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东亚地区FTA战略的影响——基于TPP合作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亚洲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为了寻求新的增长点，美国不断调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布局。鉴于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经济拉动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显著增强，美国开始把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地区，明确提出美国要“重返亚洲”①的论调，以此来重申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存在和领导地位，加快了对该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和外交等事务的干涉步伐和参与范围。
经济干预是美国重返亚洲的重要表现，其主要途径就是美国新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美国通过参与并主导TPP来实现“重返亚洲”的战略，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复杂化，尤其是对中国的FTA战略布局造成严重的冲击。所以，在当前美国试图借助TPP重返亚洲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FFA战略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机遇，以及如何调整中国的FFA战略布局，从而确保自身的根本利益，就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提出
美国的亚洲政策随着其全球战略在冷战后的转变正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历任美国政府在全球战略部署中都加强了亚洲策略的重要性，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转向亚洲。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是：由美国与日本主导，和其他国家共建“新太平洋共同体”，主要突出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2000年5月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发表的《2020年联合展望》中正式提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使得亚洲战略布局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小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美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将亚洲政策中的军事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转移主要是将军事战略部署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尚未形成全球战略重心的全面转移。
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则超越了军事层面，开始全面转向亚洲。2009年7月22日，美国政府在泰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宣称美国重返东南亚。全面转移就是要将外交、经济、军事安全和价值观传播等的重点全面转向亚洲地区。实际上，美国一直以来并未“离开”过亚洲，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策略实质上是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1]
二、美国重返亚洲的途径——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也被称为P4协定。在2002年的APEC墨西哥峰会上，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领导人就构建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并开始谈判，并于2005年7月18日最终签订《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2]文莱于2005年4月加入谈判，于2005年8月2日签署该协定。[3][4]
P4协定于2006年5月28日生效。P4协定内容涵盖了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等较为广泛的议题，同时还涉及了劳工标准和环境等敏感领域。
（一）TPP成为亚太区域合作关注的焦点
P4协定原本只是一个尚处于雏形的区域合作机制，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的介入，出现了诸多新的发展，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前沿。在2009年11月的APEC会议上，美国宣布加入TPP，并于2010年3月在澳大利亚开始TPP首轮谈判，原本很普通的区域合作机制TPP开始引起世界关注。此后，美国又在2011年11月的APEC会议上极力推行和宣传TPP，并与其他TPP成员共同宣布了TPP纲要，TPP由此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被关注的焦点。
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加入TPP谈判。目前的TPP谈判成员中除美国外，其他的8个成员分别为：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鲁（见表1）。2011年11月11日，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日本野田政府决定加入TPP谈判，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并正在等待国会批准。2011年11月14日，加拿大和墨西哥宣布加入TPP谈判。如果这三国最终参与TPP谈判，则会使TPP成员国增加到12个，届时TPP所涵盖的经济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40%，其中，美国和日本在TPP成员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将超过90%，TPP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美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话语权将处于绝对优势。
自2010年3月以来，TPP谈判成员国已经举行了十二轮谈判②，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二）美国借助TPP实现“重返亚洲”
美国借助加入TPP来实现“重返亚洲”的目标，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通过对TPP的诸多方面进行调整和改进，使TPP更多地增添了美国的印记。
1.美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亚洲的市场
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曾一度保持着较强的活跃性，积极推进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基本都是建立在美国主导的APEC框架之下的多边贸易合作机制，这符合美国试图扩大亚洲市场这一利益需求。过去的几年，尽管美国并未真正离开过亚洲，但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对本地区的实际影响力还是受到了削弱，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对东亚的忽视上，具体地，一方面，由于布什政府把战略重心放在全球反恐上，国务卿数次缺席东南亚地区论坛；2007年布什也没有参加为庆祝美国与东盟建立合作关系30周年而举办的美国一东盟第一次领导人峰会。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FTA发展缓慢。2003年5月签订了美国一新加坡FTA，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首个FTA，此后，美国又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签署了双边FTA，且美韩FTA已于2012年3月15日生效。目前，在美国已生效的18个FTA中，东亚成员国就只有新加坡和韩国。
由于欧债危机升级，美国经济复苏面临巨大困难，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对亚洲的出口。亚洲地区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美国需要利用亚洲市场来实现出口翻倍和创造就业的目标。但是，亚洲已经形成了东盟领导下的包括“10+1”、“10+3”和“10+6”以及东亚峰会在内的稳定的经济一体化模式，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内贸易也增长迅猛，美国在短期内很难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多边FTA框架。
加拿大在2004年提出建立在APEC框架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得到了一贯偏好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希望借此来实现建设“亚太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进而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市场。APEC成员的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都占到世界的1/2以上，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就相当子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可见，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对APEC成员国不管是贸易总额还是贸易逆差额，占比都超过了50%（见表3），FTAAP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APEC不具有强约束性，无法满足实现FTAAP的要求，所以此后FTAAP并未出现实质性进展。
东亚区域FTA的发展，尤其是“10+1”、“10+3”和“10+6”等合作机制排除了美国，使美国在亚洲边缘化，使其在亚洲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削弱；同时，中国地位上升对美国形成威胁，这些因素都迫使美国尽快在亚洲建立自己主导的贸易合作区域。面对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多边FTA存在的诸多现实困难，美国开始关注TPP的发展并决定加入TPP，试图借此“挤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实现FTAAP的现实途径。[5]美国于2008年3月参与了TPP关于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的谈判，此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加快了进入亚洲市场的步伐，于2009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TPP，并提出扩大TPP计划。由此，美国开始主导TPP的发展，迈出了实现FTAAP的第一步。
2.美国主导并发展了TPP
早期的TPP就参照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章程，美国加入TPP后，又对TPP议题的内涵和广度做了进一步的改良和深化，使得TPP具有了新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跨越性、质量性、开放性、过渡性、时代性和前瞻性几个方面。
第一，TPP在地理位置和产业层次上具有更明显的跨度性。TPP诞生伊始就成为世界上首个跨太平洋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加入更使得TPP连接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第二，美国的加入提高了TPP已有的准入标准，促使TPP成为高质量的FTA。主要表现在：其一，TPP规定所有商品都要实现自由化，与目前世界上其他的FTA把一些特殊商品视为例外而保留一定关税的做法不同，TPP要求最终实现所有商品的贸易自由化，其要求的自由化程度在当前世界上的FTA中是最高的。其二，涉及的自由化领域广泛。TPP不仅包括传统的商品自由化协定，而且还涉及劳工和环境两个敏感领域。这两个领域在其他FTA中由于大多数国家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所以都将其视为例外而不加考虑。其三，TPP要求申请国必须与当前已有成员中的大部分已缔结FTA。这一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后来国家加入TPP的难度。
第三，TPP具有较高的开放性。作为APEC成员缔结的多边FTA，TPP需要扩大成员国数量以此来扩大市场规模，只要得到成员国的同意，协定可以扩展到其他地区。美国加入TPP后主张优先考虑APEC成员，目前TPP的成员均为APEC成员，但是TPP没有排斥非APEC成员，申请国无论是不是APEC成员都可以申请加入。
第四，TPP是个过渡性多边FTA。由表3可知，虽然美国对TPP成员国整体呈现顺差，但是与TPP的贸易量仅占到美国贸易总量的5%，与日美贸易量持平。与此同时，来自APEC的贸易总量和逆差量都占有超过一半的绝对份额，所以，美国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就必然把TPP向包含所有APEC成员的FTAAP发展。美国参加并主导TPP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APEC框架下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FTAAP。TPP成员都支持APEC广泛的自由化进程，承诺实现APEC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积极扩大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这就为FTAAP的建设奠定了基础。[5]
第五，TPP是发达国家领导的区域贸易协定。在TPP成员中，包括美国在内共有5个发达国家，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见表1）。这样，TPP就在实质上成为美国领导下的发达国家集团利益的体现，不仅提高了TPP作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整体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TPP内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潜在利益冲突和不稳定性。
第六，TPP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前瞻性的FTA。美国指出要通过TPP来制定21世纪贸易自由化新模式，主张通过新方式解决传统的贸易问题，也更加关注传统的贸易协定无法协调的事项和国际贸易中出现的新挑战，所以TPP不仅涉及了传统的贸易自由化议题，更加考虑了气候、食品安全和政策透明度等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的议题。这符合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议题难度过大，很难被接受。
三、TPP对中国东亚FTA战略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FTA战略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发展思路，对自身及FTA伙伴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显著的积极效果，尤其是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然而，美国将TPP纳入到其FTA战略中，将极大地增加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FTA战略形成了巨大挑战。
（一）目前中国FTA战略发展进程
中国目前已经签订且生效的FFA有11个，正在处于谈判阶段的有7个，正在研究中的有3个。其中，已经签订且生效的11个FTA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与台湾地区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此外，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FTA有7个，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自贸区、南部非洲联盟和韩国。研究中的FTA包括：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的官产学联合研究，进入谈判筹备阶段；启动了与哥伦比亚的FTA可行性联合研究；中日韩签订了投资协定，并同意在2012年年内启动FTA谈判（见表4）。
中国的FTA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的FFA伙伴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所以在中国已签订或正在谈判的以及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FTA中，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发展中国家，如表中的中国—东盟FTA和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在选择FTA对象时的主要依据是“经济上互补、政治上互信、战略上双赢”，在此基础上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建立FTA的阻力最小，最符合协定各方利益。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很多行业有着互补性，FFA的建设使得总体贸易量迅猛增加。以中国—东盟FTA为例，近年来，该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总量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来自东盟的贸易量占到中国总贸易量的10%（见表5）。
第二，以周边国家为主，呈多元化发展。着重发展与东亚地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亚洲是中国重要的资源进口地和产品出口市场。尤其是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日益深化，东亚很多产品的加工生产都已转移到中国，并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形成了中国对东亚等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目前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都呈现贸易逆差（见表5）。所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FTA战略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原材料和中间商品的需求，深化了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减少了对外贸易摩擦。
第三，中国的FTA战略对东亚多边FTA合作发展起着关键作用。APEC形成了中国贸易总量的60%以上，所以，中国的FTA战略是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为核心向外发展。作为亚洲经济主力的中日韩三国的FTA战略对本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起着向导作用。中国通过积极推动东盟领导下的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和“10+1”合作机制，建立了稳定的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使得中国通过“10+3”和“10+1”合作机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FTA战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第四，循序渐进地推进FTA进程。在实施ETA战略过程中，中国没有一蹴而就，而是在达成全面协定之前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通过诸如“早期收获计划”的方式来帮助成员国早日享受到FTA带来的利益。但是，这样的方式一般不涉及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一些例外，比如环境和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这也是在以后的FTA落实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6]
（二）TPP对中国东亚FTA战略的影响
美国引领下的TPP对中国的FTA战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具体可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分析。
1.直接影响——中国应如何看待TPP
作为一个在东亚地区影响力呈爆发性增长的自由贸易协定，TPP是否对中国有吸引力，中国应如何看待TPP，中国是否应将TPP纳入自身的FTA战略当中，成为中国目前FTA战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一，美国是否会考虑吸引中国加入TPP。美国加入TPP的政治诉求大于经济诉求，TPP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和扩张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加入TPP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更大限度地参与到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进而扩大美国的出口，从而改善国内的就业状况。很明显，目前已加入TPP或正在进行TPP谈判的亚太经济体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美国加入TPP的目的就绝非单单扩大贸易出口那么简单，而是还存在其他利益诉求，比如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东亚地区是目前世界经济的驱动力量，2011年东亚地区的GDP占到世界份额的1/5以上。[7]在2011年美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对亚太地区⑩的贸易份额和逆差份额分别占到了美国贸易总额的60%，逆差总额的50%，由此可见，亚太地区在美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见表3）。2011年亚太地区吸收了美国近60%的出口，其中，中国吸收了7%，日本吸收了4%。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32%，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中，绝大部分的份额来自中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美国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低，平均关税已经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些都意味着，即使最终实现了TPP完全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情况不会出现明显好转，出口也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增加。同时，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这些因素必将成为美国考虑邀请中国加入TPP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对于是否应加入TPP，应予以综合考虑。美国的加入使得TPP的目标演变为重新构建新世纪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载体，进而为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规则埋下伏笔。从时间上讲，较早加入TPP就能在新的经济规则制定中获得一席之地，这对仍是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因为目前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比较大，所以，如果加入TPP的话将对中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有效地扩大出口。
目前加入TPP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本全部都是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且各国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很低，对过渡到最终零关税的贸易完全自由化目标有着一定基础，而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结构尚未完成转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加入TPP面临很大的挑战。[8]
2.间接影响——正在建设中的中国FTA战略布局的调整
目前中国的FTA战略布局整体呈稳定发展，但是TPP的发展将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亚太地区FTA的发展进程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第一，TPP将减缓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FTA战略布局的进度。由前文已知，目前TPP的谈判成员国中与中国FTA发展体系中出现重叠的有：东亚的新加坡、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鲁。其中，中国与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秘鲁已经签订FTA；与澳大利亚正处于FTA谈判期；与日本正在筹备FTA谈判。这些国家对TPP和美国的关注使得其政府和民间资源从中国市场转投TPP成员，对与中国建设、分享FTA成果的兴趣大减，直接影响到目前正在落实或者正在建设中的中国FTA战略布局进程的速度。同时，这些国家中大部分都密集参与TPP的谈判进程，在拖慢与中国的FTA建设进程的同时，会把美国推崇的TPP的高标准拿来衡量与中国的FTA，从而要求中国在诸如环境、劳工和知识产权等原来被作为例外暂时搁置的方面做出明确的改进和回应，客观上设置了中国难以“达标”的标准，增加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FTA建设难度。
第二，TPP对中国在东亚地区FTA合作机制造成影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开始意识到加强本区域内对话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中国参加的较有影响力的合作机制包括“10+1”、“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和东亚峰会等，这也使得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借助TPP重返亚洲，势必将打破这些中国在其中已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合作机制的发展模式，进而打乱中国现有的FTA战略进程，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安排。[9]
第三，美国主导的TPP将对东亚现有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造成冲击。首先，TPP会对东盟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目前加入TPP的东盟成员国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美国对TPP的高调介入，对东盟自身的自由贸易区（AFTA）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程度的阻碍作用。[10]为了应对TPP，维护自身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位，东盟很可能将积极深化与中国的FTA发展，进一步落实相关协定，以此来降低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力。这也许在客观上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日本加入TPP使本来已步履维艰的中日韩FTA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虽然遭到国内农业部门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还是最终加入TPP谈判。日本的FTA战略更偏重EPA的建设，不仅包括贸易，还包括投资的经济合作关系。日本虽然倾向于建立双边区域贸易安排，但是面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日本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性，日本在TPP的选择上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从二者贸易关系上来看，美日两国的平均关税率目前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即使实现TPP所宣扬的完全的自由贸易，两国间的贸易量也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增加。原本对建设中日韩FTA就不热心的日本加入TPP使得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却使中国在东亚的FTA建设面对更大挑战。[11]
第四，关于贸易回流问题。目前日本、韩国尚未与中国建成FTA，所以，如果日韩加入TPP，则会使两国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和资金回流到面临更低关税和更优惠条件的母国国内，这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12]目前，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量的50%，对中国整体对外贸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外资进出口企业母国加入TPP，那么必将导致这些企业和资金回流到母国，对中国外贸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出口首次超过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52%。加工贸易比例的降低，说明一些低端加工行业正在从中国转出，转移到其他成本相对更低的亚太国家，如越南、墨西哥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产业升级尚未完成，生产技术也并未得到根本性提升，所以，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出现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主要的东亚贸易伙伴国加入TPP，那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把从中国的进口转移到这些TPP成员。与此同时，即使美国能扩大在亚洲的出口，美国出于抑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也可能仍将维持甚至加强其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也将使得中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进一步降低。
四、中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美国通过TPP来实现“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种种挑战，中国必须对自身的FTA战略布局做出适时调整，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1.继续深化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FTA发展
从整体上看，目前亚洲地区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运用程度相对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欧盟70%的贸易是在其内部实现，北美自由贸易区为40%，而亚洲区域内贸易比例仅为30%，这表明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在亚洲发展FTA，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与日本、韩国协调FTA战略。作为东亚地区具有带头作用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内部经济互通进程相对滞后。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20%和亚洲的70%，2011年三国间贸易额达到6900多亿美元，但是三国间的相互投资规模仅占到三国对外投资总量的6%，由此可见，加快中日韩FTA建设进程潜力巨大。目前中韩两国已宣布启动FTA谈判，中日韩三国也已签订投资协定并承诺在2012年年内启动中日韩FTA谈判，这是中国在亚洲FTA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日本和韩国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与美国合作，以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所以，长期来看，由于美国通过TPP对日韩施加影响，中日韩FTA谈判将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中国与韩国的FTA谈判刚刚起步，与日本就建设双边FTA尚未实现实质性进展；韩国正在考虑加入TPP，日本在美国的鼓动下已加入TPP谈判，这使得美国不仅可以分享到亚洲高速的经济增长，还能掌握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但是，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韩并不能从根本上与对方割裂。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民间渠道，加快与日韩的接触，改善双方关系，从实质上积极推进中日韩FTA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TPP对中国FTA战略的冲击。
第二，深化与东盟的FTA合作。中国目前的FTA战略重心仍在亚洲地区，即一直致力于建设中日韩FTA和包括东盟的“10+1”、“10+3”的合作机制。其中东盟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和主导，中国与东盟的FTA已经正式建成，二者有着诸多共同的根本利益。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内地对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25.4亿美元，同比增长13.1%；目前，中国—东盟双向投资累计已超过900亿美元，中国投资东盟的存量约为130亿美元。落实好与东盟的FTA，将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整体FTA战略起到基本架构的作用。TPP对中国和东盟都有着较强的负面冲击，所以，中国很有必要加强与东盟的FTA合作，有效地落实FTA相关内容，维护东亚区域合作的一贯模式。[13]
2.中国应正视和考虑加入TPP
中国应正视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利益，加强对话，在维护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扩大双方共识。从长期看，中国应考虑加入TPP，从而有效参与和影响TPP在亚洲的进展速度，进而加入下一轮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行列。
如果中国要加入TPP必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此，中国首先要妥善处理好以下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美国承认、中美两国的政治互信问题、美国一贯奉行的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南海问题等。[14]综合来看中国加入TPP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中国与TPP或者美国之间的FTA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引导企业利用好发展FTA的机遇
国家有关部门要适时对国内各行业，特别是行业内的重点企业，做好有关FTA、TPP的宣传工作，引导企业积极合理的利用好中国的FTA带来的便利与优势。对于对外贸易行业，要抓住中国发展FTA的机遇，积极拓展在FTA国家的外贸业务，从而有效地发挥自身优势和产品竞争力；对于非对外贸易行业，要了解FTA的签署、建设有关本行业的相关措施，对本行业可能面临的国外冲击做出相应的评估和判断，在当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成本，日益上升的背景下，提高生产效率、更新生产技术，成为国内企业应对世界复杂形势的首要途径。[15]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应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努力克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注重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地区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强外贸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定不移地扩大进口，为企业扩大进口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继续为全球贸易平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①这里主要指东亚地区。
②文中所取数据截至2012年5月31日。
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定义，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html.
④美国与其自身无需签订FTA，故以“-”表示空缺值。
⑤这里的贸易逆差区域结构是指，美国的各逆差来源国在美国对世界逆差总额中的占比。其中，2011年美国对世界的逆差总额为9280亿美元，例如，在2011年，美国对APEC形成的逆差在美国逆差总额中的占比为：468/928×100%≈50%。
⑥由于美国对外贸易差额整体呈现负值，即逆差，“-”表示左侧数值与所在列的数值的符号不同（美国对TPP整体为顺差），不能在此直接计算逆差占比。
⑦文中所取数据截至2012年5月31日。
⑧这里的贸易顺差区域结构是指，中国的各顺差来源国在中国对世界顺差总额中的占比。其中，2010年中国对世界的顺差总额为7330亿美元。例如，在2010年，中国对APEC形成的顺差在中国顺差总额中的占比为：135/733×100%≈18%。
⑨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差额整体呈现正值，即顺差，“-”表示左侧数值与所在列的数值的符号不同（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为逆差），不能在此直接计算顺差占比。
⑩这里主要指APEC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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