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小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小说论文,孔丛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家语》(以下或简称《家语》)和《孔丛子》的真伪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问题，其文体应属早期古小说。本文要谈的是，两书无论真伪，都有相当多的文字不仅不是孔子及其后辈、弟子的真实言行记录，还是有意虚拟或虚实参半之文，其中较有意味的叙事之作，当属于早期的古小说作品。正如今之译注本《孔子家语》在其《前言》中所说：“书中的许多内容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小品或小说来读。”①笔者在前发有关先秦、西汉的某些文献所含小说与小说成分的考辨中已论及与《家语》相同或相似的某些作品，如《荀子》载孔子杀少正卯、《韩诗外传》载孔子师徒游农山、《说苑》载孔子问孔蔑、宓子贱之类，此不复赘。
《家语》现存多种版本，皆十卷四十四篇，只后两卷篇章顺序不同。本文引文以《四部丛刊》本为主，参考《四库全书》和《百子全书》本。《孔丛子》各本差异较大，本文不拟讨论全本二十三篇中的《小尔雅》和《连丛子》(上下二篇)，故引文以无此两项内容的三卷二十篇本即《百子全书》本为主，参考《四库全书》的全三卷本和《四部丛刊》的七卷本。
一、《孔子家语》中的小说
卷二《致思》篇云，孔子适齐，路闻哭声甚哀，而“非丧者之哀”，趋前而遇，乃“拥镰带索”之人，名丘吾子。问其悲故，谓有“三失”：“少时好学，周游天下”，还而丧亲；“长事齐君，君骄奢失士，臣节不遂”；“平生厚交，而今皆离绝”。又曰：“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遂投水自杀。孔子谓：“斯足为戒矣！”孔子弟子因而归养亲者十有三人。此章与《韩诗外传》卷九、《说苑·敬慎》中的一章大同小异。《韩诗》丘吾子作皋鱼，文字差异也较多，《说苑》则与《家语》最为相近，但《说苑》与《韩诗》都无“适齐”、“事齐君”之语，孔子只是在行路中得遇皋鱼或丘吾子，可见《家语》产生在《说苑》之后，是抄录《说苑》而生发的。如果《家语》在前，写明“适齐”、“事齐君”，《说苑》抄录时就不会删去，将确定的去向弄得模糊不清。统观三文，后两者是由《韩诗》之文衍化而来，《韩诗》所谓“失之三”，是“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高尚吾志，间君事亲”；“与友厚而小绝之”。其“学游诸侯”，亲未丧亡，“失”在把事亲的位置摆放在游学之后；而后“间君”而事其亲，其失在于未得事君，事亲与事君不可兼得。这与后面所发“欲养而亲不待”的议论相抵牾，《说苑》(或刘向校编所据原本，下同)因而改作“还后而亲亡”，《家语》因之。“小绝之”把“失”说得很轻，《说苑》改“小”为“后”，《家语》还嫌不够，又改为“今皆离绝”，从而加大了“失”的分量，却又显得不近情理：“厚交”为何全都“离绝”？《韩诗》作皋鱼说罢“立槁而死”，令人莫名其妙；《说苑》改作“自刎”，《家语》又改作“投水”，孔子及弟子皆未拦阻，也不为之惋惜，只说他“足以为戒”，颇不近情理。看来，原是《韩诗》或其所本杜撰的一篇以孝亲戒人的多违事理之作，被《说苑》与《家语》改得似较近情而仍有破绽，三者均非纪实之作，都是自觉虚拟的古小说。《致思》还有如下一章：
楚昭王过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使使聘于鲁问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可割而拾之，吉祥也，惟伯者为能获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来以告鲁大夫。大夫因子游问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郑，过乎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应也。吾是以知之。”
且不说古今天下有无“大如斗”的萍实，也不论为了弄清一件稀罕物楚王会不会千里迢迢两次派使者往返于楚鲁之间，只说楚昭遣人使鲁应在孔子周游卫、陈、郑等多国返鲁之后，才有孔子在陈听到童谣的可能。孔子返鲁是在哀公十一年(前484)，而楚昭王死于哀公六年(前489)，可见“使使”云云纯属子虚。楚王尚未得萍实，陈国的童谣就唱出楚国未来之事，也显得神乎其神，不可思议。本文显然是后来的读书人为了美化圣人孔子有意虚构出来的故事，即今之所谓小说也。此文袭自《说苑·辨物》，《说苑》只说“使聘问孔子”，无“于鲁”二字，也无二次遣使“告鲁大夫”，孔子只言童谣，而无“之郑”、“过陈”等语，这些显然是《家语》作者后加的，看似圆满、完整，实则更露出虚构的马脚。当然，《说苑》所记亦非实事，因为那童谣只能流传于昭王得物而食之觉得甘甜“大美”之后。使孔子听谣而先知，也是对圣人的一种美化。它或许记录了一种传说，经过《家语》的改造、发展，就成了自觉虚拟的小说。
与此相类，卷三《辨政》篇写一足之鸟飞临齐侯殿庭，“舒翅而跳”，齐侯怪之，“使聘鲁问孔子”。孔子说：鸟名商羊，是大水的先兆，并告以所知之故：“昔童儿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遂要齐民“趋治沟渠”，修堤防水。“顷之，大霖雨，水泛溢诸国，伤害人民，惟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以某些动物反常的情况判断风雨灾异是自然的事。但自孔子之后，商羊现象似未再现，所以历代文献引述商羊之典惟举此例，其可信性也就很可怀疑。再者，孔子仅据童谣就断定要发大水，且要齐民治沟修堤，亦不近情——孔子不会这样轻率。最不可信的是，预示性物象的出现，如“蝼蚁徙，丘蚓出”之类②，一般都在当天或次日就要下雨，哪里等得遣使往返于齐鲁去问孔子，还要百姓通渠修堤，须多少时日？作者只顾颂扬孔子，随意造作，忽略了此类起码的常识，当然不是纪实，而是有意虚构的小说。本章也见于《说苑·辨物》，《说苑》将它与楚昭王得萍实“大如斗”合为一章，交互叙述，除无“聘鲁”字样，结尾以后人的口气谓“故圣人非独守道而已也，睹物记也，即得其应矣。”《家语》将《说苑》此章一分为二，各自独立而完整，最后又让当时的景公赞孔子为“圣人”，更见其假，却也更像客观叙述当时境况的小说。
卷四《辨物》第六章写孔子在陈，陈侯与游，人传“鲁司铎灾，及宗庙”。孔子得闻，谓“所及者，其桓、僖之庙”。陈侯问：“何以知之？”孔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乃知受灾者果是桓、僖之庙。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左传·哀公三年》载：“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又载：“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本章就是依据这一记载敷衍成篇。故马骕谓“此问答亦附益之语”③，即附增虚设之词。且不说《左传》所记孔子的话是否属实，即便属实，也是一种推测的口气，只是具有倾向性而已，偶然说中，属于巧合。《家语》作者为突出孔子是圣者先知，改作肯定的预言口气，这就有了本质的差异，也改变了孔子的形象。陈侯赞孔子为圣人，更是把后人的认识强加给亡国之君陈湣公。本文只能视为改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早期拟史小说。至于《说苑·权谋》将孔子对此次听到火灾地点改在齐国，陈侯代以齐景公，并把鲁之桓、僖之庙误作周僖王庙，虽也源自《左传》，却不成其为拟史小说，而是纯为虚拟之作；后被《家语》卷四《六本》篇添枝加叶，再度铺陈，小说意味有所发展。卷二《好生》篇又有下面一章：
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之嫠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邻妇之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嫠妇自牗与之言：“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鲁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尔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谓其乱。”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善哉！学柳下惠者，未有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谓知乎！”
这是一篇很有意味的作品，因其“描写情与理矛盾冲突的生动”而被誉为“出色的短篇小说”④。它也不是《家语》所造，而与《诗经·巷伯》之毛传中的故事大致相同。但毛传先叙另一故事：“昔颜叔子独处于室，邻居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以为辟而不审矣。若其审者宜若鲁人然。”下面才叙鲁人拒嫠妇事。作为《诗》传，两者乃是相反相成的整体，以解畏谗避嫌之意。孔颖达疏云：“《家语》略有其事，其言与此小异，又无颜叔子之事，非所引也。”意即毛传并非引录《家语》，因为颜叔子事不能由毛公后添。而两作鲁人故事又如此相同，甚至连颇为难解的“妪不逮门之女”⑤都一字不差，只是毛传中孔子的话为“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合理的解释是，《家语》见毛传此则有孔子语，乃袭用之，将孔子的话改得更加明确而具体。颜叔子事与孔子无关，自然不为所取。然而，鲁人之事也并非实有，因为毛传中的鲁人故事是照颜叔子事仿造的：前面数句全同，绝非实事；后文专逆前事而造，以出新意。至于颜叔子事，或非毛公悬拟，但也并非实有，只要看不仅“执烛放乎旦”，还要“蒸尽缩屋(薪尽拆屋)而继之”，就知是绝不会有的文学夸张。《家语》将生动显示儒礼对当时人影响力量的鲁人故事抄出，使其独立成篇，恰好构成一篇首尾完整的小说。
卷五《颜回》篇首章写鲁定公问颜回：“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颜回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必佚。”定公不悦。后三日，牧者来报“东野毕之马佚”，定公急召颜回，问“奚以知之”？颜回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定公悦，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岂足多哉！”此章与《荀子·哀公篇》末章、《韩诗外传》卷二第十一章所记大同而小异。主要差异如下：其一，《荀子》“御”作“驭”，“佚”作“失”，《韩诗》同于《家语》；其二，《荀子》“善”下无“哉”字，亦无“吾子之言也……”等语，“善”下径接“可得少进乎”，《韩诗》同于《荀子》；其三，《荀子》结于“无危者也”，《韩诗》下加《诗经》二句，以合全书体例，两者皆不同于《家语》。其四，《韩诗》开头为“颜渊侍坐鲁定公，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另两书开头相同，皆无此语。这些差异说明，三者之中，《荀子》文字最少，除故事本身，无特别需要，而《韩诗》与《家语》各有特别的表现，故于结尾一加《诗》句，一加孔子语，可见《荀子》为二者所本。又从第二点差异看，《韩诗》抄自《荀子》，不能抄《家语》，而第一点差异《家语》又只同于《韩诗》，所以《家语》在抄《荀子》时，也参照了《韩诗》。了解这个发展顺序，再来考辨其虚与实。首先，颜回是终生未仕的孔门弟子，箪食瓢饮，住于陋巷，何得接近鲁定公与之对谈？“侍坐”之说尤为虚造。从描写看，也甚不合理：三日后其马始佚，颜回于三日前怎知其“历险致远，马力尽矣”，从而作出“必佚”的预言？可见三章所写均非实事。再看《庄子·达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此则又见于《吕氏春秋·适威》，其与《家语》等所写的颜回预言东野毕马佚之事何其相似乃尔。它才是前述三作之源，表现用物要顺适其性，“明至当之不可过也”⑥。颜阖是“鲁之贤人”，后居于卫，《庄子》内篇《人间世》另有“颜阖欲傅卫灵公太子而问遽伯玉”之语，则上文庄公当是卫庄公，非鲁庄公。卫庄公当国始于公元前480年，在鲁定公卒后十五年。颜回早已亡故。应是后人将颜阖误传作颜回，卫庄公也就变成鲁定公。但并不只是传说之讹，儒者显然利用并发展了这个传说，有意用它表现执政御民之理，从而增加情节、议论与篇幅，改变了原作的合理描述与主题，遂成有意虚拟的小说。《韩诗》在《荀子》基础上，添造开头两句，使结构更趋完整；《家语》则加孔子之评，了无新意，于作品显系蛇足。
同卷《在厄》写孔子师徒困于陈蔡，颜回“炊之于坏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见之，不说(悦)”，以告孔子，怀疑“仁廉之士，穷改节”。孔子不疑，谓“必有故乎”？乃假托梦见先人而谓颜回：将以其所炊饭祭之，颜回乃叙明原委，以明不洁，“不可祭也”。孔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是乃服之”。圣贤们面对困境，竟为一口饭食猜忌、告诉、假梦试探，“无异于今日屠沽驵侩之徒之所为”，岂可思议？《吕氏春秋》卷一七《任数》亦载此事，而无子贡，是孔子亲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而“佯为不见”，托梦探明情况，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此文的虚实姑且不论，所表现的主题即孔子之叹，“托于孔子、颜子以为言耳”，《家语》作者“遂以为真”⑦，又觉得不应让孔子怀疑颜子，遂改用子贡，致使孔子形象大变，言亦大异，主题也随之改变，张扬孔子知贤不疑。不论《吕氏春秋》之文是否属实，《家语》本章都是变改的小说作品。
卷八《辨乐解》首章写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过些时候，襄子说他“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又说“未得其志”。又过些时候，襄子说他“已得其志，可以益矣”。孔子又说“未得其为人”。再过些时候，孔子“有所缪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远眺，曰：‘丘迨得其为人矣：近黮而黑，颀然长，旷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熟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曰：‘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史记·孔子世家》与《韩诗外传》均有相似的记述。《史记》文字犹同于《家语》，而无“圣人”之语，应是《家语》袭用《史记》而后加的。文中将孔子学琴写得十分玄虚，不仅要“得其数”、“得其志”，还要“得其人”，以至能想见文王的相貌。故范家相谓：“附会之言安可信乎？”⑧全文是后人圣化孔子的虚构之作。《家语》借师襄之口赞孔子为“圣人”，直接点明小说的创作意图。
卷八《屈节解》首章是长达约一千七百字(不含标点)的叙事之作，写孔子在卫，齐国田常欲作乱而伐鲁，孔子遣子贡救鲁。子贡游说田常，要他将已“加鲁”之兵“缓师”而待，待其说吴救鲁，以便与强吴大战。田常居然同意。子贡随即连续游说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和晋之国君，导致吴与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吴又以兵临晋，战于黄池，为晋所败。勾践乘机袭吴，“杀夫差而戮其相”，三年，“东向而霸”。此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孔子曰：“夫其乱齐存鲁，吾之愿也。若强晋以敝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矣哉！”本文取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述子贡事迹，略有变改与生发，主要由子贡说服不同对象的言词构成，以表现子贡的辩才和孔子的知人善任。考之《春秋左氏传》，并无子贡出使齐、吴、越、晋以救鲁之事。艾陵之战发生在哀公十一年夏，是齐、吴、鲁三国多年矛盾纷争的产物，也是强吴妄图称霸北方所致。早在哀公八年，齐悼公怒季康子许婚而失约，伐鲁取地，并请吴师伐鲁；后因悼公嬖爱鲁姬，又“辞师于吴”，还鲁之地。夫差怒齐反复，便于九年冬遣使约鲁“伐齐”。后至十一年春，齐乃遣国书率师再次伐鲁，鲁奋力而战，至夏，乃“会吴子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此即艾陵之战的由来，与“田常欲作乱”并无干系。故苏辙《古史》批评《史记》：“齐之伐鲁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陈恒(即田常)；吴之伐齐本怒悼公之反复，而非子贡；吴齐之战，陈乞(田常之父)犹在，而恒未任事。太史公所记皆非也。”⑨艾陵开战之前，《左传》对子贡的记载只有一笔：吴王赐鲁叔孙(即武孙州仇)甲与剑铍，子贡为之答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子贡的这一辞令尚被记下，如果他曾出使四国游说，从而左右了春秋末期的形势发展，《左传》怎会只字不提？子贡的说词，看似左右逢源，实则“浅漏阔诞”⑩，远离实际，要齐“缓师”以待吴兵援鲁尤其荒唐。况且，“齐兵已在鲁之城下矣，乃翱翔不伐，俟其之吴之越，越行其间，吴释其疑……其道里迂远，岂一朝夕者哉？”(11)艾陵战后，夫差回吴，发现伍员寄子于齐，遂赐他属镂之剑自尽。而子贡于战前游说勾践时竟有“申胥以谏死”之语，岂非虚造？古人还从子贡的说词和作为有悖孔子、儒贤的道德理念，类乎纵横家的言行，指斥其伪。《家语》的编撰大约考虑到这一因素，乃在文末加入孔子责备子贡“美言伤信”等语，非但无济于事，反倒欲盖弥彰，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吴亡而越霸”之前七年，何得有此先知之语？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本章以及《史记》的相似记述均非史实，而是被人虚造的小说。古人推定其文为战国说客或楚汉间戏弄文墨者“附着于孔子、子贡以为小说而耀世迹”(12)，当属可信。
卷一○《曲礼公西赤问》有一章写孔子合葬其父母事：
孔子之母既丧，将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以来祔葬矣。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间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遂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吾见封之若堂者矣，又见若防者矣，又见若覆夏屋者矣，又见若斧形者矣。吾从斧者焉。”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门人后，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归。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对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弹琴不成声，十日过禫而成笙歌。
本章的多数文字都能在《礼记·檀弓》中找到，但不在一处，而是分散在多处，也不全是孔子合葬父母时所言，有的也不是孔子的话。如“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就是季武子的话，应为本篇“古者不祔葬”、“自周公以来祔葬矣”所本。“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倒是孔子所言，而原是孤立的两句，并无上下文。“合葬于防”以下，则是《礼记》所记孔子合葬父母之文，却又插入“吾见封之若堂者矣”五句，那是子夏在为孔子发丧时回忆孔子往昔之言。结尾三句原在《檀弓》中也独立成文，首句作“孔子既祥”，下全同。由此可见，本章是“组织《檀弓》成文”(13)。且不说《檀弓》所记是否属实，其前半将孔子平时言论集中在一个特定场合就是蓄意造作，结果好像孔子一人在自言自语，曰了又曰，没有听者，没有气氛，缺乏真实感。对《檀弓》之记，古人多有质疑。其谓防墓“旋踵而崩”、“古不修墓”乃“汉儒言古”、“只是臆说”云云(14)，我们今天也“不复验之”，不便判其虚实真伪；而谓“东西南北之言非夫子之言也，夫子岂逆知己之老于行乎”(15)，则是显见之理，合于孔子到五十七岁近老之年才不得已适卫并奔波于多国的经历，其葬母时哪得预知？如此看来，本章也是虚实参半的拟史小说。
二、《孔丛子》中的小说
首篇《嘉言》第一章写孔子适周，见苌弘，事后苌弘对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苌弘曰：“尧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坠，礼乐崩丧，亦正其统纪而已矣。”既而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姑且不论孔子早年是否曾经适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家语·观周》)，即便真有此等事，苌弘也绝不可能对文公刘蚠说那些极端恭维孔子的话。那是孔子被尊为圣人之后好事者的想象之词，所以本章绝非纪实，而是蓄意造作的早期小说。
第二章写“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台工未竣，已坐法死者达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孔子适陈，“闻之，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孔子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窃放所执吏”，既而问孔子：“昔周作灵台亦戮人乎？”孔子答曰：文王以“六州之众”建“区区之台”，“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众能立大大之功，惟君耳。”据《春秋》，鲁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八年又葬陈怀公，陈湣公嗣位，而据《史记》，孔子于定公十四年还在鲁国当大司寇，后适卫数年，至陈已在鲁定公死后，陈湣公已当政多年，惠公墓木已拱，于此可见本章之虚。又者，孔子对如此暴虐的君主，不会说表面奉承的反语，故被崔述谓为：“滑稽之雄淳于髡、东方朔之所为。不但孔子不屑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16)全篇乃是凭空虚构的小说文字。本篇还另有虚拟之作：
夫子适齐，晏子就其馆，既宴其私焉。曰：“齐其危矣，譬若载无辖之车，以临千仞之谷，其不颠覆亦难济也。子，吾心也。子以齐为游戏之馆，当或可救，子幸不吾隐也。”夫子曰：“夫死病无可为医。夫政令者，人君之衔配，所以制下也。今齐君失之已久矣，子虽欲挟其辀以扶其轮，良弗及矣。抑犹可以终齐君及子之身，过此以往，齐其田氏矣。”
据《史记·孔子世家》，鲁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其后“鲁乱”，孔子也随之适齐，时年三十五岁。其时，鲁国处于无君的混乱之中，而齐国景公还如日中天，田氏祸乱要在三十年后。晏子和孔子见面，即便不谈鲁国之乱，也绝不会谈齐国危机。晏子与孔子不仅年岁差异甚大，地位不同，前者对后者以礼乐治国的理念也不认同，以为“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不能用之“以移齐俗”(17)。晏子“先细民”的治国理念使他对孔子不可能说“子，吾心也”的话，更不会言“齐其危矣”。而作为客居齐国的孔子，也不会说那些对齐国大不敬的预言。上列文字，其实都是了解田氏篡齐的后来人为假晏子预言抬高孔子而虚造的叙事之文，即古小说。
《春秋·哀公十四年》记有“西狩获麟”一语。产生较早且多据史记的《左传》对此传曰：“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
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后至《公羊传》，则将获麟之人释为“薪采者”，谓“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两传虽有差异，并不龃龉难合，且都并未敷衍成篇。《家语·辨物》吸收了两传的内容，略作生发而成篇：“叔孙氏之车士曰子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而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哉。’”这就把两传合而为一，将“西狩获麟”之事陈述得清楚而又完整，具体而微。虽也不无主观臆度，但可视为填充叙事空白之笔，或距史事不远。惟子贡之问系凭空而加，似还不能因此构成小说。再看《孔丛子·记问》末章：
叔孙氏之车子曰商，樵于野而获兽焉。众莫之识，以为不详，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果信。言偃问曰：“飞者宗凤，走者宗麟，为其难致也。敢问：今见，其谁应之？”子曰：“天之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宗周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兮吾何求，麟兮麟兮吾心忧。”
此文增加了冉有、高柴、言偃三个人物和相关对话，对西狩获麟事件的传述作了明显的衍绎与发挥。特别是孔子与言偃的对话，占篇幅之大半，孔子不仅慨叹“宗周将灭，天下无主”，还将自己比作人中之麟，大发感慨与悲歌，从而使作品加入作者太多的主观臆想之词，成为虚实参半的拟史小说。
《杂训》篇第三章写孟子幼年“请见子思”，子思“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座”，子上不理解乃父何以如此“礼敬”这位“孟孺子”，事后发问，子思便对他讲述自己当年“从夫子于郯”，亲见孔子如何礼敬程子的情景，说孟子虽是“孺子”，而“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稀有”，“事之犹可，况加敬乎”？前儒多曾指出，孟子与子思相差一百多岁，不可能有师徒之缘，此写“请见”、“礼敬”云云，自是宣扬孟子和子思的虚造，其“从夫子于郯”也是不着边际的臆想之词(18)。全章只能作荒诞小说来看。
《抗志》篇第三章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又谓子思：“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宗庙在焉，奈何不服？”子思称：“吾既无列于鲁，人祭在卫。吾何服哉？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子思之父伯鱼死于孔子卒前，鲁穆公死于孔子卒后一百零三年(前479-前376)，若本章之事可信，子思至少要活百多岁，故前人谓此篇“尤不足信也”(19)。又，《孟子》卷一○拟子思答鲁穆公问，有“子，君也；吾，臣也”之语；卷一二引淳于髡语云：“鲁穆公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徐乾学据以批驳本章：“岂得谓子思未臣鲁？”(20)《汉书·艺文志》还有子思“为鲁穆公师”的班固注语。凡此，足以说明本章并非纪实之作，而是了解子思、穆公、县子生当同时的读书人蓄意造作的一篇小说。倘属“孔氏家学”，则不排除孔氏后人之所造。
《抗志》末章写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听说穆公将用子思为相，便问他“将何以为”，子思说“顺吾性情，以道辅之”。老莱子便不认可，谓子思“性刚而傲”，“非人臣也”。子思不服，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齿坚刚，卒尽相磨；舌柔顺，终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汉志·诸子略》道家类载《老莱子》十六卷，班固自注：“楚人，与孔子同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则老莱子应比孔子年长，到鲁穆公时墓木已拱，不可能教训子思。其实，本章的主旨不在宣示老莱子的齿舌之喻，而在表彰子思“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的人格与个性。笔者在有关《说苑》的考辨中曾谈及《敬慎》篇常摐以齿坚舌柔教老子处世的虚构之作，那自然是先秦的资料，经过流传与翻改，变成老莱子教孔子的同类故事。本章应是这类故事的最新改作。改作者无论是否孔氏后代，都是推崇子思的读书人，作品具有自觉虚拟的特性，是一篇地道的仿改小说。
《陈士义》篇有宫他见子顺章。宫他说他“困贫穷，欲托富贵之门”。子顺问他“欲托者谁”，他说出赵平原君、燕相国、齐田氏，子顺皆谓“不足归”。宫他要他推荐，子顺说“勿识”；又说，春秋时期被孔子赞为“仁可以托孤，亷可以寄财”的郈成子，如今到哪里去找呢？宫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将安之？请从执事。”子顺不得已而言于魏王，使宫他“升于朝”。据《战国策》载，宫他(又称昌他)是战国时西周大夫，曾为周王谋划“备秦”之策，后“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遂为西周冯雎以反间计杀之(21)。这说明在西周被灭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宫他就已是西周大夫，西周被秦灭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而据钱穆推考，子顺为魏相“约当魏景湣王之三四年”(前240-前239)(22)，其时宫他已死多年。退一步说，子顺为相即使再早些年，也不会早于宫他之为周大夫之前，不会有“困贫穷”，求子顺荐他之事。再者，子顺所述郈成子事迹近二百言，几乎照录《吕氏春秋》卷二○《观表》中“郈成子为鲁聘于晋”章的文字。作为《吕氏春秋》十二纪序的《序意》作于秦嬴政八年(前239)，《吕氏春秋》的成书、流传必在其后，子顺怎得对死于西周败亡之前的宫他背诵二十几年后产生之书？此章显系作者为表现子顺有意虚拟的小说类作品。
《论势》第二章写“五国西诛秦，子顺会之，秦未入境而还，诸侯留兵于成皋”，子顺谓市丘子：“此师楚为之主。今兵罢而不散，殆有异数，君其备之。”市丘子求其救之，子顺许诺，遂见楚王，谓楚“约五国”伐秦而无功，又久屯兵于市丘，“谤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偿军费”，颇不义之：“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顺曰：“王出令使五国勿攻市丘，五国重王则听王之令矣，不重王且欲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国交王之轻重必明矣。”楚王“敬诺而五国散”。本章所写与《战国策·韩策·五国约而攻秦》是同一内容。本章的子顺，《国策》作魏顺；本章谓“楚为之主”，《国策》则明书“楚王为从(纵)长”。据《史记》载，在六国合纵抗秦斗争中，写明以楚王为纵长者有两次，一为楚怀王十一年(前318)，一为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23)。另据《国策·赵策·五国伐秦无功》亦谓“伐秦无功，罢于成皋”，表明与《韩策》所写为同一次伐秦。文中用很大篇幅表述苏代为齐说服赵奉阳君事，而奉阳君为赵肃侯之弟，则此次五国(实为六国)伐秦只能在楚怀王十一年，时当赵武灵王八年、魏襄王元年——奉阳君尚在，子顺大约还未出生。《韩策》中的魏顺当为人名，善使纵横家的辞令、计谋，被本章借指魏相子顺，不仅年代大谬，也与子顺的儒者风范大相径庭，褒之而实贬之，是钱穆之谓“《孔丛》书伪窃魏顺为孔子顺”的仿改小说。
《论势》写“齐攻赵，围廪丘”，赵使孔青帅师击之，获齐尸三万，“赵王诏勿归其尸，将以困之”。子顺聘赵，问王：“不归师，其困何也？”王谓“其父兄子弟悲苦无已，废其产也”。子顺以为不然，谓“贫齐之术，乃宜归尸”。王问其故，子顺曰：“使其家远来迎尸，不得事农，一费也；归所葬，使其送死终事，二费也；二年之中丧卒三万，三费也。欲无贫困，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齐大夫闻子顺之谋，曰：“君子之谋，其利溥哉！”钱穆考证：“此事见于《吕氏春秋》，劝归齐尸者为宁越。证之《纪年》，其事远在威烈王时，下距子顺之世尚百七十年。《孔丛》轻为剿窃，其妄如此。”(24)对照两书此文和《纪年》之记(25)，此考可谓毫无可驳。且看《吕氏春秋·不广》之文，“齐围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得尸三万”，将葬，宁越建议反尸于齐，使齐“府库尽于葬”。孔青虑齐不取尸，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不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作者评曰：“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而《孔丛子》此章只着眼于使齐贫困，将三罪易作三费，不仅目光狭窄，第三费且与归尸全无关系，实属拼凑，表现的子顺不仅不合儒者的仁义之道，较之宁越，也大为逊色，是蓄意造作又并不高明的仿改小说。
本篇末章云：“秦急攻魏，王恐。”有人谓子顺曰：“如之何？”子顺答曰：“吾私有计，然岂能贤于执政？故无言焉。”魏王闻之，忙向子顺问计，子顺先发一通“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的议论，而后建议魏王“割地赂秦以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使太后德王”，使天下“弃吕氏而从嫪毐”，则“王怨必报”。《四库》本和《百子》本《孔丛子》都有为数很少的注释，一般只注关键人物的身份或疏通文字，而对本章却特加按语：“此策甚疏，必非子顺语。”这说明本章内容太离谱了。让恪守儒道的子顺献出“请以国赞嫪毐”之计，岂可思议。钱穆谓其“本《魏策》或人之言，妄人窃取，不悟其不足重子顺也”(26)，颇为中肯，甚至可以说大损子顺的人格与形象。本章所写与《战国策·魏策四》中“或谓魏王”的议论和献策全同，惟在开头让子顺故卖关子引诱魏王求计是后加的。全篇是将未必实有的或人之言翻改得更见其假的小说类败笔。
《执节》篇写“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意为不可，理由是：“《春秋》，夫子所以名经也。”虞卿曰：“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且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魏齐问子顺，子顺谓“无伤也”云云。据《史记》范雎传与虞卿传，魏相魏齐因曾虐待后为秦相的范雎，被秦昭王逼索其头而最终投奔相赵的虞卿，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偕魏齐间行离赵，“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犹豫未见，魏齐“怒而自刭”。魏齐已死，虞卿“不得意，乃著书”，终成《虞氏春秋》。此种史记表明，虞氏著书在魏齐死后。本章所写魏齐与虞卿讨论书名，又询问子顺等事，显然是《孔丛子》作者凭空虚造，故被钱穆列为“大谬不然者”之列，而从其为表现子顺蓄意拟构假事来看，则是一篇古小说。
二、结语
《家语》与《孔丛子》中的古小说作品当不止此，限于旁证资料和本人视野，考辨如上。另如某些学界有争论者，如孔子是否曾适周并见过老子，就关涉多章的虚实与文类，本人虽持否定看法，而未遑深考，姑且存疑。更有多章借助对话阐发义理之作，无论纪实与否，都不属于小说，本文不作讨论。
《家语》长期被认为是王肃的伪造，几成定论。但仔细想来，王肃原是严肃的学者，其在《家语序》中明言是书为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昔相从学”时从家中取来的“先人之书”。此言倘属虚造，何以面对其弟子孔猛？实难想象。故此四十四篇《家语》，可能出自孔猛之家。但这并不意味其书就多真实可信，也不意味作者只是孔氏后代。其中大批章节抄自战国、秦汉之书，颇多虚造之文。为把孔子圣化，以文学的虚拟手段夸张、渲染其圣言和圣迹，从而有意无意收采并杜撰了一批早期小说。《孔丛子》也长期被视为伪书，甚至也被疑为王肃所造。但倘《家语》非王肃作伪，其造《孔丛》之疑也就自然排除。《孔丛》是否为孔氏家学，尚无定论。即便它是孔氏家学，也远非孔门纪实之学。作者为宣扬孔子及其后代的言行事迹，羼入多章虚拟和仿改之作，也造成一批古小说。此等蓄意造作，从研究孔子和孔门的历史来看，乃是“伪作”，应予剔除；而从古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却又是早期文学的一个收获。
注释：
①④王德明主编《孔子家语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119页。
②王充：《论衡》卷一五《变动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9页。
③马骕：《绎史》卷九九自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林尚友斋石印本。
⑤此由《荀子·大略篇》“柳下惠与后门之女同衣”衍化而出。朱亦栋《群书札记》卷九《后门同衣》引《吕览》高诱注云：“后门，日夕门已闭也。”朱又谓：“妪者，母也。如母抱女，故曰不乱。”清光绪四年(1878)武林竹简斋刊本。
⑥《庄子·达生》，郭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⑦本段引文均见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一，清道光四年(1824)陈履和刊本。
⑧(13)范家相：《家语证伪》卷八，卷十，光绪十五年(1889)徐氏铸学斋刊本。
⑨苏辙：《古史》卷三二，明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
⑩(12)李邦直：《史论》上，《圣宋文选全集》，清光绪八年(1882)刊本。
(11)方弘静：《千一录》卷七，明万历刊本。
(14)罗璧：《识遗》卷三，民国九年(1920)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15)郝敬：《礼记通解》卷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京山郝氏刊本。
(16)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三，清道光四年(1824)陈履和刊本。
(17)《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1页。
(18)王谟《孔丛子跋》云：“《左传》孔子见郯子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时年二十八，伯鱼尚幼，子思安得遂从夫子于郯耶？”王谟辑《增订汉魏丛书·孔丛》，清光绪二年(1876)红杏山房刊本。
(19)林春溥：《战国纪年》卷一，道光十八年(1838)竹柏山房刊本。
(20)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一一，光绪七年(1880)江苏书局刊本。
(21)参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8页、69页。
(22)(24)(2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1页，第489页，第489页。
(23)参见《史记》中《楚世家》和《春申君列传》。
(25)据古本《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一年(周威烈王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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