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背后的历史惯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惯性论文,八国论文,集团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9年10月至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访问日本和中国时，表明了希望推动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想法。此后的11月21日，施罗德在意大利向八国集团首脑进一步发表了支持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观点。尽管一些国家对此反应比较冷淡，认为中国加入这一集团还为时尚早，但是，这一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一种迹象，说明随着实力的逐步提高，中国将逐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无疑具有特殊的作用。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七国集团，曾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经常协调全球性的反危机措施。冷战结束后，七国集团的政治功能渐渐强化，后来由于俄罗斯的加入而成为八国集团，其影响更为广泛。如果中国也加入进来，就会使安理会和七国集团的职能协调更容易，从而形成7+5＝7+1+1＝9（美、日、德、法、英、意、加、俄、中）这样一个有趣的算式，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解决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七国集团显小、联合国显散的矛盾。当然，类似这样算式的真正实现存在着很大的变数，至少不会是近期的事情。然而，未来中国的战略选择需要我们对八国集团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演变前景有更加清晰的分析和判断，不论愿意不愿意，中国必将与它打更多的交道。
八国集团既构成了当前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合形式，同时又有与那些人们熟悉的大国关系组合不尽相同的特点。一般说来，世界主要力量之间构成了不同的国家间关系组合，其中有双边的、三边的，也有多边的。双边的有中美、中俄、中日、美日、美俄、美欧、日俄等重要关系；三边的则是中美日、中美俄、美欧俄、美欧日的影响最为深远；多边的关系更为复杂，八国集团就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益协调的重要机制之一，其演变对世界局势的发展绝不可忽视。考察八国集团，不能仅仅关注其本身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寻找到八国集团之所以成为八国集团的国际经济、政治基础，进而发现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
二
20世纪，大国的兴衰起伏乃至整个世界的变化是迅速而巨大的，然而在我们考察世界格局的演变时，却发现有许多历史的沉淀在里面。比如，如果把2000年的八国集团和100年前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相比， 在成员构成上只是当时的奥地利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这里并不是要翻历史的旧账，而是看到在一个世纪以后，今天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俄罗斯的特殊情况除外）竟然基本都是当初的列强。更进一步说，100 多年的时间里，落后国家很少有追赶上先进国家的例子，更不用说后来者居上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里，世界各主要力量的分布和对比都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态势，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某一世界格局一经形成，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力量，在其演变过程中存在着维持原有结构的内在要求和基础，而后起的国家要冲破原有格局的束缚是有很大难度的。尤其在当前，世界格局演变中的惯性因素比以往表现得更为突出。
也许有人说，世界格局毕竟在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比较迅速，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逐步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当然，谁也不能否认格局的变化，然而问题在于，较长时期以来，不论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核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八国集团背后历史惯性的增强是以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为物质基础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遇到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以八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走在前列，并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全球化为不同类型的国家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是大不一样的。
来自发达国家强大的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通过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等手段垄断了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国际资本的空前扩张，日益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性。由于这些国家实力强大，基本上都具有把握自身资本积累过程的能力，因此经济领域的彼此渗透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渐趋同，在西方国家之间看似不平衡的发展的表象下，却维持了发展水平的总体平衡。（注：唐永胜：《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背后》，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3～4月。）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已经不再主要限于某一个国家了，而是逐步扩大到主要由发达国家构成的群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以绝对权力主宰世界的局面就已经开始向多极化转化了，目前西欧和日本已经成长为美国日益强劲的竞争对手。
国际资本扩张一方面使世界经济的核心部分由少数国家向国家群体扩展，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趋同又令发达国家彼此要求分享权力的愿望更加强烈，这些国家间的摩擦和竞争更加激烈了；同时，要避免竞争激化导致的两败俱伤，要想在全球经济乃至全球政治中长远占据有利的位置，相互间的协调是必须的。加强协调，符合西方各国的需要，七国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世界经济中心区域的平衡化发展并没有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状况，也没有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尽管国际竞争逐渐向比较“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只有发达国家才更有实力、更有资格享受这种“有序”带来的好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有序也并不意味着平等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有序”加剧了南北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使不平等也成了“一种规律”。
资本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国际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并且这甚至不是选择的问题，即使你不想开放市场，国际资本也有足够的能力越过人为设置的诸多壁垒。然而问题在于，国际资本在进入一国的同时，也将国际资本的逻辑（主要体现为世界市场的价值规律）作用到了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中，使得由自身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决定的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最后连控制自己资本积累的能力也可能丧失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多数落后国家，由外部影响与内部特定的社会条件相结合而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流失以及经济部门之间比例的失调和扭曲。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在过去的基础上往往首先体现在金融领域中，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且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就对经济结构的作用和影响而言，一国经济国际化最基本的特征在于该国最终将比较深入地被纳入到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中。这也是世界经济作用于一国经济的本质表现，它进而将会对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效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时甚至会对一国国内价格体系造成破坏性冲击。
在正常情况下，一国的价格体系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逐渐变动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对应着相应的价格体系。但现行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是在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关系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更适应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外部的强大的价格体系，因为在它的发展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前，外部市场价格体系的过度渗透会造成国内价格结构和总体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如果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失当，自身脆弱的金融市场就难以抵挡外部的有巨大能量的资本的冲击，在国内经济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并且是两者互为发生的条件。当前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每天有超过1.5 万亿美元的短期投机资本，而且其中只有大约2%的资本流动与生产、 贸易等实物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不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更容易首先失去控制，对经济结构的冲击会被放大，有时连经济强国都难以摆脱金融波动的冲击，何况经济仍然落后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 1994 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并不主要限于一国国内，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是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固有缺陷的必然反映。而在危机爆发后，有关国家必须努力修正经济政策，加强国际竞争力，调整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种调整往往是被动的，而且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经济恢复之后仍不能从根本上做到自主地控制本国资本积累的过程，新的结构失衡周期又开始了。经济的恢复也许会得到国际资本的扶持，如重新安排债务、提供新的援助等等，但一般要附加苛刻的条件，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际资本的依赖，这种扶持实际上是以服从国际资本的长远利益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背后有周期性因素在发挥作用，从结构失衡到发生危机再到经济调整，构成了一个循环。由于发展中国家分布较广以及全球“飞燕式”资本的增加，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较大的游动性，并不一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反复发生。拉美一些国家如墨西哥曾发生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1995年的货币危机。在亚洲，韩国和菲律宾比较有代表性，在80年代债务危机中它们曾经债台高筑，1997年再一次受到危机的打击。本来，东亚国家的经济已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活力，但东亚金融危机说明，即使像已经成为经合组织成员的韩国到目前也没有完全摆脱国际资本运动逻辑的束缚，没有走出失衡——危机——调整的循环过程。
世界格局的实质性变动要依靠一些国家的超常发展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衰落来实现。可是事实却是，当代世界经济领域比较剧烈的震荡基本上都是在世界经济的外围也就是在后进国家发生的，而在像欧洲和美国这样的世界经济的中心，经济即使发生波动和危机，振动幅度也是比较轻微的，远不如发展中国家那么剧烈。一方面是落后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难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管理水平的日益成熟，加上国际市场价格结构带来的利益倾斜，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动是非常缓慢的。
经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经济的七国集团向既是经济又是政治的八国集团的发展就是这种经济实力和经济关系现状的反映。
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八国集团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和规定性。对于中国，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摆脱历史惯性的制约，处理好包括与八国集团关系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大国关系固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超越大国关系，从整个全球政治的背景出发，寻求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或化解资本逻辑的消极影响，逐步扩大内外部政策选择的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哲学意义。
所以，指出世界格局背后惯性因素的增强并不是要否认格局未来可能发生的演变，也不是要否认落后国家为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世界的发展不会停顿。对外战略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在世界范围资源有限和发展机会有限的前提下，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发展空间，落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余地和效果并不是想像的那么大，后来者不会自动获得后发效应。
有些观点可能与此不同。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许多人谈论东亚或西太平洋的崛起时，没有看到东亚国家经济脆弱的一面；在发生危机之后，有人认为危机的影响是暂时的，有关国家会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过去的强劲增长还会重新出现。在我看来，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特色，但需要有较大的改进才有可能应付新的变化。东亚一些国家过去较长时期的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与冷战的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一旦这个大背景消失，东盟、韩国乃至日本的战略地位就自然而然地下降了，它们能从美国获得的好处就大打折扣，国际资本的限制作用就会对这些国家发挥影响，使这些国家的发展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情况，金融危机不过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的外在表现而已。
在未来的一定时期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依然不乐观，只有那些有能力保障自身经济安全从而能够把握自身资本积累过程的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目前有这种潜力的国家并不是很多。一些小国即使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状态，但是由于它们的经济规模不大，对世界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显著。
落后国家的发展空间越是狭小，寻找适合自己积极而有效的发展模式就越重要，否则就有可能在融入全球化潮流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立足点和潜力。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落后国家所不具备的大国优势。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规模扩大的过程，而中国的国内市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因此可以更多地利用国内市场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回旋余地大。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否定对外经济的重要性，资本和商品的国际间的运动有着国内循环无法代替的功能，但是资本和商品的国际间运动与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有关，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平衡外来资本利益和国家发展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把握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中国的政策选择空间乃至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越来越宽，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出来。
逐步扩大政策的选择空间，是处于弱势和守势地位的国家必须争取的，否则就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丧失应有的主动和回旋余地，甚至成为前景暗淡的国家。这一点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即使在整个对外关系中也是如此。
国际资本有将世界纳入到其逻辑作用之下的内在要求，强势国家也有力图将世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动力，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依托。西方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行为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更是巧妙运用简化与复杂有机配合的策略，逐步简化了世界战略棋盘上的复杂局面，缩小了俄罗斯等对手的回旋空间，比较迅速地对复杂的全球战略棋盘进行了有利于美国的“定型”，从而进一步积累和强化了惯性力量。
在博弈中落后的一方只有尽可能地打乱对手的部署，将棋局引向漫长的道路，才可能争取到机会，不能跟随对手一步一动地消极应付。如果忽视了安全的“过程性”，就可能使美国以简单化做法逐步推进其单极战略，积累更强的惯性力量。事实是，美国已经在欧亚大陆取得了很大的主动，在欧洲不用说，即使在亚洲也收效不小。以日本为例。如果说日本本来在亚洲和美国之间难以取舍犹豫不决的话，那么日本更明显地倒向美国就不能说是亚洲有关国家战略的成功；如果在美国看来没有明确方向的日本是极为危险的， （注： Zbigniew Brzezinski, "AGeostrategy for Eurasia ",Foreign Affaires,September /October1997.）那么对于亚洲国家，日本维持一种没有方向的状态也比它紧紧跟随美国要有利得多。
作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对手，应该注重转换传统的战略思维，充分利用国际关系的复杂化趋势，采取适当的主动，使美国的霸权必须面对多样性的世界，不得不分散使用力量，顾此失彼，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
现实已经向人们开启了这样的思路。俄罗斯军队积极进驻科索沃的搅局行为，欧洲近来独立防务意识的增强，等等，无疑都是对美国霸权的回应。甚至印度在核武器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也并非完全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对其中针对中国的意图，我们应采取措施进行应有的防范。
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受到启发。不可否认，在未来的大国角逐中，中国将在较长时期里处于战略守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处处要被动防范。关于处理与世界领导者的关系，不应做挑战者，但也不能做完全的追随者，在战略上不能失去应有的主动。只要我们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国际关系复杂化的特点，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中有形与无形、直接与间接、现实与长远、偶然与必然、状态与过程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广泛地拓展不确定的战略空间，牵制住对手的手脚，为中国的现代化赢得更广泛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