧中的演员们自己表达出伟大的现实”。(23)这种表现方式并不仅仅为了加强一种戏剧化效果，历史学家还使用对过去“同情式理解”的方式置身于历史场景中，把过去在现实中展现出来，并传递出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特殊语言。
另外，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史学并未完全独立于文学领域，还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形成今天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时候的历史学家强调文学技巧、兴味和效果，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曾经致力于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还因为他们相信对过去的重建需要想象和文学技巧。班克罗夫特说，他宁愿复原事物本来的面貌，但他认为，这必须要有文学技巧。另外，虽然浪漫主义史学家运用文学手段来增强其叙事的戏剧化效果，但是，他们还是会力图划清自己的历史作品与文学小说虚构的界限，“小说家使想象的场景看起来尽量真实，而历史学家则开始于真实。”(24)但是，浪漫主义史学家眼中的事实本身是不能说话的，而必须要被置于一定的哲学框架内，而这就需要史学家的大胆综合。在他们眼中，历史是反思和分析的产物，事件和意义在历史中被批判地阐释，综合为道德、政治和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领域。(25)好的历史学家必须以阐释性思考穿透事实，在历史中发现真理。如果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揭示出关于过去的终极真理，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完美的艺术家。因此，事实一方面是增加了历史作品的趣味性——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生动性源于真实性，另一方面事实充当了历史学家的道具，它并不是被完全而是根据史学家的需要被展现出来，而历史学家要做的则是透过其选择的事件和意义发现终极真理。
历史影响
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从事历史、文学和哲学领域研究的人被统称为“写作的人”(man of letters)，浪漫主义史学家也被包括其中。浪漫主义史学家注重过去对当代社会的道德训诫或对国家发展的借鉴意义，这体现了浪漫主义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历史描述中，浪漫主义史学家热衷于宏大的场面，叙述中带有强烈的文学倾向。他们对华丽的词藻、壮观的场面和宏大的叙事结构有浓厚的兴趣，有时为了其作品的趣味性而不惜牺牲真实性，这一方面是受到其历史观念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仍然附属于文学和哲学，并未完全建立起自身专业的方法。浪漫主义史学家有时候对于史料按需剪裁而扭曲了个别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学家对其批评的中肯之处。但浪漫主义史学家在其主导的历史原则下，仍然力图真实地重构过去，搜寻历史真实的细节，尽力去发现历史中不同于小说的事实，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历史学家开始于真实。班克罗夫特以大量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写就了《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国史》，他获得许可利用了大不列颠国家文献室(State Paper Office of Great Britain)的资料、英国财政部(British Treasury)的记录以及大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中关于美国的文档。他还亲自访问了十三个殖民地的每个历史文档收藏地并查阅了制宪会议的连续记录。(26)莫特利为了寻找第一手资料写作尼德兰革命史，在德累斯顿、布鲁塞尔和海牙等地对有关档案进行了四年详尽的研究。(27)普里思科特购置了大批外国档案资料，并雇用了助手去西班牙图书馆内抄录其中有关墨西哥和秘鲁的手稿，经十年苦心钻研终于出版了《斐迪南和伊萨贝拉时期的西班牙史》的第一卷。(28)浪漫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真实的兴趣，推动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为后来的历史研究，包括为寻求客观真相的专业历史学家铺垫了雄厚的研究基础。
浪漫主义史学家认识到国家制度、法律、文学和政府的特殊性在于其国家(民族)的特征(genius)，激起了19世纪很多历史学家研究自身民族历史的兴趣，促进了从民族和文化角度的历史学的发展。尽管浪漫主义理论带有半模糊性的趋势及其哲学的多变性，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所提出的历史发展中的无意识的(不易觉察的)推动因素，而且他们强调了文化综合体的有机整体性的重要事实。在文化和制度发展上，他们把中世纪的本质和重要性浪漫化并夸大了，他们却纠正了理性主义者对这段时期的过分轻视。浪漫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采取的神秘的和充满感情的态度带动了对过去进行一种具有理想的情感氛围的沉思。(29)在对过去“同情式理解”中，他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精神与过去的精神相通。这里，精神的联结促成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浪漫主义史学强调了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性，以及文化和制度发展的原则，直到一个世纪以后，兰普雷西特才真正发现了浪漫主义原则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融入其著名的理论中，即历史发展是在民族和全人类的集体心理中的转变和突变过程。(30)浪漫主义者确实比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具有更宽广、更合理、更真实的历史观念。(31)
从表现形式和创作风格上，浪漫主义史学家对体验、人物肖像、以及按照浪漫主义的惯例对人物形象的描述，尤其他们的描述中对绘画技法的借鉴(32)，不仅为历史叙述增添了生动性和趣味性，使历史画面更加饱满和具有层次感，而且把审美价值融入到历史作品中。历史作品的风格也反映着历史学家主观的兴趣、品位和倾向，十分具有个性特征，因为“文风应是代表道德一方的人物的自然表述”(33)，即文风与历史学家描述的主要人物特征密切结合在一起。个人色彩浓重的文风显示着历史写作并未形成规范和专业化，但同时也并未僵化。
浪漫主义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不仅在文学技法上。浪漫主义史学正在划清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他们并不把历史看作仅仅是认识对象的事实，而是使自己投身于其中，并以想象去感受它们，就像他自己的经验一样，这样就使历史学家更容易从整体上把握过去时代的氛围。浪漫主义者反对以一种纯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这种哲学态度并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态度而已。同情成为历史知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历史学家能够进入他所研究的那些事实的内部。(34)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认出了他们自己过去的精神，那对他们是宝贵的，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35)
在浪漫主义史学家那里，历史不再被视为单纯叙述性的，而是其本身具有内在目的性和评判标准的各种特殊领域的精神的历史。同情或移情无疑是浪漫主义史学重要的特征和表现手法之一。没有对过去的同情就不可能形成有机的连续的历史发展观，就不可能使浪漫主义者在和它自己大为不同的各种文明中看出一种积极的价值和趣味来，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成就，部分地又是为以后的具有价值的事物的发展而做的准备。从而，在浪漫主义者眼中，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既是独立存在的又是与整体相关联的。(36)因此，莫特利会为尼德兰革命描绘出壮丽的色彩，普里思科特会对遥远年代的南美洲异域的墨西哥和秘鲁充满兴趣。他们不仅认识到与自身不同的文化的特性和重要性，还有每一种文化对于构筑人类历史整体的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以今通古式的对过去的体验式理解，一反理性主义以统一的规律贯穿历史发展的理论模式，而是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想象、移情、感受等主体体验的方式来实现与过去的互相交融，一反理性主义者对历史本身机械论的僵化的普遍解释模式，不仅在感性上对历史哲学进行了很大的推动，也实现了把历史真正置于历史中的解释，从而使过去从整体上呈现出更加真实的面貌。这样就不仅从历史事实上探索有关过去的知识，而是既让作者也让读者从整体上去把握历史的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为历史研究开拓了一种新的视野。
启蒙运动仅仅关怀着现在和最近的过去，而浪漫主义把人们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历史学思想的范围大为开阔，于是历史学家就开始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认为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一场单一的发展过程。(37)浪漫主义对公众期待的关注，不仅对于文本自身以及文本的阅读者(对读者传递历史感受的期望)的关注，培养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使普通人心中具有了历史的存在感，使人们意识到遥远的过去曾经作为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人类从过去到现在的融通，以及过去对于构筑现在以及未来的意义，树立了人们对于历史的尊重的意识。
从浪漫主义时期形成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表现手段为历史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从浪漫主义阶段开始，研究历史的人们才发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特征，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而并不是仅仅用理性主义的普遍规律就可以得到对于历史探索的满意解答的。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人成为具有了历史感的存在，历史作品也开始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关照，历史学开始具有了不同于哲学和文学的自身的观念、方法和特征。浪漫主义史学不仅是美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所倡导的历史观念和表现手法为后世的历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对科学历史学的挑战
19世纪末期，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使其最终脱离了哲学和文学，而获得了其独立的地位，研究方法上也趋向于以怀疑主义精神和实证的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检验，历史学家必须要以完全客观的态度反映历史事实，使自己置身事外。很多专业历史学家批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缺乏批判精神和科学客观的方法。专业史学家认为，历史学也可以跟自然科学一样，以完全客观的面貌自我呈现，作为研究者的历史学家的主观观念和情感则与其研究对象是完全分离的。从此，历史研究也被称为科学的历史学。在历史学成为科学后，她逐渐失去了与价值观的联系，这使专业历史学家以追求科学的精神，冷静地探索历史的真相，客观地叙述与意义分离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学与意义和其阅读的对象尽量保持距离。专业史学虽然加强了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却以牺牲历史作品的个性为代价。早在科学的历史学在美国确立后不久，亨利·亚当斯挑战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观念。他认为，仅仅堆砌死板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一种假设前提，无论多少事实都无济于事。观念是精神的集合，尽管这样的观念是脆弱的，它却有助于学者理解事实。亚当斯并没有仅仅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他认为，历史具有科学以外的特征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性，他把科学和历史结合了起来。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观念框架，人类的能量和社会行为都是自然宇宙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历史学家不应该试图分离它们。历史学家如果要理解人类，他必须要理解世界。亚当斯批评学者们过度依赖理性，他认为有很多知识需要依靠人类经验而非思想去发现。发现事实不仅需要理性的方法和观念，想象的思想或内心的观念更加重要。亚当斯认为，只有全部的个性能够承担全部的经验。整体是一种视野，它应该是人类学习过程的一部分。(38)历史学家应该注重历史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其剥离成碎片，这样并不能反映全部事实或真正反映历史的真相。历史需要去阐释，这就需要历史学家进入到历史的情境中，体验过去的全部氛围，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真实。
即使到了第三代专业历史学家那里，当还原历史真实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当成历史学家的一种信念，而对历史的综合观念和移情的理解方式已经被抛弃多年时，仍然有历史学家呼吁事实不是历史学家追求的唯一目标，事实深处所蕴藏的时代精神和价值体现也不应被遗忘。L·摩尔利在其研究狄德罗的作品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历史的观念在这一百年里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在这个时代，有迹象表明，历史学正变得狭隘、陈旧和琐屑无味。它正在从对人类社会伟大时期和运动的宏观视野中退出来，而不停地堆积无意义的事实和陈腐无用的知识，充满恋古癖的味道。时代精神却被搁置一边，方向、意义和人类历史不同的进程都消失殆尽了。”(39)尽管浪漫主义理论带有半模糊性的趋势及其哲学的多变性，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所提出的历史发展中的无意识的(不易觉察的)推动因素是仅凭科学的方法和怀疑主义的精神无法发现的，而且他们强调了文化综合体的有机整体性这样的重要事实。美国历史协会的一位主席曾说过：“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人类行为，都是复杂而多变的，当历史学试图去描述这些行为时，不能忽视其任何的表象，无论是在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上的。”(40)浪漫主义对人类历史整体性的关注，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和深远的视野。第二代专业史家中有人开始质疑僵化的客观主义的可行性，在晚年，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都试图建立如19世纪时史学与哲学和文学的联系。有些第三代历史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试图通过历史的参与者来看待历史事件，这些历史学家比他们的前辈们更愿意尝试不经证明的猜想。(41)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18世纪历史学家研究不变的人性，浪漫主义则深入至生命的本质，研究人类经验而不仅是个人形式。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人文而非社会，它是一种个人表达，探询价值观。历史表现出美学上的丰富，与诗和宗教合为一体。这里，在试图评析浪漫主义史学时，又回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问题上。科学远离价值，而艺术则始终乐意和人文关怀与价值判断联姻。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真理存在于心中，应该通过灵感与调查来发掘，激情也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历史不仅是事实的科学，它更是宏伟的艺术，直觉是上帝对人类的声音，终极真理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灵感而获得，历史学家必须去感知而非发现真理，因为真理更接近灵魂。(42)19世纪末以来，科学和工业获得高速发展，普遍法则统领了自然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资料不断地被发现，专业史学家也力图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和档案中为历史学建立如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法则，为事实寻找联系，并为历史创立一种清晰的阐释体系，把历史提升到科学的崇高地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则通过对过去的整体性的体验和把握，再现了过去的精神和氛围，并强调历史再现中的审美价值。这样的美并不是“为了美而美”，而是如历史绘画一般“作为再现之美”。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承认过去的存在和意义的基础上，在感知上实现了对过去具有深刻洞察力的阐释，(43)从而使历史学家的文本与其试图理解的主题事件达到了一种对称和和谐的美，这样的历史是艺术。
所以，仅凭客观主义不能理解过去。而且，历史一旦彻头彻尾地成为科学，便会失去人之本性、娱乐性和社会功能。职业史学家摒弃了其前辈浪漫主义史学家贯采用的道德评判的历史观念和充满想象色彩的写作方式，把历史作为客观地反映过去的镜子，而不带历史学家任何个人的主观色彩。科学的历史学剥离了历史学人性化的一面，鼓励宿命论，使人们无所欣赏，这种保持中立的态度也使其主题与读者之间设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为科学的历史学家并不关注读者的感受，也并不想把读者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科学的历史学家忽视读者，道德批判史学家则催促读者进行判断，历史实用主义者却十分关注当下的需要，但他们的同情是有限的，他们的批判也并不深入。正如约翰·海厄姆所言，历史学家的批判不仅应建立在与现实的相关性上，而是应该关注人类精神的内在本质。(44)浪漫主义史学不是在号召我们脱离历史的真实，他们眼中的历史作为对过去的再现，其目标是建立起文本与主题事件之间准确的和谐一致。浪漫主义史学为我们提出了发现真实和解释历史的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浪漫主义史学家相信，历史是不能完全客观的或仅凭客观就能到达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仅仅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是不能实现的。浪漫主义思潮有代表性的哲学家赫尔德认为“人类本质最终在于人性，他们会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因为上帝已经使其自我掌控命运。”(45)自由意志是浪漫主义历史哲学的中心主题，而道德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对过去的再现中，历史学家通过人类固有的理性和情感等理解性的智力和认知能力来追求有关人类的真理，这种真理最终归结于道德。他们反对历史的发展存在固定的法则，因为法则与道德互相抵触，而且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研究历史的法宝，(46)英国画家和美学家雷诺兹认为，历史学展现了一幅人类戏剧经过了一番渲染的景象，这幕戏剧中充满了“英雄壮举或英雄受难的杰出事迹”，为的是“始于体验(Taste)的对普遍正义与和谐的思索；当它升华和精练之后，可以归结于德性”。(47)历史叙述和表现风格体现的是美，而其目标则是真实的再现，以使观众受到启迪，并从中发现和追求道德真理，即终极的善。在这里，美、真和终极的善走到了一起，在历史叙述中实现了彻底的融和。当代历史哲学家耶尔恩·吕森提出了历史文化的三个维度：认知的、政治的和审美的。史学理论主要涉及认知的维度，专业史学家则以历史的政治维度为研究中心，审美维度却一直受到了忽视。审美不仅只是语言、诗学和修辞，它还包括先于语言的经验和交往的因素等历史意识的美学。历史学的这三个维度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都是支撑历史学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只强调审美的维度，以牺牲其它两个维度为代价，就会导致将历史去政治化和非理性化，并给实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牺牲审美维度来强调认知的或政治的维度，也会是一样的情形。历史文化中牺牲别的方面的认知策略，就会导向教条主义……单单审美、政治或认知都无法成就历史中的意义，只有对于全部这三者的综合才能做到这一点。”(48)浪漫主义史学家无疑向人们展现了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和艺术性，并在提醒人们推动历史过程的还有理性所不能够分析的因素，这样也就展现出了一直被科学的史学家所忽视的人类历史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真实层面。浪漫主义史学无疑为人们认识到历史更加真实和立体的全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科学研究自然的普遍法则，浪漫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是具体的和特定的事例。当浪漫主义史学家运用其阐释框架、表述风格和写作技巧来达到其目的时，这样的历史学中无疑包含着一种科学化的努力。与科学家的目标相类似，历史学的目标也是要说出真理。但是，浪漫主义历史学与专业史学家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理解和阐释的再现，在对过去再现的叙述中包含了历史学家的主观的情感和体验，而且，一般法则也无法使纷繁复杂和富于变化的人类活动整齐划一。
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还有作为研究主体的人，是包含着理性、情感、想象的复杂的综合体，而真正的历史也呈现着复杂多层次的面貌，时间、空间与方法和视角的限制会让同一事件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呈现不同的面貌，从而进行不同的叙事，得出不同的评价，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探求历史真实的追求，正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才能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想象和理解则不失为构筑历史真实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历史真实是一座高山，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地存在着，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路径接近它，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它，才能尽可能地把其全貌囊括于视野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并关注历史的复杂性，人类认知世界的特征时，才能更加冷静地去寻找历史的真实和尊重事实。
综上，无论是以因果关系为解释基础并在历史内部建立一般法则的科学史学，还是以移情的方式探索整体性历史的浪漫主义史学，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中的维度或视角之一，它们看似互为反动却能够互补并存，并为探索历史事实提供了更为全面和丰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历史画面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含不同的层次和方面，仅以一种单独的方法恐怕只能看到历史的某一个侧面，而使历史认识失之于片面性。只有从多种视角去观察和研究过去，才能认识到历史的不同层面，从而反映历史真实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历史学家只有从不同的路径接近历史真相，不同视角才能展现出历史的多个不同侧面，使广阔而斑斓的历史长卷不断完善，不断接近其真实的全貌。
注释：
①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卷2，陈永国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②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9页。
③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第57页。
④(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74页。
⑤张广智等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⑥(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⑦德门齐也夫等著，黄巨兴等译，《近代现代美国史学概论》，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页；David Levin，History as Romantic Art:Bancroft,Prescott,Motley and Park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⑧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卷2，第352页。
⑨Bert James Loewenberg,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n Thought,Christopher Columbus to Henry Adam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P17.
⑩Bert James Loewenberg,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n Thought,P243-244.
(11)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the 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0,P.151.
(12)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P.177.
(13)David Levin,History as Romantic Art:Bancroft,Prescott,Motley and Park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2.
(14)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res,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P.131.
(15)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16)路易斯·格罗尔克，“历史的艺术：历史学与历史绘画传统”，见William Sweet编，魏小巍等译：《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4页。
(17)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63,p.178.
(18)David Levin,History as Romantic Art:Bancroft,Prescott,Motley and Parkman,p.8.
(19)(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0)王利红：《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版，第87页。
(21)David Levin,History as Romantic Art:Bancroft,Prescott,Motley and Parkman,pp.11-12.
(22)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1860",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2,No.1(Jan.-Mar.,1971),p.139.
(23)David Levin,History as Romantic Art:Bancroft,Prescott,Motley and Parkman,p.20.
(24)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p.128.
(25)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 ,P.153.
(26)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4,p.168.
(27)宋瑞芝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
(28)(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4页。
(29)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p.192.
(30)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pp.179-180.
(31)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p.179.
(32)David Levin,History as Romantic Art:Bancroft,Prescott,Motley and Parkman,1959,p.23.
(33)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 ,p.147.
(34)(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2页。
(35)(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40页。
(36)王利红：《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第86页。
(37)(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第140-141页。
(38)Bert James Loewenberg,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n Thought,Christopher Columbus to Henry Adam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2,p.545.
(39)Bert James Loewenberg,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n Thought,Christopher Columbus to Henry Adams,p.332.
(40)Guy Stanton Ford,"Some Suggestions to American Historia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XLⅢ(Jan.1938),p.268.
(41)Edited by John Higham,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62,pp.22-23.
(42)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00-1860:Its Practice and Purpose,pp.210-211.
(43)路易斯·格罗尔克，“历史的艺术：历史学与历史绘画传统”，见William,Sweet编，魏小巍等译：《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第99页。
(44)John Higham,"Beyond Consensus:the Historian as Moral Crit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3,(Apr.,1962) ,p.609-625.
(45)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p.193.
(46)George H.Callcott,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00-1860; Its Practice and Purpose,pp.222-223.
(47)路易斯·格罗尔克，“历史的艺术：历史学与历史绘画传统”，见William Sweet编，魏小巍等译：《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第96页。
(48)(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彭刚译：《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